再译者序- 李根

《中国震撼世界》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大概都听说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不少人知道毛主席有个美国老朋友叫韩丁，写过一本详细描述山西一个小村子土地改革过程的《翻身》，此后常常跑到中国来帮着搞农业机械化建设。但是说起杰克·贝尔登，和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知者就少而又少。我自己也是非常偶然地在网上读到此书的中文版，于是立刻去图书馆借了原文来看，越看越觉得不简单。所以，我特地花时间来制作这个网页，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中国震撼世界》讲述的是中国解放战争的故事，但是其观察角度和我们以往所熟悉的教科书版、小说版或小人书版大不相同。其主体部分是一个边走边看的记者眼中的解放区农村的生活，那些普普通通大字不识的华北农民，他们的境遇、他们的苦痛、他们的愤怒和他们的要求，以及革命是如何依靠这些农民取得成功的故事。其中穿插了很多访谈式的记述(这正是记者赖以吃饭的看家本领)，上至军政首脑，下至贩夫走卒，通过他们的口来讲述作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东西。开始的几个章节非常细致，几乎是“边走边拍”式的流水账描述，然后由小见大，由一域至全国，由现象到本质，由经验到规律，逐渐描绘出中国革命的壮阔图景。就像涓涓细流一样，来自一个一个中国农村的造反呼喊一路会合，越聚越多，终于汇成滔天巨浪，冲垮了企图束缚他们的任何东西。作者蹲在山西河北的破破烂烂的小山村里，弄明白了那些坐在国会山的官老爷们想不通、搞不清、或者就是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会翻天？为什么卑贱的泥腿子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干涉中国终将是徒劳无功？

当然，作者写这本书的原意是给美国人看的。他试图通过新闻、出版这样的途径来影响美国民意，进而影响决策，这当然是人权和民主的真谛之一。但是，当他把某些独立性较强的章节发回美国时，各大报章却不敢刊登他的报道，虽然他在二战时是最受欢迎的撰稿人之一。当这本书 1949年问世时，勉强还有人敢出版，但却没有几个书店敢摆上柜台，以至于这本在重要性上不亚于《西行漫记》的作品在西方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 1970年越南战争正酣时，此书再版。欧文 ·拉铁摩尔在为它写的简介中浩叹：“在这本书里，一页又一页地记载了美国政治和军事当局在中国所犯的许多不应有的、愚蠢而明显的错误，如今美国在越南又犯了，并且还在继续犯同样的错误。”不过，这也是阶级性和国家利益使然，大概以后还要继续再犯。

那么，这本书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价值又在何处呢？我以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相的又一版本”，通过一个从美国根本利益出发、立场基本中立、对中国人民怀有同情的前战地记者的讲述，描绘了这一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段历史现在已经有好多个版本，包括中国大陆教科书版、中国台湾省教科书版、美国典型教科书版、极端仇视中国人民和革命的比利时传教士版(雷震远神父《内在的敌人》，强烈推荐大家放狗搜索来读一读)，现在又加上这个前战地记者版。比照起来，我们就能明白哪个更加接近事实真相；也更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不同版本的存在；为什么一些东西对某些人性命攸关，对某些人无足轻重，某些人却视之如寇仇，必欲除之而后快；以及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才是万古不移的真理。大概是出于类似的考虑，这本书早先有一个中文版，之后 2003年外文出版社又出了一个 LIGHT ON CHINA系列，中间也包括了这本，前外交部长黄华还为之写了前言。

《中国震撼世界》的中文版，我只是在网上看到过(包括 1970年的那个简介)，一直没有查到是什么时候出版、何人翻译的。如果能烦哪位告知，感激不尽。原文的英语准确生动，引人入胜，描擘人物的心理和行为细致入微，所用词汇也不高深，颇多口头语，通俗易懂却又很是耐读。而翻译的水平也很值得称道。他显然很了解作者活动过的地区的风土人情、时代背景甚至标语口号，否则无法做到如此准确和妥帖。总的来说，译文信、达、雅，有些英语说法翻译得令人叫绝。因为找不到 1949年首版前言和 2003年外文出版社再版前言的中文翻译，我只好勉为其难地亲自翻译了以上两文。相形之下，高低立现。

一言以蔽之，《中国震撼世界》是一辑触发人们思考的纪实文字。虽然它所描述的时代已经过去超过半个世纪，但仍然能触动人类的心灵。我幸运地读到这本书，并愿意把它推荐给有兴趣的网友。

杰克·贝尔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国震撼世界》的作者，杰克·贝尔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讲老实话，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东西，都来自于零散的书评、前言、简介，再就是这本书本身，可以在五分钟内讲完。简单地说，他是个二战期间的知名战地记者，报道过抗战(1941、1942)、美英中在缅甸的失利(1942)、盟军的北非作战(1943)和登陆法国(1944)等战事，于 1946年底再次来到中国，全程目睹了中国内战并写出了《中国震撼世界》这本书。

杰克·贝尔登与中国相当有缘。一九三三年，他作为一名水手在香港第一次登上东方的土地，一呆就是九年。结果他不仅学会了基本的汉语，还对中国的情况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不错，那个年代还有不少美国人也声称爱中国，但他们大多是笑容可掬的军政人士、口是心非的神职人员、涂脂抹粉的官僚太太、坑蒙拐骗的商人掮客，难得有能深入中国并了解其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的。而贝尔登显然跟他们不一样。由于熟悉中国的情况，他在日本全面侵华后当起了战地记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杰克·贝尔登经历了不少战争场面，写过 n篇新闻稿，比较有影响而结集出版的作品有《跟随史迪威将军撤退》(Retreatwith Stilwell)和《马革裹尸仍其时》 (Still Time to Die)，当然与我们关系最大的还是《中国震撼世界》。说真的，以前我常常怀疑一个外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地明白中国人的心态和思想，更不要说要求他去设身处地为最贫苦最普通的中国农民着想和声辩，而这些贝尔登都做到了。最可贵的是，因为他自己出身普通，所以和下层人民有天然的亲和力，而且他没有西方人常常免不了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救世主心态。用什么办法打开一个刚刚认识二十分钟的赶车老农的话匣子？怎么让一个腼腆的山区妇女讲述她的不幸婚姻？被一帮看希奇的农村小屁孩包围了可如何是好？在这些情况下他都是高手。在他眼里，裤子上粘着粪汁的农民是可爱的，随手擤鼻涕的游击队干部是可爱的，从来没有用过化妆品、剪着像男人一样短发的女民兵也是可爱的。他就是从这些人中间搞清楚了中国革命的问题。

贝尔登远不是共产主义信徒。相反，他对共产党和群众运动自始至终怀有戒心，尤其提防知识分子。当他再次来到中国，准备观察内战时，他的脑袋里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只是秉着记者对真相的渴望开始了工作。他怀有朴素的正义感和民主意识，厌恶高高在上和尔虞我诈的官老爷们。他的文字清新活泼，刻画人物生动形象，评论讽刺入木三分。而且因为久历战阵，他对军事政治、战略战术都有相当的了解和洞察力，不仅不会犯很多记者和所谓评论家的“鸡同鸭讲，不知所云”式的错误，还总能作出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和预测。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震撼世界》没有缺点。对于他所亲身游历采访的地方(华北、东北、华中)，他的记述详尽准确，揭发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细节；但是对于他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华东、西南)，就只得依赖第二手材料，所以无法做到那么清晰和完全准确。比如说，他似乎一直不知道华东解放军的实际指挥者是粟裕，陈毅只是名义上的一把手，而直到描写淮海决战时，他还用“陈 (毅)将军”指代华东野战军，“刘 (伯承)将军”指代中原野战军，浑不晓陈毅当时一直在中原野战军总部里和刘邓一起指挥。他看到老蒋把翁文灏拎出来当行政院长，就自然而然的认为翁是个经济学家，而不知道他其实是个干地质出身，后来半推半就成了李远哲式的政治人物。还有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由于没有亲历，他讲述的完全是一个经典版本的“官逼民反”故事，用以佐证老蒋那一套在什么地方也搞不好；在大方向上和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完全一样，又添加了他在台采访时听来的许多细节，但却不自觉地掩盖了事实真相的另一面。不过我们中国的情况是如此的复杂幽微，连中国人自己都常常搞不明白，又怎能要求一个在中国只呆过十几年的老外一清二楚？我这也是在吹毛求疵，自寻烦恼。

杰克·贝尔登已于一九八九年在巴黎去世 (他娶了个法国太太)。我还没有查到他的墓在那里，如果可以的话，以后去巴黎，一定会为他献上几枝梅花，饰以青翠的松枝，感谢他对一段历史的诚实纪录。

我为什么要干这么一件事

前面已经讲过，我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看到这本书的。某天下午，我呆在实验室里，无所事事，睡意盎然，一塌糊涂，乱逛到水木清华 BBS，申请个账户还批准了半天。用游客身份进到历史版，发现那里不像买卖提那么乌烟瘴气，但和我一样的菜鸟也占大多数，只是别有用心的、或者从小受反动历史观宣传的少一些。看一个版水平如何，除了看最近的帖子，还要看它的积累，就是精华区的东西。果不其然我在水木清华历史版精华区看到了《中国震撼世界》的中文版。显然是扫描之后 OCR(Optical CharacterRecognition)成文字的，错字不少，但并不影响阅读。当时就一口气读完，晚饭都忘了吃。第二天，我拿到英文版。当时正值 2004年底大选最激烈的时刻，正好那天 Michael Moore(迈克·摩尔，华氏九一一的导演)跑到我们学校来演讲造势，我和两个同学去观西洋景，等他老人家到场时还一直在读。三天之后终于读完了。

然后我到网上去搜索，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东西。出人意料的是，网上竟然没有它的英文版，杰克·贝尔登也没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哪怕是网页。大概是我的 google能力太差了。后来我意识到这本书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属于被埋没一类的，实在可惜。一时冲动，就在网上买了一本外文社 2003年出的英文版，打算把它全部扫描 OCR下来。

开始干这件事是在 2005年寒假。动手了才知道不是好玩的，六百多页扫描、识别、纠错、中英对照下来，比写论文还累。但是一边搞一边读，乐趣也在其中，所以就坚持下来了。其间我还遇到伤心的事，不过也是自找的，回家之后万念俱灰，百无聊赖，多亏了每天干这个来分神。一切就绪之后，我打算把它做成中英对照的网页，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没有任何侵犯版权或者借此牟利的思想和行为，只希望这本被遗忘的著作为大家所见。而且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中英版本对照读，是提高语言能力的好办法。这并不单单是就提高英语而言，因为语言本来就是相通的。很难想象一个中文一塌糊涂的人英文出类拔萃，也同样难找到一个中文有水平的人下决心学英文还学不好的。如果一边读着有意思的故事，一边还能学习英文，我想效果比单独看中文版或英文版都要强。当然，对于这本书本身的意义来说，学英语只是一个附加的好处。最近，我又在网上看到一本《内在的敌人》(InnateEnemy)，是一个极端仇视中国人民和革命的比利时神父所著。这本书完全从敌人的角度描写了解放战争的历史，简直写出来就是给《中国震撼世界》当反例当靶子用的，口气和写作方法开一代先河，以至于今天的大法弟子还在津津乐道和努力模仿，大纪元、明慧网、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一类娱乐媒体还常常把它当作“可靠的来源”加以引用。所以，我也推荐大家自己去搜索来读一读。

以下我要说明的是这个网页的原创性和所有权问题。原文英文版为 Jack Belden先生所著，中文版所有权归原译者 (顺致敬意！ )，本人的工作仅为搜集整理、编排加注、图片编辑和网页制作。文中所有“李根注”的部分，是本人所作的说明；所有图片为本人搜集添加，图片来源为网上、扫描和友人提供，图片所有权归各原创者。这个网页，我谨献给杰克·贝尔登先生。最后，向他书中所讲述的那些为改变中国命运而努力奋斗、流血牺牲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李根，2005年2月

1949年第一版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蒋委员长似乎已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之一。对他的统治的唯一可能威胁，只不过是一帮八年前就差点被他消灭了的共产党游击队。今天 (一九四九年)，这位中国的独裁者却已是时乖命蹇，江河日下。他大树已倒，将领作猢狲散，军队如鸟兽逃，老百姓的造反风起云涌。逃往台湾岛避难的蒋委员长，似乎只剩下一小撮跟随者和一堆堆劫来的黄金，才能作为他一度竟然是整个中国的主宰的证明。与此同时，一度为人们所轻视的共产党游击队竟然已经控制了整个东北、华北和华中，攻下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横扫亚洲大地。

杰克·贝尔登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关于这最不同寻常的历史大转折之一的生动描述。他所要讲述的故事纷繁复杂，千头万绪，涉及战争、政治、战略战术各个方面，其中还穿插着谋杀、下毒、诱惑等种种情节；总而言之，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新生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殊死斗争的故事。

杰克·贝尔登将带你进入中国农民的窑洞和茅草屋，用解剖麻雀的态度来讲述和分析造反的具体操作方法。他展示的是巨幅的社会震荡的景象：试图推翻社会原有等级制度的男男女女，竭尽全力镇压住他们的封建势力，一次又一次造反的农民，还有他们高举的木棒、梭镖和杀猪刀。当他打开我们的视野，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浴火的中国：人民在造反的激情中不能自已，兄弟阋墙，父子相残，夫妻反目。

仅仅随便列举几个本书中的情节，就能使人战栗不已：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少女、强迫婚姻、被绑架的妻子、卧室里的政治、民主与妇女姐妹联合会，女性的反抗，以及性和政治的独特联系。更骇人听闻的还有：活埋、穷人和富人的生死斗争、午夜的敌后突袭、埋藏起来的财宝，甚至有一个关于一个男人被杀死于荒郊野岭，他的妻子被迫从旁观看的故事。

当讲述中国内战的故事时，贝尔登引述了很多的目击者，而每一个目击者都是这场革命斗争中某一方面的主角。他描述了那个被自私自利和妄自尊大逼疯的独裁者；一位因找不到出路苦闷绝望而造反的将军；一位痛苦的改变自己的信仰的教授；一个默默吃下土匪给他的毒饼，后来又投奔共产党的作家；一个装神弄鬼的乡下巫婆，借跳大神的办法来吓唬无知村民，胡说蒋介石终将胜利；一个仇视革命、不惜砍下自己女儿头颅来防止她参加造反的母亲；一个反抗自己“反革命”丈夫的农村妇女；怀着深仇大恨用剪刀嚓嚓地剪下地主的肉的村妇们；为了引诱干部脱离革命而和他们上床的有钱人的老婆和小妾们，等等等等。佛门弟子和武装人员，卑贱的和高贵的，学生和特务，革命的胜利者和倒霉者 ——这些都一一呈现在中国沸腾的历史中。

此书问世之时，正逢美国朝野上下都为采取何种对华政策而分裂成若干持不同意见的集团，而吵得不可开交。贝尔登这本书必将掀起巨澜。不论你持何种政治立场，《中国震撼世界》都非常值得一读：它充满了本不为人知的事实，故事引人入胜，具有发人深思的独创性。

至于本书标题，作者是在引用拿破仑的著名预言来强调他所描述事实的重要性：“中国！那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就让他沉睡吧——他一旦醒来，必将震撼世界！”

1970年再版序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及其后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杰克 ·贝尔登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而且我认为，许多在中国呆得比他更久的人也觉得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这个人了解中国的藏污纳垢的阴暗面，这是我们一般人 (除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外)所望尘莫及的。我们当中，有的人是在中国长大的，有的是去中国任职的，也有的是为研究学术而去学习中国语文的。而当年杰克 ·贝尔登出国的时候，却是当海员，一路做工，到了香港才离船上岸。后来他浪迹中国沿海城市，还几次去内地游历。看来他从一开始起就不信任知识分子，而同情中国的劳苦大众。他十分熟悉那些时常没有活计的农民、那些收入低微的工人和潦倒的士兵，了解他们嫖女人、酗酒和吸毒的情况。

一九三七年日本开始大举侵华时，杰克 ·贝尔登已经在中国呆了五年。他到过中国很多地方，包括后来受日本侵略之祸最烈的地区，而且他粗通中国语。从他作品中的记述来看，他所熟悉的主要是那些文盲或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文人和政客的语言。从贝尔登的整个作品来看，他显然喜爱实干家，而对知识分子怀有戒心。他对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有所了解，但未过多探讨。

《中国震撼世界》这本书里有一段记述很能说明这一点。他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农民出身的人。这个人上过中学，后来进了蒋介石的一个宪兵训练班。他对自己在那里的遭遇极为反感，于是就开了小差，投奔延安。贝尔登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游击队的领导人。

贝尔登写道：“这种类型的人在共产党地区绝非少有，他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典型。在他身上，实干家和知识分子的气质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他那种沉着持重的风度使人觉得稳当可靠。我常想，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由这一类型的人来掌握 ——共产党内部的权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让纯知识分子占了上风，那么个人迷信之风就可能统治中国。”

贝尔登报道了日本侵华战争初期的情况。当时豫北的农民被蒋介石的军队和官府横征暴敛，残酷压迫，逼得走投无路，竟然群起欢迎日本侵略者。首先把这个消息报道出来的就是他。(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九三三年在热河省发生的类似情况。当时，日本人十天内就占领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有一回，我同一群农民聊了起来，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满不在乎地说， “日本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省长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我们恨不得吃他的肝，喝他的血！ ”)

后来贝尔登亲眼看到了英、美、中三国军队在缅甸的大溃败 (见《跟随史迪威将军撤退》 )，以及盟军在北非作战和在欧洲登陆的情景(见《马革裹尸仍其时》 )。他目睹了不少战争场面，是一个优秀的战地记者，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出名。原因是他所写的报道未被全部采用发表，也因为他不为政界和军界高级人士所欣赏，而那些人手里有权，能使一个记者红起来。

一九四六年底，贝尔登重返中国，这时蒋介石同共产党之间的最后一场内战已经开始。要报道这场战争，各国记者中只有他最胜任。他了解中国，中文较好，对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军事思想都有较透彻的了解，也了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当时在许多中国城市都驻有美国领事，许多中国军事机构都有美国军事顾问，此外还有许多传教士和各种救济机构的代表，都可以对中国革命的情况进行观察，可以说这场革命简直就是在美国决策人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但是美国的决策人却采取了一种不近情理的、愚蠢而顽固的态度，根本不愿意正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们一味以为，只要整天念叨“自由”和“民主”之类的辞句(再加上投入大量金钱)，就可以象变戏法那样，变出一个象俄亥俄州的或者象新英格兰那样的政权，以挽狂澜于既倒。鉴于上面所说的情况，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的是，报道这场革命的最佳着作也是由美国人撰写的。

这些作品涉及的范围很广，不能一一列举。不过在介绍贝尔登的这部着作时，还有两本书是必须一提的。

埃德加 ·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是在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时问世的。该书一直被尊为经典着作，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记述忠实、严谨，同时也因为在三十多年前，最早使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就是他。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刚刚结束长征，正在延安集结。斯诺引用中共主要人物自己所说的话，介绍他们本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我现在还记得，多年以前曾经同一位共产党人谈起斯诺，当时蒋介石的信徒们正骂他纯粹是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这位共产党人摇着头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盛赞斯诺十分诚实，说他所报道的情况是可靠的，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解释”，他不是中共的 “发言人”，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

尽管如此，只有那些当时身在中国的人们，才能回味斯诺的《西行漫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那时，国民党一再谈 “赤匪”已经剿灭或即将剿灭，已经讲了十年。而另一方面，左翼刊物刊登共产国际的报告和热情洋溢的文章，传颂在 “无产阶级领导”的鼓舞下，为“群众”的事业而战斗的农民英雄的事迹，可惜，这些英雄都象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而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们这些人大都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些左翼刊物，我自已当时也只是模模糊糊听说有这类刊物。我们这些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依旧比赛马球，参加鸡尾酒会，去北京西山野餐，或者利用中国货币的外汇行市进行投机。

当时大乡数外国人的政治词汇不外就是一些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要做到确保治安、赋税合理，他们是不会给任何人制造麻烦的。至于“阶级”和“群众”之类的说法，乃是“煽动分子”所用的术语。中国所需要的是“应天示运”一类的非凡人物。问题在于，蒋介石能否证明自已是足以“平天下 ”的铁腕人物 ──而同时又保证列强的利益。当时有不少在中国的外国人认为，日本“来强硬的一手”是件好事，可以叫“中国人识相一些”。

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外国人担心，让日本割去象 “满洲国”那样的大片土地作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地区，会使暗中控制中国的那个国际俱乐部的制度遭到破坏。理论上这个国际俱乐部是保证帝国主义列强互相自由竞争的。如果它不去制止身为俱乐部成员国之一的日本推行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政策，它又怎么还能要求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准则呢？

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象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书中介绍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斯诺给我们转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这些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机唱片，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不仅知此，《西行漫记》是一部巨著，它的长远的重要意义，绝不仅是由于书中记录了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斯诺是最早描写中国革命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的作家；这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广大阶层民众的衷心拥护。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现象：以国民党为核心，吸引广大群众的拥护。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国民党自命为社会中坚，负有强制群氓俯首听命之责。因此，如果把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对抗说成是两种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就必然是理解错了。事实上，斗争的一方是企图强行统治人民的一个自封的领导集团。另一方则是一个 “辩证”的群众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共产党人虽然也是一个自封的集团，但是他们努力探求能够得到群众自愿拥护的方针和方法。至于中国的芸芸众生，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他们觉得能够代表他们、为他们谋利益的领导，他们将衷心拥护这样的领导。他们经过年复一年的寻找，坚信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领导，并为此而欢欣鼓舞。

韩丁所写的《翻身》是美国人记述中国革命的第二部经典著作。他在那本书里更加有意识地、非常具体地描述了领导和群众息息相通这一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特色。韩丁只写了华北一个范围很小的地区。他先简要地追溯了日本侵占这个地区以前的情况：由于多数地主附敌，国民党特权统治集团留下的人员又同侵略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当地自发的抗日活动起来又垮了下去。柱下他写人们如何重新坚定抗日的意志。这不仅是由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武工队和干部不断进行鼓动的结果，而且农民相互之间的口头传闻也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说明“群众运动”能够发挥越来越大的能量，这与“受人操纵的”革命不同。农民们奔走相告“怎么干起来”、“如何干才对头”以及“人家(八路军)就是这么干的”，等等传闻。

迎来胜利：日本驻军撤走了，远方传来了日军全部投降的消息。人民尝到了自己英勇斗争的硕果。

灾难临头：蒋介石的军队、地主、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以及一心想升官发财之辈都回来了。抗日英雄不但无功，反而被当作“颠覆分子”遭到捕杀。

盼来了解放：但是，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有很大一部分农民曾经为自卫而斗争，并且也学会了互助。他们同甘共苦，不再是昔日那种听天由命、任人摆布的旧式农民了。同时八路军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发动民族战争、抗击外国侵略者。不单八路军本身，而且还有同八路军紧密配合的外围组织、游击队和农村民兵，现在都准备支持农民的要求，使他们在决定自己命运的问题上，获得发言权 ──其结果是必然爆发一场阶级战争，于是 “解放”一词不仅意味着政权的更替，还包含摧毁旧的阶级关系，改造整个社会。

我们最好不要把农民(和其他部分人)的要求称为“民主”要求，因为不同的人对“民主”各有不同的理解。韩丁写的一件事足以说明此中的问题。为了节省篇幅，现在我用自己的话来把这件事转述一下，希望不至于走样。共产党开始是发动农民诉苦并提出该怎么办的意见。然后共产党干部在党内对群众所提的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如果根据当时群众的强烈要求规定政策，那运动能得到多大的推进，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对此研究以后，他们连续召集全村大会，申明支持群众要求的总的态度，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于是进行反复多次的协商。共产党绝不强令人接受自己的修改意见。如果群众明确坚持自己的要求，党有时也可以改变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断派人向上汇报本村讨论的结果 ──村的上一级就是区，一个区管辖好几个村。有一次，韩丁问一位区干部，这样没完没了的讨论，反复征求意见，难道农民不感到厌烦吗？这位区干部回答说：“他们不会厌烦的，因为他们是在决定自己的未来啊！”

现在回头来谈贝尔登。他采访的地区，有一部分是同韩丁重叠的，但是范围要比他大得多，包括东北(满洲)和长江、淮河下游。时间上同韩丁也有所重迭，写的主要是解放战争(日本投降以后爆发的内战)，但也追溯许多历史背景，并提及其他地区内战进行的情况。因此，他所涉及的面要比韩丁广得多。不过，他虽然也深入描写了几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却没有象韩丁那样系统地集中叙述一个特定地区的情况。他的态度也比韩丁超然得多。他毕竟是新闻记者，他只是在进行观察，既不帮忙，也不参与。而韩丁却同学生和干部一起下乡去发动并参加农民闹翻身的斗争 ──这是 “群众 ”推翻旧秩序，同时又进行自我 “改造 ”的极不平凡的过程。韩丁同土改工作队员以及村里的农民打成一片。

贝尔登的经历有一个方面同斯诺和韩丁都不一样。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年间，中国局势越来越乱，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日益削弱。当时，一个美国记者可以在共产党(八路军)巩固统治的地区、共产党控制下的游击区 (所谓控制，是指影响所及，而不是建立了政权)以及国民党地区之间偷偷地来来去去。贝尔登利用了这种机会。由于国民党完全依赖美援，一心指望美国继续提供援助，所以尽管他们对记者很不放心，但是也无法完全限制美国记者的活动。至于共产党，他们对记者开放的做法，充分说明他们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事业信心十足。他们心中有数，知道在当时情况下，一般的美国人在国民党地区亲眼看到垂死挣扎的蒋政权蹂躏百姓的情景之后，再穿越前线来到共产党地区，必然会对所见所闻产生好感。

《西行漫记》早已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著作。《翻身》也不容置疑是一部经典著作。我认为《翻身》极生动地揭示了那个时期的毛主义的“行动方式”。例如，当时甚至实行这样大胆的方针，允许群众召开大会，把干部和党员叫来，不客气地质问他们，不但可以对他们的工作和执行政策的情况提出批评，而且也可以对他们的个人品德加以指摘。《中国震撼世界》在这两部书之间问世，但是至今仍是一部被埋没的杰作。这该作何解释呢？

《西行漫记》发表以前的十年正是世界多事之秋 ──日本侵占满洲、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日本大举侵华以及慕尼黑事件等等接连发生。由于这一连串局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明显增长，这场大战将给人民带来空前巨大的破坏、恐怖和苦难。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的力量呢？德、意、日三国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威胁，这把保守派和无数“温和派”或“自由主义分子”都吓昏了，他们将信将疑，莫非法西斯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果真在遏制“布尔什维克的赤化浪潮”？突然，斯诺使人们看到，原来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是吸收无数非共产党人参加的，它并不拘泥于那些脱离群众的教条，它的领导人走在延安街头时不带警卫员，他们以民族团结为重，营救了自己那个不共戴天的仇人蒋介石的性命。现在回顾起来，很显然，斯诺起下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

《翻身》是在书中所写的那个时期过去很久以后才出版的。韩丁于一九五三年回到美国时，正当麦卡锡参议员以及麦卡伦参议员为首的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滥施淫威之际。韩丁的手稿被没收，后来打了好几年官司，花了不少钱，才算索取了回来。因此《翻身》一书迟至一九六七年才得以出版。这时麦卡锡 ——麦卡伦主义已经渐渐失势(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读了《翻身》之后，不禁追问，“如果书里所写的确是中国当时发生的其实情况，那究竟为什么当时美国人被灌输以种种骇人听闻的谎言，说什么莫斯科的独裁政权指使用恐怖手段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中国？又为什么人们会听信那些谎言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何在？

《中国震撼世界》至少提供了部分答案。这部杰作之所以在出版时没有成为畅销书，一直被埋没，是同它提供的这个答案有很大关系的。贝尔登同韩丁不一样。韩丁既是参加者，又是观察者，但不是一位观场报道员。贝尔登却是一位正在执行任务的记者。但是他当记者的时候， “院外援蒋游说团”已经在毒化美国的气氛，后来又出了麦卡锡 ─麦卡伦集团，更是闹得一片乌烟瘴气。他在书中多次提到，他发回美国的某些报道竟然只字未登，而已故的共和党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诺兰和已故的蒲立特歪曲中国局势真相的言论，却广为流传。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值此越南战争时期，现在阅读贝尔登的这本书，甚至比阅读埃德加 ·斯诺或韩丁的书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本书里，一页又一页地记载了美国政治和军事当局在中国所犯的许多不应有的、愚蠢而明显的错误，如今美国在越南又犯了，并且还在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这些错误难道还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详细指明吗？其实，对于当前的局势及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美国人民早已比那些当权派看得更清楚。这是因为那些当权派因循苟且、墨守成规，陷在官僚主义的泥坑里不能自拔。这种状态，只能由人民对政府进一步施加强大的压力，才能加以改变。如果有人想要进一步了解在这方面还必须做些什么工作，那么杰克 ·贝尔登的这部着作可以提供极其可贵的启示。本书所述的很久前在遥远的中国所发生的情况，概括地说明了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国家一方面受到过去殖民地传统的束缚，一方面又正在争取自立于二十世纪。不仅如此，这部着作还说明，一个国家要是被帝国主义偏见蒙蔽了眼睛，那么它所产生的政府，不管是民主党政府也好，还是共和党政府也好，决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更谈不上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欧文·拉铁摩尔一九七〇年一月于利兹大学

2003年外文社再版前言

杰克 ·贝尔登，这位杰出的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中国抗日战争于 1937年爆发时，他人就在北京 (当时叫北平 )了。由于他已经在中国呆了一些时日，他逐渐学会讲中文，在社会各阶层都有了熟人，并同情起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来。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精力过人，既有胆量又有文采，作为战地记者是再合适不过了。战争一爆发他就干上了这行，被新闻社东派西遣。他的文章频频出现在各种报纸上，给千千万万美国人带去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侵略者的真实生动报道，也为他自己闯出了名气。

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贝尔登成为了最为人们熟知的美国战地记者之一。他活跃在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前沿，在意大利受了重伤。他伤愈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于是他决定再到中国，记录下这一切。在华北的两个解放区，他与普通的人民和士兵一起，甘苦与共，艰险饱尝，甚至参与了极其危险的武工队敌后捕俘除恶行动。这样他就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勇敢的起来战斗，推翻压在自己背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产主义 )的过程，深深为他们的英勇所感染。

《中国震撼世界》就是贝尔登对这个英雄时代的目击报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与埃德加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双星并耀，同为对中国革命的经典报道。同时，它们都延续了约翰 ·瑞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对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的传统。

贝尔登的书 1949年出版时，美国反中国人民的干涉政策妨碍了它的销售(主要书店都不敢承接此书)。但是，《中国震撼世界》冲破阻碍，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与读者见了面，让渴望了解中国发生的事实真相和关心中国革命的命运的人们大饱眼福。所以它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

现在我们在中国重印《中国震撼世界》的英文版(此前出过一个中文版)，希望通过这一生动鲜明的原创作品，为新一代的读者们带来一个目光敏锐的外国朋友眼中的中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历史。今年 (1989年)夏天，杰克 ·贝尔登于巴黎与世长辞。几个月前，他同意我们重印此书，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和进步事业的持续的关注。

和斯诺一样，杰克 ·贝尔登将永远被中国人民怀念。作为一个敢讲真话、秉持正义的朋友，他不远万里，顶着压力大胆地为我们的事业呐喊和宣传，从而为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和联系做出了重要和持久的贡献。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来自世界各国的很多友人给予了我们鼓励和支持。我深信，在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时，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终将会越来越多。

前外交部长，此文作于一九八九年八月

第一章进入红色中国

第一节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把他打得无法招架的日本军队，放下武器向他投降了。一百年来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西方列强，也乖乖地归还了租界，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

在国内，蒋介石的地位看来十分巩固。当时他统率着四百万大军，其中三十九个师是美国帮他训练、全部美械装备的。他的空军在亚洲大陆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全被他囚禁或制服了。唯一可能对他的权力挑战的，是八年前被他围困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几乎被他消灭的一伙共产党游击队。

这位中国独裁者从他战时的藏身之地重庆出来，胜利地回到他的首都南京，准备着、盘算着、并且看来也有可能恢复他对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绝对统治。从外表看，蒋委员长似乎成了近二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者。

不到四年之后，当我写这些文字时，蒋介石的处境已经急转直下。他已经逃离他的首都，退居原籍乡下。他的政府的行政院长恬不知耻地敦促美国恢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设立陆、海军基地。他的妻子跑到美国来，哀求美国官员帮助他挽回颓势，也许到头来还要挽救他的性命。

这时，恰恰就是那些一度被人轻视的共产党游击队，已经拿下整个满洲和华北，毅然决然地渡过长江，攻占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大有横扫全中国之势：不但要彻底推翻蒋介石的二十年王朝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百年统治，而且要完全改变中国超过二千年的几乎原封不动的生活方式。

除非这一切那是虚假的，否则，正如俄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副产品那样，中国革命也大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副产品。

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急剧变动，要知道这里涉及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几个人曾预见到中国内战这种戏剧性的转折。我一九四六年再次来到中国时发现，在华的外国观察家对蒋介石和他二十多年的仇敌打仗的结局大致上有三种估计。

少数西方军界人士认为，蒋委员长不出一年就会击败共产党，迫使他们投降，或者把他们消灭。更少的人 (被认为思想非常激进和左倾的 )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的干涉，战争将继续二、三十年以至五十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共产党，也能把他们赶入山中，打通铁路线，重新统一中国，谁也无法与他争雄。

事后看来，应该说这些看法之缺乏见识，就象那些搞民意测验的人员曾经预告，美国人民在投票中将使杜鲁门总统落选一样。从根本上说，这些预言之所以落空，那是由于未能掌握一些极普通的人民的心理。

这全是老生常谈，无需多加发挥。但即使在今天，当中国共产党到处战胜蒋介石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的原因，不是未得到正确的理解，便是受到蓄意的歪曲。于是我们看到，象前大使蒲立特、众议员贾德、陈纳德将军、艾尔弗雷德 ·兰登等这料一些高级人士，以及为蒋介石的覆灭而哭丧的形形色色的政客，都把这个所谓痛心的结局归罪于马歇尔的错误政策、俄国人的阴谋、共产党的宣传以及天晓得的其他原因。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左看看，右看看，还惶恐地抬眼朝天上看看，却从来不肯抱着同情心地朝下看看。他们找到造成蒋介石失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可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即中国革命。是这场革命，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造成了奇迹，把那个骄横不可一世的中国独裁者打翻在地，使东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以致整个世界历史都可能为之而改观。

这样巨大的事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且它还在发展之中。它之所以能够发生，要归因于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资本主义西方和封建主义东方的碰撞。这两种文明汇合的结果，使几乎整个中华民族逐步陷入贫困的灾难之中。这样的进程不是遵循着任何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是沿着宽阔的大路走向几乎全面的大崩溃，使得农民、知识分子以至于统治者通通被抛出了原来的轨道。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身上的脓包终于破裂，内战再起，并且很快发展为革命。

中国革命同任何其他社会大革命一样，其前提是：一、社会处于解体中，它已病人膏盲，再也无法解决本国的迫切问题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二、人民痛恨现政权，广大群众中出现了革命情绪，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找到活路，准备不惜一切牺牲，铤而走险，视死如归，三、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集团丧失了一切创造精神，对把社会拉出死胡同毫无信心，四、出现了一个新集团或政党，能够利用上述各种因素来取得对社会的控制，并实施它自己的拯救社会的纲领。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革命，这个过程尚在继续着。毫无疑问，只有从产生当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西方势力的侵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加以旧有的生活准则几乎全部被破坏，促使了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于是产生了革命的必要性。

但是，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用革命加以改造的迫切必要性。但这革命一直没有完成，原因很简单：外来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大，不准中国人民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作为远东最危险、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日本被打败了，西欧的帝国主义也遭到削弱，这才使中国革命成为可能，并使它转入一个新方向。

但是，革命的可能性和革命的成功之间也存在着一道鸿沟。明摆着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日本的失败，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削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就根本不可能夺得政权。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在基本的意义上影响、而不能决定中国内战的具体进程。基于同样的道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经济及中国各阶级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也不能决定中国内战的曲折进程。这些变化甚微小，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共产党恰恰是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刻战胜蒋介石的。

我并不想过份强调心理上的因素，但人们不能不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被打败，是因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人心向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种人心向背的变化不是在冷静的学术性气氛中，而是在十分激情高昂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这段期间，激情在中国内战中起了主要作用。我并不否认，这种激情是以前就存在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但是只有当中国人民的激情冲破束缚它的一切牢笼，并对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发生作用时，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才能乘势夺得天下。

蒋介石是被激情、而且主要是被激情搞垮的。中国农民投入战争与革命中的热切的希望和刻骨的仇根，化成巨大的激情的能量，像在中国社会中爆炸一颗原子弹似的，几乎把中国社会炸得粉碎。从农民们蜂拥着冲进地主宅院的脚步声里，从一个其土地被农民分掉、其身躯也被乱棒砸成肉酱的大地主垂死呼号中，从一柄杀猪尖刀向着其祖宗牌位平素受到农民拜祀的族长的心窝猛扎进去的闪光中，从一个被自己的母亲引来的蒋介石特务砍掉脑袋挖出肠子的姑娘的惨叫声中，从阴沉沉地念着“蒋介石来了”的摆香案降神的巫婆的喃哺咒语中，从妇女们用剪刀剪割一个恶霸身上的肉时发出的咔嚓咔嚓声中，从过去在丈夫拳脚下呻吟、如今在村里组织起妇女会的新媳妇们把她们所痛恨的男人又打又抓又撕时发出的凶狠的复仇叫喊声中，可以感到、看到、听到这种激情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在平原、山区以及田野里，这种激情到处都高涨起来，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新力量。

在内战和革命中，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因势利导这些巨大的激情。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先例可遵循，没有任何航海图可作指南。过去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是因为群众的失望和仇恨还不足以激发他们摆脱麻木状态。当出现了新的局面，激愤的农民起来的时候，蒋介石本当理解这种新局面和农民的激愤之情；但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到。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去了解人民的心情。这就是蒋介石失败的一部分内因，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部分内因。美国政府、美国报界、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各使馆、军事机构和商业办事处，都只顾本国或本身的狭隘利益，而看不到苦难的中国农民的心情，这些农民虽然目不识丁，但心情极度激愤。

对于这些(美国)人，体会一下穆罕默德谴责麦加商人的话是适当的：

但你们不优待孤儿，

又不相互鼓励，施食于穷人。

中国共产党人则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先知——有时是假有时是真，视情况而定。作为先知，他们找到一幅航海图——一种本领——来指引他们穿过战争和革命所唤起的非常单纯而古老的激情的惊涛骇浪。阿摩司就是用这种本领把耶和华从天上请下来，严厉惩办以色列的统治阶级的：

我厌恶你们的节庆，

也不喜欢你们的集会。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

我却不悦纳。 也不顾念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而且我不听你们的奏乐。 惟愿公平如大水溶溶， 正义似江河滔滔。

以色列的先知们是用这些话改造上帝的，共产主义的先知们也是用这些话改造了并正在改造着中国社会的。

第二节内战爆发了

一九四六年中国爆发内战时，我正在美国，像很多人那样正想把被多年的战争彻底打乱了的生活安顿一下。我离开中国已有四年，在这期间中国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有一种情况却没有变，那就是没有和平。抗日战争刚结束，中国人民就被投入了内战。这场内战比中国四千年的曲折历史中的任何一次冲突都范围更大，更惨烈，更具重要性。

一个素称爱好和平的民族，刚从一场外敌野蛮入侵的浩劫中幸存下来，又陷入兄弟阋墙的惨剧，此情此景实在令人触目惊心。马歇尔进行调解所达成的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在华中和长城内外大打起来。到了一九四六年中，中国遍地烽烟，双方厮杀之激烈，就是在对日抗战中也是少见的。

对这种实在可怕的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老一辈的中国通说，中国之所以爆发内战，是由于中国人秉性野蛮，无能力治理自己。新一辈的中国通则归咎于蒋介石的政治腐败和共产党一味争夺政权。中国的大学生们认为，原因在于蒋介石的特务暗杀呼吁和平的教授。中国知识分子说，这是由于美国向蒋介石的战争机器大量供应军火。前大使蒲立特则怪那个雅尔塔交易，罗斯福总统在那次交易中邀请斯大林进入满洲参加对日战争。所有这些解释都带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偏见，也许作解释的本人是相信的，但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却似乎颇不足信。

只看雅尔塔交易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假如我们相信蒲立特先生的逻辑，罗斯福总统当年要是不邀请斯大林进入满洲打日本，蒋介石可能已经控制了全中国，并把共产党削弱到不敢违抗这位中国独裁者的地步，若要是违抗，就会在几个月内被消灭掉。这样的逻辑简直不顾以下的事实：共产党同蒋介石打了二十年仗而从来没有被消灭掉。而且它还进行了八年抗日战争，它不但没有象蒋介石那样在抗战中糟到削弱，反而变得更强大了。要是想寻根究源，那么更重要的是，自从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东方的门户以来，在这古老的儒家社会里所引起的如此激烈的矛盾，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以致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英国在一八四〇年挑起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二十年血战、回族的起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庚子之变、国共内战——冷酷而确实的情况是，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来，中国没有一年是太平的。所有这些流血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不但俄国人与中国内战无关，并没有从中插手，而且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中国内战根本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我在美国注视看中国陷入又一场内战的时候，并不十分感到意外，只是感到悲哀，因为我是很喜欢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悲剧，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反对打内战，不但普通老百姓反对，就连蒋介石部下的一些老将领和国民党人员也反对。不过蒋介石部下那些人的反对是很勉强的，只有民主人士大声疾呼要求和平。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民主人十的反战运动特别高涨。许多大学教授奋起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后者是国内最猖狂反对和平、要求全面内战的势力。把国民党镇压中国知识分子的暴行揭露得最淋漓尽致的人，是大家所万万想不到的。此人就是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博士。他在中国住了二十年，做过蒋介石的社会问题顾问和宋美龄的秘书。一九四七年，文幼章离开中国，不久就声明他离华的原因。

他写道：各方面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蒋介石无意恪守他(对马歇尔将军)的诺言，正在策划全面内战。那时他急欲压制一切民主人士的反战呼声……于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当他即将撕毁马歇尔所主持达成的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密令特务残酷暗杀组成一个委员会的十二位教授(这些中国救授，有几位是美国留学归来的，当时正极力主张各方妥协，成立一个中间路线的政府)。

第一个遇难的是李公朴教授，他和他的小儿子被枪杀在街头。第二天，著名的国学家闻一多在离开一个集会时被刺杀。那个委员会的其余十位成员，都已内定在当晚被杀害。幸亏其中有一位跑进美国领事馆，把这次政治迫害阴谋告诉美国领事。这位勇敢的领事立刻换上军装，开着吉普车出去，车上插着美国旗，把八位教授接入领事馆保护起来。还有一位教授跑到一个周围有高墙的中学里藏起来。

那天夜里，六百名中国学生保卫校园，打退特务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后来美国政府出面干预，用飞机把这些教授接运出了中国。

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杀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因为这两人我都认识，是很优秀的人才。但是象所有的中国民主人士一样，他们不掌握武装，因此几乎完全没有依靠。也许正是有鉴于此，所以中国各地掌握武装的集团才拒绝向蒋介石交出武装。

抗日战争结束时，南京政府要求共产党放下武器，然而不但共产党紧握手中枪，而且同共产党联合反蒋的成千成万的农民和学生也拿起武器，准备迎击进犯他们家园的蒋介石军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神奇力量驱使这些非共产党人去支持被公认的中国政府所讨伐的盟友？难道他们真的以为，把日本人打跑以后，中国其他各界人民都将支持他们反对拥有强大兵力的蒋介石吗？如果他们背弃虚幻的盟谊而归顺蒋介石，固然还得担心蒋介石会剥夺他们在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所赢得的那一部分自由权利，但岂不亦胜于跟着共产党去自杀？

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人的确显得是自取灭亡。蒋介石的兵力比八路军多三倍，大炮、机关枪和步枪的火力也占相应的优势。蒋介石还有空军、铁路、军舰和汽车，共产党却一无所有。蒋介石据有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肥沃土地，经济力量相对雄厚。他占着所有的大城市，沈阳、上海和汉口的最大的兵工厂都掌握在他手里。共产党偏处中国比较贫瘠的地区，没有任何象样的城市，只有一点简陋的军火工业设在山中。此外，蒋介石控制着几乎全部海岸线，可以同外国通商，并且被包括苏联在内的列强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元首。共产党却被封锁在内地，只能用自行车和骡车贩运于穷乡僻壤之间，在国际上且被视为叛逆。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战争机器看来是处于优势的。

就连多疑的老中国通也认为，蒋介石现在的军事力量看来比抗日战争前（那时他也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还要强大得多。上海的美国商人写回美国给我的信说，美国已经把蒋介石的军队整顿得面貌一新，已不再是我在四年前所见的腐败样子了。这支军队经过很好的训练，纪律严明，装备精良，士气旺盛。 “共军是打不赢它的， ”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写道，“战争将在几星期内结束。”

我曾经采访过蒋介石的六十几支部队，所以对信中所说的极表怀疑。然而，报纸上所登载的关于中国内战的进程，好象又证明我的朋友的话是对的。蒋介石捷报频传。在美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蒋介石迅速地把他最精锐的部队运到华北和满洲的各大城市，而共产党的游击队只能在城外活动。他不用费很大劲就肃清了京沪周围地区，把众多的共军赶到黄河以北。

一位国民党军官说：“共产党是小孩子，不懂得打仗。”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们宣称；“战事将在三个月内结束。”美国报刊也附和了这种论调。由于没有别的消息从中国传来，人们很难相信共产党能够项得住，更不用说打赢战争了。接着，到了一九四六年年中，朋友们开始来信谈到华北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局势，这种局势后来导致蒋介石节节失败和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消息不很确切，但有几点值得注意。共产党、八路军受到蒋军驱赶，不坚守阵地也不迎战，放弃了所有的大城市、铁路枢纽和重镇。可是，他们跟抗日战争时期一样，不仅在蒋介石的后方保持游击基地，而且在各地农村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步把国民党军孤立起来。结果，虽然蒋介石仍然步步推进，可是进展已经缓慢下来，看来要成为一场持久战。面临着这种黯淡的前景，蒋介石的一些将领暗中设法促进停战，认为只有采取政治方式，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大批青年学生不堪蒋介石文化专制的压迫，倒向共产党一边，去领导农民。更令人惊奇的是，工商业者承受了沉重的捐税负担，有些人的工厂被蒋介石搞所谓国有化而归于乌有。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极度不满，以至于积极设法把美国武器弹药输送给共产党。在这种爆炸性的局势中，共产党改变了他们过去十年所执行的改良主义政策，而突然发动一场革命，这件事就象对准蒋介石的脑袋扔去一颗炸弹似的。

美国报刊上关于这场革命一个字也没有报导。这似乎是很难以置信的。美国政府官员、情报人员以及中国问题专家，也都丝毫没有谈到这场革命。我感到奇怪，任何人要是不知道共产党对他们区域的人民做了些什么，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的事态呢？当然不可能。看来，不但新闻报导，而且对华政策也是以完全错误的前提为根据的。这真叫人不安。

我知道，要想了解这场革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现场去。可是我又为自己找不去的借口，说在中国生活很不卫生、很苦和枯燥——这些都是实情。并说我厌倦了战争，这也是实情。后来我想到在中国内战中无辜牺牲的成千上万条生命，想到为和平奔走而被杀害的李公朴和闻一多，想到被共产党引上革命的艰辛历程的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农民。牺牲我个人一点舒适生活，去探索这场战争和革命的真谛，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吗？

于是我抱着这种庄严的心情，收拾行装，离别妻子登上一条货船前往中国。

第三节一九四七年的中国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不持护照而在一个外国登岸的。我并非有意吹嘘自己有什么本事，但我确曾不只一次，而是两次在中国登岸，都没有任何人要我出示我的美国护照。这至少反映了远东的一般情况。

我第一次在中国登岸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我根本没有拿护照，我是 “约翰逊总统号”轮船的一名水手。这船很旧，是一九〇四年造的，木质甲板还漏水。我口袋里只有一毛钱，但我那时才二十三岁，有着浪漫主义的性格。船到香港我就上了岸，决心在东方逛一逛。我原打算呆两个礼拜，但渐渐喜欢了中国，结果呆了九年。

第二次到中国时，我其实有护照，但是没用着。我们的船经过四十二天令人疲累的航程，越过太平洋，到达天津外面肮脏的港口塘沽。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国的币值象当时的气温一样下降得很快。普通老百姓拿着这些不值钱的纸币，买不到柴和米，挨冻又挨饿。所以，当一位圆滑的海关关员乘艇登上我们的船，一面宣称他不能让我们上岸，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一面悄声对我们说，他家里子女多，不忍让他们挨饿时，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他的话很罗嗦，但没有中国人惯于采取的拐弯抹角，所以我们很快就猜到他的来意。他见我们懂得他的意思，便改变了态度，毫不客气地向我索取一件皮夹克(他没有得到)。他还向一个乘客要二百块美元和一个金手表(他得到了)。这个乘客带着一大箱染料，他自己估价值一千美元(但我相信在染料短缺的天津市场上其实可以卖一万五千美元)。之后，这位有七个子女的关员，干脆把海关条例抛到九霄云外，让我们在华北一处空旷的田野里登岸，于是我们和他双方都免除了办理海关和入境手续的麻烦。

我阔别中国四年以后，就这样又回到那里，这丝毫没有夸张的成份。这件事是我得到的头一个印象：蒋介石的官吏一如既往，仍然是贪污勒索的能手。

我们交了好运，驻扎在那里的一支美军怜悯我们的处境，把我们送到他们在塘沽的司令部。如果我没有记错，那里驻有一连美军，看守着一处军火堆，这些军火四散堆放在田野里，而那里正处于共产党民兵出没的中心地区。那些美国兵思乡心切，十分窝火，觉得受了一种自己并不赞同的美国政策的愚弄。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几个月后，当这支美军正要调离中国之际，共产党的民兵以为这个军火堆将被移交给蒋介石，便进行袭击，打伤了一些美国兵。美国当局勃然大怒，宣称这些军火本来准备丢进海里的，既然共产党的民兵欺人太甚，美国就要把这些军火交给蒋介石了。用这种办法整共产党是骗不了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不管怎样，美国终归是要把这些军火交给蒋介石的。

离开塘沽那些思乡的美军后，我经天津前往北平，在一九四六年除夕进入城墙上筑有雉堞的北平城。我上回最后一次看到北平时它已处于日本占领下。我是在一九三九年和史迪威上校一家人离开北平的。史迪威那时正要回美国向陆军部情报处汇报工作。他跟情报处闹意见，因为情报处不重视他关于日本越来越成为美国心腹之患，因此美国应该援助中国的报告。

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史迪威将军(那时他还在冲绳岛)要求中国准许他去北平作最后一次访问，但蒋介石对他记仇，不准他入境，史迪威只好回美国，不久就死了，永没有机会再看到他如此热爱的北平。

假如这次他能够同我一起重回北平的话，他会看到这个城市在外表上没有多大变化。在华北的寒冷的晴空下，这座故都仍然如此令人神往。在昔日皇宫的许多园林里，服饰华美的青年男女在已封冻的护城河上溜着冰，使人根本想不到在那巍峨宫室之外，中国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处于内战和革命之中。已有许多老中国通回到北平的胡同住所重操他们的旧业。他们隐处恬静的宅园里，重温以前的悠闲的生活，好像完全不知道，在那高高的城墙之外，一出历史剧正在血迹斑斑的中国大地上展开。

然而在新年假期中，中国故都的深池厚墙已经不足以把战争与革命的气氛屏诸于城外了。这种气氛，从哈尔滨到上海，从黄海之滨到内蒙，笼罩着全中国。在圣诞节假期间，据说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东交民巷外面的操场上强奸了一个中国姑娘。北平成千上万大学生的民族情绪本来就很高昂，这个事件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我曾经目睹上万名北平学生，不畏军警的棍棒殴打，上街游行，高呼“坚决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等口号。现在，在一九四六年底，就在这同一的古老城墙下，我又看到新一代的中国学生，显然继承着他们前辈的政治和精神传统，再次举起当年的民族主义旗帜上街游行，这次喊的口号是：“美国兵滚回去，我们要自由！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两次示威游行的特点，倒不在于它们都是由北平学生发动的，也不在于它们都是反对外国的，而在于它们都是违反蒋介石政府的意愿的。时间相隔已十年，学生已是换了一代，然而两次游行都是反对蒋介石，要求民族解放的。此中意义，明眼人是清楚的。

人们无需是一个国际间谍也能看出，北平许多在政府圈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战的继续应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是它武装了游介石。人们也无需是一个先知也能断定，美军在中国土地上留驻越久，就越利于共产党向人民宣传蒋介石已成为美国的走狗。

由于上述以及其他许多因素，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全部工作正在迅速崩溃，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❶ 的美国军官们更是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的办公处设在用洛克斐勒基金创办的协和医学院里，他们工作得如此狂热，以致对此感到钦佩的中国学者们很快就给执行部起了个外号，叫“万睡上校官”。

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执行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12月杜鲁门派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军事冲突。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召回国。29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调处以失败告终。

那些上校们是否上班时睡觉，这并不重要，因为到了一九四七年初的时候，中国内战的所谓停战已经被破坏无遗了。当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南京、上海及北平谈判的时候，双方军队正在满洲及华北的战场上互相厮杀。

中国有句谚语说：“台上互相敬酒祝福，台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❷这句话可谓是对一九四七年一月时的中国局势的最好写照。

金樽共汝饮，白刃不相饶-朱元璋

这句讽刺话所反映的悲剧，美国调处特使马歇尔并非毫无所知，他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旬承认失败，收拾行装回国了，行前发表一个怨气冲冲的声明，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在马歇尔发表上述声明以后，人们无需具有特别致锐的眼光也能看出，中国那早已广泛展开的内战，即将变成一场争夺中国大陆的全面冲突。鉴于交通随时可能断绝，我决定马上动身去解放区。

第四节搭乘“联总”的便车

要去解放区，怎么个去法，却是有些问题。十年前，当埃德加 ·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成为第一个访问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时，共产党偏处西北一隅，还不难找到他们。如今他们在苏联边境和黄海之间的广大区域里驰骋，茫茫大地，如何才能与他们接上头？

我本来可以搭乘那时还定期飞往共产党首都的美国联络飞机去延安。但是延安已经有点像是一个旅游中心，在中国的每一个外国记者都争着飞到那里去看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共军总司令朱德一眼。我不想去凑这个热闹，因为这种方式不能深入了解中国人民、中国内战和革命。

我本来还可以去满洲。但是东北是在传统的中国生活的主流之外，那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反封建主义斗争，没有严重的土地问题，因而不存在突出的革命形势。另外，和许多人的见解相反，满洲不是决定中国内战胜负的地方。我想正是这后一点促使我决定另找去处。

当时最关键的战区是华北。这里是一片广大的平原，人口九千万，位于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和满洲之间。蒋介石据守平、津和华北一些地方，但除非他能在这个平原上打开一条通路，使他的孤处华北的部队同他的首都连成一气，否则便休想统一中国。横亘在蒋介石南北两军之间、挡住蒋介石北上道路的，是共军陈毅和刘伯承两部。陈毅将军的总部设在上海以北、北平以南的滨海省份山东。独眼将军刘伯承则驰骋于晋冀鲁豫边缘的广大地区，时而横扫平原，时而向西退入高扼平原的山西丛山之中。于是我决定进山去探访这位名将。

刘伯承不但是共产党最骁勇善战的将领之一，而且关于他的传说也是最多的一个。他早年追随过孙中山，一九二七年举行起义，反对蒋介石，参加毛泽东在华南井冈山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他一度做过红军的总参谋长，并曾在苏联高级军事学院学习过。一九三四年，红军举行两万五千里长征时，他是开路先锋。他同彝族首领歃血为盟，使红军得以安全通过这个骠悍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战斗的岁月中，他的一只眼睛被手榴弹炸瞎，所以得到了“刘瞎子”、“独眼将军”等外号。有时人们叫他“独眼龙”，因为在中国的传说里，龙是象征权力和机智的。他身上多次负伤，但都不是伤在要害处，因此人们称他是“福将”。那时，中国军界有一句话，说中国有三个半战略家，而刘伯承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半。❸

李根注：刘伯承的右眼是在讨袁护国战争中，于1916年 3月攻打丰都时被子弹击伤的。子弹射穿颅顶，从右眼眶飞出。经德国医生开刀摘除右眼球时，为保护脑神经，未用一点麻醉药。刘伯承清楚地数出了七十四刀。

刘伯承的总部设在邯郸附近，从北平前往那里要穿过平原走三百英里路程，其中至少三分之二的路程须乘大车，绕过国民党占据的几个城市，而且是我自己一个人，没有译员同行。但我中国话讲的还可以，同时这样可以有机会现察共产党的后方地区而不受中国译员的监视，所以我不很在乎此行的艰难条件。

虽说前往刘伯承的总部并不十分困难，但第一步是要设法进入解放区，这却不是易事。为了解决这个因难，在北平的几位共产党人士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洽商，让我搭乘他们运送救济物资的便车前往解放区。

在天津，我和 “联总 ”的人员一起过了几天，颇受启示。在那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又在各地和其中一些男女成员混得很熟。当我回顾过去十年战争期间我所见过的许许多多卑鄙的事件时，不得不说 “联总 ”在中国的工作是最艰难的了。 “联总 ”在华人员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斯拉夫、法国、奥地利等二十几个国籍，他们无不对蒋介石政府在 “联总 ”物资上营私舞弊的行为感到惊骇。然而更使我在 “联总 ”的朋友们气愤的，是美国政府如此纵容蒋介石，任他肆无忌惮地处置 “联总 ”的物资，而这些物资是五十二个国家的人民捐赠的，其目的在于减轻饱受战祸的人们之困苦。

首先是公然歧视华北受苦难的人民，只因为他们是在共产党管辖区内。这完全违反“联总”的一项决议，其中明文规定； “在任何时候，救济和善后物资不得被当作政治武器使用，在分配物资时，不得因种族、主义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 ”在中国，歧视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是故意的。因日本占领而遭难的中国人民估计有二亿六千六百万人，其中一亿二千万人(如果包括满洲应为一亿五千万人)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如果“联总”的物资是公平分配的话，那么运抵中国的二百七十万吨物资中，至少半数应分给解放区。但实际上，住在共产党地区的人民只得到百分之二，百分之九十八都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使用了从消极的封锁到悍然发动军事进攻的一切手段，竭力阻止“联总”物资运入共产党地区。更恶劣的是，蒋介石的官吏上下其手，在这些捐赠给中国人民的救济物资中大捞一把，营私自肥。

这种恶劣行径使“联总”工作人员大为沮丧。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志愿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些人是由教会派出的，每月只拿三十美元的工资，因此当他们看到，一列车一列车的粮食经过一千英里的路程运到内地，本来是为救济中国饥饿的农民用的，岂料军人们又把这些粮食用车载船运经过一千英里倒运回来，在黑市上售卖时，他们倍加感到痛心疾首。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美国姑娘，她自告奋勇照顾一批孤儿，“联总”发送一批食物供她养育那些孤儿，可是蒋介石的军官们不准她提取。结果，很多孩子饿死了，而那些本来可以救他们一命的食物，却在附近的仓库中出售。这位美国姑娘给她在上海的上司写信说： “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我变成一个共产党员。”她的上司照例提出了抗议，但心中明知这是白费劲。

“联总”的一些较年轻的工作人员的愤慨之深，也颇使我惊异。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美军中服役过，另外一些人则在欧洲参加过反希持勒的地下斗争。他们过去斗争时目标很明确。他们反对蒋介石如此刁难他们的国际事业，横加阻挠救济物资运入华北，不让救济在抗日战争中受难最深的华北人民。

正好这时“联总”天津办事处想开辟一条路线，把药品和医院用的病床穿越战线运往共产党地区。这是一件冒险的事。双方部队的防线不断变化着，又没有公路，而双方的士兵有时还向“联总”的汽车乱放枪。但是这毕竟是通过前线的最好办法。等到以后蒋介石完全切断“联总”的运输线路时，那就得自行设法偷越了。

经历了几桩小小的冒险之后，我到了沧县，这是国民党在华北这一带据守的最后一个城市。在那里我遇到一位名叫乔治 ·巴克莱的年轻美国人，他正要把三卡车的廉价病床运交给共产党。这批货物并不十分有价值，但是巴克莱非常认真负责。不过，对他轻易冒风险的做法，我认为无论是他自己的上级还是共产党，都不会赞赏的。至于蒋介石的官员们就更不用说了。

我对巴克莱说我愿跟他同行，并说明我非去不可。他想出一个主意，叫我冒充一名“联总”代表。他交代我；“上车后请坐在我身边，不要说话。”

第五节进入解放区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天色开始暗下来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赶紧动身，才能在天黑前到达战线那边的第一个共产党城镇——泊头，路程为三十英里。我们匆忙地把铁床、药箱等货物装上卡车使出发了。我们的车子开出沧县城门时，在铁丝网路障后的国民党岗哨挥手叫我们停车。

巴克莱笑着对端着枪向驾驶台走来的哨兵打招呼说； “你认识我吧？我上次来过。 ”

哨兵点了点头。“那人是谁？”他眼睛盯着我道。 “也是‘联总’的。”巴克莱回答。我坐在驾驶台里，默不出声，装着不懂中国话，并努力装得象个国际救济工作者的模样。那哨兵带着一种不在乎的好奇心端详了我一会，在我们的药箱上敲了几下，就拉开路障，挥手让我们的车开出去，进入华北大平原。

出城不远，我们过了大运河，进入无人地带。车子走在高低不平的大车道上，颠得很厉害，路面有时与田地一般高，有时突然深陷入铁轮大车所碾压出来的坑洼里。四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展展的田野，在阴晦的冬日中，显得光秃秃、褐色和毫无生机。

我们行驶了十英里——十五英里——二十英里，没有看到一个共产党、一个军人或一条枪，到了黄昏，田野慢慢灰暗下来，刮起了阵阵冷风。大气里象有一匹被缚住的野兽在咆哮。天地之间隆隆作响，似乎随时都可能雷声大作。呼啸的风象发出狂笑似的吹过我们那不带顶棚的卡车，陈阵尘土从挡风玻璃的边缝里钻进来，我们的车子跌跌撞撞地在平原上行驶，四周茫茫一片，荒凉而单调。我们多么希望共产党赶快来接我们。我们不愿在黑暗中遇到枪击。但是举目四望，平原上什么也看不见。莫非这里不久前受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共产党的据点全被拔除了？

我看罢四周的田野，低下头来点燃一支香烟。突然在路右手边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接着咔嚓一声好像是枪弹上了膛，随后就听到吓煞人的喊声。我像挨了枪击似的惊跳起来，巴克莱来一个急刹车，十几个武装人员跳到车上，像是要把我们从坐位上拉出来似的。车子嘎吱一声停住了。

我下意识地抬手准备抵挡来人的袭击，但他们没有想打人的意思。他们当中一个人说道；“我们等着你们哪。我们是来接你们进泊头的。”

原来这些拦车人是民兵，他们一拥而上，有的站在踏板上，有的趴在车头上，我们的车子又往前开了。突然空中啪的一声响，一颗子弹呼啸着飞过我们头顶。护送我们的人急忙从车上往下跳，我们又来一个急刹车。这时枪声大作，我们的护送人员端着枪，俯身往前疾跑，嘴里大声喊叫着不知什么话。我们猜想大概是口令。因为枪声停下来了，民兵们回到车上，我们继续赶路。

我们又一次来到大运河边，在一座桥前停下，等木栅打开后，车子从桥上过了河，进入泊头。这里是遭到破坏的津浦铁路线上第一个共产党据点。镇里的街道黑幽幽的，看不到什么生物，也看不到一个人。我们的车子停在一座石砌的房子旁边，民兵们下了车，我们呆在车里，等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不一会儿，街上前前后后的门部开了，一缕缕灯光射到街上，一群群的人出现在车旁。

“嚯……哈……”人声嘈杂，许多双手伸过来，把药箱抬入黑暗之中。

一个人走过来，把我们领到当地的商会。大房子里生着个炭火盆，虽然烧得很旺，也驱散不了寒气。借着两盏油灯的微光，我看到有四个人。他们自我介绍是泊头的镇长、副镇长、解放区救济总会在当地的负责人和联络处秘书。这位秘书姓陈，是个腼腆的青年，会说一点不流畅的英语。我向他们一一点头。有人推一个凳子过来，让我坐下。我说明我是一个美国记者。他们听了面面相觑。

难道他们没有接到通知说我要来？他们说没有接到通知。没有派一名译员来接我吗？他们说没有。我把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给我的介绍信和路条拿出来。镇长、副镇长、救总负责人和陈秘书一个接着一个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查验这些证件。他们如此慎重地到另一个房间验证的做法，不禁使我猜想那些证件上莫非有什么暗号。

我知道介绍信上指示泊头当局把我送到西北二百英里外的刘伯承将军总部去。我原以为他们看了介绍信后会向我说几句欢迎的话。不料他们回到大房间时一言不发，拿眼睛盯着我。巴克莱凭着同他们有一面之交，想替我说项，但那镇长咕噜着说：“介绍信倒是写得挺清楚的。”就不往下说了。

老实说，受到这样的冷遇使我感到意外，当时甚至有点气愤。回想一九三九年，我第一次访问共产党地区时，新四军军长项英将军翻过一座山走了十英里到半路上来迎接，亲自带我到他的总部去。一路上还在树上和岩石上张贴着欢迎我到共区的标语。同现在相比，真是天渊之别。这些官员的态度好象是说：“我们不需要你。”我从他们的神态及对我的探问的支吾回答中懂得，他们对我这个美国人有所怀疑。我担心，如果各处都这样对待我，此行就不会有收获了。

第二天早上，我心中更不踏实了。我起床时，巴克菜已经返回国民党区去了，周围没有人，于是我自己一人走到泊头街上。我看见我们服务员爬在梯子上，在商会墙上画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巨幅肖像下面，忙碌地刷写标语。我用照相机把画像拍了下来。一个过路人立刻停下来，质问我拍照有没有得到批准。我想说： “你们可以画画，为什么我不能照相？”但我还是装作听不懂中国活，以免与他发生争吵。

沿街走到拐弯处，突然一个小孩在我身边一面跑一面喊“Mei Kuofan tung”。Mei Kuo就是美国，至于 fan tung，就我当时所理解是 “饭桶”。叫谁饭桶就是骂谁什么也不会只会吃饭，也可用来骂人肥胖。由于我身穿飞机驾驶员的皮夹克，一定显得很臃肿，所以我不大在乎人家说我是一个美国饭桶。可是，再往前走了几步，在一堵墙前练唱歌的一群民兵，忽然转过脸来对着我露出讥笑的样子，口中唱道： “打走了日本鬼子，又来了 MeiKuo fan tung”。”我没完全听懂，但意思显然是不很客气的。过了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骂我“反动派”。我是镇上唯一的外国人，受到公开辱骂，很不是滋味。但我自我安慰说，现在才体会到，在美国的华侨洗衣工被小孩们追逐辱骂“中国佬！中国佬！”时，心里是如何想的。

其实，我来到共产党区域第一天早晨所经历的，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乡村中的遭遇相比，算不了一回事。后来，战争越打越激烈，杜鲁门总统日益推行反共政策，美制飞机轰炸中国乡村，很多中国农民对当地所有的外国人都十分不客气。我举目无亲，感到很孤独，回到商会便找服务员聊天。他是迄今与我打过交道的人当中最懂道理的。他说，日本人在泊头驻军近八年，打人杀人，无恶不作。日本人走后，国民党军队在泊头驻扎四个月。他们也无恶不作，喝茶不给钱，还抢东西、砸家具。最可恨的是，他们在一九四六年扒开运河大堤，淹了老百姓的房子。为了核实这一点，我走到镇外，亲眼看见有些民房还泡在水中。水退后，镇上的火柴厂还灌满淤泥。后来，我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制造洪水的战术。国民党军官为了军事上的利益，不惜扒开任何地方的河堤，哪管老百姓死活。

这位服务员说，他喜欢八路军(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为他们不闯入老百姓的屋子，不抢粮食。现时泊头一带没有八路军，部队开拔已有几个月，镇上只有民兵。至于共产党员，他说不上来。没有人跟他讲过共产党员的事情，他也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员。那天晚上，副镇长陪我吃饭时，谈话内容与此差不多。 “咱是无党无派的人， ”他说， “咱不一定要照俄国人的样子干。 ”由此看来，我到解放区的第二个晚上，还没有遇见一个共产党员。我开始寻思为啥要跑到这个地方来。

就在吃晚饭当中，谈定次日一早用大车送我去三十五英里外的阜东，从那里换车继续走，就这样一站一站地往刘伯承将军的总部送。计算一下，全程要走八、九天。我觉得这还是乐观的呢。坐大车一天要走二十英里路也是有些难的，因为快到阴历新年了，天在下雪，我怀疑有哪一位农民愿意在这样的时节出门赶车，哪怕送的是一个外国客人。

晚上我躺下睡觉时，对下一步的旅行感到不很对劲，心想还不如呆在边缘地区，去找在无人地带活动的游击队。可一想到即将会见那传奇式的独眼将军刘伯承时，心中就很高兴，但是这一带的人似乎都不大友好，路上是否安全，也没有把握。

知道一国的人为何对另一国的人不友好，这是一回事，亲身尝到这种不友好的滋味，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人家冲着你呼反美口号时，不管你心地如何豁达，也是不大好受的。不过要对解放区的人民说句公道话，我应该承认我后来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只是在开头那几天我的确感到颇不受人欢迎。我就是在这种不大痛快的心情中，动身去二百英里外寻找刘伯承将军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

第二章穿越大平原

第六节大雪纷飞

“打倒喝农民血的地主！”

“反对蒋介石把中国出卖给美国！”

“我们不当日本军阀的奴隶，也绝不当美帝的奴隶！”

我住处的墙上贴着这些令人有些紧张的标语。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冷得发僵。我把蒋介石的四十万元法币兑换成八万元共产党的边币，准备开始穿越华北平原的旅行了。

那天是阴历除夕。几天来地己冻得梆梆硬。昨晚，西边刮来大片乌云，雪下了整整一夜。一群小孩跟着我走出泊头城墙外时，雪还在下着。

在一所倒塌的房屋的土墙边，一辆北京式的骡车等着我。一个手拿鞭子的少年，从骡车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整理着绳套。那骡子好像嫌冷似的，在地上刨着蹄子，咧嘴鸣叫。我的行李袋捆在车后头篷布外面，照相机和打字机放在车篷里头。雪花闪烁着，飘到地上，只见白茫茫一片。那些小孩的头上，落了一层蓬松的雪。雪悄悄地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群小孩在我周围。

一个身穿泊头保安队制服的青年走过来，说明他来当我的警卫，要护送我一站到邻县阜东。他围着骡车转了一围，检查我的行李和绳套是否弄好了。他朝我望了望，我站在那里，雪花已经把我弄得一身白。他说：“上车吧，在车篷里躲躲雪。”

我迅速地上了车。这车就好像安在轮子上的小屋似的，用蓝布蒙在一个木框架上固定住，框架上部呈拱形，两旁插入车帮里，车篷里可以避雨雪。三面都挡住，我朝车前方看出去，就像是在隧道里往外面看似的。

车板上铺着一块很脏的垫褥，我坐在上面身子靠在车后背，两只脚伸出外面。这车似乎小极了。

警卫员也爬上车来，坐在车前方我伸出来的脚边。车把式吆喝一声：

“准备好了吗？”

小孩们尖声喊叫：“美国反动派，再见！”

我们出发了。骡车缓慢地走了一段路，轮子就陷入雪窝里，车身咯吱咯吱地响，骡子打着滑，累得直喘气。车把式不停地响鞭子，一左一右地猛抽在骡子身上，那骡子使尽全力才把车拉出雪窝。

天色越来越灰暗。漫天飘着棉絮般的雪花。空中暗云低徊，阴沉沉的一片，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看样子这雪还得下好几个钟头哪。

我把身体略往前靠一下，在风雪交加的凄凉光线下看着我那两个伙伴。警卫员坐在前面，两脚在车外悠荡着。他身穿深蓝色衣服，还披着一件长抱，给他那粗犷外貌增添了一点满不在乎的神气。从他那鸭舌军帽底下，散垂着长而卷的黑发，厚实的嘴唇不时露出一丝带讥讽的微笑。他那模样有点像电影演员约翰·卡拉代思，但年轻得多。

他二十四岁，在八路军部队呆过。他很熟练地摆弄着他那支驳壳枪，只要一见雪地里有四、五个以上的人时，他就悄悄地把枪从盒子里掏出来，放在膝上，用棉袍盖着，不露出外面。

车把式手握鞭子，走在骡子旁边。他脸颊红润，牙齿焦黄而不整齐，一幅机灵样子。他十四岁，个子稍矮，但已经是满脸皱纹，好像是饱经风霜的三十五岁的人。他那鞭子很小，是用两尺长的木棍系一根同样长的细绳做成的，同他的身材倒还相配。

我们出了泊头，上了大车道，穿过田野往前直奔。路上不见行人。大雪和严寒足以使人闭户不出，何况已届年关，人们在家里忙着结账、敬灶王爷，准备过年。这一天出远门的人极少。

我们的车子颠簸着穿越一片广大的荒原。举目四望，都是平展展的，远处地平线才有树木。脚下的土地显得古老而衰竭，叶子掉光了的树枝丫，直耸天际，衬托出满目荒凉的景色。这些树与美国的有些不同，有点女性的形态，比较纤细，枝干上长出许多头发似的细长枝条。

雪不停地下着，盖满那难看的褐色平原，最后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我们的车轮像是在白云上面奔驰似的。有一次，一群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啾啾唧唧地清脆得像铃声一样叫着归巢；这阵悦耳的声音在雪茫茫的寂静中，听起来就像一曲绝妙的仙乐。

这种不期然的宁静为时很短。身处如此宽广的华北大平原，使人不禁心神不定。我们走得很慢，已经好几个钟头了，风景似乎毫无变化。不久我就觉得被这一望无垠的平原所吞没，凝视着它就像凝视着大海那样，使人迷茫。我感到像是流落异邦的游子，不知身居何处，也不知去向何方。面前既无路标，也无道路，甚至看不到太阳，无法判定行进的方向。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大村庄，车把式停下来给牲口饮水喂料。我们走进一家茶馆，屋里蛛网密布，泥地上有粪污，墙角垛着一袋袋粮食，说明这店主有不少余粮过年。我们上了土炕，盘腿而坐，从小炕桌上拿起茶碗来，大口大口地喝。

在我的背后，烧着一柱香，屋角墙上贴着灶王爷的神像，面前放着几碗油饼、小米饭之类的简陋供品。灶王爷垂着长长的胡须，仁慈地默默望着这些供品。缕缕香烟缭绕在他的脸前，他也不眨一限。

我曾听到过中国共产党反对宗教的种种传说，可是这家店主依旧供着他的灶王爷，毫不担心有谁会把他墙上神像撕掉。

我们又上了路。傍晚的时候，我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我坐在骡车前部，头顶着车篷，两脚垂挂在外面，忽然火光一闪，先是右边，然后是左边。我以为是闪电，但一想不对，这闪光太靠近地面了。我坐在车上，等着这闪光再出现，但什么也没看见。这时近处树丛里忽然出现一团橘黄色的火球，在昏暗的暮色中闪亮了一下，就渐渐熄灭，使得那处树丛比刚才更加黑暗。这景像使我毛骨悚然。突然火球又出现了，闪亮一下，又归于黑暗。就在那亮光的一刹那，我瞥见几个人影晃动了几下。这些人影都紧贴地面，火球好像就在他们那里忽亮忽灭的。

快到树丛跟前时，我跳下车来，拨开外面的小树，看见几个坟头，前面有两个男人和一个老妇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串纸钱，点着后扔到坟头上，然后跪在雪地里在坟前磕三个头。我这才意识到人家是在祭祖坟，然而这种简朴的祭祀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它与我的世界和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而富有莫名的神秘味道。我回身走了。一路上看到田野里火光点点，处处有人在自家祖坟前磕头。

我们又到了一个村子。在两排土屋当间的小巷里，有一座用松柏枝扎成的牌坊，装饰着黄纸条儿，正当中用小纸花缀成“恭贺新禧”四个大字。我们停下。一个农民过来问我是哪国人。

“美国人，”我答道。

他友善地笑了笑。在他的笑脸后面的屋墙上是灰浆刷写的大标语：

我们不当日本的奴隶，也绝不当美国的奴隶。

我凝视这标语好一会儿，觉得很奇怪，怎么在这个穷乡僻壤里，离开美国、离开马歇尔及杜鲁门总统那么老远的地方，会有这种政治口号。我那警卫员看到我这种神态，微笑道；“没啥，不要紧张。”

我问村里人这天晚上干哈。有人回答说：“我们有玩的，还有吃的。”这人还装模作样跳一跳说；“我们还要跳跳呢。”我很想在这里住下，看看这村里的人是如何欢度除夕的，我想凑个热闹，也参加跳几下。可是大概因为我是外人，暂时只许同官员和骡车夫打交道。

天色己黑，道路看不见了，寒气袭入篷车里，冻得我脚发疼。我们朝着远处有火光的地方走去，到达建桥镇，穿过它的土墙进入镇内，却见不到任何灯光，好像在战时通过一个倍遭破坏的德国城市的情景一样。

再往前走也没有用了，于是我们在一家大车店前停下来。车把式把骡子牵进院子里，卸下套，喂它吃料。屋里有人亲热地招呼我进去。我走进一间矮屋，借着一盏油灯的微弱亮光，看见有七、八个人极好奇地望着我，他们的面孔好像是从中世纪直接冲着我跳来似的。大车店掌柜的是个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的愉快的老汉，他招呼我坐在一只粮食口袋上面。

我的警卫员显然觉得这个大车店不够高级，不好让我这个“外宾”在这里住宿，于是出去给我另找地方过夜。不知怎么的，也许人家没有向他交代我的身份，更可能的是他根本不懂得记者是个啥，所以我这位警卫员对人说我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是前往邯郸巡视，为运入粮食和药品作准备的。我心想，经过这番介绍，我准会受到人们的另眼看待，我满心以为人们会跑来诉说没饭吃，恳求我给予救济。没想到他们却对我说他们有足够的吃的，说由于实行了减租减税，他们生活过得比以往十五年都要好。他们告诉我，政府每亩只征收十七、八斤粮食的税，而过去是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什么杀猪税、干菜税，就连殡葬也要上税，还要支应各种差役。大家都认为现在的税制公平合理。

我的警卫员回来带我穿过衔镇来到一个院子里，那儿特别为我生了一堆篝火，几个青年和一位长者聚合在那里，邀我吃东西。我的警卫员自命通晓我的各种习惯，郑重其事地说：“他只爱吃甜食。”我不知道他是从何得知这点的，但是人家不管这一套，照样端来一盘盐水煮肥猪肉和一碗油腻的青菜。我觉得难以下咽，可是一看这些人很穷，他们是竭诚款待我的，我只好勉强吃下去，差点没呕吐出来。

过了一会儿，县政府派驻建桥的一位代表前来看我。他是本镇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时，他在这里教书。蒋介石的军队被日军赶跑后，他带领一批学生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当时出现了很多支游击队，但多数是挂着抗日的招牌，趁乱打劫的盗匪。建桥镇一带，一度出现过十二个自称领导本区抗战的游击司令。一九三八年，八路军一个营的部队从山西境内的山上下来，开赴沿海途中到达这里，号召各支游击队整编为统一的队伍来除匪安良。本镇人民响应这个号召，很快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在艰难的环境中存在了六年。一九四五年日军撤出这一带后，这个政府便进来接管城镇。这位青年人看来很为他所属的这个政府而自豪。

“我们的政府，”他不无得意地说，“是由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主人士、无党无派人士等各方面的人组成的，有老有少，有男也有女。”

第七节吃地主的肉

天刚蒙蒙亮，雪还下着，我们又上路了。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到达阜东县，我的警卫员护送我这一程的任务便告完成而将与我分手。阜东是我的旅途的第一站，这里的景像使我颇为吃惊。不错，阜东四周有城墙，但是城内却是空荡荡的。城里原先有五百多户人家，日本人一九四五年从这个地区撤走时，放一把火把房子都烧光了，所以现在这里荒凉得像一个冰窟似的。

我的警卫员把我送到一座马厩里避雪，那里挂着一张破旧的列宁像，地上很脏。他把县长找了来，这位县长是位眼神和善的人，他领我穿过城里的瓦砾场来到他的办公处。那是一间小土屋，屋里用一九三九年的旧金山报纸糊着以御寒风。这些美国报纸是如何来到华北平原的这个原始城镇里的？是日本人带来的呢，还是哪个地主老财去北平、天津一类大城市旅行后带回来的？这是我搞不清楚的谜。墙上还贴着满脸胡子的马克思和思格斯的画像，还有中共主席毛泽东的画像。没想到还有国民党及蒋介石奉为国父的孙中山的画像。县长告诉我说，这些画像是从南面三十英里外的“繁华”城市衡水的书店里买来的。

这位县长在抗战前也是当教员的。日军入侵后，他把老婆孩子托付给邻居，自己参加了当地的游击政府。 “那时十分艰苦， ”他说， “我们常常一天要转移三、四个地方。政府就和现在的一样，不过还要精干一些。”

他说他眼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付水灾。去年铁路沿线的许多村庄被水淹了，淹死了一些人，饥民吃了几天树叶子，但没有饿死人，现在情况有所好转。

洪水过后，联总送了一点救济品给这个地区。数量不多，也不顶什么用。其中竟有破丝袜和女人的高跟鞋。 “也许你老婆或女朋友用得着， ”他笑着说， “我们这里的乡下妇女却用不着。”我望着屋外的雪地和残破、古老的城墙，心想这类挖苦“联总”的笑话在中国各地不知重复过多少遍。

我喜欢这位青年县长。他淳朴、有朝气、有见识，看来很接近群众。下午，他招待我吃过饭后，给我弄来一挂双骡大车。赶车的是一位乐呵呵的老农，他脸颊像小孩儿一般红润，我见到他就咧嘴对他笑起来。

护送我这一程的是一位年轻愉快的干部，他跑在大车旁边，吆喝着牲口，“驾，得勒儿——得勒儿， ”他一面高兴地喊着，一面赶着车跑，等那骡子奔起来时，他才跳上车，跟车把式坐在前面，一左一右地挥动手中的长鞭，放声喊叫，车把式则用一根树枝敏捷地敲打着辕骡的屁股，我们的车子在路上颠簸着疾驰。从奔跑着的骡子背后朝那灰色天空望去，经受着车轮的激烈震动，使人有一种随时都会飞离地面的感觉。“这两头牲口真好哇，”我对车把式说，眼睛看着他衣领上露出的一截干净的红脖子。

老汉回过头来，露出爽朗的笑容，说道： “是不赖。不过还比不上咱在抗战前的那头骡子。那头呀，爬山像头虎，涉水像条龙，你信不？”他对着护送人说：“它飞奔起来，真叫你气都喘不过来，一天能跑一百五十里，不止一回，有那么十几回啦。只是有一条，吃得太多。喂它吃草料时，好家伙，就像侍候一个火车头。多棒的骡子啊！它死时，咱都不忍吃它的肉，而是像人死了一样把它葬了。你想想，那骡子活了十七年呢。那身子骨呀，喝！”

“您的身子骨可硬朗哪，老乡！”我说道。那老汉满面红光，浑身是劲，乐呵呵地说； “谢天谢地，是硬朗啊，怎么能不呢？咱吃得饱饱的。政府一年给咱一百斤小米，我兄弟贩豆子，老婆和妹子做衣服，一家过得不赖呀。您信不信咱过年还吃上肉呢，吃得可好呢。”

我故意把共产党的一个口号翻过来，说道：“您是不是吃地主肉啦？”

老汉一听，把鞭子搁在膝上，脱下手套，揩了揩嘴，把脸一沉，很不高兴地说： “您这位同志说到哪里去啦。咱不吃人肉。可是咱不敢说这一带没有人吃过地主肉。您说呢？”他转脸对着那护送人。

“怎么样？”我问道，拿出一支香烟递给老汉。

我等着老汉用火镰敲打火石燃着火绒，点燃了香烟。

“他们是怎样吃地主肉的？”

“是地主先吃老百姓的肉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您听我说，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土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家来。他说，‘要不，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

“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一天晚上，一个当了民兵的贫农偷偷回村来看他媳妇三花。三花知道男人天未明就得走，立刻和他睡觉。大伙儿都知道他回家了，谁也不说，只有那村长跑去报告地主穆世安。这汉奸地主把三花的男人从炕上拖出来，五花大绑抓走了。三花苦苦哀求那地主开恩放他男人。但是她穷，又没有人过问这案子。她跑到拘留所，浑身哆嗦，哀求道；‘让我见见我男人一面吧。’穆世安的狗腿子说：‘你到街上去，就见着了。’她一听，以为放了人，马上跑到街上，果然见着了。碉堡地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他男人的头。这碉堡是狗地主强迫大伙儿磨破手流着血修起来的。那颗人头血淋淋的，眼睛被抠出来了。三花一看就疯了。她爬呀爬，想爬上去取那人头，被大伙儿拉住送回家了。那天夜里下了大雨，人头掉在路上。天明鸡叫后，三花出门来到街上，看到男人的头，捧回家去。她把人头抱在怀里，躺在炕上三天三夜，又是亲又是摸，好像她男人还活着一般。她凶得像一头母老虎，又像一头下了仔的母狗，谁都不能挨近她跟前。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一直紧紧抱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一刻也不松手。”

车把式话音停了一下，戴上手套，拿起鞭子，气呼呼地接着说： “这不是把老百姓不当人吗？”他朝着骡背上猛抽了一鞭，“这不是吃老百姓的肉吗？”

护送我的干部在老汉讲到半截时跳上了车，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插进来说道： “你们不是也吃了地主的肉吗？”

“那个汉奸的事我记得最清楚， ”干部接着说， “四百多人控诉了他。全区有二万人参加了清算他的大会。很多小脚女人不能来开会，于是人们押着汉奸先游村，让大伙儿都有报仇雪恨的机会。我忘不了那次游斗的情景。那天我参加押解犯人。快到第一个村子时，我跑在头里，汉奸刚刚过了头一所房子，就有一群人手拿钢叉、锄头、长矛、棍棒朝他捅来。一个手拿剪刀的妇女高喊： ‘我恨不得吃这汉奸的肉！ ’干部们一看群众的来势，知道没等到这汉奸到达会场就要被就地打死。于是规定大伙儿可以打他，但不许把他打死。

“他被押着一村串一村地走了五、六十里路，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愤怒控诉。老乡们遵照干部的规定，不动家伙，但还是把他揍得半死。有的人拿着菜刀要求道： ‘让我割他身上四两肉吧！’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拦阻了他们。

“穆世安开头还挺得住。可是到了一个村子，他当街停下来，满脸淌着血和汗，像娃娃一样哭叫：

‘我在这里为大伙儿办事八年了……难道没有一个人可怜我？请行行好给我一块手巾擦擦脸吧……脏手巾、红手巾都行。’

“我痛恨他，但他哀告的声音像一个可怜的小孩。他十分狼狈，四面张望，向人求助。他像小孩向人乞讨一块饴糖那样，一再哀求： ‘给我一块布吧，什么烂布条也行。’但是人们都站在那里，对他怒目而视。后来有谁说了一声：‘给他一块骑马布吧。’❹ 逗得大家笑起来，接着又揍他。我喊道：‘别往死里打，要留活的开大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拉开，但还是有一个妇女从村里一直跟到野地里，不断抓穆世安的脸。

民间对月经带的一种叫法

“我们把他挨村游街示众后，在一处松林旁举行控诉大会。附近的墙上画着他的罪恶历史。一棵棵树上贴着纸，纸上写的都是被他害死的人的名字。那天早上，政府宣布要处决汉奸穆世安，参加大会的有两万人。穆世安一被押上台，就有十个人朝他冲来。一个人喊道：‘你杀了我儿子。’另一个人把他推开，说；‘别跟他废话，揍他狗日的！’众人齐呼：‘对，不用跟他多说，揍他狗日的！’人们开始往台上跑。这时，大会主席站起来，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说： ‘要揍也得分批来，得有个秩序才行。’

“第一批就有七、八个人揍他，跑上台来的人越来越多，有拿剪刀的，有拿刀的，朝他身上乱扎。我在台下，只听人们呼喊：‘别把他打死了，我们还没轮到呢！’我被人群推呀挤的往前靠，哎呀，真是……”

那干部的话音停了一下。

“别忘了三花的事，”车把式高声说，“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您大概不认得我，我是去了。我不吃地主的肉，谁的肉我都不吃，但是我还是去了，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忘不了三花那天的模样。她走了三十里路来参加大会，头一天半夜里走着来的。她早先是个大门不敢出的羞羞答答的小媳妇。可是那天，哎呀，变了一个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她上台扑向穆世安的情景。

“‘好哇，你这狗汉奸，你也有今天！’她喊道。三花一出现，群众就楞住了，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她的苦情。人声静了下来，只听那汉奸回答说；

“‘你也看出，我活不成啦。’

“‘你对大伙儿说你是怎么害死……’说到这里，她哽住了，使劲抓自己的胸，下面的话虽然说得极轻，但是最远处的群众都听到了： ‘是怎么害死抗日战士——我的男人的。’

“不是我杀他的。’

“不是你是谁？”三花厉声问道，“是谁？”

“是鬼子。’

“就是你！是给你害死的……’

“这时三花解下腰上系的皮带，在众人面前抽打那汉奸。那个喊叫声啊，她打一下，大伙儿就叫‘打得好！打得好！’我也跟着人喊起来。看着三花报仇，真叫人解恨啊……她几下就把穆世安打趴在地上了……哈，我忘不了……”

车把式摇摇头说：“忘不了啊。我可不吃地主的肉，但是三花有仇要报啊。 ”

老汉跳下了车，赶着骡子走。

“控诉会后来怎么了？”我问那干部。

“三花打过后，又有一些人跑上台来用棍子打他。他躺在地上装死。大会开了三、四小时，只有四十人轮得到打穆世安。这时主席叫停一停，向大家说： ‘谁受过这汉奸害的站起来！ ’五百人站了起来。这时要维持秩序很难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往台上挤。干部们没办法，只好把穆世安拉出去枪毙了。他的家属把尸体领回去，用席子裹着。群众知道了，从他家里把尸体抢出来，揭开席子，继续用棍子打他。一个男孩儿用梭标在他尸体上连戳了十八下，边戳边喊： ‘你砍了我爹十八刀，我也戳你十八枪。’

“最后，人们把他的脑袋揪了下来，一连几天有很多人来看。有人指着他的脑袋说： ‘你从前当司令好不威风，许多人要来见你。现在你死了，还是有那么多人来看你。”

干部说完后，舌头发出啧声。

“真残酷啊！”他说。

“残酷？”车把式说，他原先走在后面，这时走到我们旁边。

“穆世安害死了一百多条人命，现在杀了他一个，这有啥残酷？我自己是不愿杀人的。不过你怎么能怪咱那些老乡呢？咱只杀了他一人，他家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活着。这也叫残酷？不说是什么世道！”

他不作声了，阴沉沉地只管瞅着他那两头骡子。我们继续赶路，谁也不说话了。天快黑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寒风彻骨，我跳下车来走着，想暖暖身子。我看到右前方有个村庄，便说：

“太冷了，咱们别急急往前赶了，不如在这村住一宿吧。老汉，您那牲口大概乏了，让它们也歇歇脚。”

我们在村里找着地方借宿。被平原上的朔风吹了一天，冻得够呛，进了这土屋感到又温暖又舒服。泥地上散发着粪便的臭味，房东宏大娘一手往灶里加柴禾，一手拉风箱，锅台上发出烧焦小米的酸味儿。我同老大娘拉家常。开头她不大愿意谈。她一个儿子在抗战中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打国民党，老伴儿参加了反抗地主的暴动。说着说着，她不再拘束了，把肚里的苦水倒出来了。

“您说这是什么世道！鬼子在这儿时，我老伴儿交不起租子，硬叫那狗腿子陆华斋打了二百板，屁股都打烂了。您以为这回他老实了吧？没那事儿！八路军一来，他就要参加斗地主。我说；‘记住你的屁股，下一回你的脑袋也保不住啦。’这倔老头儿！您以为他听我的啊，才不呢！我们两口子吵了一宿，他发起火来，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媳妇儿为他好，他反倒揍媳妇儿，您说有这样的道理吗？”

“您不让他自由嘛……”那干部说了一句。

“啥自由不自由！小伙子，别给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你年轻人咋想的。鬼子在这儿时，我大儿子叫地主给打死了。打完仗后，二儿子要为他哥报仇，他带来几个干部……我一看就知道他想干啥，心里凉了半截。‘给我滚开，你这不孝儿子！你哥死了还不够，现在你也要去找死，扔下老娘不叫她活！ ’那小子冲着我乐。做娘的反倒叫自己儿子笑话了。他干脆拔腿就走，参军去了。”

“大娘，您不明白， ”干部劝解道， “咱要和平，可蒋介石他要进攻解放区，他要杀咱大家呀。”

“蒋介石这王八蛋。太欺负咱老百姓啦。”大娘放下柴禾，站起身来，老眼被烟蒸得直眨巴，“你们咋不干掉他过太平日子？这仗啥时打完啊！”

“快啦……您放心好了。”

“快？到底多快啊？别尽哄我。这日子真难熬呀。”

“大娘，别唠叨啦，大家烦死了，人家这位外国客人也会见怪的。 “

“我不信人家外国人像你说的那样。”大娘顶了一句。

我从中调解了双方的争论。大家吃完小米饭后，房东大娘到隔壁屋里喂她的毛驴去了。车把式、干部和我三人挤着睡在炕上。

半夜里我醒了，睁着眼睛躺着，身旁的车把式鼾声雷动。我望着他，又联想到三花的遭遇，以及房东大娘和干部的谈话。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使我越想心里越沉重。车把式又鼾声大作，我终于推了他一把。他呼呼几声，醒了，用手揉揉脸。他“唉唉”哼了几声，翻身接着睡，鼾声又起。

第八节旅伴

春天到来时，黄河与运河涨水，洪水浇灌了大片的低洼地整个华北平原就像是个一望无际的大花园，麦浪滚滚，绿树丛丛，千百万人民生息在这片大地上。

田野里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生活的图景，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穿蓝布褂子的农民在勤奋劳作。夏天，太阳一个劲地曝晒，海上又没有风吹来，村舍泥抹的屋顶干裂了，第一场雨下来，就滴滴嗒嗒漏水。夏天骄阳当午时，其热难耐，人们都呆在自家土屋里．周围一片寂静。秋天，高梁红熟了，地里人又多起来，收割了庄稼，打谷场上喧闹欢乐。进入隆冬，寒冷的平原上不见人影满目荒凉，一片寂静。高高矮矮的树梢，在严冬白茫茫的天空下，像一根根灰色的电线杆。田野里只有几只野兔奔跑着，在无人行走的雪地里寻找安身之处。

我一站一站地穿越这个荒凉的平原，朝着西南方向，直奔晋冀鲁豫边区总部所在地邯郸。晚上投宿农民家里，访问地方官员，第二天换一部大车继续赶路。第三天，我来到边区政府的一个地方办事处，有一部美国军用的中型卡车等在这里载我去邯郸。我喜出望外，因为几天来坐着骡车，慢慢腾腾，一天只能走二十英里路，弄得我焦急难耐。

可是这部中卡已经破旧不堪。美国人开着它从印度经过缅甸来到中国；蒋介石的军队接收后把它开到华北；如今，它在作战中被缴获，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这部车子真可谓历经战火，万里跋涉之后，遍体鳞伤。挡泥板已经撞坏，都快拖到地上了。车篷早已没了，后面的横木横七竖八地乱晃着，乘客要是不小心，眼珠就会被捅出来。为了开动这部老爷车，配备了整整四个人：司机、机械师以及两个助手。那两个助手像马车夫那样，袖手坐在驾驶室两旁延伸出来的车板上。

一百多个老乡跑出来看我这个“洋鬼子”坐“汽车”。这是难得的瞧热闹的机会，大家看得十分带劲儿。当那位机械师摇车把，摇了五分钟还发动不起来时，老乡们大声起哄，好像是说：“干嘛不找一头骡子来拉呢？”

司机感到面子上难看，便从方向盘后的宝座上跳下来，戴上手套，从机械师手里夺过摇把，熟练地摇了几下，马达轰然发动起来了。周围的群众喝采叫好。那司机脱下手套，回到驾驶座上，踩下离合器踏板，挂上挡，神气十足地向群众招招手，松开离合器踏板。车子往前一冲，但走了一丈多路就熄了火。这样又折腾了几次，我们的车子才算开出村，走上了公路。这条路是日本人修的，虽然有很深的车辙，但路面冻得硬实，我们的车子很快加速到每小时二十英里。读者可能会说车速太慢，但连日来我已经习惯于每天走二十英里，现在这个车速就像是飞似的了。

“真快啊，太好啦！”我听到一个清晰的北京口音在说。

说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政工干部，他和我一样也是前往刘伯承将军总部去的。他身穿大褂，头戴呢帽，这种装束在这一带农村地区显得很不协调。事实上，他告诉我，这顶呢帽有时给他惹来不少麻烦。老乡们看他这身打扮很像乡间的劣绅或国民党统治的城市里来的骗子，常常耻笑他，骂他“汉奸”。但这人很固执，把这呢帽当宝贝一般坚持戴着。

为了遮挡风沙，他戴着一副风镜，还用一条大围巾兜住他那顶宝贝帽子，把面部和颈项包起来，活像本世纪初期美国驾驶汽车的人。

我这位旅伴七年前是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九四〇年，他跟着一百多个青年同伴潜逃到游击区来。一路上，白天在麦地里藏身，夜间偷偷穿越田野，好容易来到太行山。当他第一次看到穿中国军装的人时，不禁高兴得热泪盈眶。但紧接着日本人进山扫荡，实行 “三光”政策。几乎全部房屋被烧毁、牲畜被宰光，粮食被抢空。生活变得极端困苦，他常常产生跑回北平去的念头。他总算熬过来了，如今被派下乡从事政治工作。

我和他攀谈一阵后，便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双手一甩，苦笑一下，急促地说： “哪有条件呢？哪有时间谈恋爱呢？我们不断转移，没有自己的房间，没有地方和女朋友幽会，没有时间找爱人，没有机会接吻。 ”接吻一词他是用英语说的，还用舌头拖长尾声，好像对一种外国佳肴回味无穷似的。

“这里的生活苦哇， ”他沉思地说， “我们没有精力谈情说爱。最糟糕的是没有漂亮的姑娘。你找不到漂亮的女人干革命工作的。 ”他的话音带有一点情绪。他讥讽地说：“到处是小脚女人。”

他向我坦白说他从来没有同女人谈过恋爱。他同我说话时声音很小、很快，老是弓着背，不停地用谦卑的眼光觑着我。

“将来恢复和平时，”他说，“我要去北平……”他没往下说。他的眼神流露看孤独哀伤，但又严酷得可怕，像一匹负伤野兽的眼睛似的，使我不忍心看他。他耷拉着眼皮，强作笑容，忽然脆口说出几个字：

“月光……情人……接吻！”

这几个字他是用英语说的，似乎他是在很久以前看电影时听过的，当时偷偷记在心里，现在随着惆怅的思念脱口而出了，完全是一派知识分子的孤独情调！我不客气地如此断定，同时心里想，在这一带落后的农村里，还有多少这种学生出身的人，渴念同城里的窈窕淑女悠闲地谈情说爱。

我们的车子颠簸着走了不知多少时候。我的旅伴一会儿哼一支歌曲，一会儿长时间沉默，进入梦境。

下午我们到了邯郸，这是座落在现已不通车的平汉铁路线上的一个有四万人口的城市，也是我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以来所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但是邯郸只有一半的生气。市长解释说：“美制”的飞机炸毁了发电厂，使得城里的电灯不亮了。

市长担心其他设施统统会被炸毁，所以把棉纺厂、铁工厂及其他一些小工厂连同五百工人迁移到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与工业转移的同时，边区总部也进了山，所以我的旅行尚未完结。留守在城里招呼过往人员以及像我这类客人的，是一位姓蔡的交际处官员，待人很热情。

“你好！我好。谢谢你！欢迎你光临邯郸。”他见了我，没等我开口，就一口气用英语说了这一串。

这位蔡同志和我那位同车的旅伴一样和善，但他忙的不亦乐乎，毫无感到孤独的样子。他已婚，妻子年轻漂亮，他称妻子为“我的爱人”。他有个五岁的儿子，这孩子跟着妈妈学扭秧歌，又学唱反蒋歌曲。蔡同志夫妇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区相识和结婚的。他们的小孩生下没几天，日军就大举进攻他们所属的游击队。两口子都逃走了，走前把孩子托付给一个相熟的老乡，两年后才能回来接孩子。

我后来了解，有很多的八路军干部把自己的小孩藏在老乡家里，但日后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幸能骨肉团聚。有时老乡惨遭敌人杀害了，有时逃往他乡了，孩子便从此下落不明。有的孩子只肯喊抚养他们长大的老乡为“爹”，而不认前来接他们的亲生父母。也有些老乡需要养子的劳动力，不愿交还这种孩子。最后，有的干部觉得拖儿带女干革命是个累赘，干脆把孩子送给老乡。

邯郸是铁路线上的重镇，又是平原的粮食和山区土特产的集散中心，城市有一定规模，因而有一些生活服务设施，于是我经过长途跋涉后第一次洗了个澡。

当我和市长从澡堂回招待所时，有个穿军装的人从一个房间里跑出来，十分激动地向我们打招呼。他指着我们右边那个房间，压低声音说：“法国人！”市长听了大吃一惊。他挨近我，用右手的食指在左手心里写了一个“法”宇。接着他诡秘地指着自己的嘴，摆了摆手指，示意：“不要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匆匆走进我房间，带着歉意向我解释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法国籍代表刚从南方来到这里，如果知道我是去刘伯承总部的，恐怕他也会要求一同去，那就难办了，因为总部所在地要保密，只有“十分可靠的外国朋友”才让去。

这个事件过后不久，蔡同志拿着两个玻璃瓶来到我房间里，瓶里装着像是血一样的液体。

他解释说：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叫哈里森的美国医生两天前在这附近的地方死去。这一瓶是他死前吐出来的，那一瓶是他死后吐出来的。”

蔡同志举着两个瓶子叫我看，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事情有些蹊跷，市长暗示，哈里森之死恐怕是一宗谋杀案。

后来我查阅了哈里森的日记，才弄清真相。不久前他押运一车皮的物资前来开封，打算送往解放区。国民党官员故意把他这个车皮调到黄泛区一条偏僻的支线上去。货车厢里不能烤火，也没有吃的，那里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求助无门。整整一个礼拜时间，他蜷缩在货车厢里，又冻又饿，可又不敢离开他所押运的物资。朋友们听到他所处的因境，终于说服国民党官员把他这个车皮拉到开封。这时哈里森患了病，身体己很虚弱，但他决心完成自己的任务，于是把这批物资用渡船运过黄河，送到了共产党地区。由于挨凉受饿过度，他倒毙在那里。

押运物资来解放区的许多“联总”人员都遇到蒋介石官员的这类捉弄，但哈里森是我所听到的被用这种手段整死的唯一的人。我在邯郸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乘一辆烧木炭的日本卡车离开这里。同车的有一个女青年，她的八路军制服像一只麻袋似的套在她身上。她的名字叫任琪，英语讲得很不错。同车的还有一个带着好几百万元的押款员，他把这些钱放在一个松松垮垮的白布袋里。这一带治安情况较好，用不着担心会遇到土匪或强盗。即使碰上了，个把盗匪也无法背着这么一大袋钞票跑掉。

（木炭汽车）

我们的车子很快驶出了平原，进入太行山麓，开始嘎嘎作响地缓慢爬坡，车后面拖着烧木炭产生的青烟。这一带傍山梯田里种的冬麦苗露出了冰冷的地面。石子铺的公路，有时笼罩在峭壁的阴影里。一堆堆残雪湿漉漉的，产生一股寒气。但是人们一见那生气盎然的青翠麦苗，寒气不觉为之一消。

一路上我们遇到一队队满载山货下平原去的骡车。在山间隘道错车，减缓了我们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车速，也给那些赶车的老乡造成麻烦。牲口听到我们汽车马达的轰隆声，一受惊就乱了套。有一回，我们的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骡车相错，双方的轮子勾住了。我们的司机不顾任琪的劝说，还一味往前开，结果把人家的骡车弄翻了，骡子也被拽倒在地。两位知识分子——任琪和我那位北平大学生朋友——尖锐批评汽车司机，这样做不对，会使政府脱离群众。但那位无产阶级司机却直咕哝。

我们继续前进，这位司机的某些古怪动作增添了旅途的乐趣。他不时把车挂到低档，扳下手闸，然后跳出驾驶座，从地上撮起一摔雪，跟着汽车跑几步，把雪撒入车首边上的一个水箱里。这是为了把燃烧水炭产生的热度冷却呢，还是想往散热器里注水，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清楚。

我们的车子一路上吞着雪冒着烟，开进了武安，这是位于山麓高地上的城镇，再往西就是壁立的大山了。城中心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的尖顶和附近一座古代宝塔的塔顶耸立在全城房屋之上，好像互相争夺这一带居民的侍奉似的。我们的汽车对天主教堂和佛寺都不屑一顾，却驶离大路，开进一个基督教堂的院子里。从前这院里一定是收拾得很整洁的，现在到处是破汽车和机件，还停放着四、五十辆大车。骡、马和人横七竖八躺在满地的草料和粪便之中。

我们的木炭车马力不足，前面的坡爬不上去，于是我们换乘一辆吉普车。车上要坐五个人，还安装上全部行李。任琪挤在后座两个行李卷中间，我坐在一个行李卷上，她拽住我的大衣，使我不致掉下车去。

任琪有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后来我逐渐与她相熟，对她颇为钦佩。在刘伯承总部期间，她一度当我的译员，我常常问起她的身世，这里不妨介绍一二。

她本是邯郸城里人，父亲是一个地主。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她刚十五岁，在北平念初中。她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读书，而当时蒋介石的教育部长号召所有大中学生撤到内地去，那里可以免费上学，于是她回到家里，带着弟弟妹妹逃离日占区。她在华中流浪了好几个月，尽管教育部许了愿，但她一再发现，没有钱还是上不了学。后来她坐船离开汉口前往重庆，逆长江而上，全程九百英里。船上挤满伤兵和难民，也有一些逃难的富人。但只有任琪一个人不嫌肮脏而主动照料路上的伤兵。有几个记者赞许她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给她作了推荐，她才进入南开中学。

据她介绍，南开是个 “贵族”学校，她在那里为那些有钱有势的少爷小组看不起，很难找到朋友。学校中缺乏自由空气，三青团特务看到谁读进步书报，抡起棍挥手枪就打人，任琪对此非常气愤。她听到关于共产党、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的情况，十分向往，便在抗战第四年投奔延安。到延安后，她学习英文，现在英语讲得不错，只是慢一些。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工程师。此人已经娶了英国老婆，并且生了孩子，但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抛下了妻子，奔回中国，参加了共产党。任琪很同情这位工程师，对他一见钟情。

抗战结束后，工程师随部队开往东北。任琪想跟着去，从西北跋山涉水一路走到内蒙古，企图穿过长城去关外。但是蒋军封锁得紧，她过不去，于是又辗转几个月，回到家乡邯郸。当她历尽千辛万苦，风尘仆仆，身穿破军装，踏进家门时，她母亲惊喜交集，喃喃半天才迸出一句话，“儿呀，你也该找个婆家啦！”

那时邯郸已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任琪动员她妈把地分给贫农。妈妈听了不对味，回答说：“穷人有穷人的命，我怎么可以违抗天意？”但是任琪非常坚决，一连劝说两夜，做娘的流了不少泪，最后屈服了，把大部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

任琪已经二十六岁了，她决心参加反蒋战争。她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很显然她是迫切要求入党的。她希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当一个女英雄。她从来没有与男人接过吻，她觉得这很没意思，不懂得为什么外国人总是喜欢这一套。她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影片里的女人花了很多时间梳装打扮，还坐在一种古怪的机器里不断摇晃她们的屁股。她觉得这些美国女子太无聊、太愚蠢。她常问我： “她们怎么能这样胡闹？”她很喜欢读小说，特别是关于战争和英雄人物题材的。我问她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有何感想，她说她不喜欢女主角安娜 (她弄混了，误以为是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她太“软弱”。

任琪现在到总部去，希望找到办法去东北寻她的情人。所以，尽管她满嘴豪言壮语，对美国妇女表示鄙夷，可是她自己不也是害了相思病吗？我们相处三个星期后就分手了，她骑着一头毛驴，直奔一千英里外的哈尔滨去了。我祝她一路顺风，希望她安全通过封锁线，找到她的情人。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的吉普车越往前走，石子路越崎岖不平。后来根本没有路了，车子开进一条干涸河床，七弯八拐，来到一个树木稀疏的山谷里。这一带的村子都有石墙，像碉堡一样，外表比山下平原村庄的土坯房屋深沉一些。

傍晚时我们到达冶陶。这是晋冀鲁豫军区总部所在地。刘伯承将军这时不在家，上鲁西视察部队去了。

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将军带着他的能讲英语的秘书李棣华先生来迎接我。寒喧几句后，他问我对解放区有何观感。我对他说，一路上不许我拍照，这让我很恼火。他请我原谅。

“地方干部不懂得新闻记者的任务。你放心好了，在我们解放区，你要照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我们欢迎任何记者来解放区参观。你要看什么都可以，看到任何东西都可以写。”

我对这种痛快表示有些半信半疑，但是后来共产党真的让我看了很多东西，并且向我介绍他们自己的情况，好的坏的都讲，很使我出乎意料。我发现只要通过军区或政委的渠道办事，就可以享有意想不到的自由去参观并调查边区的任何东西。只有当我脱离共产党的渠道，落到非党人士，即所谓进步学生——特别是能说英语的沙文主义学生——手里的时候，才会遇到麻烦。

不过暂时还没有碰到这种倒霉事。我被安排在一所石屋的一间干净的房间里住，自己睡一个炕，室里生着一盆炭火，有一个从阎锡山部队里俘虏过来的战土当我的勤务兵。室里还有一面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幅杜鲁门的画像。

第三章一支军队的创建

第九节中国的一位政治委员

凡是在大战期间居住巴黎的人，都记得星形广场附近的几个街区如何被用绳子圈起来，圈内的房屋全部被盟军司令部征用了。整个区域四面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警卫森严，没有特许证件，任何人也不准通行。而当我来到只有二千人口的冶陶这个小山村时，几乎看不出任何迹像，表明指挥三十万正规军和一百万游击队的首脑机关就设在这个小小的石头城内。这让我感到很惊奇。除了架在一处房屋顶上的无线电天线之外，你根本看不出这座小村镇就是司令部的驻地。因为村镇里没有设任何禁区，各军事机关的大门外，也不见有人站岗放哨。

也许是冶陶地处偏僻山区的缘故，所以司令部的官员们具有别处所没有的安全感吧。且不管原因何在，将军们和行政大员们倒确是如同普通土兵和农民一样，随意在街上走动，根本不需护卫。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开各种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在闲暇时，也可看到他们坐在石头城墙上，俯瞰山乡池水，与老乡们促膝闲谈。正是这些身着粗布军服、不拘礼仪的人们，也正是在这太行山区，指挥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正是他们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这是当前与蒋介石军队进行战斗的一个主要战场。我意识到，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内，可能就在这里决定战争的胜负。我决心尽量多了解一些这里的情况。

使我感兴趣而又迷惑不解的是，孤处穷山僻野之中的小股游击队，在毫无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怎样能在敌后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并得以生存，而且经过八年抗战之后，更加壮大起来，以致能够与美国训练和装备的蒋介石军队争夺天下。中国的国民党人，甚至美国的某些国会议员，一再说什么共产党从来未打过日本。如果真是这样，八年之间，他们未曾与民族敌人作战，那么当时他们是如何得以生存，而现在又如何有能力与蒋介石较量呢？

我想要探询其中的究竟，这并非仅仅是出于一个记者的好奇之心。同时，我自己也很想了解共产党是如何在敌后生存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北平失陷之后，我曾偷越日军防线，经历一段相当冒险的旅程，来到当时正在华北集结待命的蒋介石军队的驻地。一九三七年整个夏季，我跟着蒋介石军队一路后撤，退出华北平原，越过了山西的崇山峻岭。在通过山西的一次可怕的败退中，我目睹了蒋介石军队濒临彻底崩溃的惨景——士兵们弃械而散，军官们置部下于不顾，利用一切能抢到手的交通工具，向后方逃窜。当时看来，中国似乎已经抵挡不住了，整个华北似乎都已放弃给敌人了。蒋介石军队已被全部逐出华北，那里的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似乎都已堰旗熄鼓。然而，正当我跟随着蒋军逃离华北之际，共产党人已开始插入敌后。当时我还曾以为，中国军队是不可能在敌后活动的。

共产党人究竟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

我觉得，这不仅是绝好的新闻报道题材，而且必有一番可歌可泣的人类业绩。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为什么共产主义今天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胜利的答案。从华北人民在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预料谁将赢得中国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人呢还是蒋介石。我还认为，从这几年的历史中，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政治和军事的，以及人情上的和哲学上的。

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拜访了薄一波政委。他曾于一九三七年带领一批学生深入到山西的崇山峻岭之中，组织了这一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薄一波不仅在这一地区战斗了十年之久。而且他本人就是山西省人，因此，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

一提起政治委员这个字眼，许多美国人便为之色变，眼前立刻会浮现一个执掌了芸芸众生生杀予夺大权的冷酷无情的政客或宗教审判官的形像。一个俄国或者欧洲的政治委员是怎样一副尊容，我不得而知，也许确如人们描述的那样，是一类可怕的人物。但藩一波却是一位面颊红润，态度和蔼，三十几岁的青年，总是面带笑容，头脑十分冷静。我在冶陶期间，与他相处很熟。

我曾向他提过几个很笼统的问题，如： “什么是边区？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请谈谈它的历史情况。 ”以这些简单的问题为梗概，他侃侃而谈，谈了三天，内容十分广阔，涉及游击战、饥荒、共产党以及政府的组成等等。他滔滔不绝，从不查阅笔记，只是偶而喝一口茶。给人印像最深刻的是，他讲得那样有条不紊，顺理成章。

我一直没有机会问及他的私生活，因为在我抵达冶陶后不久，一场更为激烈的内战迫在眉睫，他和我都无暇深谈个人的私事。不过我从道听途说之中了解一些有关他的情况。他过去是个作家，曾多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有不少国民党的大学教授对他十分器重。这些传说是否真实，我不能肯定。但我可以说，他待人热情周到，思想清晰，度量非常宽宏。在边区政府一些较急性子的官员当中，他确是一位杰出人物。

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坐在薄政委住宅中的一张舒适的太师椅上。这座房屋是用石头砌成的，地板也是用石块铺的，房间里有窗帘和西式桌椅，大概是一座被征用的地主的宅邸。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名叫李棣华的中年人，他是共产党领导机关的秘书，在我与薄一波正式谈话时，由他担任译员。

李棣华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跑到解放区来了。我猜想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当我就此问他时，他有点不高兴地回答说：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回答你，我还不是；如果你问我是否想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回答你：但愿我够得上共产党员的条件。”

来到解放区以后，在物色译员方面，我本会遇到许多麻烦。但李先生的确是担任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因为他也是山西人，能听懂薄一波的山西口音。而对我来说，薄的口音简直太难懂了。这一点的好处非同小可，因为从外省来的译员都听不懂薄一波的山西口音。

一连几天，我们三人围坐在薄一波房间里的一小盆炭火旁。我写着写着，就困倦得简直要睡着了，而薄一波却始终精神饱满，毫无倦意。

我对薄提的主要问题，都是有关他们在敌后坚持八年抗战的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他并没有试图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共产党的“魔法”。

“你该知道， ”当我们坐定之后，他说， “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边区位于华北的中心，面积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只要看看地图，你就会发现，这一地区是个很有利的战略整体。它的形态像一个四方盒子，下边是黄河，上边是正太铁路和石德公路，左边是同蒲铁路，右边是津浦铁路。

“为了便于管理，我们把这一区域划分为五个行政区，下辖二十四个专区，每个专区都有平行的军事和行政机关。下面又分一百二十六个(这个数字常有变动)县政府和自卫大队。

“边区一半是中国最大的华北平原，或称黄河平原，另一半是太行和太岳山区。

“这些山区地处要冲，虎视华北平原。不论是对本地军阀还是入侵的外寇，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山脉蜿蜒三千多公里，横亘中国直至西藏。正如谚语所说： ‘重门叠户，❺里山外山’。”

比喻地多关口屏障，易于防守。 清 龚自珍 《与吴虹生书》之十：“ 山西三关得为九边之一，犹宣化之有居庸 ，所谓重门曡户者也。

在此我想冒昧地打断一下薄的谈话，仅就这些山脉补充几句。美国那些干涉主义者以为，只需为蒋介石提供十亿美元，就能征服共产党。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山脉的险峻。我和薄一波身处其中的山岭，属于雄伟的昆仑山脉的一系，源起印度边境，跨越整个中国，直抵日本群岛。这些山脉在军事上意义极为重大。不妨设想一个旅行者从接近苏联边境处入山，可以沿着山路穿越数省，渡过黄河、长江，跨过西藏这个世界屋脊，最后到达印度，在漫长的四千八百多公里的旅程中，几乎不涉平地。

山里自成局面，对于一支穷困之师，这里是理想的藏身之所。只要守住险关隘道，便可纵横来去，更能随时下山袭击不备之敌。要想完全控制这一片祟山峻岭，远非人世间的军队力所能及，这倒是值得那些以为出动几师美军就能替蒋介石征服中国的美国议员们好好想一想；可是(防御者)只要控制这些山脉的一小部分，就往往能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下面继续记述薄一波政委的话：

“刚才我所讲的，只是我们边区的大致情况。华北人民和八路军，就是在这里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准备与国民党再打他二十年。

“至于我们是怎样求得生存的，这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边区据有冀南平原这一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全国百分之三十六的棉花就出产在这一地区，因此人人不愁没衣穿。

“其次，太行和太岳山区小麦、小米和高梁丰产有余。同时还有丰富的煤、铁和硫磺等有用的矿产，足够目前的需要。

“另外，这里还有一亿多亩耕地。养活三千万人口，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边区最大的城市是济宁，有十四万人口。此外还有八、九个四、五万人口的城市。

“边区人口分为两大类型，山里人和平原人。山里人也就是山西人，外号 ‘牛皮灯笼’，意思是说，外面黑，心里亮。二千年来，他们一向以勤奋俭朴，吃苦耐劳而著称。从外表看来，他们胆小怕事，温顺腼腆。过去外地人都瞧不起他们，轻蔑地称他们为‘老西儿’。

“其实他们一点也不胆小。他们擅长经商，极有远见，遇事不是光图眼前一两年，而是为一辈子着想。自明朝以来五百年间，山西帮控制了中国各地的钱庄银号。孔祥熙博士便是当今的一个代表。

“八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仅勤奋俭朴，而且外表和内心都变得骁勇强悍了。

“第二种类型的人是冀南、山东和河南一带的平原人。他们与山里人截然不同，体格健壮，勇猛好斗。他们的历史是一部流血斗争、起义反抗的历史。二千年来，他们前仆后继地起来反抗本国和外国的压迫者。有一句古话说：‘揭竿而起’。还有句古语是：‘临危不惧，巧于为战，宁死不屈’。用这几句话来刻画他们是十分贴切的。他们随时准备拿起木棒、石块以及其它任何武器起来造反，推翻官府。

“过去他们起来造反，大多出于一种复仇的义气，而缺乏远大的目标。由于他们天性勇猛，并具有争取独立的精神，要发动他们起来抗日并不困难，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却远非易事。所以我们还得教导他们，光会杀敌是不够的。在八年的岁月里，我们不仅教他们打仗，这一点他们并不外行，并且教他们如何打得有成效。还教他们在夺取了农村的政权后，如何去巩固它。

“由于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 ——地处战略要冲、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三千万英勇善战的人民，整个内战的胜败就将取决于我们这个边区及其侧翼鲁东地区的形势变化。

“如果我们能阻止蒋介石入侵这一地区，那么我们就能在内蒙和东北建立根据地，从而具有一个安全的大后方。即使蒋介石像日本人那样打进来，我们撤入坚不可摧的太行和太岳山区，照样能维护晋冀鲁豫边区的独立。”

“谢天谢地。 ”我瞟了薄一波一眼。他又重复了一遍： “谢天谢地，自然环境对我们有利。平原和山区可以互为利用，平原为山区生产小麦，山区则为平原提供其所缺少的产品，同时拱卫平原的安全。”

第十节建立根据地

要创建晋冀鲁豫边区，仅仅具备了山岭平川的自然条件还是不够的。最初，这里尚未建立政府。三千万人口只有一支六千人的军队。经过八年抗日战争，边区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队也扩充成为拥有三十万人的正规部队。这不仅是一部丰功伟绩的史篇，而且是前所未闻的艰难困苦和雄心壮志的纪实。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横扫华北，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往往在失去指挥的状况下，如乌合之众仓惶溃逃。国民党的将领们一心只想尽快撤到黄河以南。在所有的大小城市中，一时汉奸蜂起。中国处于危亡之中。

到一九三八年，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之外，日本人在华北几乎荡平了所有正规部队的抵抗。

薄一波继续讲道：

“过去，蒋介石诬蔑八路军为‘匪军’，而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年月，唯一留在华北坚持抗日的，正是这些所谓的‘匪军’。

“除了八路军以外，当时在华北也还有其他的抗日武装。一九三七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黄河撤退时，那些隐藏多年并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的地下共产党员们，捡起败兵遗弃的武器，站出来进行公开活动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党员拿起武器，脱掉长衫，短装上阵，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律不准撤过黄河。

“党中央与地下工作者之间，平时很少联系，或者根本没有联系。党中央分派联络人员到各大城市去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们全力以赴，尽快地把党中央的指示传达到基层。党中央的指示号召工人、学生以及农民团结起来，立即撤离城市，开展游击战争。

“通过这种传达方式，有一部分党员接到了党中央的指示。那些没有接到指示的也自行采取独立行动。早在八路军出现于华北之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就以各种名义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如河北民军(或称敢死队)等等。这些队伍的前身，都是一些爱国团体，它们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

“另外还有一些开展游击活动的学生组织，有的在抗战以前就成立了，因为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对蒋介石一味对日本人妥协退让有所不满。

“正好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阎锡山把我从延安请来帮他训练这批学生。

“当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山西时，阎锡山企图引诱学生们跟随他撤往晋南。我向学生们发出了与阎对抗的号召：‘跟我上山去！’

“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跟我走了。一九三七年夏天，我率领五个学生纵队上了太行山和太岳山。每一个纵队都由一名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这些党员都是刚从蒋介石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

“除了这支学生队伍之外，还有少数自发组织起来抗日的铁路工人和劳工自卫队也随我上了山。

“这些队伍实在不成其为军队，倒是有点统一战线的色彩。他们都是不愿跟随蒋介石军队撤过黄河的人们。我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宁可死在山西，决不逃难！’除了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以及阎锡山政府之外，多数群众都志愿留下来抗日。

“当这一运动在山区开始展开之时，在平原上也同样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例如在河北省，由华北的教授和教师们发起组织了民军。不久，一个包括学生、少数地下共产党员以及民主人士组成的地方政府，在杨秀峰教授的领导下成立了。杨教授后来担任了边区政府的主席。在河南和鲁西也成立了类似的政府。

“此外，近百个自卫大队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这或多或少带点自发的性质。当时，所有这些组织的发起，那是出于爱国之心，或是对日寇暴行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国民党毫不抵抗、望风溃散的愤慨。这些队伍总共约有十万人。

“这些队伍与共产党并无多大关系，与八路军也毫无联系。其优点是与群众关系密切，缺点是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同时也没有多少军事经验。这些队伍是由一枪未放过的学生和对战术一窍不通的教授，以及不懂军事和政治的农民组成的。它们面临着因无人指挥和领导而溃散，以及因不懂军事而被消灭的危险。

“这就是当时华北抗日运动的基本状况。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刘伯承将军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个团，从陕西的黄土高原出发，东渡黄河，来到了太行山区。刘将军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军事领导者。

“虽然刘伯承部队只有六千人，但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战士。他们全都参加过长征，骁勇善战，训练有素，尤其擅长游击战，并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以往的国内战争时期，这三个团曾在鄂豫皖三省作战，在长江以北一带打过蒋介石。这支队伍的前身，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为数不多的地下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开始时只有两条步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目前拥有三十万众、占据了边区这一战略要地的八路军，就是靠这两条步枪起家的。这是我们常说的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例证。

“刘伯承的这支正规部队，与我领导的五个学生纵队进行了合并改编，后来又分派到各地的民军中。这次合编在华北建立了一条对日作战的阵线。”

薄一波最后引用了彭德怀将军的一句名言： “人民的力量好比是水，刘伯承将军的队伍如同是鱼，鱼儿只有在水里才能游动自如。”

第十一节组织抗战

建立抗日阵线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以区区六千人的部队，面对不论兵力和火力都比自己大十五倍的强敌，看来刘伯承几乎处于绝境。从理论上讲，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但倘若刘伯承贸然向日军发动进攻，那无异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如果他退守山区，保存实力，那么敌军就可在平原巩固所占地盘，招募伪军充当守备部队，然后从容不迫地进山追剿。又假如他把正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路民军中去，那他必然丧失手中唯一的攻击力量，破坏他所指挥的队伍中唯一的主力部队的统一。把经过专门训练的战土与普通老百姓的乌合之众混为一体，等于把血稀释在水里，他就得冒降低士气和破坏老红军优良传统的风险。

刘伯承还是选择了最后这条路。

我想把这一点再强调一下。刘伯承违背了军事常规，并没有把他的军队集中起来，而是将他们分而散之。刘将军自毁一二九师(不是自毁又是什么呢？)正是揭示了共产党兵法的奇特之处。不仅是刘将军，而且共产党其他军事指挥员也都是这样做的。历史上有无数人民起义和游击战争的先例，然而，本来是一支完整的军队的司令员，竟故意拆散自己的军队，这在历史上倒是罕见的。倘若刘伯承将军，或者共军其他将领，因此打了败仗，他们的这种策略就很可能被视为是疯狂的行为。但刘伯承将军的这一决策，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才作出的。他将他的军队的成败，抗战的前途，乃至个人的生命，都系于分兵以发动群众这一决策之上。他深知必须用这种办法把抗战散播开去，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他所采取的策略大大增加了胜利的机会。在当时的情况下，直接从正面迎战日军，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将部队分散开来，就使敌人根本找不着大的目标打。

如果换一支别的军队，也像这样分散于敌后，就很可能会丧失士气，归于瓦解。但刘伯承的部下却不是一般的兵。多年以前，当他们在各自的家乡举行暴动，反抗地主的压迫之时，这些以往的贫雇农便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从此，他们逐渐习惯于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他们虽然容貌粗陋，却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当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已是久经沙场的英雄好汉；在那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不利的形势下，他们曾身经百战。现在，又把他们撒出去，远离上级的指导，让他们独立工作。

如果刘伯承的队伍想在高山峻岭中寻找藏身之所，太行山本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是他们却下了太行山，开进华北平原。平原地区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而不利于开展游击战。部队以营、连为单位，绕过邯郸向东行进。他们跨过冀南尘土飞扬的原野，穿过日军封锁线，绕过像岗哨一样座落在铁路沿线的城镇。晚上留宿在荒村茅舍，甚至露宿荒野。

队伍行进缓慢，沿途困难重重，多次被迫改变方向。内心的焦虑使他们无暇顾及外界的干扰，好在他们在当地老百姓那里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村里的老百姓看到愿意打日本的中国军队都很惊讶，他们过去所见到的中国军队每每一遇日本侵略军就逃之夭夭。

穿过遍地沙尘的河北原野，途经山东人口稠密的村庄和青翠的山峦，刘伯承部队的指战员们继续向前挺进。行军多日，来到了太平洋之滨，这里离开他们出发的地点，已有千里之遥。

沿途各处，他们留下了部分连、排、班的战土在当地组织游击战。每一个班都抽出一、二名战士，加入由农民、教员甚至爱国的地主组成的地方抗日武装。

当地民众热情欢迎正规部队的战友们，并推举刘伯承的这些部下当他们的参谋。在这些抗日队伍中，老红军的伙夫、骡夫都当了连长。薄一波的学生们也相继被派到那些由红军战士领导的队伍中去，不久就担任了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

通过分兵以扩大抗日战线，刘伯承获得的战果，远比直接击败日军一支劲旅要可观得多。因为即使他在正面交战中击败了日军，削弱了对方的战斗力，自己的队伍难免也会减员。而由于采取了上述策略，刘伯承的力量才能扩充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恐怕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吧。

这样的扩充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由于日军总司令冈村将军的错误所致。他仅以共产党正规部队的兵力来衡量中国的抗日力量，他藐视游击战，认为那些小股地方武装，在既无外援又无根据地的情况下，在他的后方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然而在此期间，刘伯承将军的正规部队扩大了十五到二十倍，从区区六千人发展成为十万野战军。同时，地方武装也保持在十万人左右。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正规部队好比是骨干，游击队如同筋络，民兵就像是皮肉。三者结合起来，组成他们军事力量的整体。

八路军和民兵牢牢控制了广大的华北农村。从山西省的同蒲铁路，到山东省的津浦铁路，如果乘马车或者步行，在历时一月之久的长途跋涉中，绕过日军占领的三大城市，只需三个半小时。位于华北的三条南北向的铁路，与两条东西向的铁路相互交织成十字状，而日军只能据守铁路沿线，因此共产党人风趣地说，日本鬼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日本兵轻易不敢出城下乡，来不及逃跑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敢出动打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大部已撤退到黄河以南，剩下的残部这时都当了伪军。

在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同时，新的政权机构也在华北地区建立起来。正如许多地方武装产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政权机构也都是通过普选，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些政权机构曾经一度隶属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有自己的一套税收和财政制度。在这一时期，实行了减租减息，但并未没收地主的土地，故仍然维持一种统一战线形式的政府。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人们感到有必要在华北这一带建立一个更为统一集中的政府。一九四一年，从四个省选出的五百名代表，经过几个星期的长途跋涉，穿越日军封锁线，聚会于太行山区，成立了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法律、货币、税收制度，还设立了管辖一百多个县的行政机构。边区政府的建立，是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高峰。

上面这些平淡的字句所包含的业绩，足可惊天动地。刘伯承率领为数不多的小部队，居然敢于深入到已经沦陷于民族大敌手中的地区，剿灭了危害乡里的土匪，在没有政府的地方建立了政府。他们非但未被消灭，反而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十至十五倍。最后，他们成功地控制了除城市以外的几乎全部农村。他们的对手并非一些没落的昏庸军阀，而是胜利在握、骄横不可一世、几乎把整个中国踩在脚下的外来侵略者。而他们自身，只不过是靠两条步枪起家的一小股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样惊天动地的业绩，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正由于共产党势力如此惊人地发展起来，由于他们对日军交通线的勇敢袭击，不久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因难。日军在自己所占领的后方地区，出乎意料地遭到抵抗，大为震惊，于是立即掉过头来，以三十六个师的兵力杀回华北，决心拔除自己后方的心腹之患。

第十二节杀光，烧光，抢光！

日军的主要目标是消灭刘伯承的正规部队，或者使其无法立足，同时消灭各地方抗日武装，并在农村实行恐怖政策，迫使人民群众放弃武装抵抗。在历时四年的战争中，日本人也学到了不少中国人的战术。现在他们又采取了一套新的战术以对付来自曾经一度是其后方，而如今已变成其主要前线的威胁。

日本人的战术可谓五花入门，在此我略举一例——“铁壁合围战术”。对于西方军界，这个名称听起来颇有点离奇古怪；对于日本人，这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进攻手段；而对于中国人，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所谓“铁壁合围”，就是把中国人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日军可随时进行纵横扫荡，围歼抗日武装。

日军以城市作为“铁壁”的门锁，并沿铁道和公路修筑互相连通的封锁沟，沟宽两丈，深如护城河。在他们准备进攻的区域周围，还横越公路和田野垒起封锁墙。据薄一波估计，若把这些土墙首尾相连，可环绕地球一圈半。听起来这似乎有点夸张，但我可以用亲眼所见来证实这一点。当我穿越冀中平原时，看见碉堡林立，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中国抗日武装还能立足其中。封锁墙筑好之后，日军又在铁路之间修筑了公路，沿公路建了许多碉堡，然后进行分片合围，把封锁区像切豆腐一般分割成小块。到最后，简直就找不到一块超过二十里长，可供抗日武装活动的地方。

尽管如此，日本军队仍然消灭不了抗日武装。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冬和一九四二年春，他们提出“杀光，烧光，抢光”的口号，开始了见人就杀，见物便烧的大扫荡。

每扫荡到一个地方，他们就把青年人统统杀光，还宰掉或掠走所有的牲畜，农具和粮食也被洗劫一空。其目的是要制造一个生命绝迹的无人区。另一方面又加紧施行经济封锁，严禁向游击区输运食盐和布匹，妄图以饥荒来破坏人民群众的反抗。

中国人又如何对付这种战术呢？正如日本人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去对付游击队一样，中国人也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对付日本人的“三光”战术。

情报人员和地下工作人员组成了抗战的第一线。日军出动扫荡时，中国人总是事先得到情报。中国军队立即撤离日军要去的地区，并乘日军外离之际，袭击敌人的铁路和碉堡。所以双方实际上并未交火，只不过相互交换了一下位置而已。日军在所进攻的地区找不到抗日武装，却得悉他们刚刚离去的据点正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只好收兵回营解围。等他们回到老巢时，游击队早已远走高飞了。

当时，这一地区最普遍运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也可称之为消耗战术。在日军到来之前，所有的家当、粮食、牲畜以及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都被转移到山洞里，或者埋藏在事先准备好的地方。所有人员也都全部撤离这一地区。日军到来时，就连一个带路的人也找不到。如果敌人进攻山区，民兵就在每一座山头上严阵以待；如果敌人进攻平原地区，民兵就打地道战。

日本人一来，到处都遭到伏兵的狙击。这些承担狙击任务的战土绝不是胡乱放枪，他们都是从民兵队伍中挑选出来的神枪手。一遭到这样的伏击，日军就龟缩作一团。一听到哪个山头有枪声，他们就叫嚷：“八路在那里！”可是当他们扛着迫击炮和辎重爬上那个山头时，却连个人影也没见着。他们又继续向前开进，不料从另一个山头又有人向他们开枪，于是又爬上另一个山头搜索，结果仍然扑空。

就这样一连折腾了好几次，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他们就以为万事大吉，撤回了斥候，加速向前开进。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早已埋伏好的八路军正规部队突然向日军发起强大进攻，出其不意地给敌以重创。另外，如果日军试图进入山区，还会踩响埋在山坡各处的土地雷。如果日军兵力甚强，民兵就避免与敌人正面遭遇，只是进行狙击。但若发现掉队的小股敌人，民兵就以鸟铳、土炮以及手中的各种武器，予以迎头痛击。这种战术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不出一个星期，日军就被搞得粮尽弹绝，只好收兵回巢。老乡们又重返家园，取出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准备对付敌人下次扫荡。

这种名为 “坚壁清野 ”的消耗战，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全力配合之下才能进行。这种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是罕见的，在中国农村也不多见。但在中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山区，群众配合之密切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下面略举一例。

在山西省太岳山区，有个六万人口的沁源县。县城就叫沁源，周围原来有城墙，后来日本人入侵时，人们把它拆除了。这里的居民天性独立不羁，在抗战期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县没有一个人投靠日寇当汉奸。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沁源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人决心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调遣了一个团的兵力沿公路进犯沁源县城，另派一个团部署于县城以南。

沁源人民发觉敌人的行动后，立即召开誓师大会，一致表示誓死不向敌人屈服。城里所有的居民以及粮食、牲畜和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很快撤离一空。同时，居住在日军必经的百里公路沿线的二万群众，也都撤离了家园，躲进山里。不仅仅是地方民兵，所有身强力壮的青年，都拿起了武器。他们以一万支枪的火力，在山头上摆好了阵势。山区群众把自己的土地、棉花、家畜与那些逃进山里的难民合用，虽然住房很紧张，但孩子们都得到妥善安置。由于没有力量与拥有重武器的日军正面交战，群众决定对敌占的县城，布下包围圈，切断敌人的供应线。

日本人大摇大摆地通过公路往城里运送给养，每隔一天运送一次。民兵就在一处叫生福岭的狭隘山口设下埋伏，开始埋伏了五百人，后来又增援至一千人。当敌人的运输车队艰难地通过山口时，民兵们鸟枪齐放，子弹像瀑布一样向敌人倾泻下来。从二月到五月，民兵们一直采用这种办法袭击敌人，平均每天消灭五个日本兵。这个山口使当地的口本驻军丧胆，以至每个被派去执行押运任务的日本兵，都要在头天晚上给妻子写一封诀别的家书。后来，日本人就把生福岭称为“鬼门关”。

在撤离沁源之前，群众把所有的水井都用泥土给填死了，占领县城的日军饮水只好到附近的沁河去取。河的两岸矗立着高山绝壁，山上埋伏着民兵的神枪手，日本人不得不派一个班的兵力来回护送运水队，于是运水也成了一场战斗。另外，城里没柴烧，日本兵不得不出城去打柴，山上的民兵了望哨一发现他们砍柴，就放冷枪干掉他们。日军甚至出来大小便，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游击队还常常在夜里下山来摸哨。就这样，日军在运水、打柴、放哨以至上厕所时，都可能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每天又要损失十来个兵员。日军终于无法支持，只好撤出沁源。

在边区的平原地带坚持抗战，比在山区还要困难。例如在冀南，二、三十里之内没有日军的地区，就算是“根据地”了。由于到处都有日军，中国人无法保持较大的机动部队，因此就把队伍分散，最大的编制也不超过一个营。

在平原上，有些家家户户都用泥灰砌房屋的大村庄里，往往是村西头驻有日军，而东头却住着游击队。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游击队也很少被发现，日本人竟打不着他们。

所有这些，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生存下去，归因于他们对群众和伪军所做的大量工作。在平原上，游击队往往在日军出动前四个小时就得到了情报。在日军每次大扫荡之前，伪军都会给游击队通风报信。游击队还把儿童、孕妇以及伤员送进城里，交给伪军的家属和医务人员照料。日军进攻游击村时，总是命令伪军打头阵，伪军就对空放枪，虚张声势地喊叫：“八路在哪儿？”这就使游击队有充裕的时间撤走。

游击队还在公路上到处挖沟，使日军的汽车无法通行，只好绕道田野，迂回行进。游击队在沟里却能够行动自如，撤退也很方便。

平原的游击队和民兵以及地下工作者还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一遇紧急情况，就把队伍带进地道，领导机关也进入地道继续工作。地道口都经过巧妙伪装，往往就开在干部住房的墙壁里或地板下。地道长约五至十五里，不仅户户相通，而且村村相连。地下通道纵横，多处开有进出口，而且还有不少拐弯抹角的地方，一遇紧急情况，就在那里布置武装岗哨，以对付进入地道的敌人。但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因此抗日政权的干部能泰然安居，即使敌人进了村，他们也能处变不惊。假如敌人逼近家门，游击队就先应付它几招，然后纷纷钻进地道。倘若日军闯进屋里，也只有徒然四壁，空空如也。有时也许只见一个老妇人安坐在椅子上。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保持住了边区政府和抗日武装。但是，尽管他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根据地还是日渐缩小，正规部队也由原来的十万人减员到七万人。但民兵的力量却发展到五十多万人。

第十三节饥荒，蝗害，破除迷信

华北人民在敌后坚持八年抗战的惊心动魄而又十分残酷的历史，在此实难用三言两语予以概括。在这一历史时期，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山西的“牛皮灯笼”以及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富有反抗精神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个时期的斗争也是在日本投降后爆发的激烈内战的序幕。但是，尽管共产党灵活机动，人民群众英勇斗争，日本人的大扫荡也并非一败涂地。虽然日军未能消灭刘伯承将军领导的武装力量，但却迫使刘的部队完全处于守势。同时，日军在华北造成的艰难局面，也使抗日的力量遭受到严重损失。

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除了日寇所执行的“三光”政策造成严重的摧残之外，华北人民还经受了更大的灾难。

“老天爷不保佑我们，我们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共产党人也这么说。

那几年，华北平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和歉收。旱灾给人们的打击比日本人的大扫荡还要严重，因为天灾是根本无法抗拒的。饥荒、旱灾、蝗害以及瘟疫，再加上蒋介石的封锁，给边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威胁。

开始是太行和太岳山区农业歉收，接着冀南发生水灾，河南又遭蝗害，转眼间殃及四省。加之从国民党统治的河南地区逃出的近百万饥民，渡过黄河涌入边区。在这些饥民中，家家户户都有半数的人饿死在本乡，幸存者纷纷到达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以求活命。边区政府大力设法拨出钱粮和土地救济这些灾民，但由于边区自身也歉收，救济能力毕竞也是相当有限的。

从河南通往太行山区的路上，饿殍载道。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所有树上的嫩叶全被饥民吃光，连树皮也被剥得精光，露出白色的树干，像赤身露体的人那样难看。有些地方，饥民以蚕粪当粮，还有的地方人们甚至吃观音土充饥，吞食这种泥土的人，也苟延残喘不了几天。

妇女互相交换亲生的婴儿，说，“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当一个人快死时，先替自己掘一个坑，然后爬进坑里坐以待毙，并央告邻人在他咽气后替他添上几坏黄土，到后来，连掩埋死尸的人也找不到了，因为村里人不是饿死了，也是饿得无力铲土了。人们起先是卖儿卖女，后来连老婆也卖了。侥幸活下来的人，体质日益孱弱，即使万幸降了雨水，也没有气力耕耘播种了。真是一连串的灾祸。

在与敌占区接界的无人地带内，更是鸡犬灭迹，牲畜绝种。全家自杀的惨案时有发生，往往是丈夫先将自己的父母妻子活埋，然后再自杀。这样的悲惨情景，在解放区或后方是见不到的，但在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游击区，却是屡见不鲜。

为了减轻重灾区的负担，边区政府向新垦区迁移了十万人口。每隔三十里设立一个接待站，收容成百上千的灾民。人们肩挑背负着坛坛罐罐、粮食杂物，背井离乡，满腹悲痛凄苦，一路哀泣涕零。可是除此之外，哪里还有活路呢？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旱象未有稍减。人们仰望炎炎赤日如火悬空，俯看脚下龟裂的土地，不禁悲叹：“老天爷不让咱们活下去了。”

一些基督教徒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罪孽深重，受到上帝的惩罚。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世上的人太多了，所以上帝将一部分人接回天堂。连一般的人都在猜疑，是不是每隔几年上苍就要降一次灾祸于人间？

于是全村的人都蜂涌到寺庙里，向佛祖如来、太上老君、城隍土地爷叩头求雨。有不少人身穿囚衣，还有许多人装束成苦行僧，脖子上套着枷板，匍匐在地。另有一些人在自己的颈上刺几个洞，再穿上几条长绳，走动时绳子拖在身后，表示忏悔赎罪之意。

尽管宗教狂热在农村风靡一时，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求神拜佛，搞那些古老的迷信。有一些年轻人就相信“人定胜天”。还有人认为“自助者天助”。也有人大声疾呼，“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他就在咱们这里，请他来救咱们吧！”一部分人寄希望于政府，期待它来援助和救济他们。

老天爷仍然滴雨未降，人们一天比一天感到绝望。在村干部当中，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起初，干部们跟村里所有人一样，也到庙里去祈神求雨。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旱情反而越来越严重。他们目睹了老年人搞的那一套摧残身体的野蛮仪式，那种对木雕泥塑偶像的顶礼膜拜。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这些干部在八路军那里多少受过一点教育，看到达样的情景，心里反感极了。后来有几个年轻人说道： “菩萨不会对咱发善心，干脆砸烂它！ ”这伙年轻人心血来潮，急不可耐，不顾那些比较谨慎一些的同志的劝阻，也忘记了有关的政策规定。

这伙年轻人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他们冲进庙里，把那些木雕泥塑的菩萨从神座上拉下来，用石头砸烂它们的脑袋。这些奇形怪状的偶像所像征的意义，早已被大多数人所忘却，年轻人就更不会为其所惑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必须破除的迷信的残余。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把那些遍体鳞伤的菩萨们从庙里拖到街上，然后再往它们身上抹黑，最后当众把它们彻底砸烂。这种行动使村里的老人们感到大为担忧。

在旱灾煎熬之下，人们对菩萨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并没有人出来保护村里的神像。人们看到，自己一度如此崇拜的神灵，竟然无力阻止和惩罚这种渎亵行为，因而断定菩萨的神威还不及村干部的凡力。只有少数老人认为，把神像砸了会更激怒上天，但他们对大祸的行将来临只能暗暗叫苦。

村子里一部分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靠老天爷还不如靠自己，不如靠毛泽东。当初，他们也并没有以毛泽东来取代他们所信奉的神灵。后来，当他们终于渡过了饥荒，又有了好年景时，不少农家在过去供奉泥菩萨的小神龛里，挂上了毛泽东的小像。

蝗虫的入侵使饥荒更加严重，几乎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地步。在饥荒的头两年，蝗群一来，有如乌云压境，遮天蔽日，席卷边区四省，数日不散，经过之地，庄稼片叶无存。

共产党立即发起了灭蝗运动。即使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内，也动员了上十万人到地里去消灭虫害，保护庄稼。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蝗群，人们手拿棍棒，严阵以待。他们就像与敌人作战一样摆开队形，挖掘壕沟，阻止蝗群向前推进。蝗虫有个特性，飞不多远就要停下来歇一阵，就好比飞机在加油基地着陆一样。蝗虫一落进沟里，人们便挥舞棍棒，奋力扑杀。另一部分人把蝗虫装进麻袋，然后倒入熊熊烈火中烧死。也有人兴致勃勃地大把大把地捉蝗虫然后带回家去佐餐。在冬春季节，还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人到地里去挖蝗卵，前后总共挖出了二、三百万斤蝗卵。在灭蝗运动期间，共计动用了几亿个劳动日。最后，人们终于战胜了蝗灾。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是边区以至于整个华北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边区人民之所以能胜利地渡过难关，边区政府和抗日武装没有垮掉，完全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所有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指战员都下到农村去领导生产。当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一个好党员必须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能手”。战士们和党员干部们与群众一起，积极投入了修渠挖井、耕田浇地等农活，以及灭蝗抗灾的斗争。同时，还把党员干部、战士以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口粮削减了一半。党政工作人员的口粮每天还不到一斤小米，而原来的定量是一斤半。他们就想办法上山去挖野菜、打树叶，掺点小米对付着吃。天长日久，大家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经常头昏眼花，一爬山就晕倒。现在许多干部患有心脏病，就是由于当时在力衰体弱的情况下劳累过度引起的。

八年抗战期间，在共产党所建树的所有业绩之中，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大概就是胜利地渡过了这三年艰苦的岁月。今天他们常说：“一个好党员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耕田种地、挖井浇园、灭蝗抗灾，乃至忍饥挨饿。”

共产党人士坦率地对我承认，在三年困难时期，不仅在政府和军队里，甚至在党内，都有人当逃兵。华北闹饥荒的第二年，正是国际形势对盟国最为不利的时刻。斯大林格勒眼看着就要被德国人攻陷。从在山区发行的报纸所登载的点滴消息中，少数干部认为俄国人坚持不下去了。有个在十年前曾经参加过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团长，竟然开小差叛变投敌了。他是一个经受过各种艰苦环境考验的老党员，谁能料到现在也当了叛徒，这件事使边区的领导大为震惊。倘若其他人也步其后尘，那么华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士气势必瓦解。

党的领导并没有对大家隐瞒时局的险恶。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的新政策。从部队复员的战士、从政府机关精简的干部，可以在生产劳动和抗旱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共产党的道理很简单：通过反抗蒋介石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共产党人认识到，离开了人民群众党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作出决定，党、政府和军队部必须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唯一的出路。

除制定了这些经济政策以外，党组织还在广大干部中做了大量工作，使大家对最后的胜利保持坚定的信念。党中央提出的基本口号很快传到了各地农村，并在报纸上、黑板报上以及剧场各处，广为宣传。这些口号的主要内容是： “民主必胜，法西斯必败！”一九四三年，党中央又提出一条新的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党的全体领导干部，要对局势的发展作最坏的堆备。尽管当时还很难看出形势将恶化到何种地步，党还是作好了应变的准备，以对付更加恶劣的环境。如：再次发生饥荒；在今后三年内仍然得不到国际援助；日本鬼子从太平洋方面杀回马枪；蒋介石向共产党发起进攻：在军内党内再次发生叛逃事件，等等。党一方面大力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严肃地告诉党员干部要克服困难吃树皮，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带头厉行节约。

然而形势并未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到一九四四年，尽管党中央提出的打败希待勒的口号未能实现，但国际形势开始好转，华北时局亦相应有了转机。

饥荒终于被战胜了，日寇的大扫荡也不如以前那样猖獗了。边区军民开始向日军据点发起了一系列局部反攻。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时期，他们学会了许多对付敌人的新策略。一些乡镇和小城市相继被收复。同时，全面大反攻的准备工作业已着手进行。

边区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以正规部队的化整为零开始的，这样做使敌人失去了重大的攻击目标，从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当前的第三阶段，则是以正规部队化零为整开始，旨在建立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此外，还把平原地区游击队的领导干部送进深山去集训，学习运用正规部队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术。

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开展了一次政治教育运动。一九四三年，毛泽东指示全党，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进行一次再教育。这就是整风运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区四省的党员还对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

“我们还对美国共产党进行了研究，”薄一波告诉我说，“这样我们就可避免重陷他们的覆辙。”

“你是说，你们对导致白劳德被开除出党的法国共产党人杜克洛对美共的攻击进行了研究吗？”我问道。

薄一波笑着说： “是的，我们正是研究的这个问题。从中我们认识到党的错误政策的危险性。如果不开展整风运动，我们就会上马歇尔停战骗局的当，从而放弃我们的民主制度而屈从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薄一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从与他以及边区其他人士的谈话中了解到，当时举国上下要求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共产党很可能受这种普遍厌战情绪的推动而放下武器，使自己陷于与中国其他民主人士一样的处境，即丧失自由，随时都有被监禁的危险，在政府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俘虏。这样一来，所有的农会组织和地方抗日民主政府都将随之而土崩瓦解。

至于被马歇尔所“欺骗”的说法，我从边区共产党人士那里，一直未能得到什么确凿的事实根据，说明他们是如何被骗的。我只能这样去理解，马歇尔是美国政策的一位代表人物，因此不能推卸他个人对于这种政策所承担的责任。美国政府一面援助蒋介石，一面又派他来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如果他不赞成使他置身于这种尴尬地位的政策，他本该辞职引退，既然他没有这样做，那就难逃其责。薄一波接着说；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发展到成年的时期。整风运动教育党员克服主观主义和愚昧无知。它还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敢不敢去夺取胜利？”

“你的意思是说，“我问道，“敢不敢夺取政权？”

“不，这并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目前还未到夺取政权的阶段。当前的问题是，由我们来领导中国，还是由蒋介石来领导我们。经过整风，我们懂得，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基本方针，并不一定非得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不可。”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原不属本章所叙述的范围之内，但就此略加评论，也并非离题。显然，早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共产党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即他们能够在旗鼓相当的基础上，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念，不仅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不仅是因为他们得到游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还因为蒋管区经济几乎已经完全崩溃，蒋介石参加抗战之初的那点政治资本也已所剩无几。这场斗争并不完全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人与人的斗争，而且还包括双方政策之间的斗争。

蒋介石始终维护地主豪绅在农村的统治，而共产党却提倡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既没有实行任何有效的改革，也从未进行过普选。而共产党不仅在边区实行了广泛的改革，而且在所有农村都进行了普选。蒋介石靠滥印纸币维持的经济，日益依赖于美元，使民族工商业遭受到严重破坏。与此相反，共产党则有一个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民族工业的纲领。

一言以蔽之，共产党认为，蒋介石正在把中国引入穷途末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将会看清这一点，并将起来反抗这个独夫民贼。但由于蒋介石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沦陷区，仍然拥有一定的声望，因而立即推翻其统治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前所能做到的，只是组织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这与抗日统一战线有所不同。在当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明确承认蒋介石的领导。而如果现在还承认蒋介石的领导，无疑只会使人民泄气，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因此，虽然他们愿意与蒋介石举行和谈，但绝不屈从于蒋介石的政策。一句话，他们决心“敢于胜利”。

至于谈到苏联，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早已得出结论，中国在现阶段尚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中国缺乏足以组成一支政治上的打击力量的庞大工人队伍。另外，中国共产党人还未确定，他们是否要遵循苏联的农村政策。我在解放区常听到一些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土议论说，苏联把农民变成了国家的奴隶，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另外，中国共产党人还尖锐批评苏联在土地改革中的过激做法。 “我们可不能那样干，”他们常常这样对我说，“问题还不仅是俄国人犯了不少的错误，我们不能重蹈覆辙，而且他们的基本纲领也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从日本投降前一年半开始，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就在加紧进行大反攻的推备工作。正规部队从原来的七万人扩充到三十万人。民兵也增加到八十万人，原计划是在每一百个居民中发展五个民兵，边区的党组织也如军队一样，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达到近五十万人(全国总计约三百万党员)。

一九四五年秋天，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边区军民发起了准备已久的大反攻。八路军司令部的部署是，收复华北所有的重要城市，并夺回同蒲、正太、平绥、平汉、津浦各铁路线。刘伯承将军的初步目标，只限于攻克太原、开封、运城和石家庄，以控制山西全境以及平汉和陇海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塞。在“向日寇进攻！”的口号下，刘伯承将军的正规部队开始攻取城镇，游击队则殿后扫尾。在短期之内，他们共收复了一百二十七个中小城市。

日本人终于在原子弹的威慑之下投降了。蒋介石一面命令八路军就地待命，一面与华北日军总司令官冈村达成协议，规定日军不得向八路军缴械投降。一夜之间，大批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了蒋介石的部下。山西老牌军阀阎锡山，也由日军用装甲列车偷偷地送回他的老巢太原。还有大批伪军固守城镇，等待蒋军前来接收。

与此同时，苏联背着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与蒋介石签订了同盟条约。本来蒋介石还忧心忡忡，唯恐德国投降后，苏联在不与他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向日军发起进攻。他担心的是，苏军开入东北后，将扶植共产党的游击队执掌大权。看来克里姆林宫对毛泽东在战后的作用是一直持怀疑态度的，因此选择与蒋介石签订条约，应允在东北只承认蒋介石的统治权。

直至日本投降一星期之后，当八路军已经开始攻取城市的时候，这项条约才予正式公布。这项条约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斯大林承担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同时，在日本的麦克阿瑟总部也下令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只许向蒋介石投降。美国的海军和空军部队，已开始把蒋介石的军队往华中、华北和东北各大城市运送。这一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完全失去了外交上的支持，除了暂作让步之外，别无其它选择。

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总部立即断定，暂时不能收复华北各大城市。毛泽东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抗战后需要和平并命令八路军各战区部队停止前进。接着，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毛泽东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一时难以收复城市的看法，在晋冀鲁豫边区受到广泛拥护。不论重庆谈判进展如何，边区军民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准备对敢于进犯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迎头痛击。无论如何，即使毛泽东亲自下达命令，他们也决不把边区的主权拱手交给国民党。这一点看来是不容置疑的。所有与我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尤其是边区政府中的党外人士，都一致表示，不管毛下达什么命令，他们决心击退来犯的蒋军。

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经过一段军事停战时期，逐渐又转入了内战。

回顾过去八年抗战的斗争历程，边区的干部对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感到自豪。

薄一波说道： “我们白手起家，建立了新政府，它包括了进步的民主人土、开明绅士、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组织条例规定，共产党员在政府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

“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有时还得对付一下蒋介石军队，我们的正规部队从六千人发展到三十万人。民兵则从无到有，最后发展到八十万人。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之后，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在三千万农民之中，近二千万群众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百分之八十的人巳摆脱了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束缚。在边区，共产党成为广大农民唯一的领导者。由此产生了一支无敌的力量。

“虽然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边区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这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实行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在抗战的最后两年。手工业也得到很大发展，超过了自慈禧太后在北京执政以来的任何时期。地主及封建经济被取缔，但工商业受到扶持。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民族资本不是在缩减而是在增长。

“我们决心不借任何代价去保卫这些巨大的胜利成果，那怕被迫打一场内战也罢，尽管我们并不需要战争。”

第四章一个政府的诞生

第十四节一位教授的自述

我回到美国后，感到惊讶的是，美国人一般都以为，在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主要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主主义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搏斗。似乎没有人认识到，许多中国人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支持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自己建立的政府。似乎也没有人认识到，蒋介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民起来反对他压制他本应代表的民主。

当然，要美国人民不这样看中国内战也不容易。一些著名的美国人士，如众议员贾德、前大使蒲立特、陈纳德将军以及共和党的某些显赫人物，就是那样看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朋友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似乎相信，只要一个共产党士兵在中国的一个村庄里出现，那里的农民就会立刻起来高呼： “共产党万岁！ ”真是可笑之至。

在这两派人之间还有一种人，他们承认中国的农民支持共产党，可是又说这是共产党骑在农民头上用枪逼出来的。在我离开北平之前，有一位美国陆军军官向我发表了这种观点，他曾经去过共产党管辖的满洲地区。

“你们这些记者真叫人讨厌， ”他说， “你们说边区人民喜欢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自由，是因为共产党允许他们组织自己的政府。可是，要是他们胸前对着刺刀，他们怎么敢说不喜欢中国共产党呢？用军队把政府强加给人民，还谈得上自由、民主吗？”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不是随便用几句“无产阶级民主”的话就能搪塞过去的。不过，我在解放区后方游历时，给我印像特别深的，就是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八路军的军人。与蒋管区不同，这里没有卫兵在衙门口站岗，警卫县政府。至少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一支压迫人民的武装力量在保卫这里的政府，使它免遭假想的愤怒的人民所推翻。

使我获得深刻印像的第二点是，整个地区除了无人地带都没有土匪和民团，而这在国民党区域是经常遇到的。在这儿旅行安全极了，简直到了令人乏味的地步。这些情况如果不足以说明这里的政府是受人民拥护的政府，至少也能说明它是一个稳定的政府。

最后，我惊讶地得知，我所访问过的那一、二十个区长，几乎全是抗日战争前的中小学教员。日本人侵占华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逃之夭夭了，于是这些教员就把学生、朋友和当地的农民组成抗日团体，这些团体后来就成了地方政权。各区的政权又逐渐联合成县政权、专区政权、边区政权。笔者在写此书时，看来很可能将要以这些当初很原始的团体为核心而组成中国新的全国政权。

共产党、八路军对这些政权的影响胜过国民党，这件事与其说是武力的原因，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原因。我了解到，有不少的地方政权的领导人曾经一度追随过国民党和蒋介石，但是后来倒向共产党了，因为他们感到在国民党的压迫下无法有效地抗日。地方上民选的领导人由于这个缘故，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武力或共产党的宣传而投向共产党一方，这是为什么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又爆发一场全面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曾经思索过，对于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内部力量对比，并使华北人民站到共产党一边反对蒋介石的这种现象，究竟该怎样解释呢？过去曾相信蒋介石能救中国的人们，后来摒弃了他而转向了共产党。对于这些人思想上逐渐转变的过程，该怎样描述呢？我可以像前面那样单纯地罗列历史事实，但又该怎样从更富于人情味的角度来解释呢？就在这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教授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我把它记了下来。我写着写着，便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平，而且是一部中国反独裁运动的发展史。

在解放区的时候，我常常见到杨主席。他的政府设在一个小村子里，离我在部队上所住的那个村子大约有十二里远，中间要翻过一座小山。有时候，我无事可做，就逛到那里去，盼望他请我吃饭——他经常请我吃饭。他有一位厨师，是从蒋介石的某省长那里俘虏来的。我不敢说这位厨师政治上的可靠性如何，但是我敢说他的烹调技术是非常出色的。他在一间农民的茅舍里，随时就能做出五六道菜的宴席来。我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其味道和款式远远胜过在上海和北平的高级馆子。这位厨师尤其擅长做蛋，其中一种是把蛋煮了以后裹上面粉烘烤。他做蛋做鸡的花样多极了，我记得我每次去吃饭他都没有重过样。

杨秀峰一般只是为了陪我才吃一点点这样的佳肴，因为他的口味极简单。他和此地所有的人一样穿一身棉制服，不过他的鞋子已磨坏了大半，补着皮子。他身体枯瘦而矮小，年龄五十岁上下，耳朵有些聋，问他话很费劲，不过他是北平人，操一口清晰的京音，因此听他说话还是很愉快的。

杨秀峰不经常在家，他常常骑上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巡访各个县，问讯人民的疾苦。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曾经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历史学教授，如今像游方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这样一幅图景，宛如回到了十三世纪，老实说，我总觉得有点滑稽。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举止文雅的教授，干吗要跑到这群粗犷的共产党人和从前的封建农奴当中来呢？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向共产主义事业呢？——何况不是作为党员，而只是作为政治上的同盟者。

有一天，我们在他的屋里吃饭，然后又坐着抽土制的烟卷，品粗制的绿茶。他的屋子是石砌的，因为石料在这一带是很丰富的。就在这个场合，他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他的神情异乎寻常地沉静，简直很严肃。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他说， “我已四十一岁了。我想，作为历史教授，我比一般人更爱国。你大概知道，代表上层社会的读书人是太少了，国难当头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人能够领导民众。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决计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乃是义不容辞，也可以说势所必然。我这么说，只是让你知道，我，一个中年教授，既非职业军人，也缺乏政治经验，大概是出于爱国心吧，就自动投效蒋介石政府，听从蒋军保定行营的委派，前往冀南发动那些似乎无动于衷的、在我看来也是无知的民众去打游击。

“你可以想见，当我来到蒋军所放弃的游击区一看，心中是多么惊奇，我看到民众自己已经组织起来了好几支队伍。国民党的官儿们跑了，于是人们自己选出了好几个县政府。虽说我是半道插进来的，我在老百姓中还是建立了点威信，一年后，三十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我被选为主任。

“我们来到这块比较安全的地方以后——所谓安全不过是暂时的，蒋介石政府开始认识到抗日运动居然能在敌后存在，就突然决定把一个叫鹿钟麟的国民党官员派回河北当省主席。老百姓觉得国民党扔下他们孤军苦战了一年，这会儿又来这一手，十分气愤，大骂国民党两面三刀，决定不承认鹿钟麟这个省主席。

“看到老百姓这个态度，我觉得必须向他们严肃地讲一讲。我想蒋介石是国家的首脑，不管他过去有什么过错儿，他的任命总还得尊重嘛。我把我们行署的那些民选的官员们训斥了一个下午，然后叫他们承认鹿钟麟是省主席。

“鹿钟麟一上任，就请我参加他的政府。我答应了，不过条件是我继续当冀南行署主任。

“可是没过几天，就来了不少蒋介石的特务，有走着来的，也有骑骡子来的。他们逼鹿钟麟撤销冀南行署。鹿钟麟把我叫去解释了他的处境。我说虽然我很同情你这位省主席，可是我还得坦率告诉你，冀南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我无权撤销。我要是这么干了，老百姓不仅会起来反对你鹿钟麟，也会起来反对我。

“起先他要求我们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保安团。我一听简直气坏了。我极力按捺着怒火对他说： ‘你要是把这些抗日战士改编成省防军，就会破坏他们的爱国性质，挫伤他们的热情。

“接着鹿钟麟又要撤换县长。我坚决反对。我说：‘县长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他们抗日有功。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年轻有为的人？’

“然后鹿钟麟又要求把人民组织的抗日团体一律解散，因为它们未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组织。我指出，当时国民党已经跑了，这些团体怎么可能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组织呢？我就对鹿钟麟说， ‘你这一条是反动的。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

“最后，蒋介石的特务要我们废止减租，废止地方抗日政府所实行的累进税制。这种要求完全是与老百姓为敌的，因此我坚决反对。

“鹿钟麟提出那些要求后，我感到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了。我坚信抗战的正义性，但是自从鹿钟麟提出取缔民众团体以后，我就感到很泄气。我从前满腔热情，现在灰心丧气，万万没有想到，抗战竟是那么难啊。

“有时我也想，对蒋介石的特务退让一下吧，暂时在原则上让一下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呀，可是我转念一想很吃惊：不对！有多少像我一样的人，满怀爱国热情，一心想做好事，想为老百姓做事，参加了抗战，结果呢，却什么好事也做不成。

“我有点自负，我觉得对有些事决不能委曲求全。我决心要同那班妄图搞垮爱国团体的家伙斗到底。可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感到势孤力单。

“不远就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可是他们不肯来帮我。我只好独力奋战。一开始我就寡不敌众。一天，日本人在南宫一带发动进攻，我就离开行署去组织附近一个城的民众进行抵抗。鹿钟麟立刻张贴告示，诬称我逃走了，命令撤销行署。他的告示一贴出来，冀南的二百名代表就开了个会，决定反对鹿钟麟的命令。他们举出理由说，你鹿钟麟是蒋介石委任的，我们这些代表可是老百姓委任的，那时蒋介石的人还不知在哪里呢！

“不过，我们也没有宣布脱离重庆政府。我们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鹿钟麟，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鹿钟麟既然不承认我们的行署，于是就另行委派各县县长。他为此特地召来了石友三将军的队伍，护送新官到任，给他们保驾。老百姓可不承认这些新官，为此打了不少官司。于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就有两个政府唱对台戏，每个区有两个区长，每个县有两个县长，每个市有两个市长。鹿钟麟、石友三一伙不承认老百姓的民选政府，老百姓也不承认鹿钟麟、石友三的政府。

“要是一两年前我从蒋介石的行营出发来领导打游击的时候，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可想而知，我会吓坏的。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点，所以对事态毫无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写了八个大字，作为自己的信条： ‘协力抗日，改善民生’。谁反对这八个字，我就坚决跟他斗争。

“不过我也自知我的斗争力量只是存乎一心之中。我没实力对付石友三。他的队伍开始到处抓农民去当兵。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说： ‘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请你不要抓人。但他根本不理。后来，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青壮年就跑光了，很难找到人去打日本。

“接着，石友三的部下搞了一种十分混账的税收制度。连棺材也一律要上税，老百姓晾在房顶上的菜要上税，把牛牵进城要上税。政府办庆典要强迫老百姓送礼。抓来的壮丁要是跑了，就罚他隶属的村子一百套衣服，以赔偿他穿走的军服。

“老百姓跑来求我作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觉得十分愧对老百姓，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有时觉得在附近打游击的八路军太宽容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活着对谁也没有用处，又惭愧又懊恼，心中翻腾不已。我感到局势越来越险恶，可又无力去扭转。

“突然，老百姓自己行动起来了。起先他们揍了鹿钟麟所派的几个县长，接着又揍了石友三手下抓丁的人。石友三派了一名代表来见我，责令我管束老百姓的 “无法无天”的行为。我回答说：‘要不是你们把老百姓压迫得这么厉害，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干。责任全在你们。’

“因为当地的游击队给农民撑腰，石友三就向游击队发动了进攻。他想先把游击队消灭，再制服老百姓。由于游击队和附近一个营的八路军关系很好，所以游击队敢于还击。于是石友三只好去打这一营的八路军。就是这样也还没有引起一场大战，因为八路军还是一让再让，老实说有时候我对他们很气恼哩。

“只是在发现了日本军官穿着石友三部队的军服出入于石友三的司令部之后，才大打了起来。原来石友三当了汉奸，对汉奸就不能客气。这一打，石友三就逃到黄河以南，后来叫国民党给枪毙了。蒋介石委任的省主席鹿钟麟一看没有了军事靠山，也开溜了。鹿钟麟一跑，他的政府也就如鸟兽散，我们的行署便成了冀南唯一的政权。

“我开始时的自负，后来的无能，国民党企图消灭民众组织的横暴行为，人民激烈的反抗……这一连串的事情，给我上了一堂意义深长的课，多么生动，一针见血，而又惊心动魄呵！可以说，这使我的思想产生了大转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切到底说明什么？……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反复这样问自己，感到非常茫然。这些曾使我苦恼、使我惶惑的问题渐渐弄清楚了。我体会到光是联合抗日分子是不够的，我明白了我还必须与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这个当先生的人，在中年的时候从人民那里学到了这一课，人民成了我的先生，我是他们的学生。我一生中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知识的真正源泉存在于人民的愿望和需要中，或者可以说，存在于人民的心目里。我应当做人民的勤务员。

“我的思想有了这样的变化以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再幻想国民党能领导抗战。经过三年的敌后抗战，我认清了国民党反人民的面目。我原先要是个政治家的话，也许还不会有这点觉悟呢。正因为我是个教授，有普通人的感情，所以不齿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于是，我决心寻找新的盟友一起抗日。

“国民党跑了以后，我找到了八路军这个盟友。我认识到，西面山西省的丛山对于我在平原上抗战，有很大的帮助；这时有人提出把这两个地区联合起来，我非常赞成。

“我知道在太行山薄一波那里有不少我的学生，从阎锡山政府里跑出来的戎伍胜也在那儿。我决定去找他们谈一谈。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太行山里的总部，我们开始筹划在黄河以北成立一个联合政府。”

杨秀峰停顿了一下，我分明地注意到，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脸上，掠过一种不胜感慨的神情。

“经过一番磨练，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当教授的故我了……哈，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我这个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哎，没什么……”

第十五节边区的官员

杨教授来到山西不久，华北各地五百名代表会聚于太行山。其中有不少人来自游击队，大家几乎都是穿过日军重重防线，经过几个星期的艰险旅程而来的。他们成立了一个参议会，杨秀峰当选为参议会主席，戎伍胜为副主席。关于戎伍胜，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他。

会议开了四十天，代表们在会上正式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了基本纲领。在我去访问的时候，这个纲领仍然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根本法。其主要之点是对于土地改革、按收入征税、武装民众、通过新婚姻法、发展生产以及制定雇工法作了规定。

按照杨秀峰的说法，这个纲领在当时的意义是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充分有效地进行抗日斗争。杨主席说，武装民众是为旧法所禁止的，但是 “我们认为这是民主的最高发展”。

“实行男女婚姻平等，我们就打碎了在家庭生活上的封建桎梏。

“通过减租，我们吸引了农民来参加抗日，但是不同意他们分土地的要求，这样也就避免了地主富农的叛离。

“最后，我们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同时又鼓励发展贸易，发展工商业，于是，抗战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现在打仗还是依靠这个基础。”

我认为对杨主席的话需要作几点修正。共产党改善了其所辖地区人民的生活，我对此没有什么怀疑；他们使妇女在婚姻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虽然杨秀峰声称不分土地是边区的根本法，然而在一九四六年年中，共产党发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指示，这个纲领就被完全废除了。显然，边区政府是服从共产党的政策的，并不代表地主。这样，本来是为进行民族战争而组成的政府，现在却开始进行阶级战争了。

不过，这个纲领的关键之处在于武装民众。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被武装起来，在今日的内战中仍然掌握着武器。可以说，这是他们民主自由的最可靠的保障。将来打败蒋介石以后，是否还允许民众拥有武装，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那里的时候，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政治机关，边区政府官员就是由参议会选出的，而参议会又是由各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参议会的政治成份和其他边区一样，是由法律规定的。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三分之一，“进步分子”的代表占三分之一，“中间阶级”占三分之一。

这种制度称为“三三制”。在这种制度中，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代表，“进步分子”代表小商人、中农、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中间阶级”代表小地主、商人和民族资本家。

别以为这样的政府有点像美国式的政府，请听杨主席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政府里没有反共分子、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位置。倒不是说法律不许他们参政、不许他们投票，而是人民根本就不选他们。国民党员的席位还是有的，我们五十一个常委里就有十个国民党员，而共产党员有十六、七个席位。如果人民选出的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就得向其他党派让出所超过的席位。”

这种政府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高等法院，没有制约政府的机构。不过参议会可以弹劾主席、副主席或政府行政部门的任何人员，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就可以将他罢免。

“三三制”还存在一些问题。边区官员承认，有些人退了党以便参加政府。显然，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把秘密党员选入政府。最后，从根本上说，这个政府在边区并没有控制权，权力是在一个叫“救国会”的组织的手里，“群众”是由这个组织来控制和动员的。关于这个组织，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里只须指出，边区里有这么一种说法；“政府有权利，救国会有权力。”

边区政府的行政机构也许是全世界同等规模的政府中最精简的一个。边区、专区、县、乡各级政府加起来，总共只有十二万五千名男女公职人员。这个数目除了官员以外，还包括警察、职员、文书、警卫、伙夫、通讯员和饲养员等。根据我所看到的统计数字，这些政府职员中有百分之五十是来自农民和工人，百分之四十来自如识分子和商人，百分之十来自地主和民族资本家。这种比例与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大致相当。

这些人员中，有百分之三十做行政工作，百分之二十做治安司法工作，百分之二十做教育工作，百分之十五做生产建设工作，百分之十做群众工作(土地改革、合作社等)，百分之五做党务工作。识字的占百分之九十。

边区政府的精简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臃肿适成鲜明的对照。例如，边区政府的财政局只有十六个人，而国民党山西省政府的财政厅却有二百五十个人。

边区政府本部的全体干部(他们不愿被称为官员)只有一百六十人。我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一住在我周围的村庄里，其余都外出到各个专区，检查土地改革和税收，并进行调查研究。

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杨主席在六个月之内就下乡三次。其中一次他骑着骡子在太岳区的穷山沟里转了两个月。他外出期间慰问部队，与农民谈话，研究土地改革，总之是想了解政府的法令是否对头，该不该改变。

这种出行与美国政客为拉选票而作的巡游大不相同。不过，也包含向人民宣示政府的善意这种目的。

“我们不能让人民把我们看成外人，”杨秀峰说。美国的政客可能会觉得他和善得有些过分，但是传教士一定会赞成的。

“我们出门上路，要带上粮票，自己做饭。有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吃得比最苦的农民还差。”

政府官员外出，要自己背行李。人民看到这种情景，或者看到场主席穿着打补丁的褂子，就觉得边区的官与国民党的官到底有些不同。

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固定薪金，他们每日配给二十五盎司的粮食和三个半美分的菜金，每月发三分美金的津贴费。他们两年发一套棉衣。厨师、食堂人员、饲养员和赶车的多发一套，因为这些人穿衣服费一些。

政府职员住房是不交房租的，一般是三四个人同住在农民的一间房里。虽然许多高级官员与妻子住在一起，但是我发现当地官员很少带家属，因为粮食有定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结果，妻子儿女就呆在老家。

在共产党地区，政府官员的生活是艰苦的，物质报酬是谈不上的。贪污勒索在中国久有传统，但在这里却没有什么机会。在通常情况下，这样是不能吸引社会才俊之士为政府工作的。但是，这些原本是为了抗日而参加政府工作的人士，对他们菲薄的薪金和艰苦的生活并不介意，因为他们希望，在战胜蒋介石之后，能够担任负责职务。

我发现有少数政府职员，尤其是厨师和饲养员，因为生活条件艰苦而情绪低落。高级官员就让他们学文化，开阔眼界，以克服这种情绪。

虽然边区受共产党的政策指导，但是政府的高级职务并不由工人和农民担任，而是往往被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所垄断。

杨教授着意向我说明，在解放区，知识分子的出路要比无产阶级广的多。政府一直想从外面获得技术人员，以每年一千三百磅粮食的津贴招聘任何愿意摈弃蒋介石的人。从北平跑来的大学教授每月可以得到两百美元左右的薪金，这比国民党给的多，不必说，比一个普通边区官员或共产党干部的薪金更是多出许多倍。对知识分子如此优待，足以说明共产党是多么需要受过教育的人。

像我这样的外界人士过去常常不理解，一个大部由毫无经验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何以能治理边区呢？以直到四十一岁时还是教授的杨秀峰为例，他过去毫无经验，他的同僚们对行政艺术也同样是一窍不通，他如何能管理三千万人民呢？

杨秀峰在这个问题上给我的回答，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理论家的回答。这些理论家宣称，对于人民，必须把民主教给他们，至于谁来教导先生，则绝口不谈。

“我不过是个学生啊， ”杨秀峰对我说， “可能还是中学一年级生呢。我们不懂做官的那一套，大概难学得很哪。国民党一开始还笑话我们行署的公文太简单，可是后来，他们也觉得还是简单一些好。我们的法院办事也是如此。法官就在纸条上书写简明扼要的判决词。

“我觉得我在领导工作中的最大缺点是接近人民不够，我有时还犯官僚主义哩。

“举个例子说吧。一九四二年我们禁止缠足，当时我们下了一道命今，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解放小脚’，凡是缠足的女人都罚款；但这种官僚主义的办法行不通。后来我们撤消了那道命令，改用宣传教育的办法，结果群众就自动把小脚解放了。一九四一年，我们推行强迫教育，但这是一种书生气的、官僚主义的办法。家长都太穷了，无法送孩子上学，而且还要孩子在地里干活呢。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命令也撤消了，一方面设法改善家长的生活水平，一方面取消了学费。”

近十年来，杨秀峰不但学会了行政管理，而且他的整个人生观也改变了。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在新社会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呀。”他对我说。

“我打游击那阵子，还以为政府最好是设在大衙门里。现在我感到，住在这座简陋的房子里办事更便当，因为这样更接近人民。

“抗战前，我不愿搞政治。现在我认识到，没有政治工作，什么事也办不成。

“我早年留学法国的时候，很喜欢去卢浮宫欣赏油画。现在我变了，我不再相信 ‘为艺术而艺术’了。”

这话听起来有些马克思学说的味道，于是我就问杨秀峰为什么还不加入共产党。

“如果你要说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我无话可说；可是你要问我想不想入党，我只能说我要争取。你可以把我看作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吧。”

“那么，”我问杨秀峰，“你的政府真是共产党的傀儡吗？”

杨秀峰面有怒色。 “谁要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傀儡，那就请他亲自来看看。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各个主要问题上在实行共产党的纲领，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欢迎资本家，支持土地改革，相信民主，那还讲得过去。

“但是，看问题应当看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对人民有好处。判断任何一个纲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必来这里。 ”如果要正确回答你的问题的话， ”杨秀峰最后说， “那么就说我们是人民的傀儡吧。”

第十六节农村中的民主

在共产党区域，有两个革命事件对农村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土地改革把地主逐出村政权，从而消除了农民自古以来对官府的畏惧。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怀着惊恐的心理看待政府。

他们亲眼看到村子的统治者从宝座上滚下来，政府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势力，不再是高踞于上的、遥远的、不可驾驭的东西。

另一事件是游击战。由于打游击，共产党干部常常要在农民家里寻求掩护，这样，农民便渐渐对政府产生了亲近的感情。政府成了在地上的东西，农民伸手就能摸着，能与它握手，甚至能打它的耳光。政府堂皇的外表，官员身上唬人的制服和绸面皮袍，以及在威严的衙门口持枪站岗的卫兵统统都不见了。

在农村里，官员们像农民一样穿着棉布衣裤，像农民一样说话，像农民一样生活。他们基本上就是农民。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他们与普通人有什么两样。他们也不称作“长官”、“老爷”，甚至也不称作“先生”。干么要称他们这些？他们都是农民自己推选出来的嘛。

可是， “新式民主”是件多么新奇的事情！民主的工具突然塞到落后的农民手中，他们一时还不知如何运用。农村的选举办法形形色色，有时简直很滑稽。可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还是统统进行了选举。

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管一个村庄的时候，并不马上举行选举，一般也不触动村里的头目。可是土改结束不久，局面安定之后，就对所有的村民进行登记，审查选举资格。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只要没有神经病，抗日时没有当过汉奸，都有资格参加选举。全部登记名单就张贴在村里街道旁的布告牌上。有选举资格者，名字用黑笔写出；无选举资格者，名字用红笔写出。

选举委员会把村子按方位分成几片，每一片推举出一组候选人和一两个预备候选人。选举前的一星期用于竞选活动。候选人一级不以党派纲领进行竞选，而是以个人政见进行竞选。

在抗日战争中，一个典型的竞选纲领大致如下：

一、我保证带头抗日，为全村报仇。

二、我要带头生产，让大家丰衣足食。

三、我保证搞好儿童保健。

四、我要组织民兵，维护治安。

今天，在内战时期，竞选诺言就变成另一个样子：

一、我要保卫翻身果实。

二、我要带领大家狠狠地打蒋介石。

三、我要办好冬学。

选举前的演说常常反映了村子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咱们的人要是选上了，”山东农村的一个老大娘说，“咱村纳粮出公差就会公平啦。治安也能好，孩子也能念上书，大伙儿生产也能搞好。”

支持一位旧日地主的人却这样说：“咱的候选人虽说是地主，可是个好人哪。过去他借给大伙儿钱，利息都少要。他要是选上了，还能好呢。 ”竞选演说家们拿着话筒招来听众，他们挨家挨户地拉选票，他们在村里的布告牌上张贴赞扬自己候选人的宣传词。街头演说家倒不太多，村民们有时站在场院的石碾子上，这样，谁都能看清演说家，也能听见他的演说。竞选大会并不激烈，不过在辩论中也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的候选人不好”，“你是地主的走狗”，“你是二流子”，等等。

到了选举那一天，老百姓就聚集在投票场所，这一般是学堂或是当地的寺庙。由于许多投票人不会写字，投票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

有一种方式是用几只颜色不同的碗，每一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投票人要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投一粒豆子。豆子由选举委员会发，不许私带自家的豆子。还有一种用碗的投票方式保密性更强。用这种方式投票，发给投票人几粒颜色不同的豆子，每一个候选人面前都倒扣着一只碗，投票人在每只碗下都塞进一粒豆子。只有一粒豆子是代表赞成票的，比如红豆子代表赞成票，那么谁得到红豆子最多，谁就当选。

还有这样一种投票方式：把几张大纸贴在墙上，每一大张纸上写着一个候选人的名字。投票人举着一根点着了的香，要选谁就把香头往谁的纸上戳，那姿势简直有点像瞄靶投标，一戳就把纸烧出一个洞。这样，谁的香洞多，谁就当选。

还有一种投票方式是用一张大纸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写上，投票人要选谁就在谁的名字下画一个圆圈。

也有用选票选举的。有一种选票只是一张盖着村公所公章的空白纸。投票人把要选的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投进票箱。还有一种选票是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投票人要选谁就在谁的名字旁画一个记号。

投票一结束选举委员会就开始唱票，把当选者的名单贴在墙上。

选出了村长，村民们就给他献上一朵红纸花，人们还到他家门口敲锣打鼓。当村长走出门向庆贺的人群致意时，人们常常用一根竹杠子把他抬起来，到街上游行一周。这棍竹杠子叫做“独龙杠”，意味着当选者是村里的独龙，是头头了。

在农村中建立民主并不那么轻而易举。由于交通不便，到各村开展普选就得花费一些时间。让老百姓去投票倒不费什么周折，因为在中国农民单调的生活中这是件新鲜事。起先，大家对选举都很感兴趣，在第一回选举时，一个村往往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参加投票；后来，这股新鲜劲儿一过，有些人就觉得把下地干活的时间花费在选举上实在不值得。

农民们没有长期的民主传统，因而选举一结束，他们就认为万事大吉，不再去监督他们的官员。而且，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也是进行地方行政工作的一个障碍，边区的行政人员中，多数都没有工作经验，他们只能在干中学习。

在山西的一个专区，有个县长想要发动人民搞土改，又不知道如何着手。他就把部属召集在一起，命令几个人分别扮作地主、中农、放债的和贫农等等。然后这几个人就演了一场假戏，以试验如何同人民联系。

新官员也不太懂怎么书写公文函件。例如，按照中国官场的旧例，行文中对上司的称谓和对下属的称谓是不同的，有些官员就弄颠倒了，给下属去函时写 “敬启”，给上司呈文却写“此示”。这些只是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建立民主时遇到的一些日常小困难，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

解放区的农村和美国的城市一样，有时也有恶霸为害。这些恶霸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残余。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不实行分田，地主在农村中保留了经济势力，也保留了政治势力。

这样，一个四百人的小村子里，当村长的往往仍是地主，而一个一千人的大村子，村长不是地主就是地主的代理人。

乡村里初次实行选举的时候，地主只须威胁退佃或不准赎回典押于他的土地，就能让人把他选上台。随着农民觉悟的提高，地主就多费些心机。他们雇佣地痞对选民进行恐吓，把心腹安插到点票的关键岗位上，或是往自家候选人的碗里多塞些豆子。

解放区鼎鼎有名的作家赵树理，在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把这种舞弊现像描写得很详细。小说的主人公李有才，是个老羊倌。多年来，他把村里的人和事编成快板，给自己和老伙计们解闷。八路军来到了李有才那个村里，告诉老乡们，现在民主了，大家应当自己选举村长，于是地主阎恒元就马上当选为村长。年年选举一次，年年阎伍元当选。对于达件事，李羊倌编了下面一段快板进行讽刺：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地主被李有才的快板弄得狼狈不堪，就不再当村长了，但却设法让自己的一名亲信被选为村长。一切还是老样子，因为新村长对老村长唯命是从。为了揭露这一情况，李有才给地主及其傀儡村长又编了一段快板。

村里的穷人开心地传唱着李有才的快板。地主害怕这这羊倌的影响，就指使村长把他赶出了村子。李有才被迫避居山中，但他的歌却留在人们的心里。最后，人民终于把地主赶下了台，选上了自己的人。李有才返回了村子，又编了一段快板庆祝选举的胜利．

故事简单么？是的。宣传么？不错。不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宣传，是目的崇高的宣传。赵树理讲述了一个村子如何与压制民主作斗争的故事，就等于告诉别的村子，它们也能够打垮压迫者而赢得民主。赵树理还向人民指明，他们必须自己动手为平等而斗争，不能把民主当成共产党或八路军的一种恩赐。

如果认为解放区农村政权的形式是十全十美的，那未免有些虚妄。如果以为八路军或共产党一夜之间就能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欧美那样的民主政府，也是一种主观臆想。文化水平低，经济原始，这就注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在今后很长时期内都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缺乏经验并不能为共产党人在地方选举中的许多做法开脱。有许多例子说明，他们操纵选举，很少尊重人民的意愿。他们尽是提拔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也就可能给怀有野心的不良分子以掌权之机。在一些村庄，各候选人的政纲都包含一条“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的口号，

这就极清楚地说明，共产党人的用意并不在建立乌托邦式的民主，而是在培植支持自己的力量。然而，在战争和革命期间，如果指望他们不这么行事，也是可笑的。我与之交谈过的共产党人，大都很坦白地承认，他们需要建立巩固的拥护自己的基础。不过，那些拥护共产党的所谓“开明人士”，却竭力向我说明，每个村子都是由人民所拥护的人管理。这种说法是可笑的。我发现，在不少村庄里，老百姓对当地官员是怨恨的。我见过一位农村姑娘，她非常热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但是这位姑娘与许多追求新贵的女人不同，她对我说， “我不愿意嫁给干部，他们都是些想升官发财、不管老百姓的家伙。 ”当然，观点相反的姑娘也有的是。

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如果一个五百人的村子是由一个一百五十人的农民协会发号施今进行管理，而不再是由一个有权势的地主任意统治，这当然应该看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什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

国民党、蒋介石总是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必须先实行一个时期的训政。解放区的领导人嘲笑了这种理论。

“在施行民主之前，先训练人民，这是毫无用处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对我说， “人民要是过上了民主生活，习惯自然会改变。只有体验民主，才能学会民主。 ”

第十七节赵树理

严格地说，本书这部分章节是写政府的，不该写他。不过，他是作为不速之客闯进我的房间的，那么，也就顺便介绍一下他的身世吧。

这天一清早就下雪。我坐在我那石板地的屋子里，感到有些郁闷和孤独。这时，他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幽灵似的人，身穿棉袍，头戴小帽。他像私塾先生似地鞠了个躬，就在我的炭火盆前找了个凳子坐下，贪婪地烤着手。他一边打着寒战，一边仰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垂下眼皮，从我的桌上拣起一颗瓜子，熟练地嗑起来。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会儿，不自然地笑了笑。一个很腼腆的人！我想。

但是走进我屋里烤火的其貌不扬的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他就叫赵树理，是个作家，我在上一章里引用了他的作品。

我同赵树理愉快地渡过了两天，可是我不认为我对他很了解。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有着奇特的经历。他与杨教授不同。杨教授投奔共产党，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赵树理投奔八路，却由于他不见容于中国封建旧社会。比起杨教授来，他的身世也许更能说明乡村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蒋介石而投向共产党。

赵树理出生于山西太岳地区的一个小城镇。他是一位贫农的次子。家里有八口人，靠着种十七、八亩土地为生。为了糊口，他不得不拼命地干活。冬天到煤窑外捡煤，其余时间就在地里流汗。

赵树理小时候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特别爱好戏剧和音乐。他很小就学会了敲鼓、打钹、击节、吹笛、唱戏，而且很出色，于是村里的成年人就让他参加了“八音社”。这种熏陶为他以后给八路军写戏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赵树理的祖父是个读书人，从小教他读四书五经。他让赵树理信奉三合教，这是一种把佛、道、儒三教教义揉合起来的宗教，强调行善致福。赵树理有一种善恶之行的记录，做了好事就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就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两颗。坏事中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赵树理的白豆总是比黑豆多。

赵树理的父亲相信，仕进之道仍然和皇朝时代一样，要靠读书，便送赵树理读小学。小学的课程还是四书五经那一套。

由于祖父早先的训诲，赵树理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赵树理上不起中学，便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可以免缴膳宿费。在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书里，他第一次读到他那山沟之外的现代世界，了解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如乔治 ·华盛顿的事迹、法国革命、工业化时代等。他在那里找到屠格涅夫和易卜生的译本，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这时，父母给他找了一个十四岁的媳妇，他便尽义务似地结了婚。新婚后同妻子住了几天就返回学校了。过了两年，他成为一群学生中的核心人物。这群学生是由二十个“思想进步”的分子所组成，他们认为课本中无用的古文太多，科学的内容太少。这些反抗分子对校长进行了指责，这位校长在筹款盖科学馆时贪污，结果只盖成了一间空房子，除了几只桌椅外，什么仪器也没有。这件事激起了公愤，校长被撤职了。新来的校长显然遵照军阀阎锡山总部的指示，把赵树理和其他五个同学开除了，说他们是共产党。

那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刚刚在上海同“赤党”决裂不久。那时在中国被指为共产党比今日在美国被指为共产党要可怕得多。赵树理根本没有见过共产党，也从未看过共产党的书籍，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除了回老家，别无他途。

他种了一个时期的地，教过和尚识字，后来到一个小学任教，校长是个地主，也是当地的大债主。每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负债的农民拿着酒肉到学堂里请校长吃席，求他不要没收他们典出的土地。酒席有时要吃到凌晨三点钟，校长要到下午才能起来上课。教员们也颓丧起来，抽上了鸦片烟。

大约就在这一期间，赵树理的妻子死了，赵树理便回家料理丧事。丧事完后的第一天，军阀阎锡山的特务把他逮捕了，押送到省城太原，和一些学生一道，投入一座专门关押共产党的监狱。

狱吏对赵树理等人说，只要他们写出反共的文章，就可以获释。赵树理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起码知识。狱吏嘲讽地把几本共产党的小册子扔进牢房，说：“喂，这就是共产主义。你们写文章批它吧！”

这简直等于扔给赵树理一把开启精神牢房的钥匙，虽然打不开通往自由的门，却打开了这个小伙子的心房。他告诉我； “共产党猛烈抨击中国封建旧社会，号召建立新社会，把我吸引住了。我正苦于不能解脱旧传统的羁绊，共产党的理论使我豁然开朗。”这位年轻的囚徒虽然在肌体上挨饿，但是在精神上却获得丰富的食粮。

经过长时间的审查后，赵树理获释了。他虽然从未见过共产党，但是由于残酷的折磨，由于读了狱吏给他的材料他成了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很想找到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赤匪”，可是一个也碰不到。他的思想渐浙地有些颓丧。

他找不到教书的工作，于是靠卖文章糊口。他给两家报纸的副刊投稿，每千字大洋一块钱。他的文章写的是饥一天饱一天的流浪汉，影射社会的恶劣环境。 “我写我所熟悉的生活， ”赵树理说， “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说出来，我只能写得很隐晦。最苦恼的是，我维持不了生计。 ”其中一家报纸因为编辑写了一篇批评阎锡山的文章，被封闭了。赵树理无以为生，只好回农村老家了。他父亲对他的落魄很是生气，他回答道， “这不能怪我。非得整个社会变了，咱们的家运才能好转，不然咱家就得穷下去。 ”

“我父亲根本就不理会我这一番话，”赵树理说，“他觉得我应该再娶个媳妇。而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亲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可是在那种旧社会里我只能采取这种态度。”

赵树理续弦不久，又离开了家，到达黄河南畔的开封，在朋友的书店里当店员。他希望这回能有个牢靠饭碗。可是．他来开封不久，蒋介石的官员们为了展宽街道，把书店拆了。赵树理只好又回家去。

这时，发生了一件西方人难以相信的奇事，但是，这种事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相当典型的，并足以说明普通中国人某些行为的根源。赵树理在回家途中路过黄河大桥时，被警察拦住搜查行李卷，那里面包了一条毛巾、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四块银元。通过了搜查之后，他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店里停脚过夜。他躺下睡觉的时候，听见窗外有四个人在说只有会门中才用的黑话。这引动了他的好奇心，仔细一听，大吃一惊，只听一个人说，从开封来了个汉子，身上有四块大洋。他断定这帮人是土匪，一定是从警察那里得了他的情报。他怕被绑票，于是在床上躺了三天，抽着劣等的大烟，想显出穷酸的样子，免得土匪注意。可是，他的行动还是引起了那四个人的怀疑，他们尾随他回到太原。赵树理被弄得很紧张。他到太原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朋友处投宿。晚上，赵树理开始给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突然，与邻屋隔开的墙上响起了重重的、严厉的敲击声，赵树理吓得闭上了嘴。以后的几天，只要他一开口想说，就有敲墙声。他想，谁是那帮人觉得他发现了他们的一些秘密，所以警告他不要多嘴。

赵树理料定自己要惨遭不测，他对于自己悲惨的生命并不怎么留恋，但很不愿连累朋友，于是决定跑去自杀。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是一种极深刻的揭露，而见也说明赵树理当时无谓的轻生厌世思想。他对谁都没有说，就投入太原的湖中。

有人把他捞了上来，他在警察局里恢复了知觉，然后像一条挨过鞭打的狗似的回到朋友的住所。同蒋介石特务机关有勾结的帮会立刻在大学里散布谣言，说赵树理疯了，还诱使一家报纸刊登这种消息。学生们都嚷嚷起来，纷纷要求赵树理的朋友把“疯子”赶走。赵树理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又想起自己过去的勿损人、只行善的宗教信条，便不去争辩。帮会派了一个人告诉赵树理的朋友，有个地方可以给赵树理治病，赵树理便顺从地跟那人走了。

那人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那里有很多逃荒要饭的人和土匪，这个地方就叫“满洲坟”。土匪把赵树理安置在一个馒头师傅的家里。“这位师傅待人好极了，你跟他过会满意的。”他们说。师傅显得非常友好，专给赵树理做了馒头和烙饼。馒头和烙饼很好吃，可是有股怪昧。没有几天，赵树理的牙床就出血了，他断定人家给他下了砒霜。“他们用了一种药来减弱毒性，”赵树理说，“他们想慢慢毒死我，这样可以不留痕迹。”

他每次吃一块怪味烙饼，师傅就在本子上记录一次。“好，好好地吃。”师傅总这么说，并带着怂恿的神情朝赵树理微笑。

土匪们有自己的黑话。他们要杀一个人，就说：“闺女要出嫁了。”他们给赵树理吃毒药时，也用黑话说毒药的用量，如说“棉价一毛”或“麦价三毛”之类的话，表示每天在烙饼中的砒霜用量。

赵树理对活下去已不抱希望，他继续吃饼，日渐虚弱，但是什么话也不说。他那漠然处之的态度使土匪也感到惊奇。他们觉得犯不上把这种绝望的人杀掉。有一天，当他们转移巢穴的时候，就把他放了。

赵树理从满洲坟回来后，一个朋友给他在乡村师范学校找了个工作。这时正是日本侵华的前夕。在山西的知识分子中，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可是阎锡山不允许示威，也不允许任何公开的反日宣传。这回，赵树理感到自己对中国社会统治者的义愤有了真正的理由，而且还找到志同道合者。每天下午，他和两个教员都把校园大门锁上，举行违禁的反日会议。

日本入侵中国后，赵树理参加了薄一波组织的牺牲同盟会，上了山。不久，他孤身一人在农村里，阎锡山的县官都跑光了。他决定自己当县官，可是上任头三天他就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老百姓都逃到森林和山洞里藏起来了。蒋介石溃兵的掳掠行为，吓得人们不敢回家。赵树理硬着头皮来到士兵中间，这些士兵正在乱挖老乡埋藏的粮食。他们恨不得把逃走的农民抓来杀光。他劝土兵不要毁坏家具当柴烧，不要搜粮食。他说得很和气，用了一些格言成语，可是心里却很紧张。他说：“你们要是能这样做，老百姓就会回来，给你们弄粮食。”

赵树理用这种办法使土兵和老百姓和解了，也忘却了个人的烦恼。他成了游击队的干部，游荡了两年，最后同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开始搞宣传写作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使他有机会告诉士兵和老百姓要和睦相处，他喜欢八路军，因为在他看来，八路军亲近穷人，接近他自己的生活。一九四〇年，八路军办了一个报纸，赵树理参加了编辑工作。由于日军的进攻，编辑部分成两部分。一连四年，赵树理总是在流动，一会儿写文章，一会儿打仗，但是他并未感到像过去做“文丐”那样低人一等。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他有了较多的时间，开始为报纸的副刊创作短篇小说。他的一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重视。这篇小说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为了婚姻自由而与父母、与全村作斗争的故事。边区政府把这篇小说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是赵树理创作道路的开端，他在一年的时间内又写了六七本书和几个剧本。他从此名扬解放区以至蒋管区。在蒋管区的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等，把他誉为新文学的魁首。

赵树理并没有从销售他的书中得到版税。我觉得他的生活并不比过去好多少，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他觉得好笑。 “你知道在中国‘文丐’是什么意思吗？抗战前，自己不掏点钱，书就没法出版。中国大多数作家是付钱给出版商而不是出版商付钱给作家。没钱就别想出书。关于群众运动的书就更不能出了。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就帮助出版。再说，在这种时候，我赚钱干什么？有志愿战士，就有志愿文化人。正因为如此，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

“不过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从前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在边区出版社当编辑。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组织，能纺纱织布，能种地。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出版社每天发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毯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凉。过去我从来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给我钱，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干块钱。这种生产在抗战前是搞不成的，因为日本的便宜货把我们挤绰了。我现在简直没什么负担了，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了。”

不过赵树理并不幻想要做个大作家，他也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那样会使他脱离人民的。“我应该投入社会生活，”他说，“我要跟上革命的各个阶段。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土地改革，以后大概就是搞工业化。我们将来要组织合作社，需要美国的机器，所以我想去美国看看。我很想写重大的题材，也许内战结束后，我可以安顿下来专心专意写它一阵子。不过我决不愿完全脱离人民。”

“也许，”他说，“有人会觉得我的书没啥意思。抗战前，作家们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故事。这种作家对于描写在我们的农民中所进行的革命是不感兴逐的。我若请这种人写政治性的书，他们就很不高兴，觉得受了拘束。可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从前我却办不到。

“从我为农民写作以来，我写小说，写剧本。过去，我使用的语言和现在不一样，我的东西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后来我想到，农民能看到的书尽是些极端反动的书，这些书向农民宣扬崇拜偶像，敬鬼神，宣扬迷信，使农民听凭巫婆的摆弄。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我还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读者。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都不识字，所以我就写能为他们演出的剧本。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赵树理谈到自己的写作技巧时说，他不喜欢在作品里只写一个中心人，他喜欢描写整个村子、整个时代。他笔下的人物是由他所了解的许多人的综合体。为了发现这样的人物，他下乡与农民一同生活，一同在地里劳动，并参加他们的合作社，在土改中同他们并肩斗争。

我翻译了赵树理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写农村选举的，第二本是写婚姻自由的，第三本是写一个乡村的战时生活的。他的第四部书名为《福贵》，写一个二流子在土改运动中变成了好人。这是托尔斯泰式的赎罪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到赵树理早年宗教教育的痕迹。不过己不是上帝改造人，而是革命改造人了。

说实话，我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有人说，他的书如果翻译成外文，就会使他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文学家。我不同意这一点。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

不过，若是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一位中国作家，也未免太学究气了，尤其是这位作家不仅进行写作，而且还当编辑，干农活，参加土改以及形形色色的运动。我想，等战争结束后，赵树理有了更多的时间，就能写出重要的作品，甚至能写出西方读者也感兴趣的作品来。

第五章边区的社会

第十八节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

一九四一年夏秋两季，我走过河南、河北两省，从黄河走到长江，目睹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场大饥荒的开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粮秣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

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演戏筵席上受着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可是，当我得知正是这些将领和国民党官吏把饥民的土地收去抵税，等候雨季放佃时，我就不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愤慨了。

我在路途上的时候，每天都有农民来到我的马车跟前，向我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每天晚上都有县官偷偷来到我的住所，求我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老百姓还未全部饿死之前，帮帮忙——“看在上帝的面上帮帮忙吧！”我答应尽力而为。

我回到重庆后履行诺言，在珍珠港事变前不久，写了一篇报道，叙述我所目睹的惨状，希望引起外界注意，迫使蒋介石或是出于羞愧或是出于策略考虑而为他那些不幸的臣民做点好事。但蒋介石的国际宣传局局长声称，这与他从内地传教士 (他们当然没有挨饿 )那里得到的消息不符，便把我的稿子扣下。这使我十分气恼，但也是在意料之中。然而，在这次据说是我所捏造出来的饥荒中，有好几百万农民死去了。

这么多人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由于旱灾和歉收。可是蒋介石的官员、地主、税官却没有一个饿死的。华北解放区的气候同样恶劣，同样缺雨，却没有死这么多人。此中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这边的人挨饿，而那边的人却有饭吃？

河南蒋管区的人民并不是因为老天爷不下雨而死的，而是因为骑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太贪婪了。应当说，他们是被捐税逼死的。

我常常感到纳闷，这些农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冲进城去，打开粮仓，把军人用枪、税吏用秤从他们那里抢走的粮食拿回来呢！他们并非麻木不仁，他们并不想死；既然横竖是死，为什么不起来斗争，反抗那些封建统治者呢？事实上他们还是反抗了。一九四二年，日军打到豫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这么干呢？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

有位北平教授也许心中想到这个事件，所以在一九四七年警告蒋介石说，路易十六是因为实施腐败和暴虐的税制而被赶下台的。“除非你改革税制，”这位教授预言说，“否则法国大革命就会在中国重演。”

教授的话里只有一点错误：革命不是将要在中国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了。发生革命的部分原因是苛捐杂税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只要有谁出来帮他们甩掉背上的重负，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那么他们就会跟着谁走。

苛捐杂税在中国并非新事，自从清朝被推翻，军阀开始用枪从农民那里征粮养兵以来，就一直存在。不过这些残暴的军阀，在蒋介石政权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农民那里榨取的财富，恐怕比中国悠久而曲折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多。

近年来，蒋介石的职业辩护士把沉重的捐税归因于抗日战争。可是他们无法说明，何以国民党几乎是从其当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征收重税。

即使在蒋介石政权的所谓黄金时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据官方材料，中国农民必须交纳的五花八门的捐税，也有一百八十八种之多。一九三二年，据说是蒋介石实现大治之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多数地区的田赋也比美国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赋更苛刻的，是各种名目的杂税，其数值往往十倍于正税。在前清末年，杂税从未超过正税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蒋介石的鼎盛时代，杂税竟高达正税的十倍！

对农民这种骇人听闻的剥削，在抗日战争时期自然又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为了进行这场战争，蒋介石在其纸币变得毫无价值的情况下被迫放弃货币税，改收实物税，要农民交粮。

四川省是蒋介石在抗日时期的大后方，那里对农民征收实物税，有时达到稻米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在湖南洞庭湖一带是百分之五十三；在云南是百分之四十九。地主头上的税虽然增加了，可是他们总是以增加租子的办法把负担转嫁给佃户。如果佃户过去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的稻谷或麦子，现在就要交百分之七十、八十或九十。有时超过百分之一百，我在成都平原就看到达种情况。这样佃户还得去买米来缴租。也就是说，佃户在稻田里干了一年，到头来自己却得不到一粒米。

抗日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使备受压迫的庄稼汉松一口气。虽然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在内地和光复地区免税一年，但是实际上农民还要拿出更多的钱粮交特别捐。

这一类捐税多少还是固定的，虽然名目繁多，却还不及农民实际捐税负担的一半。这是因为兵捐这种古老的赋税形式在西方早已废除了，在中国却从来没有消失。由于连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兵捐实际上比过去几个世纪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兵捐的负担确实吓人。由于军费无着，军官层层盘剥，拖欠粮饷，以及搜刮之风盛行，不少中国军队就依靠兵捐来获取粮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额银行存款。粮食、牲畜、车辆、房屋、金钱以至人丁，都是军官们征派的对像。不过若是没有蒋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绅的合作，对农民的这种剥削是不能实现的。其实，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豪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块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光说数字不免抽象，据我所知，兵捐之重，不仅使农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粮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们卖儿卖女，把妻子给税吏为佣为妾。

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已成为历史的往事，那么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政绩如何呢？

第十九节解放区的税制

共产党处于敌对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与外界的贸易被隔断，几乎没有工业和商业的收益。与蒋介石相比，他们更是迫切需要筹款以进行战争。他们的经济必须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以供应军队粮秣装备，并维持各级政府的开支。他们若不赤裸裸地搜刮民财，不进行比蒋介石还厉害的横征暴敛，能维持下去吗？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特地拜访了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长戎伍胜。他是我在解放区所见到的最可亲近的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是军阀阎锡山属下的一个县长。当时，县政府的经费主要来源于阎锡山的鸦片专卖收入。

抗日战争开始大约一年以后，阎锡山的许多大烟兵败逃，沦为土匪。另有一小部分部队躲到晋南去了。在那里，阎锡山新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戎伍胜在里面当政治指导员，向部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因为阎锡山没有多少要抗日的意思，这支新军就哗变而投奔了太行山的刘伯承将军。经过内心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戎伍胜也弃家跟着部队跑了。他父亲对此表示鼓励，而贪图享受的妻子则拒绝跟他上山，把他大骂了一顿。在游击区，戎伍胜遇见了一位也走上同样的“革命道路”的姑娘，他便与原配妻子离了婚，而娶了这位姑娘。这时，华北的五百名代表选他当边区政府副主席。

这种经历并没有使戎伍胜变得严峻、不可亲近。相反，他具有一种逗人的幽默感。他丝毫没有新来的北平学生那种令人讨厌的偏激，这些学生只要听到对解放区的情况有半点批评，就怒发冲冠。也许是因为他的胸怀宽广，他能够以完全超脱的态度谈论共产党干部与政府干部之间的争执，并且津津有味地讲述“土包子”干部在新解放的城市初次见到机器和抽水马桶一类西方文明时所闹的笑话。

不过，令人惊叹的还是他的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知识。我用了很多时间同他谈论各式各样的题目，如银行业务、农业生产、手工业、婚姻、鸦片，以及从骡车夫的生活到妻室同革命的关系等许许多多的话题。戎伍胜的言谈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他六年来所从事的工作使他同各行各业的人有直接的联系。

这样的人未必只是他一个。解放区的干部似乎都能担任不止一样的工作。我认识八路军的一个干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任前线一个团的政委；一星期以后，当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使山东被淹的时侯，我看见他在洪泛区指挥救灾工作；再过两个星期，他出现在农村领导土地改革；而一个月后，他成了一个新解放城市的市长。尽管这种多面手并不少，我还是感到惊异，因为这种人才在美国不可多得，他们主要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而不是产生于实行按专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时代。看来八路军干部几乎什么都能干。

但在这个落后的地区，若不依靠多印钞票、多收捐税，又如何能筹款支援战争呢？这是个大问题。

我知道，戎伍胜的财政厅里一共只有十六个人，但是却进行着编制预算、征收赋税、发放农业贷款、发行货币、指导银行业务等项工作，控制着三千万人口的财政事务。戎伍胜刚当上财政厅长的时候，他的财政知识仅限于过去在省城学校里所学的、现在几乎忘光了的那一点经济学课程。他从未管理过一家大银行或一束大商号，可是现在他居然在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筹措部分的经费了。我问他： “你是怎样做这个工作的？”

他笑了： “我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呢。我没有什么法术。我的预算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不平衡。这只能怪我们自己愚蠢。我们原来以为马歇尔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于是就削减了预算。现在，我还得追加三百万美元经费，来对付军事开支。”

“如果我们不打这场战争，”他继续说，“我们不仅能平衡预算(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而且还能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其实，我们的预算是很小的，你听了也许会惊奇。我们全区一九四七年的开支只有一千一百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七十来自田赋，百分之十来自工商业税，百分之五来自商品出售和关税，其余的来自烟酒税、公营事业收入和印花税。

“我们把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用于军费，百分之二十用于政府人员薪俸和行政开支，百分之十用于教育，百分之八用于工业建设，百分之五用于公共保健，百分之四用于司法公安工作。剩余的留作储备。”

“可是靠一千一百万美元怎么打仗呢？”我问道，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们一定是靠没收地主的财产来支持这场战争吧。”

戎伍胜笑了：“不，那是当年红军在苏区用的办法。我们能够靠这么小的预算来进行战争，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第一，大多数在这里工作的干部是自愿来的。我就是个例子。我跑到这里是因为我不能忍受蒋管区的情况。我抛弃了家、亲属和待遇优厚的职位。我舍弃这一切是为了革命。我们大家都能几乎不要任何报酬而工作，有一点吃的就行了。第二，你大概也看到了，我们的政府很精干，我们没有臃肿的官僚机构，负担小，开支和捐税自然就小一些。第三，我们全体人员，从政府干部到普通士兵，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必须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第四，我们不像国民党那样，不因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损失巨额金钱。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切付款和收款都必须通过一个监督委员会办理．因此几乎不可能在数字上搞鬼。各地农村的财务机构必须在告示牌上公布帐目，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查帐。还有，我们是在为一种理想而斗争，这一条也很重要吧。要是我们从国民党统治的贪污腐化的社会跑出来，到这里又搞那一套，那有什么意思呢？”

我一面听戎伍胜侃侃而谈，一面心想，他的部属这么少，征税时一定碰到不少困难吧。难道老百姓不以谎报收入来欺骗政府吗？

“当然啦， ”戎伍胜说， “一开始我们发现许多农民少报田亩，工商业主则少报利润，比如他有五千元的利润，却只报两千元。因为税务稽查人员太少，我们就用简单的民主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各村每年要开一两次 ‘民主评议会’，自耕农、佃农、地主都必须在会上自报自己的收入。开会时，村里的评议员就站在群众当中，分别向每一个农民询问其产量。对方回答后，他就向其邻居问道；‘报的对不对？’由于村里的人都互相知道底细，所以如果报的不对，当场就能加以纠正。”

戎伍胜承认，要查商人漏税比较困难。但还是把商贩、店主召集到一起开会，让他们自报赢利。据戎伍胜说，这个办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政府无需庞大的税务机构，也不会损失太多的税款。

商业税对于共产党、对于共产党的作战都不占重要地位。在中国要想维持一个政权，进行作战，必须向农民征粮。没有田赋，中国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生存。这是基本的道理，概无例外。任何政府充其量只能缩减开支，减轻农民负担，使他们不致饿死或造反。

在蒋管区，佃户一般要把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收成交给地主。除了田赋以外，他们还被迫交纳多如牛毛的各种杂捐。而解放区的农民一般只向政府缴纳其收成的百分之八至十五；除此而外没有任何杂捐。农民不必向地主缴租，也没有什么别的税。这并不是哪一个边区官员告诉我的，而完全是我自己亲自观察到的。由于土地改革一般都很温和，因此没有发生农民对政府的大规模抗粮事件。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妇女和儿童经过簸筛把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有些人家把邻居请来鉴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粮食，如果邻居说粮食的成色还不够好，他们就再簸筛一遍。如果你觉得这是难以相信的，那么你应当知道，农民懂得这些粮食不会落入城里商人或贪官的手里，而是送给自己的子弟和亲人在那里作战的军队的。

应当说明的是，虽然这里的田赋很轻，很公平，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但是对农民还是有各种摊派，主要是劳役。我看到农民被征去修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拖拉机耕出来的地里集体播种，出大车骡马运输公粮，开垦荒地以及为各种公共工程出力。我觉得他们为共产党出的工可能比在蒋管区为国民党官员出的工多一些。

但是，这种摊派同国民党地区搞的截然不同。第一，出劳役总是为了公益，而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私利。第二，没有人因为服劳役而变穷。不管派什么劳役，全村人都平均分摊，地主佃农概不例外。不因为有政治地位而免除劳役，政府工作人员也和农民一样要出义务工。第三，这种摊派受到严格的限制。第四，除田赋外，没有粮票不能征粮。农民可以用粮票从政府那里买回粮食。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认为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至于农民是不是被宣传愚弄了，那就请道德家们去研究吧。

第二十节月光下的银行

我在解放区看到的一种最奇特的事业就是银行。那里的银行是在极原始的条件下营业的，其经营方法之简单，会使西方银行家为之瞠目。但是，这种银行看来很适合人民的需要，推翻了某些批评家所谓共产党的经济格因缺乏健全的货币体制而崩溃的断言。

银行在华北解放区发展的过程颇有点像游击队的发展过程。起初一无所有，逐渐有了放款的合作社，然后游击队和游击政府办起地方银行，最后成立了边区银行。

当国民党军队初从华北撤退时，蒋介石的法币还自由流通，日本人就搜罗法币去换外汇。当时，有三家银行在游击政府的赞助下营业，开始发行自己的票子以吸收法币，以免法币落到日本人手中。

这种货币最初是通过合作社和工厂发行的，可是多数人民都不信任它。有一种特别的情况还增加了这种不信任。发行钞票的三家银行中，有一家叫“上党银行”，上党是华北的一个地区。可是，在中国话里“上党”与“上当”谐音，所以人们听说上党票，就说：“我可不想上当。”而拒绝使用这种票子。不过当他们看到这种票子在合作社能买到东西，就慢慢信任了。

国民党反对这种新币，禁止部队使用新币。长官叫士兵用上党票擦屁股。有一个模范士兵，严格执行了这个命令，当真用一张五块钱的上党票擦了屁股。后来，他到一个小镇的铺子里买香烟，掏出一张十块钱的法币给老板，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老板没有法币小票而对他说：“我只能找你上党票。 ”这位俭省的士兵什么都不想丢，就回去捡起自己那张擦过屁股的五块钱上党票，细心地洗干净，拿到那个铺子去花了。这个故事很快就传为美谈，人们说：“上党票擦了屁股还能买东西，那一定真顶用。 ”

就是这样，游击队货币的信用提高了。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成立后，三家银行合并为“冀南银行”。几年之中，该行在边区的各专区、各县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只有这家银行有权发行钞票，因此具有国有银行的地位。我所看到的冀南票，纸质很劣，往往磨损得票面数额都无法辨认。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人民多不识字，便发生过半张一元币与半张两元币钻在一起的现像。银行碰到这样的票子，就按一无五角收兑。这种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冀南币的信誉。冀南币的命运如何当然要看内战的结果。戎副主席对我说： “我们应当把这种钞票看成是一种革命债券，革命成功了，这种债券就值钱了。”

即使如此，冀南币在与国民党法币的斗争中运气还是不坏的。起初，冀南银行用一比一的比价兑换法币。但是随着内战的加剧，国民党法币就禁止公开流通了，不过还准许地主保存法币。后来，保存法币也禁止了，法币必须全部在边境兑换。自然，两个地区之间的货币走私活动是很多的。国民党区域的走私商把法币塞到空心扁担里带进边区，也有藏在骡鞍的木框里、煤油桶里，甚至棺材中死尸下的垫子里带进来的。对于参与这种生意牟利的商人，边区只是课以罚款，但对于怀有政治目的的走私，则严加惩处，甚至处决“主犯”。

尽管有走私活动，冀南币在与国民党法币的斗争中还是很快占了上风。我在一九四七年初进入边区时，换一元边区币要用五元国民党法币。共产党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兑换率上升到八比一。可是在游击区，我发现国民党后方的农民和民兵把兑换率提高到十比一。他们对蒋军丧失了信心，想要在解放区买东西。由于这种信心的缺失，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兑换率高达一千五百比一，不久就一跃而达到一万比一。

也许这些数字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解放区与蒋管区生活状况方面的差异。当然，解放区也有通货膨胀。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那里的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八。可是，与蒋管区比起来，解放区的经济却是出奇地稳定。耍知道，在同一期间，蒋管区的物价上涨了十倍。

冀南银行为了支持自己的钞票，有与所发行的货币价值大略相当的棉花、黄金、白银、土地作为储备。这比起当初开办三家地方银行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三家银行都是白手起家，开始时没有资本。他们在游击区四处流动的时候，就用息票交换朋友们借予的金银。后来，他们从政府经费结余中获得了一些资金。最后，几个阎锡山部下的起义军官带来了一笔钱，这笔钱是那个军阀靠专卖鸦片聚敛的。

戎伍胜谦逊地告诉我：“我本人就从我那个县专卖鸦片得来的钱里拿了五十万元来。”

保卫银行储备金在解放区是相当冒险的事。所有的储备金都埋在地下或藏在山洞里。游击区的分行得到金银就立即送到后方去。银行营业处的金银只要超过一千两，就必须埋藏起来，这已形成一种定规。收到一定数量的粮食、棉花后，也要妥善收藏起来。

戎副主席曾经反复查阅地图，冥思苦想，选择外人最难以到达的荒郊野地来埋藏银行的财宝。他认为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合适，可是这样的地方在人口稠密的中国是不容易找到的。他也把人民的爱国心和干部的可靠性考虑了进去。

“我本人主张把金钱埋到偏僻的山顶上，”他告诉我，“而别人主张埋在洞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太刻板，到时候要是洞里安全，我也不会坚持非埋在山顶不可。”

埋藏金银的行动是秘密的，而且只在夜间进行。经过驴骡的长途驮运，才到达埋藏地点。不用说，只有最可靠的骡夫才让担负这种运输任务，不过他们也不知道驮运的是什么货。只有银行经理、出纳和一个党员知道骡子驮的是什么。

有些经理喜欢在月夜行动，这样就不必因带灯而惹人注意，另一些经理则愿意在漆黑的夜晚行动，那时就是衬着天光也看不出人影来。

到了预定的夜晚，经理、出纳和那位党员把资金押运到选好的地点附近，他们把骡夫支开，看看周围没有人，附近的村庄也已沉睡，就到埋藏的地点开始掘洞。财宝埋好后，三个人都仔细地把周围的地形默记心里，然后离去。

只有这三个人才知道银行的财宝在何处埋藏。如果他们被杀死了，怎么办呢？

戎伍胜说： “一个人死了，不要紧；两个人死了，关系也不大；若是三个人都死了，财宝可就等于丢掉了。”

在银行成立七、八年的历史中，埋藏的财宝只丢过一回。当时情况紧急，只有两个人负责埋藏一千五百磅银子。其中一人死了，另一人记不清银子埋在什么地方。因为不让留存地图，也不让作任何书面记录，如 “离树十步，挖地三尺 ”之类，所以，如果埋藏的人记不起来就糟了。搜寻人员在大致的范围挖了一遍，一无所获。这时，日本人打过来了。他们看到挖掘的痕迹，也到处乱挖，但也是什么也找不到。这批银子的下落如何，到现在仍是银行未能解开的一个谜。

共产党查账可严啦，银行检查员每年要查看一次埋藏的财宝。因为查看一次就要挖开一次，所以每次查看之后还要立即找一个新的埋藏地点。

游击区的银行工作更特殊。日军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军队专找银行，所以任何金银都不能放在敌后，而必须送到后方基地去。可是在游击区和后方基地没有保险箱。戎伍胜说：“不管别人的事，光管我们自己的业务就够呛了。”

游击区没有银行大楼，也不挂银行招牌。银行一般设在普通的土屋子里，凭代号找，如一号、十三号之类。银行工作人员就在里面的一间黑屋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办公。他的用具有：一个算盘，一支毛笔，几张纸，一点钱以及主顾的账簿。人们都把账簿保存在他这里，即使他转移了，人们也可以通过秘密交通找到他。

说实话，游击区的银行人员有点像杂货铺的伙计。敌人一来，他就把算盘、毛笔、钱和帐簿打进背包，腰里别上两枚手榴弹，背着他的“银行”迅速转移。

也许，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结束了红色银行这种浪漫而冒险的生涯。笔者写到这里时，消息传来说，华北各银行己并入一个中央银行，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新币的储备不是金银等贵金属，而是粮食、布匹之类的商品。这个银行及其职员很可能将接管中国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主要金融业务。

于是，在日本入侵的黑暗年代乡村合作社所印发的可怜的小纸币，如今几乎上升到国币的地位。革命债券值钱了。

第二十一节鸡毛信，骡车，电话线

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解放区经济极端落后。而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交通通讯的状况。

交通通讯是如此落后：政府的骡车走二十英里的路程要从日出走到日落，隔同样远的距离打电话常常要用一个星期；电报恐怕还打不了；往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寄一封信要四十天才能收到。

不过，在我访问期间，解放区的内陆交通通讯情况，比过去九年已有长足的进步。邮局已于不久前建立了起来，从边区一头到另一头架设了一条军用电话线，公营的运输公司配备了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和平原的土路上行驶。

边区当然没有飞机。解放军没有空军，政府没有航空公司。没有民用航空事业。边区也不通火车。因此，运输和旅行就靠汽车、板车、驮牲和两条腿。根据粗略的估计，运输和旅行中，只有千分之一是靠汽车。

边区中很少有人旅行，一则因为中国人不爱好旅行，二则因为旅行起来太慢，太困难，又没有趣味，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也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最好的交通工具都供军队和政府使用了。还应指出，没有人为了娱乐而旅行，人们只是在需要时才旅行。这样，在公路上运输的，大部是军需品和一些商品。

运输商品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因为边区的贸易不很发达，没有大量的货物要运输。往往是一个人骑自行车驮一些糖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去卖掉，再买盐回去就可以赚钱。牛车在城镇之间短途贩运蔬菜、木炭和粮食。火柴很缺，可赚厚利，因为轻也容易运输，从一镇运一大车火柴到另一镇，就能卖大价钱。粮食运输则是另外一回事。只要部队集中起来准备作战或救济山区粮荒，就需要大批的粮食。大宗粮食的运输，多由政府经办。

运粮工作由雇佣工、半雇佣工和义务工承担。政府、学校所需要的粮食由它们自己出人运输，而军队和救灾所需要的粮食则组织民夫运输。

民夫队可以称为边区的货运列车，这是政府运输大宗粮食的唯一办法。一九四一年，政府靠民夫队秘密地把一万五千蒲式耳粮食从冀鲁平原越过平汉铁路和日军防线，运到遭灾的豫鲁山区。运粮的车辆有一些受到敌人袭击，但大多数部到达了目的地。

一九四三年以前，在灾荒最严重的年代里，政府无偿地征用牲畜和夫役。到了一九四四年，政府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可以给征来的牲畜供饲料，并按通常工钱的一半付给出夫的农民。一个农民平均每年要出夫十天到十五天为政府搞运输。边区里人人都得学习，民夫队里也一样。例如，前面走的骡夫背上挂一个汉字牌，后面的人就学这个字，每天换一个字。农民就是这样一边劳动一边认字的。

每支民夫队都有一位队长和一位政治工作者，或者说“群众”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一般由本村人担任，其职责有点像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在路上，他讲故事，唱歌，传达当日新闻或他们所要去的地区的军情。

晋冀鲁豫边区三千万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辆小汽车和卡车，因此汽车运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了帮助合作社把粮食和手工业产品运到市场上去，政府于一九四七年组织了一家拥有五十辆卡车和三百辆骡车的公共运输公司。货运费很贵，不过客运价在当时的环境下看来还是合理的，二十英里的路程收费约八十美分。

多数卡车烧木炭或酒精。情况不得已时，用烈性中国烧酒也可以使这些老式汽车行驶较短的眨离。汽油由地下工作者在天津的公开市场上买来后秘密运进，但是运输和旅行主要还靠大车和牲畜。

邮寄物品有时比旅行慢，有时比旅行快。实际上边区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有正规的邮政系统。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间，原有的邮政人员跟着蒋介石的部队逃走了，解放区有一段时间就根本没有邮政业务。但是，各游击队、地方政府和报社组织了自己的通讯业务，后来边区政府把这些通讯员组织成一支通讯大队。

这只解决了递送公文的问题，老百姓寄信还是没有办法。过去，信件上贴一根鸡毛表示重要，如果贴两根鸡毛就表示事情极为重大，通讯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信送到。用鸡毛既不方便也不经济，于是通讯大队决定印制邮票，这样老百姓也可以寄信了。通讯大队渐渐成了邮政局。

到了一九四七年，邮局的业务很是兴旺，拥有一些自行车、一批邮递员和三百六十个邮站，邮路营业里程达两万英里。邮递员不穿制服，只是普通农民的装束。有些邮递员佩戴印有“邮政局”字样的臂章。

邮递员只来往于城镇间的邮站，并不送信上门，连街道都不去。邮站之间一般相隔二十英里至二十五英里，途中有一些歇脚点。骑车的邮递员一天可以打一个来回，在邮程的终点过夜。

多数邮件由骡子或驴子驮运，没有美国的小马快邮那么快的速度。不过我发现有三个出色的邮递员，两条腿一天能走五十英里。他们有伙食补助，在辛苦的旅程后可以得到充分休息。

在城镇里，我看到供人投信的邮箱，邮递员路过时就把信取走。而在农村里，农民须把信交到当地的交通站，隔三、四天，这些信就和公文一道被送到城里，放在过路的邮递员可以取走的地方。

一九四六年，在所谓的停战期间，边区同国民党邮政当局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对方的邮票有效。后来，过界的信不贴邮票，国民党收到后就贴上自己的邮票，边区也是这样。当我去访问的时候，这个办法已经停止了。

信件不是寄往国民党区但必须经过国民党防线时，就用特殊的但不是秘密的系统来传递。设置邮站(例如在铁路两边)间隔不超过十英里到十五英里，以便邮递员在一个夜晚就能走到。只有路熟的邮递员才被派做这个差事。如果要过防线的信很重要，就写在油纸上，把纸折成小团含在嘴里或藏在肛门里。

许多邮递员是在土改运动中获得土地、房屋和农具的农民。他们忠于职守，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打倒蒋介石这一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热忱，有时十分令人惊叹。他们不仅在跑日常的邮路时不避风、雨、雪、雹 (美国邮局也为此而夸奖自己的邮递员 )，而且爬山涉水，冒着敌人横飞的子弹坚决完成投递邮件的任务。晋冀鲁豫边区有一位著名的邮递员，在渡过正在涨水的险恶的黄河之后，为了绕过蒋介石的防线，推着自行车、驮着邮袋，翻过了山东境内的四座山峰。

有些机灵的邮递员在经过敌占区时，还散发传单，书写关于共产党胜利的消息，对蒋军进行神经战。

我发现，解放区的邮政业务比较慢，但是比较保险，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比电话更好的通讯方式。抗战前，山西的电话都是军用的，河北的电话则是民用的和商业性的。日军入侵后，所有的电话业务部停了，后来也只恢复了一些短途电话。开始只有军队可以用电话，后来政府也能用了。我访问的时候，老百姓打电话还是很不容易。

虽然在边区的两端有电话线相连，从理论上说相隔一百五十英里也可以通话，但在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有那么几回，我外出下乡碰到下级干部找麻烦，我每次想和薄一波政委联系，都没有成功，电话只能打到邻县，再远就不行了。县与县之间可以转接电话，但是经过四、五个县的转接，声音就听不清了。普通老百姓打电话更难，就是准许他打，一般也打不到八英里以外。

因为所有的电话及其设备那是从日本人或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有新有旧，电线也是有粗有细，所以电话系统的工作情况不太好。所有的电话通讯只靠一根单线，电话线就拴在矮小而不结实的木杆上，这些木杆是用华北各色各样的树木制成的。电话线时而贴在地面上，时而离地不过四尺，逶迤地穿过四省，总长有七千英里。

但是这根单股电线却代表着无数的血和泪，是经过与日本人的残酷斗争才收集到的。农民砍倒了不少电线杆，割走了很多电线，这迫使日本人在电线杆周围筑起石壁，使用不易割断的特种线。但是农民照旧砍电杆、割电线，以便建立自己的电话系统，这种电话系统必须是隐蔽的，在平原上尤其如此。边区开办学校培养自己的电话、电报和无线电技师，但是教员没有教材，仪器设备也缺乏，因此毕业生不是合格的技师。

这些毕业生碰到不曾学过的电话机就束手无策了。有时他们要费上五六个钟头修理根本没有毛病的电话机。在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刚进入城市的时候，头一回见到电灯的工人竟把电话线接到灯线的插口，结果把电池式电话机烧坏了。

八路军初次与电打交道的情形，有点儿像唐吉诃德与风车打仗的故事。

八路军占领峰峰煤矿❻的时候，有些被认为学问较多的技师告诫属下的工人要当心与发电厂联结的高压线。

峰峰煤矿位于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麓（北纬36°20'—36°34'，东经114°3'—114°16'），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带，距北京500公里，西侧为山间盆地，东侧是倾斜平原。

“别用手接触高压线，只能用脚碰。”师傅这样告诫自己的徒弟。

于是工人们背着手，用脚去跺高压线。直到高压电把两三个青年“科学家”猛弹出二、三十尺远之后，大家才决定应请教更高明的人。

只有迂腐的人才会拿这些笑话来证明共产党为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令人惊异的并非是这里的人民如此落后，而是如此落后的人民在抗击拥有几乎全部中国科技人员的国民党的斗争中，竟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无疑会像国民党一样任用这些科技人员。但是，在目前，共产党是如何改变华北解放区人民文化落后的状态呢？

第二十二节课堂里的阶级社会

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可是他的特征我记得很清楚：光头，说话音调很低，态度腼腆，身体瘦弱，面容憔悴。这里说的是边区政府教育部部长，让我称他为 “老王 ”吧。

老王过去是个有声望的教师，他的学生都是一些地主子弟。到了抗战中期，他突然对富家子弟厌恶了，便放弃了师范学校校长的职位，离家参加游击队去了。他出身于冀南一个农民家庭，是个独子。父母省吃捡用，供他上完中学。他想到北平去升学，可是父亲悲叹说，再也供不起他的学费啦。老王便向家里最要好的朋友 ——一位富邻借钱。

“你在社会上还不能自立，将来拿什么还啊？”富邻不肯借。

这位富邻平时对王家很不错，可是在困难的时候却不肯相助，这给老王一个很大刺激。他觉得“看透了有钱人的真面孔”，便离家打零工，攒点钱继续上学，终于做了教师。不出几年，便当上了小学校长，后来又成为师范学校的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了，老王便鼓动学生抗日。地主子弟怕危险不愿参加救亡工作，而贫家子弟却踊跃参战，有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

学生们的这种表现使他深有感触，他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感到，有钱人并不怎么关心国家兴亡，倒是穷人能够精忠报国。他想，再为那些地主子弟教下去，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职位，参加了游击队，当了当地救国会的主任。

在游击区，老王仍旧教书，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他觉得孩子们是中国的未来，尽力不让他们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没有校舍，就在树下或庙里上课。当孩子们把石板垫在膝上做功课的时候，老王警惕地了望，防备日本人。敌人一来，马上下课转移。

有一次，他来不及跑掉，被日本人抓住，遭到严刑毒打，关在日军占领的大名府的监狱里。当地一位名画家和教过老王的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教师想把他保释出来。日本人要四千块钱的保释金。城外的农民募集了两千块钱，送给了日本人，日本人嫌不够。老王过去一位学生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地主，老王便通过画家向他借钱。地主回话说：“我只能借你十块钱，再多了你还得起吗？”

是还不起呀。老王绝望了。他挨了不少打，身体变得很虚弱，最后病倒了。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牢房里。他是个穷人，讨过饭，当过土匪。他自称是大名伪警察局的局长。他同老王作了长谈以后说； “咱也尝过穷滋味，我想法给你弄钱。”不出几天，那人送来了一千块钱。这笔钱同农民先前捐的钱凑在一起，日本人才说够数了。于是老王获得了释放。

他回到了游击区，在养病的时候，他思索了这一段经历。有钱的人不帮他，倒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给了他一千块钱。他于是得出结论：富人爱钱不爱人，穷人爱人不爱钱。从此他根据这个认识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

一天我同他谈话的时候，他提到了他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味道。 “教育本身并非一种目的， ”他断言， “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既然任何人都能运用这一工具，它就具有阶级性。我认为，蒋管区的教育是为范介石训练奴才的工具。在解放区，我们运用这一工具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人民的勤务员。

“还有，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必须同实际相结合。约翰·杜威说过，‘教育就是生活，学校就是社会。’而我们说，‘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周围活生生的事物作为教材。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数很少的地主阶级。”

在考察老王的理论如何在实际中应用之前，首先应该谈谈华北地区在教育上的难题。平原上的人民虽然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可是同更落后的山区比起来，文化水平还是高得多呢。在山区，有些人不仅相信狐仙和各种神怪的传说，而且常常受乡村巫婆的摆布，这些巫婆向他们灌输世界其他地方在一千年前就已消失的迷信思想。老百姓没有牙刷，不爱洗手、洗脸，也不爱剪指甲、理发。妇女没有剪短发的，很多人还缠足。

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对外间世界有些害怕的农民，对思想、对人类、对文明并无兴趣，他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那四面泥墙里的小天地。

对于这些愚昧的、像牲口一样生活的人，怎样施教呢？例如，怎样教他们识那些极端复杂的汉字呢？千百年来，文人和有钱人垄断着汉字，以便统治这个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浑身粪臭、迷信鬼神的农民不愿意学这种字，没有这种字，日子也混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往他们的脑瓜里灌进一堆汉字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国民党尽管有那么多优秀教师，有那么多从英国、法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对此却束手无策。前些年，有个叫晏阳初的留美学生出了一阵风头，因为他在蒋管区的定县办了示范性的平民教育。但问题是要教几百万人读书写字，那些示范顶什么用呢？而且要教的是成年人，不是儿童。共产党的办法很简单，容易推广。他们把教育与生活结合了起来。农民并不在学校里学习(冬天除外)，共产党教他们认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有关的字。例如，羊倌学认“羊”、“狗”、“棍”、 “草”等宇，农民学认 “地”、“谷”、“麦”、“骡”等字。教学法很巧妙，也很有趣。一个学童在午间休息时要串五六家门，在门上、桌上、灶台上贴上代表着该物件的字。这样，家庭妇女可以一边干活一边认字。第二天，学童又会带来三个新的字。我还见过农民耕地时，在地两头的大牌子上各贴一个字，这样来来回回认它一天，头脑再简单也能记住那笔画复杂的方块字。

不论我走到哪个村子，到处都能看到那些不久前还与教育无缘的泥腿子们在聚精会神地做功课，或者成群结队地上冬学，或者在场院观看乡村剧社的演出，或者倾听人用号筒读报上的新闻，或者研究刷在墙上的标语并费力而耐心地把其中的字读出来。

共产党在儿童的学校教育上也有建树，虽然不像群众性成人教育那么有声色，但影响却深远得多。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教地理没有地图，老师有时就凭记忆画，这就免不了出错。由于缺乏课本，老师既要为学生，也要为自己准备讲义。在山区，差不多所有的材料部是油印或石印的。毛笔要由学生自己制做。纸张也很缺，不过由于手工业的恢复，还不至于使学生做不成作业。教授在大学教物理没有仪器，教化学不能做实验。然而，考虑到边区教师在工作中的人力、物力条件，我认为他们已经创造了奇迹。

老王告诉我，晋冀鲁豫边区共有学生二百二十万人，中学六十五所，高小一千五百所，初小一万七千一百六十二所，专科学校两所，大学一所。大学即 “北方大学”，一九四六年才成立，设在邢台城里一座“借来”的教会大院里，后来为了躲避轰炸又搬到山区。最初只有一百名大学生，到了一九四六年底就有一千三百名了，他们差不多都是从北平和蒋管区的其它城市跑到解放区来学习的。

这些大学生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挨饿。我从未听说有哪个女生被迫卖淫以维持学业，而据我所知，这在国民党地区却是屡见不鲜的。学生每月发六十斤(相当于九十磅)粮食，其中一半交伙食，一半用来买书、衣物和文具。每个学生都要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如种地和做手工。临清有一所专科学校，可以说明这种严格的学生生活是什么样的。在这所学校里，每天的作息是：四小时上课，三小时自习，五小时劳动。

北方大学分设六个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工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和政治学院。教职员有二百四十名，其中多数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也有少数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他们都是因为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而跑过来的。许多教职员并无教学经验，他们是从干部里挑出来的。工学院的院长就是一位从未教过书的实干工程师。政治学院和财经学院的教员是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完全可以弥补他们学历方面的不足。

不过，大学毕竟太稀少。共产党教育体制的主干是小学，小学生占边区所有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看到到处都有小学，山区有，平原有，大村有，小村也有，有的设在庙里，有的设在过去的地主大院里。我在冶陶曾看见八九岁的孩子爬上一座山，一砖一瓦地拆一座古庙，这座古庙曾被日本人用作了望站。孩子们欢笑着叫嚷着把砖头运下山，堆放在学校的院子里给老师看。第二天，他们就用这些砖盖起校舍来。

还有一个四百户的村子，过去没有一所学校，现在有了，不是一所，而是两所，共有一百五十名男生和一百七十名女生。这两所学校是一位归隐的教师创办的。开始，家长们觉得让孩子放下地里的活不上算，因此对于送孩子上学一事很不热心。老师就收了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教他们纺线，织发网。头一天那个女生就带回家五个自己织的发网交给家长。家长立刻把发网卖给村中的妇女，每个卖五十块钱 (相当于五美分)。别的家长一看，小孩在学习的时候还能挣钱，补贴家里的用度也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这位教师无意中实行了老王关于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这样不仅办起了村学，而且也保证农民不会因为孩子撂下家务活和地头活而吃亏。

学生们学些什么呢？有没有政治灌输呢？中学是有的，而小学却极少。在中学里，每周有两节时事课，材料来自报纸和县长对教师、村干部做的报告。村里黑板报上的文章和诗歌就是根据这类会议的内容写的，一般是介绍作战的情况，树立必胜的信心，有时也解释战争的起因。往往可以看到一个学童对五六个妇女宣讲； “咱们的人民军队打过了黄河”，“蒋介石不会给人民以民主，他是个独裁者”。

要想知道共产党在学校里教给孩子什么，最好还是看一看他们的课本，而且从中还可以了解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最近，我看了五六本课本，大约有五十课，是教成人和儿童识字的，内容出奇地健康！虽然如此，但我也感到，共产党的确是把教育当作达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这些课本从头到尾总是强调生产如何必要，劳动如何有益，如何光荣；其次强调需要破除封建事物，如缠足、纳妾、轻视妇女等等；还有许多课是讲卫生、互助，礼貌以及如何写信的。总之，这些课以农家孩子为对象，讲农民应该自立、进步和讲卫生。值得注意的是，课文中没有什么直接的政治说教。这几本书中，没有一回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四、五课宣传解放区社会的好处的，只有一两处提到了边区领导人。这一类课文很像美国儿童所学的关于华盛顿和美国建国的故事。

因为这些课文能够最好不过地说明共产党管辖区的中国儿童学些什么，所以我抄录了晋冀鲁豫边区课本中的一些课文附于本章的末尾。

这些课文很突出地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的贫困。每一页所讲的，不是肥料，就是种枣树，或者是汲水。生产啊！生产啊！生产啊！反来复去总是拿生产来激励解放区的农家孩子。对农民的这种号召，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解放区经济的落后状况。课文中没有对无产阶级的号召，没有任何关于工业的内容，只讲土地和种地。

显然，农业生产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吧。

关于劳动的好处：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啥得啥。二、李家庄的儿童团比赛捡粪，捡得最多的坐飞机。小朋友们都争取坐飞机。大家一下课，就背着筐子去捡粪。三、小妹妹，留在家，我和妈妈种棉花。种棉花为什么？种了棉花结棉花。结了棉花干什么？结了棉花摘棉花。摘了棉花干什么？摘了棉花轧棉花。轧了棉花做什么？轧了棉花纺线线。纺了线线做什么？织成布，真不差。织成布做什么？给你做件新衣裳。新衣裳，真好看，穿它走到姥姥家。见到姥姥说什么？就说妈妈正在种棉花。

关于互助友爱：一、弟弟不会做鞋，姐姐给弟弟做鞋。姐姐不识字，弟弟教姐姐识字。二、李方当班长的时候爱打架。老师说；“有问题要好好商量，打架可不对。”李方不改。全班开批评会，给他提意见，但他还是不改。同学们看他不肯改，就开会把他撤掉了。 关于卫生：长指甲，三分长，长指甲里藏肮脏。放到嘴里肚子痛，一挠痒痒就生疮。快快剪掉长指甲，不让里面藏肮脏。 关于教育：新年到了，放假了。老师问：“你们回家做什么？”张英说；“早上我温习功课，晚上我教妈妈识字。”老师说：“很好，很好。”

关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像太阳，他比太阳还要亮。 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拍手来歌唱。

关于苏联：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过去列强欺负我们，只有苏联帮助我们。苏联是一个繁荣、强盛的大国。在苏联，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我们打日本，苏联来帮助。苏联一出兵，日本才打败。

关于政府：老师说： “咱们边区实现了民主。不论大事小事，一切按人民的意见办。咱们完成了减租减息，穷人和富人都积极地生产，出现了许多劳动英雄。在边区，一无贪官污吏，二无土豪劣绅，三无土匪，四无乞丐。可以说，边区外面的丑恶现像在咱们这里绝迹了。咱们不但有正规军，而且有民兵。咱们不但有小学和中学，还有一所北方大学。农村里还有扫盲班和剧团。老百姓抓紧学习，不断进步，过着自由幸幅的生活。

关于缠足：王大娘，李大嫂，小脚像辣椒。不能下地，不能挑水。一步摇三摇，风吹就摔跤。张三姐，刘玉玲，大脚是天生。下河能挑水，上山能砍柴，犁地种庄稼，赛过男人家。 关于男女平等：旧社会，太黑暗，男女待遇不一样。男人去做事，女人不出院。男人穿新衣，女人披烂裳。男人吃白面，女人咽糟糠。男人骂塌天，女人口难言。男人读书报，女人锅台站。男人脾气变三变，女人有话肚里咽。新社会进行了大革命，人民得自由，男女平等了。男女一起努力生产，共同过上好日子。

关于宗教：世上人，真叫傻，花钱拜菩萨。菩萨本是泥捏成，鬼神全是人编造。捏尊神像叫它站，神像自己不走来。捏个男的叫爷爷，捏个女的唤娘娘。有脚不会走，有手不能抬，睁眼看不见，有嘴不能言，有鼻不出气。要想安耳朵，再添两块钱。劝老乡，细思量，敬神不如敬人强。辛辛苦苦攒下钱，何不派个好用场。合作社里去入股，也可自己做生意。

第二十三节他们在进行奴隶劳动吗 ?

有一回，我在河北某古县城残破的城墙外走路，经过一个村庄时，看见一位农民弯着腰，用肩膀换着一条绳子，使尽全身力气拉一副小小的犁。他的老婆汗流满面，在后面扶犁。这种牛马式的艰辛劳动，使我为之愕然。我停下脚步，同这位辛苦的农民攀谈起来。

“您太吃苦啦！”我说。这是通常表示同情的话。 “是累啊。 ”他停下来回答说。夫妻二人抬起头来看我，脸上显出极度劳累的模样。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我大胆地问他们，解放后干活是不是比在日本人或蒋介石统治时期更重一些。“是更重一些，”农民回答。他笑了笑，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大伙儿都干得多了。” “八路军来了后，你们的生活下降了吧？”农民突然抬起头来。“什么下降！”他不高兴地说，“才不是呢！” “你得多干活了，这能算生活提高吗？” “怎么不算？当然是提高啦。”我看看这位农民，看看犁，又看看他那累得够呛的老婆。干活更重了反而说生活提高了，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那位农民很坚决地重复了这个意思，使人无法怀疑。

后来我还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违心的气话，发泄牢骚而已。可是，我在农村里见闻多一些以后，这种猜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如果对这里的人说，一般美国人认为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使人的闲暇增加而不是使劳动增加，人们听了这话，有的表示奇怪，有的表示鄙夷可笑。

“你们是为资本家干活啊。” “过去我们给地主干活，现在给自己干活啊。” “你们机器多呗。我们要是有了机器，也不用干那么重的活啦。” “自私自利的人才不劳动呢。” 这似乎有点儿怪，却是不容怀疑的。农民不仅更卖力气干活，而且常常起早贪黑地干也心甘。为什么呢？因为劳动的果实现在归自己所有，不必再给地主交租了，当兵的也不再来抢了。由于农民努力干活对自己有利，而且对劳动产生了一种新的自豪感，所以很容易接受宣传。

“发展生产，争取解放！” “发展生产，打倒蒋介石！” “发展生产，消灭地主的封建统治！”

在村子的墙上，在路旁破旧的神龛上，在课本上，在车帮上，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类号召发展生产、宣传劳动光荣的口号。这些口号是很起作用的。不过，有时热心的干部也搞得太过火了。农民在新年要过较长的假期，这时要是有哪个干部想动员农民离开炕头家门，就会碰到白眼，没完没了的嘟囔，或者不满意的怪话。就是干部也不能使农民放弃这一年一度的半月假。

动员农民流大汗多生产，这对政府和党来说是有其必要的。边区四面被敌军包围，好像生活在被围困的堡垒里以的，地上有受美制大炮轰击的威胁，天上有被美制飞机空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若不发动农民增加生产，便要陷于灭亡。

要完成这种任务，不搞奴隶式的劳动似乎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没有工业，几乎全靠农业劳动。可是，他们已经把许多种田的劳动力吸收到军队里去了，现在靠什么办法增加农业生产呢？我认为，共产党有六种增加生产的主要办法：

一、组织集体劳动。

二、动员妇女下地。

三、号召所有的军队、官员和党的干部搞生产。

四、平分土地。

五、恢复手工业。

六、动员人民延长劳动时间。

在华北，农民早有联合起来集体干活的习惯。各农户常把多余的劳力组织起来实行换工。有骡子的人替邻居耕地，邻居则帮他锄草作为交换。这种换工办法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从来不占很重要的地位，已经渐渐消失了。共产党吸收了这种换工的办法，加以改进，并通过大力宣传鼓动，周密的组织，再拿到群众中推广。

换工队、互助组、共耕社就这样产生了。我发现，除了游击区和新解放区以外，很少有几个村庄没有这些组织。有的地方是全村都组织到一起做各种各样的活计，有的地方是几家把农具和牲畜凑起来合伙种各自的地，或者进行一些特殊的生产活动，如开荒、修渠等。

入伙完全是自愿的，对不参加的人，决不会有直接或间接的惩罚。但是读者也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不用动员，农民就会参加互助组。如果不加以组织，各个农民势孤力弱，就只能用那老一套的效率低下的单干方式种地。必须让农民看到合作生产的优越性，看到换工队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经济实惠。

农民看到了榜样。

拿山西山区的三王村来说，我看到一个互助组，有一百三十四个人，五十四头驴，二十头牛，五匹马，两头骡子。组里有个富裕农民过去雇人种地，参加互助组后，自己劳动，不雇人了，一年可节省七十斗麦子。在这个村里我还见过一个大烟鬼，他曾雇了一个人种他那十二亩地。由于有抽大烟和雇工的开销，他自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参加换工队后，他戒了烟，也不雇工了，一年可省七斗小麦。这个换工队里有个贫农对我说，他过去在两亩地里锄草要用十六天，现在有十一位队员帮助，一天就锄完了。

虽然活儿由集体干，但是土地、庄稼、农具仍属私人所有，因此充分发挥了集体劳动和私人所有权这两方面的积极性。他们规定了具体的办法，使那些既出劳力又出畜力的人多得一些工分。

一个妇女如果能和男人干活一样多，就算一个整劳力，按整劳力记工。干活慢或干活时间少的老人和儿童算半个劳力。一头骡子折合两个劳力，一头驴子算半个劳力。

读者可能会奇怪：人和牲畜怎么能折算？请不要忘记，农民是用这个方法来计算入伙股份的价值的。在山西山区的另一个村庄里，有一个互助组，它有九十个整劳力，八十八个半劳力，八头驴，三头牛。他们合种三百六十亩地，按劳力、按各家地的多少分配收成。除了种自己的地以外，他们还开了一百二十亩荒地。

读者可能会说，这样的生产太微不足道了。不错。不过，合作事业也有规模大一些的。我印像最深的是在河北磁县所见到的。那里大片的土地被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的洪水，以及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大旱给毁掉了。这片地从此荒了，谁都认为要等好几年以后才能再种。但是在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美国教友会借用的两名美国青年农民，带领他们的中国学员用拖拉机在这片荒地上耕出了五千亩地，以便种庄稼。美国人原来以为在半月内这开出来的地恐怕还种不上。而美国人却不知道，有十四个村子选出了分配这片地的委员会。他们用铅笔、纸、绳结、算盘、木桩把这片地分成了十四大块，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种子，就在美国人把地耕完的那天晚上，做好了播种的一切准备。这天晚上，村干部们登上屋顶，拿着传声筒通知老乡第二天一大早带着磙子、耙和耧下地。

第二天早上，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共有两千个农民、五百头骡子和四百架耧出现在地里。开始干了，这时扬起一片尘土，十里之外都看得见。起初因为这活儿不太习惯，所以比较慢。一小时后，农民看到自己种了这么一大片地，不觉十分惊讶。他们的热情高涨起来。他们唱起了歌，互相比赛，看谁种得多。到了中午，也就是说，只用了四个小时，他们就把五千亩地全种完了。对于第一次集体劳动的成功，农民是这样高兴，他们决定今后就用这个办法干活。

为了促进劳动互助，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口号：“组织起来赛机器，互助合作，共同富裕！”

但是，就是组织起来也不能解决边区生产中一些最迫切的问题。例如，谁也没有办法对付虫害。边区什么农药、什么驱虫药、什么毒药，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捉虫子。缺少牲畜也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大因难。虽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了几千头骡子到中国来，但是分配给解放区的寥寥无几。在外面什么牲畜也买不到，饥荒和战争又使牲畜丧失大半。经过一场运动，使牲畜依复到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但是畜力多被用于运输，耕畜仍然很紧张。

由于骡子少，常常用人来顶替牲畜。有时夫妻合拉一犁，而更常见的是，四人合拉一犁，三人顶一头骡子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扶。人拉犁毕竟顶不上骡子，一头好骡子一天可耕六亩，而人拉犁只能耕三亩。

除了缺牲口外，还缺男人，许多男人都上前线去了。于是妇女便下地干活，这对破除华北地区关于妇女不能出家门的旧习是很有作用的。在收获季节，我看见妇女(其中还有裹小脚的)和小孩在地里收庄稼，与男人一起干活。农村里刚刚倡议搞互助组的时候，老人和丈夫们都激烈地反对妇女下地干活，他们怕自己的老婆和闺女同别的男人接触后会出问题。有些妇女不听丈夫这一套，主动参加了互助组的劳动。后来，男人看到女人能给家里挣钱，也就不反对了。妇女下地和参加手工业的越来越多，村里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从来男人养活女人，现在女人也养活男人。 ”

妇女下地，部分地弥补了因男人参军而给生产造成的损失，而部队参加生产，就更多地弥补了这种损失。同要求政府干部一样，也要求每个军人每月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或者布匹，或者其它必需品。几乎每个连都有自己的生产队，他们开荒或者帮助老乡耕地、收庄稼。生产搞得好的部队，各团粮食可以达到自给。刘伯承部队挺进长江流域时，还利用作战的空当儿帮助老乡收庄稼。还应该指出，这些部队经过国民党的城镇时，还打开城市商人和大地主的粮仓救济贫民。

增加农业生产，是边区必须解决的最困难的经济问题。其次是增加工业品，这方面的困难也不小。

八路军初到太行山区时，农民把纺车当柴烧掉，把手工织机弃置于房梁上。榨油、造纸、制革几乎都失传了。这些手工业曾使马可波罗赞叹不已，也曾是农民的副业，后来因为西方机制品的涌入而毁灭，因为就连这些偏远的山村都与世界市场有了关系。

抗日战争使进口突然停止，工业品的来源断绝了。为了穿衣，为了供应部队制服，共产党不得不设法恢复旧的手工业。乡村恢复织布，政府机关、学校和军队纺线，这一群众运动并不是实行什么甘地主义那套教义，而纯粹是出于需要。

恢复手工业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几年之内，边区实现了布匹自给，所生产的油足供每家每户点灯，还生产了面粉、纸张及各种重要用途的皮革。

据戎副主席说，边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业是在家庭里办的，百分之九十的布是农家织的。

经济学家可能觉得奇怪，家庭手工业竟然没有发展成作坊、织布场之类。原来，工厂无法同家庭手工业竞争。工厂需要征集资金，家庭手工业却不需要。工厂要管工人的饭，或者给工人吃饭的工资，而家庭工人靠自己种地吃饭。

一九四六年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停战时期，那时，边区的官员忽然制定了一个工业规划。他们打算建一座钢厂，两座棉纺厂，一座毛纺厂，两座面粉加工厂，两座水泥厂，一座制酸厂，两座火柴厂，并开办六个大煤矿。这个规划的资金怎么办呢？戎副主席在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议案，主张在边区的工业发展中引进美国资本。这项决议被一致通过了。当时，从上海买来了一座大棉纺厂。

然而停战短命得很，很快就破裂了。当然也不会获得美国资本。由于怕空袭，政府一直没有把棉纺厂盖起来。大办工业的规划告吹了。

边区官员虽然痛心，但并不气馁，他们又重新考虑手工业，想对旧的手工业加以改造和发展。一天只能织十六尺布的旧织机，渐渐被新发明的一天能织四十八尺布的单人织机代替。边区在工业方面能有什么作为呢？他们能像建立发达的手工业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吗？这个问题虽然十分引人入胜，但只好留待日后了。

“当前阶段，”边区领导人解释说，“我们只好发展手工业。”

正如列宁所说，在革命时期，“一个国家总有对革命有用的落后事物的。”

第二十四节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吗 ?

诸位读者想像过没有，在华北的穷乡僻壤做一个中国农民意味着什么？那里的农民几乎与现代科学和二十世纪文化完全隔绝，十分孤陋寡闻。他们没看过电影，没听过收音机，没乘过汽车。他们没穿过皮桂，没用过牙刷，也很少用肥皂。如果是山区人，也许一生只洗过两次澡，一次是结婚前，一次是死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身上带泥，而是因为水很缺，只能省下来饮用。

想想看，这么贫困的物质生活能说明多少问题啊！想想看，人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答案还不清楚吗：吃、穿、住，而最重要的是吃。

华北农民的一句典型谚语是；“糠菜半年粮”。这话何等痛切啊！意思是说，在旧制度下，农民连粮食都没得吃，只能吃粮食的皮或壳。

还有一句谚语更辛酸：“三天不吃糠，肚皮就难当。”是难当啊！过去不少人是因为连糠都没得吃而饿死的。

根据华北贫穷地区的农民所说，一日人一年一般只能吃到十斗小米。在产粮的富庶地区也只能吃到十四斗。

不管是富庶地区还是贫穷地区，一个农民一年只能吃到一斤肉。这点肉等于美国人一顿就能吃完的猪排。

在产棉区，农民平均一人一年有二斤四两棉布和同样多的原棉。而在非产棉区，就只有九两布和四两棉花了。

这些不过是数字，但它们揭示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人们有破衣烂裳穿就算是幸运的了。经常是两三个人合用一身衣服。父亲出门，穿了全家仅有的一条裤子，闺女只好光着屁股留在坑上。一条裤子夫妻合穿，怪不得晋北妇女无法出门下地呢。真是骇人听闻，这些封建经济的受害者多么令人同情啊。

那么，共产党使情况改善了吗？组织换工队、恢复手工业，真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呢，还是巧设圈套，诱使农民为八路军生产物资呢？我只能向大家介绍农民对我讲的和我亲眼看见的。在产棉区和非产棉区，现在多数农民一年有三斤棉花。边区官员说，很快就要增加到三斤半。这是宣传么？也可能是。可是士兵和农民的穿着多半都比我几年前所见的要好。有些地方，人们仍然穿得很破，但夫妻合用一条裤子的事很少了。

在过去的华北和现在的蒋管区，新年对于富农和地主是吃喝玩乐的喜庆佳节，但对于贫农和佃户却是忧愁难熬的灾殃。佃户们被迫出门东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讨年关债。佃户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里过个团圆年，那么，为了还债，往往得把家里的东西抵个罄尽，只给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时连糠都不剩。

我访问解放区的时候，虽然看不到一个贫农在过年的时候吃得很丰盛，可是也看不到一个贫农跑到野地里躲债，看不到有哪一个农民为了抵债把闺女送给地主当丫鬟或者陪地主儿子睡觉。而你若是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就还会发现这些现像，绝非少见，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

一到新年，农民的粮食早就吃完了，几百年来都是如此。这时只有地主还有余粮。可是我在新年期间路经华北平原的时候，看见许多人家的囤里储存着粮食，这是新解放区的情况。在老解放区，农民一般每三年就能积存出一年的储备粮。这是十分了不起的，这意味着在水旱之年农民就有了度荒的粮食了。甚至可能还意味着在将来(遥远的将来也罢)，某一位新的赛珍珠想再写一部《大地》(写于蒋介石统治的兴盛时期的一本书)，也无法找到背景材料了。

在华北的某些地区，老乡们在过年的时候有端着饭碗出家门聚在一块儿吃的习惯。过去，富人聚在村东头吃白面馒头(这算是奢侈的食品)，而穷人则聚在村西头喝稀糊糊。多么分明的阶级界限！从方位上和食物上就可以看出来。我在老解放区没有看到这种界限，人们统统聚在村子中央，吃的不是稀糊糊，甚至不是白面馒头，而是肉。不仅在春节是如此，而且在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都是如此。

再看看“奢侈”品吧：过去，大多数人把一年能抽上两三支香烟当作一种了不起的享受；而在一九四七年，他们也能一天抽一支香烟了。这也算富裕么？当然不算。然而这总是进了一步，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迹象。为什么呢？因为手工业复兴了，不怕被机制洋货的倾销挤倒了。

我在解放区旅行的几个月中，只是在与国民党统治区挨着的一个镇上见过一回乞丐。在蒋管区，一大群乞丐匍匐在你的脚下，声嘶力竭地哀告着： “老爷，老爷，可怜可怜吧！ ”有阅历的旅行者在共产党地区看不见这种乞丐，当然印像深刻。共产党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十分了不起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使一直不可忍受的情况变得可以忍受了。他们给予农民的，是活命的机会和生活改善。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一切都搞得尽善尽美了。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仍然可以看到童工，有些现像还很惊人。我见过十岁、十一岁的孩子被放到桶里，吊到五十尺深的煤窑里挖煤。我还见过农民在山间的小路上推独轮车，车上装满砂锅瓦盆，一头骡子都难以驮动。我还见过卷烟厂里有童工，一天要干八到十个小时的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解放区已经消灭了经济上的不合理现像，是无视事实的。

薄政委声称边区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改善了生活，如果完全相信他的这种说法，也是无视事实的。根据我的见闻，这显然言过其实。离家六、七年的八路军干部总是告诉我，他们回家乡后的第一个印像就是太穷。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穷才显出了共产党对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所作的贡献。共产党控制仅两年的地区与控制已有五、六年的地区相比，情况完全不同。我常注意到，在穷山区的许多小村子里，情况要比富庶平原的大村子好得多。在山区，共产党的统治已有七年；而在平原，共产党的统治只是从日本投降后才开始。

在老解放区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像；有许多农民因为生活有节余，因为能从农业劳动中赚一点钱，也因为学会了算术，开始记帐了。下面是一位名叫石玉利的农民所记的帐，他家六口人，种十二亩地。

收入：谷子二石八斗 玉米八斗四升 麦子一石五斗 豆子二斗 辣椒二十五斤 干小米一百三十斤 棉花五百八十斤 油菜籽三百六十斤 (值三十美元) 卖布得四十元 卖棉花得二十二元 卖棉线得七元六角

支出：粮食二石八斗 玉米八斗四升 豆子二升 盐七十二斤八元四角 煤七百三十斤十元 药费四元 色布十二元 修房子二十元 杂项十元

这一年，这位农民有 19.10美元的盈余和四个月的小米储备。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数字像小菜园的数字，而不像一个农户的数字。可是在中国，这些数字却反映了余、缺之间的差别，过得起日子和揭不开锅之间的差别。

从这些数字和类似的统计中，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华北的农民会以顽强的战斗来保卫自己的政府，支援八路军，反对蒋介石。到此为止，我已探讨了共产党区域内一个边区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在这里，虽然我发现了不少有教益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找出任何导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的因素。

毫无疑问，中国独裁者所拥有的经济与生产的机器，与解放区的经济相比，要占有极大的优势。从这一点看，共产党的经济永无希望战胜蒋介石的经济。边区有希望做到的，只是能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来维持战场上的部队，维持一个政府，维持人民的衣食，使他们满意，直至有朝一日，其他因素能使中国的内战的形势急转直下。

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多得很，但都可以用“革命”两个字加以归纳。

要理解蒋介石及其装备精良的部队为什么会被中国共产党打败，我认为必须从更广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革命。为此，我们将暂时离开解放区，回溯一下漫长的中国历史。这样，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书一大部分篇章所描写的恐怖、暴力和残杀时，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了。

第六章革命的前奏

第二十五节中国的内在矛盾

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经济落后，社会结构细致入微而根深蒂固，因而具有内在的保守性。

这里土地辽阔，江山多姿，人民或居于沃野之上，或居于大河之滨，或居于高山之中，大自然赐给他们大有作为的环境和创造伟大文明的条件。

但是，大自然的慷慨也给他们带来祸害。他们大量繁殖，使每一块可耕地上都拥挤不堪。他们到达了自然边界后，便停止了扩张，并关闭自守，自尊自大，开始腐败了。人口过密引起了残酷的生存斗争；内战和游牧民族入侵使民族的元气大伤；为士大夫阶级所垄断的方块字妨碍了文化的普及；累世相传的亚细亚专制政体扼杀了政治的进步，造成了经济的落后。

同样矛盾的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既是福又是祸。发展速率缓慢使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种自成一体的文明，中华民族的政治才干使它能够把一个比整个欧洲还要庞大、还要纷繁的国度统一了起来。但是，这种发展缓慢和追求政治统一的气质，在外部没有给予促进的刺激、内部革命也没有造成历史中断的情况下，却使社会形态僵固化，因而保守思想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特点。四十个世纪以来，农业一直是立国的基础。耕作越来越精细，种地简直像种花园似的。这个古老的民族为其连续不断的记忆和四千年习俗所拖累，背着沉重不堪的历史包袱进入了现代。正当欧洲文明在罗马的废墟上重新焕发青春的时候，中国文明却在儒家学说的束缚下窒息，在从不曾被彻底摧毁的封建主义桎梏下衰老。

佛教和鞑靼族的入侵中国，未能像基督教和蛮族统治在西方那样，打破这种麻木状态。当年罗马冷酷的异教被基督热情的教诲所消融，而儒家严苛的伦理却抗住了佛教温和的侵蚀，使它的教条成了维护专制制度的武器。中国的官僚既不懂民主的精神，也没有个人尊严的概念。他们所信奉的就是敬祖先，讲孝道，崇尚儒家君子——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由于伦理支配宗教，由于众人朝拜孔庙而不是基督的马槽，敬重死人过于生人，因而造成群众麻木，农民绝望，统治者无所作为。

同样，蛮族入侵虽使罗马的政治结构崩溃，却未能摧毁中国的政体。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只是简单地接管了一个现成的机构，而让儒士充当他们的政治扈从。由于儒家士大夫与异族入侵者结成了联盟，原有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那些汉族官吏形成了病态心理——他们憎恶异族主子，可是更害怕被他们所出卖的人民。恐惧和有罪的心情交织在一起，销蚀了中国官僚的灵魂，直到今天。

这样，中国形成了一种僵化而又永世长存的文明，中国人死抱旧有的一套，不学任何新事物。

究竟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很难解释的，我们无法在这里多加探讨。部分原因可能要从氏族首领以及远古君主之间的争权斗争中去找，这种斗争规范了其后中国的政治发展。

远古中国的权力也和别处一样，大概起源于巫术。部落长老的权威不是来自民主大会的决定，而是来自为祈求主宰字宙的无形鬼神显圣而举行的威严的巫术仪式。生命的延续，与险恶的自然界斗争的胜利，被认为可以通过虔诚祈求某种秘术而获得。社会的统治权落在那些掌握秘术的人手中。

后来，军事首领崛起。他们借口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身负“天命”(上天的旨意)和“德”(法力)而使其统治合法化。这样，他们就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至尊的神秘色彩，这种色彩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帝王要浓厚，但可能比埃及的帝王淡薄。这是中国君王在与氏族首领的政治斗争中能够获胜的一种强有力的原因。社会的中心并不像公元前的希腊和罗马那样是代表会议，而是高踞龙床的帝王。所以，中国早就与西方分道扬镳了，这给她的文明打上了也许永远不能完全消失的政治烙印。

国家之大也促进了君权的扩大。中国社会是在发展邦联和征讨之中扩大起来的。新部落的来投，崇拜对像的交混，各氏族神化人物的内部通婚，这样就形成了有利于王室势力扩张的条件。这一过程在公元前八世纪到三世纪之间达到了高潮，那时，中国是诸侯国家的集合体，和中世纪的欧洲差不多。孔子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为下臣的作乱所震动，并且对诸侯势力的增长感到不安，便对统治者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回归古德之道。但是他只是白费唇舌。在以后三百年的战国时代，诸侯相继打垮了自己国内的贵族，攻破了封建城堡，把农奴释放出来使他们为国家服役。诸侯争雄，最后有一霸剪除群雄，完成大一统。随着公元前二五一年第一个帝国的建立，诞生了集权的封建制度，新的封建主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下继续存在和效劳。

但是，它未能建立古埃及那样的绝对专制。尽管中央政府具有专制的性质，却未能完全摧毁宗族系统，而且被迫妥协，以至于几乎所有社会事务的权柄仍操在家族长者手里，如主持婚姻、裁决家族内部诉讼等日常生活事务。政治权力则落入地主豪绅的手中。地主阶级向国家输送大部分官吏。选拔官吏是凭背诵被击败的贵族和古巫师的哲学——孔孟之道的能力。这样，受打击的贵族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宗法社会的干预而报复了新政权。

从中国君权的双重性也可以看出贵族给国家政权套上的枷锁。皇帝不仅是现实的统治者，而且是国家的神秘象征，所以总是被古老的礼仪所束缚，绝不能扮演凯撒、冒险领袖或极权君主那样的角色。事实上，他常常要装扮圣贤的角色 (蒋介石就是这样)，这种角色是封建哲学家为他规定的。结果，皇帝成了人民的君父和总巫师。

中国社会僵化成亘古不变的形态，国家体系与旧宗族体系的部分妥协，是其原因之一。风俗习惯、孝道、敬祖宗，比国家政权影响更大。一部循环往复的中国历史，最令人泄气的一点就是：虽然中国在两千年前已打倒了正统的封建制，虽然她那时建立了大大高于西方的文明，但是，封建余孽和封建生活方式却仍旧统治着社会，直到今天。

中国没有任何真正的中世纪式的生产城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封建主义的贫乏性。虽然中国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经济生活，出现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大的城市，但是并没有产生商业资本主义，也没有出现工业城市。

西方的行会文化由于同农业分离，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城市，因而处于较高的经济水平。而中国的手工业即使位于城市，也要受到保守习俗和行业帮会的束缚，往往还要被纳入儒教传统的家庭体系。此外，大部分手工业从属于官府和农业，保留着奴隶劳动或家庭手工业的特点。所以，中国的城市主要还不是生产中心，而是行政和消费中心。就是当年的京师北京，也非工业城市。十三世纪时，马可波罗在杭州看到有一万二千家作坊。即使城市手工业有杭州那样发达，行帮也很少组织起来与政府对抗，而只限于保护工艺秘密和分配狭小的市场。所以中国的行帮反而限制了自由竞争，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扩展市场。

凡此种种，都阻碍了工商阶级的发展，使建立在封建残余基础上的专制政体得以苟延至今。皇帝可以更换，社会形态依然如故。地主、士绅以及京城里佞臣当道的朝廷等等，在人民的心目中乃是庙里的那些泥胎像，也就是说，他们是永存的，他们就是天意的化身，他们就是神。不错，人民每隔几百年就运用一次孟子有名的 “造反的权利”❼，改朝换代，就好比他们恼怒时鞭打泥菩萨一样。但是，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依旧存在。反抗朝廷的斗争可能采取极民主的形式，脱下袈裟的和尚、店老板、农民战士可能登上北平的龙床，然而改朝换代后依旧有皇帝，这说明了农民起义的内在弱点。

《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要使这种人民起义变成社会革命，就需要有新宗教的先哲，来鼓吹人的尊严，来宣扬发达城市所产生的工业民主。甚至像美国这样没有历史传统包袱的年轻国家，如果不经北方城市施加压力也不可能消灭南方的奴隶制。那么，像中国这样受到传统重压的国家，没有新兴的商业或工业阶级，又如何摆脱中世纪的奴隶制呢？人民能够更换统治者，但是要改变生活的基本条件就无能为力了。

中国闭关自守的隔墙在十九世纪初叶被西方冲破，引起了社会大变动，最终导致中国古老社会的解体。因为，一方面基督教理想和西方民主观念传入中国，另一方面破坏了古老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打开了宗族的壁障，改变了传统的 “礼教 “规范，造成了中国社会不曾有过的阶级。但是，早期西方势力冲人中国，却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封建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稳固的立脚点之后，南方爆发了有农民、长工和秀才参加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与以往的反抗北京朝廷的农民起义并无二致，但它从《新约》关于穷人有正义的篇章里吸取了营养，比旧式农民起义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这就吓坏了华中那些原来带头鼓吹西化并疏远满清朝廷的地主豪绅。他们马上就觉得还是应该搬开那些新思想和汉族民族主义，同异族朝廷以及英国将军戈登、美国冒险家华尔携起手来镇压叛乱。满清专制朝廷、汉族封建地主和西方帝国主义三家结成反对中国人民的同盟，实行三种意义的出卖。害怕洋枪洋炮但更害怕外来思想在人民中传播的清王朝，把国家出卖给了西方，憎恶异族王朝但更害怕农民的汉族地主，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列强为了保存封建主义而出卖了自己信誓旦旦拥护的民主原则。

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知识分子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在亡国之忧的刺激下，进行了反对专制的清王朝的斗争。在士大夫阶层中，要求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八九八年，一批举人企图通过一系列温和的改良来限制清王朝的专制权力。可是他们依据的是儒家学说，并不打算打破农村宗法社会的壁垒——解放农民，并把他们吸收到革命阵营中来。所以毫不奇怪，这场运动只是少数杰出书生的阴谋活动。当慈禧太后囚禁了年轻的光绪皇帝，把能抓到手的所有变法人物都抓起来以谋反罪腰斩时，政变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被粉碎了。康有为变法运动于是落了空。

清王朝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以后，中国社会还是老样子。上层知识分子可能比较积极，但乡村的农民对待这个所谓的革命，就和他们的先辈对待换皇帝一样，没有什么热情。帝国官吏的顶戴花翎不见了，但是社会仍然保持中世纪的腐朽形态。

当时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变化，比王朝的被推拥有更重大的意义。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沿海城市渐渐在中国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上海的发展就是明证，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它还是一片泥洼地。中国买办阶级作为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之间的掮客出现了，他们先前往往不是地主就是官僚，或是身兼这两种身份。经过一百年的时间，这些人成了大商人、城市银行家或工厂主，也就是说，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再就是职员、店员、新店主和下级军官，他们组成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最后，由于舶来品挤垮了家庭手工业，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苦力、小偷、乞丐，他们组成无产阶级。

这些阶级(如果能把这些散漫的集团称为阶级的话)产生很晚，不可能重演西方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商人和工厂主，他们不像当年欧美的同行那样还能起进步作用，因为中国工业的结构及其成长的条件是很特殊的。首先，中国工业极为弱小，人口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从事工业。其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农业结构：地主从佃户那里收百分之五、六十的租子，认为农业比工业获利多，不愿意投资于城市企业。要是在西方，市民会率领农民反对地主，而在中国，买办与大地主紧密勾结，深恐财产占有方式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工业除了弱小外，还集中在沿海的狭窄地带，这样，资本家就与内地的广大人民隔开了。

最后，还应指出，中国的现代工商业都是在同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工业、银行和航运公司的老板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中国捞取利润，而且插手中国政治，经常反对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干涉太平天国起义不过是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之一例。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产生的条件，处于双重的矛盾中。城市银行家和工厂主一方面切断不了他们与地主之间的纽带，另一方面又套上了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新锁链。这就使他们身不由己地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十年代蒋介石上台时所发生的事情，最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年轻的工业面临着危机，因为它无法与外国工业竞争，农民的购买力又极低。中国资本家很想通过提高进口货物关税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这是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不容的。民族工业家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废除不平等条约，并结束军阀混战。这样，他们就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这个党的纲领正是废除治外法权，维护民族独立。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联合共产党进行北伐的时候，他们的纲领不但包括打倒帝国主义，而且包括在农村实行减租。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看到农民、工人都起来了，就立刻抛弃了反帝的主张，而同上海的列强势力勾结起来，破坏了这次人民革命运动。

正像当年清廷从华中的豪绅中间找到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干将一样，列强及其代理人中国买办这时找到了蒋介石这员镇压中国人民的干将。蒋介石以对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来换取他的后台给予财政支持。他把五千条步枪发给杜月笙 (上海黑社会头子，靠贩卖鸦片发了财 )手下的地痞流氓，摧毁了工人组织，在上海华界屠杀了几千手无寸铁的工人。同时，蒋介石派军队清乡，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各地农民领袖。这一举动又一次加强了封建主义，把亚细亚式专制制度又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

中国资产阶级脱离了城市工人、特别是脱离了广大乡村农民以后，丧失了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新兴资本家无法像过去欧洲城市商人反对采邑领主那样反对地主了，因此无路可走，只得像俘虏一样被蒋介石的战车拖着跑。

蒋介石本人在镇压了工人农民并俘虏了软弱的资产阶级之后，也必须向地主豪绅寻求支持。由于他同中国社会里的中世纪分子结盟，因而无法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 ——土地革命问题。所以毫不奇怪，他成了中国四千年历史上最矛盾的专制统治者之一。

如果说屈从于地主和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太软弱，不能担当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那种角色，那么，中国工人阶级也太弱小，不能担当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角色。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在这个难题上吃了不少苦头之后才学得聪明了一些。

最初使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可以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无疑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可是，俄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与生活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工人可能比他们在西方的弟兄更革命，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受到本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而且还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种势力的残酷压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西欧那样的进行社会改良的经济基础，所以整个工人阶级都愿意使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解脱自己的困境。他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气概显然不能弥补它的最严重的弱点。

第一，在四亿五千万总人口中只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现代产业工人。另外大约还有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城市手工业者和佣工，以及众多的农村工人，这些人可以划入无产阶级，但是太分散，不能起到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作用。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同西方无产阶级比起来非常年轻而缺乏经验，文化也比其资产阶级敌人低得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三都集中在外国人控制的地区，处于外国炮舰的威胁之下。

上海是这种双重统治的典型。埃德加 ·斯诺说：“这里可以看到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和中国的步兵、水兵、警察；在这里，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恶霸、买办资产阶级(他们都是中国社会最腐朽的阶层)勾结在一起了，他们互相‘合作’，挥舞着棍棒，向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工人打击。”

所以，中国无产阶级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工人不同，他们要对付的敌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本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及西方列强的强大势力。因此，所有的城市起义几乎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迫退到农村。他们一方面坚持其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在农村实行民主改革。这时，蒋介石占据了城市，他的政权获得了相对的稳定。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各种势力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都如此，这给中国革命以巨大的推动力。

首先，日本战败了，意大利解除武装了，法国势力几乎完全崩溃了，英国衰竭了，于是这些国家不能在太平洋地区有重大作为了，那怕是为了拯救蒋介石政权也不行了。其次，西方列强为了使蒋介石对日作战，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意归还租界，并撤消一切军事基地，这就是说，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正是国民党政府二十年来所要求的。但是，蒋介石终于在这些协议上签字的时候，也就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因为从此以后，等到共产党在农村的势力增长到足以夺取城市的时候，蒋介石将完全得不到西方的支持，而他过去一向是依靠这种支持来镇压工人的。

当然，争夺城市必将是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最后决战，因为共产党、八路军迄今主要还是局限于农村地区。但是，就是在这农村地区，由于日本的入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因为蒋介石的专制政权被赶到内地，失去了沿海工业和对外贸易，它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买办资产阶级势力更大了，但是它的势力乃是依仗上层官僚从内地实力集团手中攫夺重要的商业、工业和银行利益的控制权。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官僚又吞并了日本人在上海和汉口从中国人那里掠夺的很多企业，并且把势力伸进报纸、农产品公司、运输公司、银行和许多大大小小原来属于私人所有的实业。这种行为引起民族工商业界的不满，使统治集团与原先支持自己的人们离心离德。小资产阶级虽然力量比较薄弱，也准备投入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了，因为领钞票工资的公教人员和下级军官感到统治者不顾他们的死活。战争也使民主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非常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消极抗战、对内取消一切民主自由的做法。这种人没有牢靠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学生中有大量的支持者，在蒋介石的批评者中，他们是最直言不讳的，其中有些人甚至因为自己的观点而遭杀害。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若采用列宁的纲领，在中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未免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迫使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倡一种包括尽可能广泛的人参加的民主革命。毛泽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策略改为联合各集团的策略，与其说这像俄国十月革命，不如说更接近于俄国二月革命，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法国大革命和克伦威尔的农民战争。如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感到震惊，毛泽东就可以指出，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实行这种纲领之后，中国革命才能前进。共产党号召进行民主革命，是为了争取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不包括地主、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极少数依附于蒋介石国家机器和外国资本的受宠的工业家和买办。

不错，这可能招来美国的反对，因为美国可能认为自己的战略地位受到了威胁。但是美国的反对会使中国的社会革命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如果人民把毛泽东和共产党视为抗日战争中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那正合共产党的心思。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错综复杂的性质。法国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平等和民主，近代德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统一，俄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曾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则是同时解决这三种问题。中国必须争取民族独立，因为它仍然处于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必须争取民主，因为它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中国必须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它仍然被封建地权所束缚。

至于进行这样一场革命的方法，由于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小，由于共产党被限制于农村地区，因此只能依靠农民战争。

于是，中国农民已经压弯的背上又增加了中国的整个未来这一重负。

中国内战的实质也就是争夺农民民心的战争。受到两大势力争夺的纯朴农民，手中掌握着中国的命运。谁争取到了农民的拥护，谁就能取得中国的政权。

第二十六节土地问题

共产党如果没有人民的全心全意拥护，就绝不可能推翻蒋介石。土地问题的解决确保了人民的拥护。

早期来华的欧洲人看到，中国农业固然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是水平和西方数百年前差不多。土地占有的状况则已存在严重问题。大约在克伦威尔领导工匠和农民的军队同英国国会作战的时期，清帝国疆域内的全部耕地有八亿亩，人口则有七千万，土地问题显然已到了危机关头。在以后的三百年中，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而人口却增加到六倍以上！公有土地渐渐被化为私产的趋势，使这种人多地少的状况更为恶化。辛亥革命以前，满族贵族几乎侵占了所有的皇田。辛亥革命以后，贪官和豪绅又通过非法买卖，攫取了大量的庙产、学田和军垦土地。中国近代加入世界贸易，也无疑大大推动了化公田为私产的过程。加以土地越来越集中，耕作方式又十分落后，自然加深了农业人口过剩的危机。农民还没有摆脱中世纪的压迫，又陷入了另一重困境，这是因为上述过程不是在中世纪时代发生的，而是在西方资本和廉价舶来品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

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共产党人都认识到，不解放农民，中国就不能解放，因此他们鼓吹耕者有其田的纲领。他们对农民说：“你们要支持我们北伐，打倒军阀，我们一定帮助你们获得土地。“显然，这只有牺牲地主，才能办到。国民党资产阶级向农民提出统一国家或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农民并不响应。但是孙中山的 “耕者有其田”口号，却得到农民十分热烈的反响，因为农民渴望获得土地，要求打倒地主。这个口号把农民大大发动起来，踊跃参加蒋介石的军队，以及参加农民协会。蒋介石正是踏着农民的肩膀取得政权的。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不遵守与农民的盟约，竟派农民出身的士兵镇压农民协会。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起来革命，但是所有起来革命的农民都遭到了镇压。因此，尽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诺言，地主并没有受到清算。杜月笙的青帮流氓镇压了上海的工人，发出了反革命的信号。多数是大地主出身的高级军官立刻抛弃了国民党所议决的二五减租纲领。地主不但不减租，还常常把百分之五十的稻麦租子提到百分之六十五。佃户要是反对，地主立刻就让管家把他关入地牢里。农民帮助蒋介石上了台，得到的报酬并不是土地，连减租都不是，而是恐吓、咒骂、毒打，甚至是一口棺材。

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纲领后，蒋介石的御用经济学家为这种背叛辩解，竟称土地问题是虚构的，硬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既然采取这种态度，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举出一些对他们有用的数字作证。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中国的全部耕地估计为十三亿亩，而中国的人口约为四亿五千万，其中有三亿五千万是农民。这等于是说(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每个农民顶多有四亩地，而捐税、吃的、烧的、穿的——实际上是他一生中从铁锄到木棺的一切东西，都要靠这四亩地得到。

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中国如不消灭封建制度，就会完蛋。但是蒋介石御用的农学家却从这些数字里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分地有什么用，”他们厚着脸皮问道，“地本来就不够嘛。”至于土地集中，那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革命的理由了。无疑，这些经济学家企图为他们出卖农民进行狡辩。可是他们那一套不仅无视农民的愿望 (似乎这些血肉之躯在他们的数字里是无足轻重的 )，而且不顾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土地集中的事实。

有些人看到中国农民种的田亩小得可怜，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说，中国没有大地产。但是，田亩小并不能说明没有土地集中，倒是说明经济落后，地主不搞大农场生产，而是把地分佃出去，坐收租利。在河南，黄河之南，乘驴车走一整天，经过几十个村庄，还走不出一家大地主的地界。在山东，孔子的后裔霸占着大量的族田。作者在许多地方还见过“百顷拜”一类名目的地主团体。在苏北，有个寺院拥有二十万亩地。寺院长老又收租子又放高利贷，家里人丁兴旺，有三房四妾，宅邸比县太爷的还豪华。佃户的农具全部要向和尚借，因此常被这些沙门地主的看家护院恶奴逼迫着出劳役。

虽然国民政府没有进行全国的统计，但是从许多地方的统计也足以看出土地占有的状况正在造成革命形势。我绝不想在本文中罗列烦琐的数字，但是我不能不举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四大家族的家乡的土地占有状况的统计数字。(表一)

这个统计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孕育着农民战争的国家。在中国这样落后而人口极为稠密的国家里，有没有土地往往决定生死命运，因此这些数字的意义比起在美国这样土地甚多的国家里要大得多。

在全中国，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如果你不愿意相信这个数字，那么还有数年前在土地集中程度尚未达到现在这样严重时蒋政府地政署发表的数字。地政署调查了十一个省的情况，发现一千五百户大地主平均每户有两千多亩地。对这十一省的七十万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平均每户有地十五亩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人认为，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无法活命的农民，在地权不平等的逼迫下，必然会铤而走险，组织起来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求得一条生路。

这种状况本来应该使地主和蒋介石政府惊醒过来。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历来蔑视人民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国民党官僚不设法通过土地改革改善情况，反而采取了相反的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集中达到了近代中国前所未闻的程度。尽管估计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有五千万亩地荒芜着，尽管估计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农民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饿死，蒋介石的官僚们却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权位在中国内地大肆侵夺土地。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政府对土地的侵夺更加肆无忌惮。日本人从中国人民那里夺去的土地，并没有归还中国人民，而是被国民党全数接收了。日本人在台湾的土地被大陆来的接收大员据为已有，华北垦业公司则侵吞了河北几十万亩土地。

小官吏和低级军官也学他们上级的榜样。他们靠蒋政权发的纸币薪饷是没法生活的，所以也聚敛土地，以防通货膨胀。由于蒋介石这帮从沿海来的大员的巧取豪夺，就连富农和小地主也纷纷失去土地。据估计，八年抗战中，四川地主中百分之二、三十是新置产的，他们攫取了老地主百分之九十的田产。对本地地主老财的这种沉重打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有句古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失去土地的地主恨恨地说：“普天之下，莫非蒋土”。这种说法当然是发牢骚，但也隐伏着革命的因素。

事情还不只是出现了新乡绅。随着土地的兼并，不但产生了新的农村资产阶级，而且产生了新的穷人。抗战期间蒋管区和沦陷区由于典押和负债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知有多少万。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土地集中的后果自然与人口稀少的美国大不相同。美国的大亨攫取西部土地的手段固然凶狠，但却产生了铁路、矿山、大牧场——这一切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只是使地主的囤子堰满租粮而已，这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

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沙皇俄国的贵族地主比起来，中国地主是非常落后的。德国和俄国的富农租进土地来经营大规模的农场，而中国地主却把土地出租以榨取佃户的血汗。俄国富农和德国地主固然反动，但在农业经济中有时还有进步作用，中国地主就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可言。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面，就是农民租入土地只能过奴隶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地的农民可以进工厂，或者当雇工。而中国既无工业，又无大农场，无地农民只能租地为生。所以，农民一方面缺少土地，另一方面又被束缚在土地上面。

这种半奴隶制的租佃制度，与中国的高利贷制度是分不开的。村镇中最有气派的房子总是当铺。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当铺则是为穷人开的。当铺老板大都是地主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商人。当铺是兼并农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我在河南一个只有四千多亩地的村子里看到一个地主占有近二千亩地，绝大部分是通过当铺吞并的。

这种交易只有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得成。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

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

“好年地里收谷，歉年家里生财。”

山西穷苦农民这句悲愤的歌谣，确切地反映了地主和富农利用灾荒聚敛土地、钱财的事实。抗战时期在沦陷区，这一过程急剧发展了，而在蒋管区，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机关则开始排挤当铺和高利贷商。过去，当铺在农村的放债额是银行的五倍，而到了一九四六年，当铺的放债额据估计只及银行的八分之二。但是，银行放的款也是高利贷。农民不仅没有得到解脱，反而被国民党银行剥削得更厉害了，农村信贷和一般的农业金融业务全让它垄断了。

情况是这样的：银行控制了高利贷的发放，它只放款给乡绅组织的农村合作社，作为对地主的照顾。县合作社再把钱借给村长，村长又转借给农民。这样，农民头上不是一个高利贷债主，而是三个了。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地方党部的官员，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支持下，要把农村资产阶级组织的并受到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部分支持的农村合作社从乡村中赶出去。这种行动常常有地方军人或党棍的配合，如果各种手段都不奏效，他们就指控地方商绅是共产党。这种只把钱借给一小撮地方党棍，而歧视一些地主和广大农民的作法，无异于把中农和小商人逼入绝境，而这些人在抗战期间本来是习惯于自己组织互助会的。这进一步加深了乡村中的矛盾。抗战结束后，当蒋军返回沿海，北进攻打共产党的时候，这一过程大大加剧了。蒋介石命令农民银行加强对各县合作钱庄的控制。这无疑是鼓励地主和上层农民放高利贷，使这些富有的农民成为蒋政权的支柱。这一切农民都看在眼里，他们八年没见到蒋政权的影子，现在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是地主及村霸的朋友。蒋政权在光复区为了获得地主的支持，不仅得罪了贫农，也得罪了中农，这无异于自杀。蒋介石没有造成多少新的资产阶级，倒是为共产党八路军造成了千千万万拥护者。

国民党不但没有在农村中实行改革，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造成这种情况的，与其说是由于贪官污吏的个人因素(诚然这类人多得很)，倒不如说是国民党没有抓住中国农村社会的中心问题——封建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竟然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充分说明他们的统治陷入了多么深的矛盾。十分清楚，国民党统治者除了依赖外国资本以外，还把地主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而全然不顾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由此可见，杜鲁门总统的殷切希望和马歇尔将军要求蒋政权实行改革的诤言，都不过是白费心机。蒋政权只要不敢打击地主，就谈不上进行改革。而蒋政权之所以不敢打击地主，乃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代表封建主义的。

我们说的封建主义，是指什么呢？严格地说，用这个名词并不正确。某些中国和外国的学者，煞费苦心地想说明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为没有农奴制，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不错，中国多年前就在形式上废除了这种封建制度，而且，西方势力的侵入也破坏了中央集权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受贷币经济的支配，不过，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并没有多少进步的效果。如果用这种观点看待中国问题，未免过于迂腐，这是全然不顾封建残余在中国人的生活、思想、风俗、习惯、情感中还有极大影响。中国废除农奴制的时候，并没有废除地主摊派劳役、监禁债户以及决定佃农生死的种种权力，也没有完全废除蓄奴、买卖少女、纳妾、包办婚姻等等陋俗。这一切都是地主豪绅统治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地主的权力并不处处相同。沿海和长江流域的省份是外国资本渗入的地方，市镇工商业比较发达，乡绅的权力往往为城市商人所分享。而在西部和北部的省份里，由于资本主义前的特色很浓，地主的政治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就是在上海并离上海不远的苏北，地主也像封建领主一样住在土围子里，有民团守护，统治着一、二十个村庄的佃户。这种土围子是佃户集市贸易的场所，他们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摆布。佃户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也要由地主决定。在山西，我发现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

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像。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佃户还不起债，就把自己那一小块地抵出去了。最后，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顶债，这一桩事才算了结。

实际上，常常不必如此设局。富农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户下地后，就溜到佃户家里奸污他的老婆。佃户要报仇，只有去杀地主，但这很因难，因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还因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因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阳县的一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农妇告诉我，她被迫经常接待本地一个地主，国民党民团的头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为那个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里的王法。

对于中世纪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仍居统治地位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据吗？在西方，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的初夜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在东方，地主虽然对佃户的妻子没有初夜权，却可以在许多个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污她。

蓄婢、纳妾和包办婚姻的习俗也是与地主制度分不开的。如果不废除地主制度，国民党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条文都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不但不去消灭这种制度，反而维护这种制度。在许多国民党军司令部里，我亲眼看到长官把当地地主叫来，向他们要年轻姑娘，供自己在驻扎期间享用。这样弄来的姑娘并不是娼妓，往往都是贫农家的黄花闺女。

这些地主老爷在私生活中向佃户滥施淫威，有时也很惊人。佃户经常被迫做一些下作的事以满足地主的低级趣味。鲁北的北县有个地主婆，强迫一个佃农咬一个丫环的小脚，供她取乐。佃农把丫环咬得大叫，丫环的小脚把佃农熏得呲牙咧嘴，使得地主婆大为满足。在北县另一个村子里，有个地主往一个十六岁婢女的阴户里塞麦子来满足某种色情虐待狂。玩腻了这个游戏，他就把婢女的双手捆上，在她的裤档里放进一只猫，把裤管扎紧。看着婢女被折磨得在地上拼命打滚，他乐得放声狂笑。这些就是旧中国乡村里地主取乐的方式。

在中国，正式的分封制早在纪元前就基本上完全消失了，这比欧洲分封制的发生还早五百年。但是，所有中世纪社会的残余——蓄婢、徭役、凌辱佃户妻女的特权、横征暴敛等等，却延续了两千年，就像挽歌一样萦回在封建制腐烂的、但并未入土的尸体上。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些毒疮本来足以激发千千万万的农民愤然投入农民战争，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整个农业处于衰败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农民正处于这种状况。军队抽壮丁使农业劳动力减少了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饥荒中饿死了大约一千万人，还有成百上千万流离失所的难民。首先遭殃的是无地的农民，其次是半自耕农。丧失土地的人成千上万地增加。到了抗战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轮到了中农。然后又轮到一些富农。战争快结束时，中小地主以至一些大地主都感到了蒋介石官吏和伪军兼并土地的压力。荒芜的土地达几千万亩，而缺地的情形却像瘟疫一样蔓延。高昂的地租使农民没法活命。农民的财产已经所剩无几，无法再缴从前那种百分之五十的租子，更不必说百分之八十、九十以至百分之百以上的租子了。地租不仅耗尽了农民的剩余劳动，而且还侵占了农民维持自己生存的必要劳动。当时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能把倭寇赶出去呢？”可是，抗日战争结束了，一场新的战争又开始了。农民感到，蒋介石新派的乡村官吏比日本人和旧日的地主更可恨。农民开始有怨言，进而落草为寇。在八路军驻区附近，农民则盼望八路军来。

统治阶级不是看不到农民中即将爆发大动乱。但是他们不愿意正视这种不祥的前景。国民党头目、孔孟之道的鼓吹者、匹茨堡矿业学院出身的陈立夫对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说：分土地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家长去世时，总要把地分给儿子们。此论使记者颇感新鲜。宋子文，广东省的大地主，在出任广东省主席后对另一记者说：“我们不打算在广东搞土地改革，多年来这里现有的制度是令人满意的。”还有一位在山东省政府兼职的教会大学教授(其人是一个自由派)对笔者说：“中国不像沙俄，我们没有大地主，因此没有土地改革的必要，只需对吏治进行改革。”(没有土地改革，如何进行吏治改革？这位基督教教授没有解释)在农村中进行土地改革，在这些党魁、省长、基督徒的眼中，似乎是与中国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然而，简直无需指出，这种东方哲学是农民根本不能接受的。

农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地主，平分土地。对于佃农、长工、苦力来说，这就是革命的真谛。

如果说蒋介石后方的村庄还比较平静，那只是因为农民在等待起义的领头人和时机。他们并没有忘记土地问题。国民党官员尽管声称没问题，但心里是明白农民的怨恨的。中国统治者叫嚷土地改革不必要的一切论调，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内心深处向来对农民存有的恐惧。官老爷们一想到那些粗野的泥腿子冲进他们的衙门，就感到做了《水浒传》里的恶梦。

这些老爷们怎能不发抖！

朴实的农民，祖祖辈辈当佃户，当封建奴隶，在一小块耕了又耕、拥挤不堪的地里干活，在地主贪婪的魔爪中，忍气吞声；他们的土地被巧取豪夺，他们失去妻子的爱抚和孩子的笑声，他们满腔怒火，揭竿而起；他们置生死于不顾，现在就要夺回土地，要报仇了。

第七章土地与革命

第二十七节农民说话了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提出要敢于同蒋介石进行斗争。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推翻国民党的国家机器，仅靠现有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投入这场解放战争。那么，以什么名义来动员人民呢？以社会主义还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显然都不行。只能以人民群众自己的名义。提出了一般性的号召，还必须有具体的纲领，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正是这种具体的纲领。

土地改革，乍听起来像是一个学术名词，但它所引起的如此巨大的激情，却是前所未闻的。共产党对中国农村土地关系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也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改革。中国土地关系大变动的过程，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它使这个古老的国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为之振奋。它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东方世界今后的民主、自由以及宗教、财产和婚姻关系的发展方向。它是了解中国人民革命动力的钥匙。但更重要的，它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实录。

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动员了多年来受压抑的广大群众奋起推翻旧社会。土地革命从两个方面打破了中国农民似乎是千古不变的蛰伏状态，一方面是精神的，另一方面是物质的；一方面是从内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从外部起作用。在精神方面，土地改革唤起了农民的希望。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的激情。在物质方面，土地改革给农民提供了与地主进行斗争的手段。

土改过程中，这种政策与希望之间、手段与情感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是很难用笔墨记录下来的，勉强为之，必然徒劳。尽管如此，我仍相信，下面的几段叙述，也许能为本书最后部分所涉及的更为激烈的事件提供一个轮廓，也可能有助于剖析共产党的战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中国广大农村从蒋介石手中争夺过来的。顺便在此说明一下，文中历述的华北农民奋起斗争的情况并非是哪位共产党高级干部描绘给我听的，而是根据我自己到地方干部和农民群众中采访以及亲身考察而整理的。

考察土地革命时，首先必须对农民群众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他们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人，而且也是政治意义上的人。由于对外界的情况十分闭塞，农民的政治视野往往局限于他们耕作的地界的范围之内。所以托洛茨基指出，农民对本村的地主绝不妥协，但对体现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则往往认识不清，束手无策，“因此农民总是幻想一个理想国家来取代现实的国家。”这是符合中国情况的。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中产生过如《水浒传》中所描写的一百单八将式的反朝廷的好汉。太平军揭竿而起后，在人世间建立太平天国的理想也曾激励了广大农民群众。中国内战重起以后，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土地与解放”的旗帜之下，尊奉毛泽东为人民的“大救星”。

由于农民普遍具有乌托邦思想，所以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农民本身无法进行社会革命，必须由另一个阶级来领导他们，如十八世纪法国的第三等级和十九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俄国革命的经验又促使这些理论家认为，今天的落后国家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进行革命，并认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历史似乎证实了这一论点。他们在与谁联盟的问题上思想混乱不堪，以致为了维持他们与银行资本家的联盟而坚决不让农民获得土地。由于社会革命党不赞成没收地主的土地，于是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直接导致他们一败涂地，而使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和地主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不让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

然而中共不仅没有因此失去农民的支持而垮台，反而更加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愈加发展壮大起来。原因究竟何在？中共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抗日战争所造成的客观环境可以说是全部的答案。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震恐，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同意接受蒋介石的领导，而在于他们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放弃了“最基本的原则”。这在托洛茨基分子们看来，无疑是对革命的彻底背叛。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当务之急是挽救民族的危亡，根本谈不上进行国内革命。共产党人被迫在敌后坚持抗战，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根据地，才能生存。如果在当时当地发动一场解决阶级矛盾的国内战争，势必使这些根据地毁于一旦。

因此，中共以民族战争代替了阶级战争。这种民族战争本身也是革命战争，它在人民中所起的动员作用，往往比土改的作用更大更快。抗日战争把自古以来就是分散经营、基本上各顾各的农民组织起来了，使他们认识到同心协力、集体行动的力量。农民在部队里接触了许多人，学到许多新思想，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催化剂。在营房里，在练兵场和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农民战士对共产党及其方针政策逐渐熟悉，这在和平时期是无法做到的。

在开展游击战的人民战争中，农民战士又学会了分清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朋友。由于以上原因，停止土地革命，并未像有人当初顾虑的那样，产生不利于革命的后果。

然而中共停止土地革命的做法，确曾使一部分贫雇农不满意。从他们饱经忧患的阅历之中，农民群众懂得，不应轻信那些到他们村中花言巧语进行游说的知识分子。只有分给他们土地，才能博得他们的信任。当中共取消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规劝贫雇农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触动地主时，这些农民心想，你的葫芦里卖的原来也是那种狗皮膏药，于是暗自骂一声：“放 NMD狗屁！”便悻悻而去。

尽管有一部分贫雇农不满意，中共仍然坚持暂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只是根据国民党在一九二六年所通过的纲领，实行二五减租。从表面上看来，共产党似乎与国民党毫无二致。但是实际上，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坚决执行了减租减息的规定。农民群众把这一点看在眼里，原来共产党的干部到底不一样，于是不再骂娘，又拥护共产党了。

可是农民群众还是不敢大胆投入减租减息斗争，担心日本鬼子打过来，八路军一撤走，地主老财就会变本加厉地逼他们缴租子。另外，共产党也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地方开展减租减息，因为他们的工作跟不上。他们先在一些地方进行访贫问苦，召开诉苦大会发动群众。这样的活动很快在巩固的游击区内普遍开展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唤醒了农民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实行减租减息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每个村子都召开了群众大会，由贫雇农对地主破坏减租减息的罪行进行公开揭发和控诉。反对奴役式的租佃制以及反对高利贷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内容。此外，长工、雇农反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也是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佃农为减轻地租而斗争，雇农的斗争则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

农村的这两股力量，看到他们能够清算地主的某些剥削行为，于是进而为一些与地租无关的剥削形式，如苛捐杂税和无偿劳役之类，向地主提出了赔偿的要求。此时，地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统治发生动摇而束手无策。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表现最积极的，往往是那些武装民兵，他们放下地里的活去保卫村子免遭日本鬼子入侵，因此要求地主给以补偿。虽然地主也并非是一点实力也没有，但除了投敌搬兵以外，无计可施。

同时，农民群众的要求与日具增，终于形成了以诉苦和斗争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这种诉苦和斗争会注定成为中国革命常用的形式。

一切社会革命，与宫廷政变不同，都具有真正的创造性。在革命时期，那些受旧社会压迫的人们，为了摆脱他们所处的绝境的迫切需要，创造了夺取政权的新形式和新方法。中国农民所创造的各种机构，向中国共产党提示了争取人民群众最有效的途径。这些初期的民意机构意义非同小可，不论如何估计也不致过份。它们并非工会组织，也不是苏维埃，更不是理事会，只不过是一种讲坛，农民可以在这里公开发表他们的意见，倾诉他们的疾苦。这本身就是革命。山西有句俗话：“天下没有穷人的理”，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贫苦的佃户，如果他既没有加入什么秘密会社，又无某位有势力的人物作为靠山，那他就不可能被当作人来看待，只不过是地主收租簿上的一个帐号而已。这类贱民往往连个大名也没有，人们就根据其身体上的某些特征来称呼他们，如“王麻子”、“李歪脖”、“张长耳”，等等。在中国，这样的无名氏比比皆是。正是这一类人物，现在居然在大庭广众中，当着村里的穷哥儿们和财主老爷们，站起来说话了。这本身就是革命，就是宣告与过去彻底决裂。他们一举撕下了禁闭了他们一生的嘴上封条，也就砸碎了禁锢他们的封建枷锁。他们有生以来头一回在这样的场合开口说话，开始时有点不习惯，但一言既出，使如江河奔泻，滔滔不绝地倾诉心头之恨。

一次又一次，一村又一村我聆听了那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当众倾吐苦水。一个贫苦的农民站了出来，诉说他的父亲是怎样饿死的，因为地主抢走了他们家的粮食去抵阎王债。又一个拖儿带女、靠纺线糊口的寡妇站起来说：“大伙儿瞧瞧，俺死了男人，又没地。俺一年里收不上两斤棉花，可他们硬逼俺交五斤棉花的租子。俺哪里交得起呢！他们就逼俺的孩子们替他们干活。可怜俺一个妇道人家，整天价干的都是男人的活。吃都吃不饱，哪里有力气？还成天挨打受骂……”说到这里，她禁不住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这是悲愤的泪水，也是出气的泪水。她总算找到了能对之哭诉自己满腹苦楚的人了。

这不仅具有心理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一人诉苦，引起众人的共鸣。听众中就有人感到他们有着共同的不幸遭遇，不禁叹道：“唉！俺也受过那份罪啊！ ”往往一个人还没讲完，另一个就站起来抢着说；“你讲的敢情是够苦的，可听俺说，俺受的苦还要大。”通过这种途径，那些向来各顾各的农民们，有了同病相怜之感。他们开始从政治上进行归纳，不但把自己看作是个人，而且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但眼下他们的斗争仍未超出其所在的村子的范围。

斗争的方法因地而异，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斗争形式。大致而言，早期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民尝试运用刚刚争取到的发言权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进行更广泛改革的要求。佃户和长工们开始还认地主为东家，但是一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有能力打倒地主分田地时，就不满足于减租和涨工钱了，他们要求立即分给他们土地。

抗战期间，有许多村子里的地主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那里的农民们分地的要求尤为坚决。到了抗战末期，共产党满足了部分群众的要求。但总的说来，在日本人仍然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他们对农民加以约束，不使发生过火行动。但在日本投降之后，那些贫苦农民就不听这一套了。共产党使他们觉悟到自身的权利，现在他们就要求行使这种权利。这种要求很快遍及整个光复地区，汇成一片惊天动地的怒吼。

第二十八节奴隶反抗了

奴隶们通常只是在以下两种境况下才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一是实在活不下去了，非造反别无生路；二是看准了成功的时机。

日军投降并撤出华北以后，原沦陷区的广大贫苦农民正处于上述两种境况之下，于是便起来造反了。国家权力机构的暂时消失，给予了他们成功的时机；无法忍受的悲惨生活，迫使他们非打倒地主不可。

他们的反抗虽然受到了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思想和斗争方法的影响，但或多或少仍带有自发的性质，并无更大的政治目标。造反的农民没有认识到必须夺取农村的政权，甚至也没有想到要推翻封建土地制度。

他们想要做的只是清算那些卖国投敌的汉奸，其中多数往往就是本村的大地主。不仅是贫雇农，甚至连富农和小地主也参加了清算斗争汉奸的运动。由于需要救济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才在运动中触及分配土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佃户雇农们，他们苦大仇深，与地主阶级更是不共戴天。地主不仅夺走了他们的粮食，甚至把他们留的种子也搜刮一空，拿去供奉日本鬼子。锅碗盆勺、农具家什，统统被洗劫。说是日本人征用，实际上一半进了地主的仓房。地主的“狗腿子”假借“皇军征用 ”的名义，闯进家门，抢去了他们仅有的被褥里的棉絮。

我曾听过河南一个农民诉说，一个当了伪军队长的地主管家如何把他关进监牢，扬言只有把他的女儿送给那个队长才放他出狱。一个中农的妻子哭诉了地主是怎样霸占了他家的十亩地，为了灭口杀害了她的丈夫，并把尸首扔进野外的煤坑里。还有一次，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受迫害的农民同声控诉鲁西的一个地主。为了替日本人修工事，这个地主逼迫他们往山上运送石料，地主的狗腿子手拿棍棒跟在后面监工。在这次苦役中，有的人被砸断了胳膊腿，有的被压折了腰。

战争使穷人更加贫因。饥饿和失去土地的苦痛，使他们更难容忍地主老财的骄奢淫逸。最先起来进行斗争的往往是那些最贫穷的村庄。那里的群众发起的“清算大会”，为共产党提供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许多村子里，一开斗争汉奸的大会，农民群众压抑在心头的满腔怒火立即爆发了。他们强烈要求把汉奸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给他们，以弥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

被地主强行霸占去的一切财物都必须物归原主，少一文钱也不答应。十月里一个凉爽的早晨，在鲁西一个名叫李官屯的村子里，手拿棍棒钢叉的农民挨家挨户动员老少乡亲出来参加斗争地主毛顺邦的群众大会。会上，一个怒不可遏的农民站出来控诉：“二月初三，你抢走了我三百块钱。那年月印把子不在咱们手里，咱不敢吭一声。你干的坏事谁个不知？你还帮日本鬼子抢咱们的棉花。现在就要你还！ ”人群也呼喊起来：“非还不可！非还不可！”另一个佃户挤到台前说：“俺家好几口人命都死在你手里。眼下俺们还在挨饿。你把抢走的东西统统还给俺们！ ”这个地主被迫交出了五百四十亩地，七栋房屋，有百十来棵栎树的一片树林，以及家具等物。群众给地主留下了三十亩地和一栋房屋。

这个汉奸运气还不坏，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可是也并非处处皆如此。在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山西省某山区，农民清算地主的方式就暴烈得多。在抗战期间，这一带山区和附近的平原地区都未曾进驻过八路军，地主对农民的奴役根深蒂固，地主利用土地盘剥农民特别残酷，这一带农村的贫困状况也尤为明显。日本鬼子一撤走，反奸清算运动立即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这里发生过一些恐怖行为，在群众越是落后的地区，他们的行动也就越是暴烈。

在山西省某地，群众召开了诉苦大会，曾经在抗战期间杀害过十八个农民的某地主三兄弟被押进了会场，会场上顿时群情激恼。群众怒不可遏，将到会的干部挤到了一旁，把这三个地主吊在大树上。在太行山区一个名叫窦马庄的村子，群众抓住了一个地主的狗腿子，硬是用石块把他给砸死了。在与窦马庄毗邻的一个村子，大伙把一个曾经当过伪军队长的地主抓来，给他套上一挂犁，用鞭子赶着他犁地。人们一边赶一边喊道：“过去你把咱们当牲口使唤，现在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 ”

村子里新来了一批青年学生，都是怀着美好的理想从北平跑到解放区来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之深重，想要把这里的农民运动纳入既定的轨道。然而农民却认为他们多管闲事，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还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懂个屁！”连新从外面来的八路军战士们也无法使激愤的群众平静下来。在冀中的一个战士告诉我：“有一天，我们四个战士押送一个汉奸到县里去。半道上路过一个村子，村里的老百姓闻讯后一下子跑过来把我们的大车给围住了，不大功夫就围上了百十来人。他们问道：‘你们把他带到哪儿去？’我们回答说：‘送到县政府去。’他们说；‘不行！不准走！ ’好家伙！群众有一百多人，一个个横眉立目，满脸杀气。我们呢，才四个人。他们嚷道：‘把这个汉奸交给我们，要不你们就别想走得了！’他妈的，有啥办法！ ”

农民动辄威逼地主，因为他们知道，把地主的传统权力打掉一些，并不违反政府的法规。当日本人撤退时，大批伪职人员也逃之夭夭。在这一带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当时八路军正集结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界一带，除进驻了几座较大的城镇之外，尚未深入到广大农村。边区政府机构有限，对于大部分农村，一时也来不及接管。农民协会控制了民兵武装，但并无司法机构，共产党一时鞭长莫及。

当时，大部分干部都还缺乏经验，尤其是某些非党干部，对农民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更是忧心忡忡。而县的干部则担心被指责为包庇地主。在冀中地区，那些不顾群众的反对，硬要把被斗争的汉奸从他所在的村子带走的干部们，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你们绝不能这样干，这种干法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应该遵从群众的意愿。 ”

然而要真正遵从群众、特别是那些最贫穷也是最积极的农民的意愿，却远非易事。他们有如脱绳的烈马，横冲直撞，迅猛异常。斗争汉奸的群众运动势如燎原之火，从一个村庄延烧到另一个村庄。不仅是贫雇农，往往连中农甚至小地主也都投入了斗争。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广泛民主的特点。这既是它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中农看到汉奸大地主被斗倒，贫苦农民被霸占的财物得到了偿还，他们便急不可耐，也想分享一份。但汉奸大多欠债累累，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还清。小地主和富农便产生了疑惧：这样下去，何处是个头？于是转而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那些最积极的贫苦农民，一旦投入清算汉奸的运动，却越干越带劲。有些地方的大地主跟随日本人逃跑了，无法对其进行清算斗争，群众就没收其财产。成群结队的男女农民，尤其是那些家无隔夜粮的贫苦农户，冲进地主的宅院，撵走地主的管家，把粮食牲畜分光，然后在大门上贴封条。在山东农村，当农民群众打开地主的仓库时，发现里头有大批财物原属他们自己所有，这些财物都是被地主以供日军征用的借口掠去的。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一个地主的女儿，看不惯她父亲欺压穷苦农民的行为，毅然站到农民群众一边，帮助他们分她父亲的财物。农民群众认为，分地主的家财有理，他们说：“过去他把咱的东西都抢走了，现在咱只是把它夺回来。 ”

但农民群众也并非是毫无节制的。中华民族也绝不是野蛮人。虽然不少华北农民具有鞑靼民族的血统，但同时他们也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人一向以他们的通情达理而自豪。

在中国，制止一场争吵最常用的办法是说：“咱们来讲讲道理。”所以俄国革命的许多特点在中国农村甚为罕见。混乱的局面，确实有过，抢劫的行为，也的确发生过。但却并未发生过大肆捣毁房舍、砸门翘窗、洞屋穿墙的暴行，更没有乱伐果树的破坏行径。因为群众想要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收归已有。至于打死人的事，那是农民群众为了报仇雪恨。也不见得单纯是报私仇，这是群众共同的仇恨，同仇敌忾的呼声发自全村群众的肺腑。因为当时尚未建立司法机关，所以农民群众只好自执其法了。以上涉及到的仅仅是清算运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农民群众并不是对所有的汉奸地主都进行清算，被清算的仅是其中罪大恶极者。斗争的矛头还不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那些罪恶昭彰的大汉奸虽被处置了，但其幕后操纵者却仍然逍遥法外，依旧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在抗战期间，地主往往指派一帮地痞流氓充当村长，投靠日本人为害乡里。如今，这些地痞流氓也许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幕后的地主却依然握有势力，继续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抗群众。

在山东省的范庄，有一个地主将日本人撤走时留下的一万五千斤粮食私吞了一万斤，而只将剩下的五千斤分给农民群众。当大家表示不满时，他就成胁说：“少废话！区公所里可有咱的人。”一句话就把老乡们给吓住了。从他们一生的经历中，农民群众深知，你要是在区公所里没有沾亲带故的人，去告状也是白搭。生活世故使他们误以为八路军的政府与其它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那些不法地主一面在干部和群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一面采取高压手段迫使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大多数村子都尚未进驻八路军，地主就乘机对农民群众进行威胁，说什么谁要想召开清算大会，就会遭到严惩。他们不光是进行威胁，有时公然绑架苦主，甚至雇人放“黑枪”暗杀积极分子。这样的形势给共产党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当某个汉奸被愤怒的群众清算之后，其家属往往也就失去了生活着落。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将带来无政府主义，并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地主正在极力压制农民，而农民又急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于这些受到地主威胁的农民，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为他们撑腰，他们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使共产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实行了八年的改良方针，现在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他们采取革命的方针。在政治上改变方针，不像足球比赛中交换场地那样方便。如果他们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然会使一部分抗日地主离心离德，这些地主在抗战期间分别担任了地方政府甚至边区政府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们也会因此失去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的同情，乃至失去国外人士的普遍好感。他们在国外一向被视为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侠义之士。可是，如果他们不满足农民的要求，他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

其时，马歇尔的和平调解濒临失败，内战迫在眉睫。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而打一场战争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要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进行挑战，则有可能脱离除农村的贫雇农以外的各阶层的人，作这样的决断又谈何容易。

共产党暂不作决定，而是先召集各地干部总结经验，研究情况，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过去了，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迫切愿望与日俱增。整整一年未作出决策。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来临，耕耘播种的季节到了，该是迅速作决策的时候了。共产党仍然按兵不动。这一拖延，使边区军民愈加感到蒋介石的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机。共产党在此历史性的决策之前，徘徊再三，就像是一个等待着冲锋陷阵的战士。这一着的进退，将决定全局的胜负。老是等着等着，叫人心烦意乱，神经紧张得受不了，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真想豁出去看看。共产党有如处身于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线上，等在那里。后退一步——与地主阶级言和；前进一步——向封建主义开战。这一决策实在事关重大。

一九四六年夏天，党中央终于向各个县委下达了平分土地的指示。决策已定，义无反顾。

第二十九节地主的破坏与农民的反击

人们不会那么随便地起来闹革命，推翻旧社会，正如他们不会随便同妻子离婚，另寻新欢一样。中国的农民并非总是自动地向封建堡垒发起猛攻的，共产党往往必须手把手地领导他们冲锋陷阵。而在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共产党干部也并非总是十分坚决的，有时也需要农民在后面推他们一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就像是一对深入敌后的侦察兵，他们相互壮着胆，一同进入敌区。开始其中一人有些踌躇，后来另一个人又趔趄不前，最后两人终于并肩向前冲去。

某些干部之所以发生动摇，其根源在于他们复杂的个人出身。虽然共产党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并主持其贯彻，但在农村直接领导运动的却是救国会。往往是三、五个非党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奉派到一个村子去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工作组员的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大多是一些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正如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往往怀着美好的理想，但一旦要落实到行动上时，却又退缩不前了。他们当中许多人之所以能当上干部，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文化，能知书断字。在中国农村，凡是能知书断字的人，一般都是些地主子女，至少也是富农或中农的子女。干部们所要斗争的对像，正是那些与他们有着共同教养和出身的人，他们的理想激励他们向前进，可是他们出身的影响却拖他们的后腿，阻止他们向自己的同类宣战。然而在干部队伍中，也有不少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的老干部，还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子弟，他们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

对于农民来说，问题要尖锐得多；与地主的斗争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如果尚有别的活路可寻，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去进行这种形式的斗争。客观环境逼得他们实在走投无路。左邻右舍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家人一一含恨而死，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然而在经年累月中慢慢地死去，毕竟比死于旦夕要容易接受一些。就一般的农民而言，当他们面临着将来死于饥饿，或者即刻死于地主的屠刀之下时，选择前者也毕竟要容易得多。

革命是逼出来的，但开始时往往是旧的传统观念比新的观念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当一个农民迈步走向地主宅院时，羁绊他双脚的不仅是恐惧的心理，而且还有两千年来的传统观念。

革命要求人们为未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要求人们向传统的道德观念挑战。革命号召农民要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起来反抗地主，反抗孔孟之道，反抗统治阶级的吃人伦理。然而对于农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老奸巨滑的地主利用农民的迷信思想，对他们进行欺骗。“你命里注定了要受穷。 ”地主这样对农民说。农民低头叹道：“是啊，我的命是不好。”地主装出笑脸，把农民所欠的债款减去二厘利。

农民从世世代代的经验中认识到，从来官府都是和财主一个鼻孔出气的。难道八路军就不一样？地主就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散布流言蛮语，企图贬低八路军的政府和干部的声誉。

在山东省的西部有个平阴县，那里的地主从未见过八路军，以为他们跟国民党的官老爷一样，可以用金钱加以收买。在抗日战争将要结束时，这帮地主从群众身上搜括了七万元钱，买了两面锦旗以欢迎“解放英雄”，又向集市上每一个卖小吃的摊贩征收一千元，买了些瓜子花生以慰劳“抗日将士”的家属。实际上买锦旗只花了二万元，茶点的开销也只有三千元，剩下的钱全进了地主的腰包。有些农民对搞这种庆祝会的做法不满，地主低声对他们说：“从古至今，哪一朝官府不贪污受贿？对八路军你们也别抱什么希望。 ”

村长致完欢迎词后，一个八路军的干部站起来讲道：“我们知道大伙儿为开这个会出了不少钱，这笔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这番话直讲得那些地主一个个目瞪口呆。这不仅使他们丢了面子，而且使他们意识到，他们要对付的这个政府非同一般。于是他们一面对干部阿谀逢迎，一面对群众打击报复。当八路军游击队组织的区公所勒令地主给长工增加工钱时，他们就克扣长工的伙食，甚至连长工点灯的油也不给了。有时在村口站岗放哨的民兵想要点粥喝，村长就训斥他们说；“啊，你们想要喝粥！下一回你们就该想要吃肉了！ ”然后就强迫这些要粥喝的人出公差替军队搞运输。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村长借机召集全村人开大会，并在会上煽动说；“要想喝粥就到区公所要去！ ”群众一想，连口粥都喝不上，还要被迫去给八路军干活，于是就怨恨起区公所来了。他们抱怨说：“要咱们喝西北风！”不久，区公所给村里调拨了一批救济粮，村长又威吓说：“吃了救济粮就会被八路军抓走。”地主也乘机借题发挥，造谣惑众，说什么“你们都去开会吧，小心八路军把你们给抓走！ ”结果好多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去参加开会。

地主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来阻止农民起来斗争。同时，农民本身疑虑重重以及胆小怕事的通病，也使得他们行动起来十分缓慢。在冀南一个村子里，一部分群众自发地起来清算一个私吞了五千斤公粮的地主。他们把这个地主捆起来送到了区公所，并控告说，“这个家伙杀害过八路军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还贪污了你们的粮食。”他们不敢说那粮食本是属于他们村公有的，因为他们以为八路军是不会替老百姓办事的。

另外，农民在与地主的斗争中，还受到家里人扯后腿。在一个名叫蒲镇的村子里，一个积极分子带一位干部到家里串门，他的母亲对干部说：“俺常听俺儿子念叨你们，俺知道你们八路军都是好样的。可是到头来又能落得个啥呢？”干部走后，父母又对儿子说：“你可得小心呀！”当那些作父母的得知自己的儿子在诉苦大会上带头控诉地主时，一个个惊恐万状。在太行山区，就有一个老农在会后这样训斥自己的儿子：“你干啥非要去出那个风头？你就不会跟在大伙儿后面喊几句口号就得了？”有些人家还为亲朋好友参加斗争地主的大会而担惊受怕。他们惶恐不安地暗自嘀咕：“左邻右舍的这一闹腾起来，咱家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 ”

这种状况在八路军尚未进驻的地区尤为突出。那里的农民一般都不敢提出什么要求。我曾听见一个农民对干部说：“俺只要能吃上一个山药蛋、几粒小米饭就行了。 ”还有一个受尽了地主欺压的农民对干部说：“让区里把俺抓走吧。过后把俺放掉，回来俺好说，俺被你们抓去训斥了一顿，因为俺不肯诉苦。 ”还有的在诉苦大会上站起来发言时，总是说：“俺这是替穷人说的，这可不是俺自家的苦。”

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奴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根除的。穷苦的农民在路上遇见了地主，仍然要低头哈腰。然而现在并非所有的人都那样俯首帖耳，许多人已经抬起头来朝前看了。

就在这些表面现像底下，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完全是自动发生的。老解放区的农民具有斗争传统，发动他们分地并非难事。那里的地主对新政权也有所领教，不敢顽抗。在八路军进驻的地区，地主也不难制服。

但是在大多数村子里，斗争进行得较缓慢。当时，平原地区的土屋茅舍和山区的简陋窑洞都成了革命的孕育之地。干部们和无地的农民晚上就在这些地方秘密串连。干部们逐步使农民认识到，地主的存在就是他们贫穷的根源。“是啊，要是没有地主，咱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了。”农民赞同地说。干部们进一步问道：“那你们干吗不起来清算地主，分他的地？”“那咋行啊？人家可是有权有势的。”“你们应该组织起来，”干部回答说：“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于是他就介绍某村的农民是如何如何清算地主的。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干部们耐心地对农民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除宿命论的束缚。干部们在那些听得入了迷的农民眼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只要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人们就会为了达到一个神圣的目标而不辞千辛万苦。农民正是如此。他们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点疑虑，决心要立即行动起来。可是过后一想，又对干部说：“你们可千万不能走！ ”

此时地主也并不安分守己。地主毕竟是地主。村子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瞒不过他们的耳目。甚至关于秘密串连的情况，他们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还从农民的眼神里看出，似乎农民心里在说：“所有的土地全是俺们的。”地主们深知，先发制人为上策。而且他们的力量还相当强。每个地主都豢养了十多个打手，备有梭标棍棒等武器，地主本人还有一支手枪。他们心想，那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加上一帮愚昧无知的穷花子又能把老子怎么样？

地主先下手了。当一个穷苦的农民正在睡梦中憧憬着遥远的将来一个和平富裕的世界时，地主趁着黑夜偷袭他的家，把他抓去扔进了土牢里。他们还杀害群众中最积极的分子，砍下首级悬挂在村口示众。当发现为数不多的群众在开会时，他们就破门而入，当场把所有的人用梭标扎死。干部也常常惨遭毒手。当得知某干部要到另一个村子去，或者要回县里汇报工作时，他们就派几个“狗腿子”半路拦截行凶，将其杀害后再割掉生殖器，以造成他是因强奸村里的妇女而被杀的假象。村里的老百姓虽然知道真像，但慑于地主的报复，谁也不敢再与干部接近了。

除了贫雇农之外，农村中的其它阶层也受到了影响，起初，不少小地主也自动地参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八路军严明的纪律，战士待人和蔼可亲，以及八络军提出的办事要公道、对人要平等的口号，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他们也想要参加清算大汉奸的斗争，就带着《圣经》去见政府干部。他们说：“请看，《圣经》在此亦有所明谕，富人实不该依靠穷人为生。根据《圣经》所言，为富者亦有不仁之徒。”在只涉及到减租和清算汉奸的问题时，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土改开始了，地主与贫雇农之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产生了疑虑，担心土改运动继续发展下去，不知会搞到什么地步为止。

地主采取的恐怖手段，确实一度干扰了土改运动。然而他们也有扔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时候。有一个叫杨家庄的村子，那里的六个地主和三个狗腿子勾结在一起搞了一个对抗土地改革的秘密组织。

有天晚上，区里派了一个干部去对地主进行劝诫。他质问地主：“这里的群众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你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地主一听，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喊道：“群众要干啥关我们的屁事！”话音末落，一个狗腿子举起梭标朝这个干部扎去，一下子就把他的喉咙刺穿了。这个干部惨叫一声，倒在血泊里。群众闻声立刻跑到邻村搬救兵。很快就集合起了三百多人，他们手拿锄头、铁锹赶到了出事地点，当场就把那六个地主给打死了。那几个狗腿子趁着天黑溜掉了。

就这样，一村接着一村地开始了对地主的反击。在斗争中，农民群众英勇无畏，前仆后继。在平原的土房里，在山区的窑洞中，秘密串连又开始了。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正孕育着新的重大流血斗争。

第三十节石壁村

在欧洲，一个拥有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并掌握了武装的政党，在国内搞自上而下的政变来推翻政府，如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那样，会是很干净利落的。而像中国那样，一个村一个村地自下而上搞革命，拖泥带水，十分费劲，则非有巨大的耐心，无尽的智谋和坚定的信心不可。如果掉以轻心，乱来一气，就会弄得不可收拾。我想最好还是通过一个村子的群众如何与地主进行斗争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进行这种形式的革命的艰巨性，从中也可窥见共产党斗争策略的一斑。这个故事的情节使人联想起古希腊的悲剧。

在山西南部有个名叫石壁的小村庄，大约有五百人口，村子座落在使人常发怀古幽思的太岳山的峰峦中。这一带尽是荒山秃岭怪石嶙峋，土地十分贫瘠。贫穷困苦的农民在山坡上开垦了层层梯田，直达山巅。世世代代以来，这里的农民不仅与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着斗争，而且还要与如同耶稣诞生时代那样古远的残酷剥削和落后迷信作斗争。当地群众虽然不信上帝，但却信奉形形色色的神灵鬼怪，诸如使他们受苦受穷的命运之神，以及作祟于山岩林莽之间、依附于飞禽走兽之身的牛鬼蛇神之类。那些在乡间跳神弄鬼的巫婆法师之流趁机利用妖术愚弄吓唬穷苦农民，要他们对地主俯首帖耳。

当地那些常年忍饥挨饿、一辈子负债累累的穷苦农民中，流传着一首这样的歌谣：

年年秋收忙，家家炊断粮

欠下阎王债，永世难还帐

几个烂瓦罐，一间破草房

半垧荒坡地，野菜充饥肠

五个土坟头，两眼泪汪注

这百来户人家大多住在山脚下的窑洞里。一条小河从村南蜿蜒流过，两岸柳条垂拂水面。河边有一座磨坊，当地老乡都上这儿来磨麦子碾玉米。小麦和玉米是石壁村农户年年种的两种主要庄稼。村中幸有几处种有桃树、杏树和梨树的小果园点缀其间，这里的景致才不致显得过于荒凉。

石壁村有一点独特之处，与中国大部分农村迥然不同：这里的妇女养的孩子都不太多。原因有好几个。一是因为当地不少农民穷得根本养不起老婆，只好一辈子打光棍。二是由于穷困所迫，每当生下女孩，作父母的往往将其勒死。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河对岸的一个据点盘踞六年，村里许多妇女遭到日本鬼子的奸淫蹂躏，引起性病流行，造成不少妇女丧失了生育能力。

村长是一个名叫王常盈的地主，他一手操纵全村大权。虽然这个人物的个性特征与我所要讲的故事关系不大，但也不妨顺便提一提。他五十岁上下年纪，留着一小撮羊胡子，嘴上老叼着个长筒的水烟袋。逢上好天气，他就在村子里游来逛去，哪个小孩不小心挡了他的道，立刻就会被他抓住毒打一顿。穷苦农民一见了他就赶紧躲进屋里。

他拥有近四百亩水浇地(村里没有任何别的人家有二十亩以上的土地)，还有一座磨坊和满仓的粮食。家中有一妻、一子、一女，还有个儿媳妇。他为人心狠手辣。

因为村子里数他最富，所以他的老婆和闺女是全村穿戴得最讲究，打扮得最干净利落的娘们。在抗日战争期间，王常盈逼着他的老婆和亲生闺女去和一个日军小队长姘居。当时，这支日军就驻扎在六、七里以外的桥北村。王常盈一家通过这种可耻的关系，得了不少好处。日军小队长让王常盈经管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粮食，听任王常盈从中渔利。此外，这位小队长还把他从各地掠夺来的布匹和家具等当作礼物送给王家。王常盈的儿子对他爹甘当汉奸以及他娘和妹妹与日本鬼子的这种淫乱关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依靠这种关系，他就可以有别于村中的其他年轻人，免受劳役之苦。他二十五岁左右，高高的个子，模样俊俏，举让傲慢。他经常身穿一件黑色大褂，头裹一条洁白的毛巾，白天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闲逛，夜里就如同一只贪婪的饿虎，看上了谁家的女人就推门直入，肆意蹂躏。倘若有人敢于反抗，他就以日本人的淫威相胁迫。

村里有个名叫石平华的富农，是王常盈的好友，也是他的管家和得力助手。此外，村里还有两、三户小地主，地不过十几亩，也没有什么实权。

王常盈在村里有个宿敌，名叫李天享，是个佃户，年过花甲，长须及胸，额上和眼角布满深深的皱纹，嘴里的牙也已脱落过半。不论冬夏，他总是穿着一件肮脏的破布衫，走路弓腰驼背，耷拉着脑袋。李天享租了王常盈七亩地，每年打下的粮食，一半都交了租子，剩下的那点实在难以养活有妻子和一个十岁儿子的三口之家。他原来还有一个长子，后来被王常盈借日本人的刀把他杀害了，从此王李两家便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在抗日战争期间，王常盈经常宴请那个日军小队长，而酒宴的一切费用，那是从贫苦的佃户们那里勒索来的。这种无止境的敲诈激怒了村里的群众，李天享的儿子和另外两个青年民兵下决心干掉这个小队长。有一天，他们从山坡上的一个窑洞里朝日军小队长扔了一枚手榴弹，不料这枚手榴弹没有爆炸。地主王常盈侦知是他们干的，就向日军告了密。小队长立即把这三人抓起来，带进三官庙里用刺刀凌迟处死。从此，李天享对王常盈更怀有深仇大恨。但多年受压迫的生活使他不敢独自进行反抗。村里与地主王常盈有冤仇的人远不止李天享一个，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但这对于石壁村的老乡来说，并无什么特别的意义。尽管他们看到河对岸的日本人卷起铺盖撤走了，日军小队长再也不到王家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了，但是地主王常盈依然大权在捏，他的儿子照旧在村里横行霸道，奸淫妇女，租子也未减分毫，穷人们还是负债累累。

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土地革命的浪潮冲击到了石壁村，关于这次革命，村子里已有所传闻。人们私下里纷纷议论有关八路军、民主制度以及打倒地主，平分土地，建立新农村的传说。对于这些传闻，人们将信将疑。他们认为自己受苦受穷是命中注定的，他们无意冒犯任何人，只求苟且偷安。

关于以上那些传说，地主王常盈也有所耳闻，但他并不十分担心，只是时常警告村里的人说：“别人身上割下来的肉，长不到自己身上去。”其实，这种警告大可不必，因为村里并没有人想要起来造他的反。

然而土地革命毕竟还是来到了石壁村。但是，如同中国的一切事物一样，运动开始时很缓慢。其来势并非像风驰电掣那般迅猛，它的到来也并不是以一声惊雷，伴随着锣鼓的喧闹、枪炮的鸣响以及震撼旷野的口号声来宣告的。

更确切地说，这场革命是由五个人带来的。他们既非八路军战士，也不是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是教员，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跑堂的，一个是店员，还有一个是农民。这五个人是霍县救国会派来帮助石壁村闹翻身的。

“翻身”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术语，初见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共产党的术语中，它的含意是：使每一个村子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推翻封建主义，建立民主政府，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翻身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斗地主分田地。

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很容易。只要你手中有枪杆子，大权在握，叫地主把地分给农民，不就得了？没那么轻松的事。石壁当时一无军队，二无民兵。八路军还在南边很远的地方，甚至游击队当时也转移到别处去了。地主王常盈仍然执掌着村里的大权，老百姓无不怕他。

霍县救国会工作组的组长名叫周玉川，年方三十一岁，出身于破落富农家庭。他率工作组进村以后，四处张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布告，宣布每个村子都有权选举自己的村干部，实行减租减息。随后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布告的内容。可是老乡听了半信半疑，一个个噤若寒蝉，一言不发，拔腿就走。

工作组又分头进行访贫问苦，可是接连几天没人敢同他们说话。只要工作组员走近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众人便一哄而散。有一、两个人在再三追问之下，才道出了他们对地主的恐惧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他们决定在村里挑选一个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进行秘密串连。

在周玉川和另一个工作组员合住的窑洞隔壁，住着佃户马臭子一家。马家的窑洞是马臭子在抗战前用妻子纺线挣得的六块大洋买来的。马臭子的妻子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马臭子经常到隔壁窑洞里和干部们挤一个炕睡。夜里他们三人常在一起聊天。

马臭子讲到他们家自清朝以来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佃户，全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日子，自家不曾有过一分地。每年的收成只有八石谷子，一半得给地主王常盈缴租子。眼看着妻子久病不愈，生命垂危，也没钱给她治病抓药。两年前他爹去世时，家里连口棺材也买不起，只好用草席裹了埋。现在他年已三十五岁，依然一贫如洗，看来永无出头之日了。“咱寻思大概是咱脑袋瓜太笨了。 ”

他往往用这句话来归纳他贫穷的根源。干部们就问他：“你穷是因为你脑袋瓜太笨，还是因为你爹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遗产呢？”

“对了，就是因为我爹啥也没有给我留下。”

“真是这样吗？”干部们又问道，“咱们来算算这笔帐。你每年给地主交四石粮食的租子，你们一家替地主种了六十年地，那就是二百四十石粮食。如果这些粮食不交给地主，那你的日子不就富裕了吗？所以说，你受穷是因为你叫地主剥削了。 ”

就这样他们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终于使马臭子懂得，他确实是受了地主的剥削。于是他说道：“那咱该怎么办呢？大伙儿都瞧不起咱。吃饭的时候，地主在屋里吃，咱只能端着碗站在外面吃。咱不行，别人也瞧不起咱。 ”

“可为啥会这样呢？”干部们说 ,“那是因为你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势。所以咱们要闹翻身，将来人人才能平等，谁也不会瞧不起谁。 ”马臭子也说，不推翻地主，穷人就别想过上好日子。但他对自己所讲的话，还是半信半疑。在言语与行动之间，仍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两千年的旧传统观念，依然沉重地压在马臭子以及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思想上。

半个月的时间内，干部们与马臭子进行过多次长谈，除了夜里经常聊天以外，光正式的谈话就有二十三次之多。他们也和村里其他农民交谈过，但表现最积极的还得数马臭子。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到，要发动中国农民起来革命是何等不容易。

最后，马臭子终于决定要参加“斗争”和“清算”了——这两个革命术语的意思是指斗争地主，与他算帐。但他内心多少还是有点胆怯。他对干部们说：“咱们干起来后，你们可千万不要走。”干部们向他保证说；“全村的受苦人不翻身，我们是不会走的。 ”

马臭子成了石壁革命的代表人物。然而要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斗争。工作组进村后第十六天的晚上，马臭子把三个知心好友带进了那间窑洞，其中包括李天享老汉。

干部们先请他们抽烟，然后对他们说，工作组进村来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的。干部们说道：“我们知道你们石壁的老乡们吃苦啦。我们自己也是受过压迫的苦庄稼人，所有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都是一家人。你们把受过的苦都讲出来，我们设法替你们清算。如果大伙儿今天晚上不想说，那也没啥，回去再好好想想，过个三、四天以后再来谈也行。 ”

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他们四人深受感动，便开始倾吐各自的苦水。有时四个人争先恐后地一齐讲起来。其中一个名叫刘广的二十岁青年讲到，王常盈如何逼迫他到日本人的劳工队里去干活，他不肯去，王家父子就把他吊在一口水井里，水一直淹到脖子那儿。当他被拉上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打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

一个名叫二宝的长工诉说了地主王常盈怎样强迫他把埋藏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最后轮到李天享讲述他的儿子是怎样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的。说到这里，四人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悲愤，失声痛哭起来。他们一直谈到深夜，最后得出了结论：现在到了报仇雪恨的时候了。他们在一起庄严宣誓：“不论是日本鬼子明天卷土重来也好，还是蒋介石的军队打过来也好，咱们下定决心要闹翻身，哪怕只能翻一天身，咱们也要干！”

会议结束时，大伙儿决定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斗争。第二天晚上，参加会议的群众就增加到十三人了。这个数字后来证明确是不吉祥的。在这次会议上，经过一番“诉苦”之后，大家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全村的诉苦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两个与会的农民提出，他们担心王常盈已经打听到了他们开会的情况，因为有个过去当过伪军的家伙知道这次会议，而这个家伙又是王常盈女儿的姘头。他们估计，恐怕王常盈现在已经掌握了情报。可是干部们对他们这种担忧并不十分在意，只劝慰大家不必过虑。

当天晚上，李天享一夜未归。他是个年迈的老人，从不在外边过夜，他的老伴为此非常焦虑。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老汉仍然没有回家，她几乎急疯了，逢人就打听，可是谁也不知道她丈夫的下落。人们最后见到李天享时，他刚开完会，正朝家走去。在他回家的途中，要经过一道临江的悬崖。究竟他是在黑夜里失足落崖了呢，还是错过了家门，走出了村子，谁也无法解开这个疑团。

直到第三天，有人到河边的磨坊磨面，突然感到水轮转动不太正常，仔细一查看，发现了李天享的尸体挂在水轮的辐条上。老汉的双手被反缚在身后，嘴里还塞着一团破布，看上去死去已非一日。

干部们把他的尸体从水轮上弄下来，抬到三官庙里。在中国有个古老的风俗，凡是被谋杀致死的人，尸体不能运回家，所以只好先把尸首存放在庙里，再派人去通知死者的妻子。他的妻子闻讯赶来，替她丈夫穿上白布寿衣，滴滴热泪洒落在死者的麻子脸上。最后她一头扑在丈夫身上，号啕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们看到这样凄惨的情景，内心无不感到十分悲痛。回家以后，他们私下互相告诫：“还是少开口为妙，弄不好下次就搞到咱们头上了。 ”

反革命势力先下手了。石壁村的革命斗争受到了很大挫折。

自从李天享被害以后，村子里人人自危，一个个又噤若寒蝉了。曾经参加那个第二次会议的人说道：“咱们还没有开始斗争地主，自己的人倒先被他们干掉了一个。 ”

这次谋杀案件也使干部们十分震惊，他们认识到自己也太麻痹了，对于群众反映的忧虑末充分予以重视。他们也估计到，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往他们开会的窑洞里扔手榴弹。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群众可能会对翻身运动完全丧失信心。他们决定要为死者举行追悼大会，通过这种活动重新发动群众。

三官庙前有一座戏台，逢年过节，村民们都要在这里演出带宗教色彩的戏剧。李天享的追悼会就在这里举行。戏台上悬挂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画像。画像两旁张贴着标语，上书：“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 ”

石壁村有一百来人参加了追悼大会，地主王常盈没有露面。县长专程赶来致悼词，并当众宣布：“政府决心要肃清一切暗杀活动，大伙儿应该继续闹翻身，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 ”

追悼大会整整开了四个小时。大会结束之后，接着又召开了一次讨论如何继续闹翻身的会议。只有六个农民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余的人谁也没有直接表示不敢参加，只是低声下气地找个借口说；“咱还有点事。”与会的六个人当即提出，由于李天享的被害，必须马上清算地主王常盈。五天以后，这六人又串连了三十来人到那间窑洞里参加会议。会上，他们一一诉说了在地主的压迫之下所受的苦难，一直谈到深夜。这时，有人提出；“说不定王常盈那小子想开溜。 ”

“干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抓起来！”好几个人齐声提议说。

经过一番讨论后，大伙儿涌出窑洞，朝着王常盈家冲去。这伙人带着一支步枪和三个手榴弹。

这支队伍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登上悬崖，设法从窑洞的上方翻进王家大院，另一部分人径直冲到王家大门口，使劲敲门，大声喝令王常盈出来开门。王常盈的妻子应声把门打开，推说她的男人不在家。没有人相信她的鬼话，人们冲进院里四处搜查，最后在一个柜子后面发现一条秘密地道。人们下到地道里，进入一间地窖，发现王常盈正缩作一团躲在那里，立即把他抓住关押起来。

王常盈的儿子却溜掉了，连夜逃到三十里外的霍县县城，在那一带，有几个村的地主网罗了一批土匪、伪军人员以及军阀阎锡山部队的兵痞，组织了一个“还乡团”。当群众得知王常盈的儿子潜逃以后，大家深感忧虑，他们说：“擒虎容易，放虎归山可就后患无穷了。”

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决心把对地主王常盈的斗争进行到底。当天，在村子南边离小河不远的一片开阔场地上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七、八十人在大会上控诉了王常盈的罪行。王常盈的老婆和女儿也在下面听着。

大会从早晨一直开到下午，控诉的群众历数了王常盈的罪状，如出卖抗日志士，抢劫老百姓的粮食，强迫群众加入劳工队等等。最后大家质问王常盈认不认罪。

“这些事，”他回答说，“说实在的可不是咱干的，那都是日本人叫干的。”这样的回答立即引起群情激愤，群众的怒吼声有如大海的怒涛，响彻原野。就连站在场外旁观的人们此时也不由得义愤填膺。

在这一片怒吼声中，“把他吊起来！”的呼喊，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声音。大会主席和到会的干部也无法制止，愤怒的群众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人群把王常盈层层围了起来。有人在一棵树上挂起一根粗绳，一部分人将绳的一端拴在王常盈腰上，另一部分人在绳子的另一端使劲一拽，就把王常盈吊在空中了。他的脑袋耷拉着，腰部与地面平行，双腿叉开，这副姿势恰似中国一句俗语所说的“鸭子浮水”。

义愤填膺的群众簇拥在吊在半空中的王常盈的四周，怒目而视，骂不绝口，有的还往他眼里吐唾沫，有的冲着他耳朵大骂。

王常盈被吊起来后，越来越感到难受，心里也愈加恐惧起来。最后终于忍受不住了，便叫道：“把我放下来，我认罪，我全招了。 ”

然而群众的愤恨却不是如此轻易就能平息的，他们以这样的喊叫作为回答；“再把他吊高点！再高点！再高点！”过了一会儿，群众稍稍解了点恨，几个比较有头脑的人说：“如果现在就让他死掉，咱们就没法对他进行清算了。”于是大家把王常盈放下来，让他喘口气。

这时，李天享的妻子走到王常盈身边，满腔悲愤地质问：“有人把俺男人给害死了，是不是你干的？”

王常盈的脸因他刚才被吊在树上而涨得通红，这时刷的一下变成土色了。他回答说：“不是我干的。 ”

“放老实点！”众人一齐喊道。“你老实交代便罢，要是不说实话，就把你再吊起来！”

“不，不是我干的。”话音未落，有人一拽绳子，又把他高高吊起来。这次吊时间比上次还长，王常盈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求道；“把我放下来，我交代。 ”他又是哭哭啼啼，又是长吁短叹地招供了他如何伙同他的儿子在李天享回家的路上截住了他，把他的双手捆绑起来，把头按进水里，直到把他呛死，然后把尸首扔进河里，满以为尸首会顺水漂走。

王常盈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爆发出阵阵怒吼。

“在抗战时，你就杀害了我们三个人。”刘广站出来说道，“那先不算，光眼下的罪孽用你的狗命也偿还不了！ ”人们又把王常盈给吊了起来。这时，有许多人高喊：“吊死他！吊死他！“另一些人叫道：“没那么便宜！得先让他尝尝咱们吃过的苦头！ ”

直到傍晚，才把王常盈放了下来，然后把他关进一间窑洞里，派人看守起来。大会刚一结束，就有二、三十人来到了地主家里，撵走了地主婆和她的女儿，在大门上贴了封条。这两个女人只好到邻村去投靠亲友。

当天晚上，工作组的五个干部和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们分头到村里四处了解群众的反应。有人拍手称快：“这叫做罪有应得，那小子坏透了！”也有人讲：“太便宜他了！他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深夜，在一家大院里召开了积极分子大会，与会群众达一百二十人之多。

会上，干部们问大家“怎么样，干得带劲吗！ ”人们异口同声回答：“痛快极了！ ”可是究竟如何处置王常盈，一时还决定不下来。会上有一半人赞成把他打死。也有个别人说：“可他是上了岁数的人了。”有一部分人还没有拿定主意。也有人提议，应该把王常盈的管家、富农石平华也抓来同地主一块斗。但这条建议最终还是被否决了。人们说：“吃西瓜拣大个的，先拿大头开刀！ ”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王常盈杀了人必须偿命。但如何处死他呢？是把他送到区里去判刑呢，还是由群众就地结果了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有人说；“如果把他送交军事法庭以汉奸治罪，给他一颗子弹也未免太便宜他了。咱门不如来个先斩后奏。 ”

“那谁敢下手？”有人问道。

这一问使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我敢！我敢！他用刺刀捅死了咱们的民兵，咱们就不能照样整治他？！ ”

三天以后，全村的人提前吃了早饭，天刚亮，人们就开始涌向村子南边的广场，当天将要在那里处死王常盈。人群中有男有女，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有的手拿镰刀、锄头，有的肩扛大刀、长矛，总共大约有七百来人。干部们写的有关王常盈罪状的布告，挂在树上随风飘动。

一条罪状是：“汉奸王常盈曾杀害我民兵三名以及积极分子一名。 ”

另一条罪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法地主王常盈曾榨取群众大量钱粮。 ”

第三条罪状是：“王常盈肆意摊派苛捐杂税，鱼肉乡里。 ”

王常盈在三个民兵的押送下被带进了会场，顿时群情激愤，人声鼎沸。人们把面如土色、浑身发抖的王常盈反绑在一棵柳树上。王常盈偷偷瞥了一眼到会的群众，马上又把头低了下去。

此时人们心中又泛起一阵疑虑。他们不敢相信，世代的仇敌今天果真在他们面前束手待毙；他们不敢相信，今天王常盈就要像一只绵羊似的听任他们宰割。

只见马臭子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大家面前说：“大伙儿听我说，咱们报仇伸冤的时候到了。”他的声音微微有点颤抖。“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咱们该怎样讨还血债呢？咱们要他偿命！”说完，他转过身去狠狠地给了王常盈一记耳光。这一记响亮的耳光有如晨空爆出震耳的枪声，立刻引起了人群骚动。地主听到人声朝他逼近，慌忙抬起头来。离他最近的人看到他嘴唇蠕动了几下，听见他说；“让我讲两句，就两句话！”站在他身旁的一个人喊道：“少废话！”一边喊一边用锄扒开王常盈的衣服，从胸前一直撕到下身。

王常盈凄厉地尖叫了一声，无可奈何地垂下了脑袋。人群向他猛扑过去，满腔的怒火使他们脸色铁青，双目溜圆。一个身高体壮的农民举起一把杀猪用的尖刀，一刀扎进了王常盈的心窝。王常盈挣扎了几下(那棵柳树也随着晃动起来)，就瘫软了。那个大汉又按二连三地扎了他好几刀。

地主王常盈很快就一命呜呼了，然而群众还不解恨。狂怒的群众的呼喊声响彻原野：“不能让他死了就没事了！ ”“先让他暴尸几天再说！ ”“至少也要暴尸三天才许入土！ ”但这种狂怒情绪终于渐渐平息下来。后来大家冷静一想，尸首放在露天会腐烂发臭，不如让王常盈的妻女来收尸。

当天傍晚，地主婆和她的女儿雇了一辆大车，来到王常盈尸首停放的地方。两个女人也不敢哭，一声不响地把尸首装上大车运走了。村里没有什么人注意她们的行踪，人们也不再议论了，大约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了。地主已经被斗倒了。

石壁村终于翻了身。

石壁村的群众斗倒地主王常盈之后，接着对其财产进行了清算。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叫做分“斗争果实”。

大伙儿推举了一位能写会算的人，把凡是要分的财物都列出清单，其中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家具、粮食、棉花、布匹等等。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开始时并非人人都感到满意，后来通过多次开会协商，土地的分配基本上做到了皆大欢喜。每人平均分得四亩水浇地，这确实不算多，但与过去相比，对那些贫苦的农民来说，这已经相当可观丁。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那些苦大仇深的贫穷户，所分得的土地就稍多一些。此外，对那四位被地主杀害的农民的家属给予了适当的照顾，每户多分了三亩来地。

马臭子原来只种一亩薄地，现在共分得了近十亩地。当这十亩地分到手后，他备了点酒菜，请来亲朋好友、工作组的干部以及其他一些为石壁村的翻身出过力的乡亲们，到他家作客，共享翻身的喜说。这以后他每天都要到自己地里去转转。秋天农忙时，他更是整日整日地在地里忙着锄草耪地，翻耕耙犁。

刘广再也不用担心被地主吊下水井里了。他分到一间新房。他的妻子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忙着洒扫庭院。从那个破窑洞搬进这间新房后，她心里真有说不完的高兴。

村里还发生了几件奇事，至于读者信与不信，那只好听便了。有个年迈的老汉，因早先向地主借了四分铜钱的债还不起，被王常盈照耳朵打了一拳，从此这只耳朵就聋了。在翻身运动中，他分到了四亩地，心里乐开了花。有一天，他对儿子说：“过去咱是因为受地主欺负才聋的。如今咱心里头高兴，耳朵也不聋了。“他抬头望了一眼墙上挂的神像，气恼地说：“咱供了你多少年，可是你没给咱带来一点好处，现在统统结咱滚蛋吧！”一边说一边把神像撕下来扔进了粪坑里。

斗倒地主以后，工作组的干部又在村里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从一百五十五名会员中(其中妇女会员三十人)，选出了若干名村干部。选举那天成了一个大喜的节日。在这一带山区，多年未见过这样的盛况了。邻村的人也来了，人人兴高采烈。大家就如何进行选举的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所有的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选举，其中多半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如果采取举手通过的方式，难免会减弱这首次选举的庄严气氛，而且不是秘密投票。最后决定采取往碗里投放豆子的方式进行选举。结果有五人当选，其中有马臭子、刘广和二宝。参加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几个人，除了遇害牺牲了的李天享之外，都当选了。

此后不久，军阀阎锡山操纵的地主武装“还乡团”在太岳山区的活动日渐猖獗。在石壁村一带，“还乡团”主要是由一些逃亡地主及其狗腿子组成的。有时他们还伙同阎锡山军队，对翻身后的村子进行袭击骚扰。不久，“还乡团”打到了石壁村附近离石壁村六、七里外的桥北村，有一户叫唐济元的地主，土改时农民分了他家的地，他和兄弟一道逃亡到阎锡山盘踞的地区，加入了“还乡团”。他的妻子依旧留在村里。有一天，这个地主婆得知村长、农会主席和民兵队长在村公所开会研究税收问题，马上溜出村子找到她丈夫报信。

这三位干部开完会时，已经是深夜了，他们当晚就睡在村公所里。半夜里，唐济元两兄弟带领着五十多名匪军闯进衬里，把这三位干部用刺刀给捅死了。然后又把村里的粮食洗劫一空，直到拂晓时分才扬长而去。

石壁村的群众得悉邻村遭到“还乡团”袭击的消息后，立即开会商讨应变措施。一位村干部说，“敌人就在附近，咱们不能离开村子。他们村的几位干部之所以遇害，是因为他们没有布置岗哨。咱们应该派人在村口放哨，干部们应住到安全的地方。 ”

村里现存的武器只有一支步枪，农民协会决定拔出四十石麦子到附近游击队办的兵工厂购买九支步枪和一批手榴弹。采取上述预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王常盈的儿子并未忘记杀父之仇，他潜伏在石壁村附近蠢蠢欲动，伺机报复。大家都估计到他是要回来的。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们干了一件冒险的事，而且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还有一些更胆小怕事的人，普遍怀有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凡是动过王常盈财物的人，难免有一天会死在王常盈儿子手里。

村子里一时流言四起，人心浮动，说什么王常盈的儿子有一天半夜里溜回了村，与几个被他收买的人进行密谈。一天晚上，有人看见一个貌似地主儿子的人站在一家大门口，不由得惊叫起来。群众闻声纷纷从家里冲出来。那个家伙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大伙儿紧跟在后面追赶，一气追出十里开外，结果还是让他给溜掉了。人们垂头丧气地回到村里，从此更加担惊受怕。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王常盈的儿子果然率领了一百多名武装匪徒回到了石壁村。在他们未进村前，被村外放哨的民兵发现了，马上回村报告了敌情，顿时在村里引起了一阵骚动。人们急忙收拾好随身细软，撤进了村后的深山里，并把所有的骡马牲口连夜牵走了。甚至那些并未参加过斗争地主的人家，也带上粮食跟着大伙儿一起离开了村子。干部们手中的武器寥寥无几，难以抵御上百名的敌人，只好随群众一道撤退到山里。最后，全村人畜统统撤离一空。

王常盈的儿子进了村，发现整个村子空空荡荡。想报杀父之仇，可是连个人影也找不着；要抢劫财物，更是连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没剩下。恼恨之下，他放起一把火将村里所有的房子都点着了。并把那些无法烧毁的窑洞的门窗拆下来，把窑洞内的家具搬出来，统统付之一炬。

石壁村的群众默默地遥望着自己的家园被熊熊的烈火吞噬，偶而发出几声诅咒，同时暗自庆幸。“幸亏咱们有人放哨，要不，这下可就全完了。”地主的儿子和他带来的一帮匪军直到天明才离去。没等他们走远，群众就迫不急待地朝村里奔去，一进村马上担土挑水，设法扑灭仍在燃烧的火焰。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一家一家地逐渐熄灭了。人们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号。那些住房完全被烧毁的人家，就暂时寄宿在左邻右舍。当天夜里，县里来的五位干部单独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作出决定，今后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场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翻身运动的范围，俨然是一场战争了。

在此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石壁村附近几个村子里，就有十一人惨遭“还乡团”的毒手。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尚无法调动八路军正规部队前来增援，同时地方游击队也转移到南边去了，县政府即向各村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自行组织民兵，在村内外加派岗哨。同时，县政府还从各村抽调了一百来人，组成一支县武装大队，直属县政府指挥。

在这支武装力量的保护下，各村逐渐恢复了安宁。石壁村的翻身运动又继续开展起来。赋税减轻了，征收公粮由群众自报公议。村里的群众还推选了马英海担任新的村长。马英海是位四十岁上下的贫苦农民，过去贫无立锥之地，直到土改时才分得了九亩地。曾经被地主吊下井里的刘广，当上了村里的民兵队长。他的妻子也加入了妇女会。

妇女的地位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不论白天黑夜，她们是不许参加任何会议的，天黑以后根本不许出门。而现在，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她们都能和男人们一起参加各种会议。但生儿育女还是个问题，或许翻身运动也能帮助她们解决这个难题。人们开始破除迷信，再也不去拜菩萨求狐仙，再也不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了。庙宇尚在，但已无人烧香了。人们说：“菩萨没有给咱们带来一点好处，可八路军给咱们带来的好处说也说不完。”那些逃亡的小地主也返回家园了。现在，他们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自食其力。

在地主王常盈家的大院里，现在办了一所学校。过去地主用来盘剥农民血汗的磨坊，现在已成了集体的财产，本村的群众去碾米磨面不取分文，对外村的用户收费也很低廉。这笔收入就作为农民协会的经费。

第三十一节暗杀投毒美人计

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在解放区各地普遍展开了。它有如滚滚的洪流，奔腾向前，漫溢四方，直达蒋管区的边界。它使地主老财们望而生畏，闻风丧胆。为了捞取救命稻草，各地土豪纷纷改变策略，争相披上开明绅士的外衣。他们不再公开地反对农民组织了，而在暗地里，却多方策划组织由他们一手操纵的农民团体。他们网罗村里的地痞流氓，拼凑五花入门的农民协会，妄图以此来控制农民群众，逃避清算。当县里的干部下来视察时，看到村里各种农民组织应有尽有，于是向大家祝贺一番便告辞而去。可是农民群众看到，过去欺压他们的人现在依旧骑在他们头上，心里就凉了半截，感到十分愤懑和疑惧。

在河北省有个名叫灰菜峪的村子。有一天，一个农民回家对妻子说：“咱们决不能再让地主欺压咱们了！ ”他妻子回答说：“要说欺压咱也受惯了，咱们拙嘴笨舌的，哪里比得上人家财主能说会道。 ”她的话反映了当时许多农民的思想状况。翻身运动又一次陷入低潮。下乡的干部们再也看不到往日种热火朝天的情景了。农民群众为了获得土地而奋起斗争，可是似乎他们斗来斗去还是摆脱不了地主的控制。更有甚者，地主的这种主宰一切的权力，恰恰就是由农民群众自己组织的协会来维护的。这种状况使贫苦的农民群众感到茫然。此时此刻，他们需要干部们加以引导。

在山东省平阴县境内有个村子，村长名叫王毛品，是个形容枯槁的大烟鬼，过去靠在集市上摆赌摊为生。当村里的农民群众显露出反抗情绪时，地主把王毛品找去，面授机宜，许诺给他十五亩地酬劳。一夜之间，这个赌棍拼凑了一个农会和一个雇农团，自己摇身一变，成了这两个团体的主席，后来又成了一村之长。县救国会派来的干部进村后，看到村里应有的各种民主机构似乎都已建立。在地主的授意下，王毛品形影不离地跟在这个干部屁股后面，大献殷勤，同时又威胁群众说：“谁敢提清算二字，就打断他的腿！ ”

一天夜里，那个干部在一间茅屋里秘密会见了七个农民。王毛品得知后，操起长矛破门而入，厉声责问那几个农民：“你们在这儿干啥？”可是他看到县干部在场，不便进一步发作，只是紧握长矛，恶狠狠地瞪着那几个农民。在座的几个农民慌忙起身，一个个溜走了。县干部随着王毛品来到屋外，几个手持长矛的大汉一拥而上。“咱们是保护您的，”王毛品连忙解释说，一面又劝这个干部尽早撤走。第二天，这位干部不仅没有撤走，反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当众把王毛品训斥了一顿。到会的群众都禁不住开心地笑了，可是谁也不敢说什么。

县干部在会上的强硬讲话，使那个地主惊恐不安，便在当晚逃跑了。临走之前，他对王毛品交代说：“看来清算是难免了，不过你要给咱留点面子，设法应付过去。”地主逃跑后，王毛品去找县干部说，“您瞧，咱可是一个心眼为您效劳。咱来向您报告，地主他跑了。”“你为什么把他放跑了？”干部质问他。

“没啥关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兔子跑了窝还在。只管清算他的土地不就得了？”王毛品吆喝了二十来人，在地主家的大门上贴了封条，把地主宅院看守起来。然后对大伙儿说：“地主有一千多亩庄稼，咱们全给他收了！”同时，他假意派人去抓地主，派去的人却给地主通风报信。县干部被他胡弄得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村长当着众人的面装出一副与地主势不两立的样子，实际上处处都在维护地主的利益。

县干部提议把地主的粮食拿出三万斤分给受过地主剥削的农民。王毛品却说：“不成，得拿出十万斤，还得分他的房子。”可是暗地里他又对大伙儿说：“行了，这就满够了，就到此为止吧！”然而县干部继续发动群众，坚决表示：“地是一定要分的，等地主回来咱们再好好跟他算算帐。”

与此同时，村里对村长进行了改选。这个赌棍被罢免后，给地主捎信说：“眼下咱不能为您效劳了。”后来，地主得悉群众担保不杀他，于是决定回村去。有许多死于饥饿的雇农的亲属在村口等着他，他一到就被抓住痛打了一顿。他浑身哆哆嗦嗦，被押送到诉苦大会的会场。在会上，一个农民控诉了地主和他的狗腿子王毛品如何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关进一间土牢里，剥光衣服用鞭子抽打。说到这里，王毛品站起来揭发了地主干的其它许多坏事。地主没想到跟了他多年的狗腿子竟然也背叛了他，感到很狼狈，转身对王毛品说道，“今天咱才知道你是个啥东西！”说完就跪倒在地上，连连向周围的人叩头求饶。群众饶了他一条狗命。

就这样，一村又一村，一桩又一桩，地主的阴谋一一被戳穿了。农民群众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把窃踞村中要职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全罢免了。斗争中，贫雇农的信心迅速增强。在清算运动最初的几个月里，某些农民就没收地主财产的问题曾经同地主讨价还价。地主说：“眼下你护着咱，将来国民党来了咱也护着你。”农民说：“现在你把土地交出来，国民党来了再还给你。”而现在，除了拉锯战地区以外这种情况没有了，运动一步比一步更加激烈。

国民党方面大肆攻击土改如何如何野蛮。一位外国记者去了一趟山东蒋管区，听到某些逃亡地主诉说的所谓土改中的暴行，于是评论说：“正如太平天国的结局一样，这次革命也将因其实行恐怖政策而归于失败。”不幸这位记者并未言中，这次革命在敌人的一片哀鸣声中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还有一位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记者宣称，所谓土改运动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说法纯属虚构的神话。然而正是这一神话在改变着整个华北的社会现状，广大农民群众不惜流血牺牲，使这一神话变为现实。不久以后，新当选的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将军在南京宣布：“我们一定要实施耕者有其田之国策！ ”而在这一宣布之前，国民党方面却众口一词地攻击土改如何残暴。

这时，农民群众还要应付另一种威胁。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得悉土地改革在农民群众内部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后，不断派人潜入解放区，企图煽动暴乱。可是他们来得太晚了。土改运动已在华北地区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形势已基本上稳定。国民党特务看到他们无法煽动暴乱，甚至连类似共产党经常在国民党统治区鼓动的学生罢课游行那样的公开抗议行动也煽动不起来，于是采取其他手法进行破坏，诸如搞暗杀、投毒、派遣伪装成进步学生的特务以及施展美人计等等。

暗杀任务是由臭名昭著的“中统”、“军统”以及地方特务机关执行的。我在解放区时，济宁市侦获了一起重大案件。国民党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派来多达八批的暗杀行动小组。在此期间，计有十一人遇刺受伤。但据我所知，无一人死亡。

特务人员携带密写在绸子上的证件、美制手枪以及作为活动经费的金条，通常伪装成商人混过封锁线。其中有一个小组，在两名毕业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设在河南省的战时训练学校的头目的率领下，潜入济宁市后藏身于一家妓院里，图谋以此为掩护，刺杀八路军的一位纵队司令员杨勇将军。第一次他们在剧场里行刺，但未击中，刺客趁着混乱之机溜掉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再次在剧场行刺，仍未击中杨将军，却打伤了几名观众。凶手最后被抓获归案。

最初，蒋介石派遣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目标都集中在八路军的指挥员身上。但暗杀军事长官很难得手，尤其是当他们和部队在一起时。于是这些特务就采取与地主、特别是那些曾当过汉奸的地主勾结的办法。

下面我略举一例。在河间镇有个曾经当过伪军营长的姓钟的人，手下还有几个旧部。当八路军进驻河间后，这帮人表示愿意悔改自新，所以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距河间三十里外的国民党驻军早已看中了这帮人，视之为搞特务活动的理想人选，于是就派遣了两名特务潜入河间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劝诱他们在当地设立情报站，向河北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情报。

姓钟的那个家伙的母亲是当地的一个巫婆，专靠跳神弄鬼、卜卦算命、行巫医骗人钱财，在山区迷信的妇女当中颇有影响。在她儿子的唆使下，她搞了一个名曰“共信会”的迷信组织，专门教唆妇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勾引男人。她用这种手段招引了不少男女信徒到她家里鬼混。寻欢作乐一番之后，便摆上香棠，装出一副鬼神附体、失魂落魄的样子，口中念念有词：“中央军要来，共军要走，此乃天意，天意已定，人不可违。蒋介石要坐天下。 ”散布了这一套“变天”的鬼话后，她又说：“谁要是加入共信会，就能消灾保命，这也是天意。 ”她还在家里挑动人们对八路军大肆辱骂。如果有人还是不愿入会，她就威胁说：“你可说过八路军的坏话，咱要去告你！ ”就是靠这种办法，她逐渐搜罗了一批门徒，特别是某些妇女还有另一个把柄握在她手里，就是她们曾经在她家里与男人乱搞过。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后来他们把聚会的地点改在彭老婆子家中。这个彭老婆子也曾有过一段人皆可夫的风流艳史，她的姘头有前伪军官兵，也有参加“共信会”聚会的登徒子。后来她觉得像自己这样年纪的人已不适宜再干这种勾当，于是就教唆她的女儿和儿媳妇杏花接客，让她们着重勾引干部。

后来，政府成立了妇女会，还举办了妇女夜校，杏花也加入了妇女会，并经常去夜校学习。她听说八路军提倡男女平等，认真地反省了一下自己的荒唐行为，认识到不该参与她婆婆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她还不敢马上就去找干部揭发交代，只是对婆婆带到家里来的嫖客越来越冷淡了。那些暗藏的特务很快发觉她态度有了变化，担心她会去揭发。

一天晚上，彭老婆子把那个姓钟的和另一个特务带进他媳妇的房里，自己守在门外把风。这两个特务一进屋就用手卡住已经入睡的杏花的喉咙，杏花挣扎着叫了一声：“娘！”她婆婆在门外无动于衷。这两个家伙把一团棉花塞进杏花嘴里，使她再也喊不出声来，很快把她掐死，分尸数段，把人头藏到邻家的柴草房里，内脏扔进郭家的粪坑里，把身躯埋在村外树林里。

彭老婆子又四处放风，说杏花跟一个八路军战士私奔了，企图以此来平息人们对杏花突然失踪的议论。渐渐地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直到有一天，邻家长工打扫柴草房时发现了头颅。当时正赶上杏花的长兄从外地回来，他从脸上的一道伤疤认出是自己的妹妹。邻居们回忆起杏花在失踪前曾跟她婆婆发生过口角，于是断定他婆婆与这件谋杀案有关。当地政府立即派人严密监视这个老婆子的行动。最初，政府的调查人员以为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件。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贴在农会布告牌上的民兵名单不翼而飞，这才感到有些蹊跷。不久，偷揭名单的人被抓获，供出那个姓钟的指使他去暗杀民兵队长，许诺事成之后给予重赏。

姓钟的被逮捕后，进一步确定了他和那几个国民党特务与谋杀杏花案件的关系。但这个家伙什么也不肯招认。接着彭老婆子一家也被逮捕归案。

破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全镇，镇公所门外一下子聚集了上万人。干部们一再劝导群众离去，可是众怒难以平息，人们强烈要求把那几个国民党特务和彭老婆子一家钉在墙上示众。有几个人跑到一家木匠铺里取来铁钉，当场散发给群众。干部们费尽唇舌才把群众劝走。彭老婆子家的一个丫头看到这种群情激愤的场面，心里十分惊恐，便对干部说； “咱把所知道的事全说出来，可你们得答应咱，以后咱再也不当使唤丫头。”杏花遇害的当晚，她曾听见惨叫声。经她一交代，整个案情水落石出。政府召开了有两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谋杀杏花的首犯，那个国民党特务被判处死刑枪毙了。至于其他从犯是如何处置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当我离开河间时，尚未对他们作出判决。

由于采用暗杀的手段风险太大，国民党特务就改用投毒这种比较安全一些的手段在解放区制造混乱，动摇人心。

我曾路过一个位于游击区的村子，由于有人在粮仓的面粉里下毒药，致使二十八名民兵中毒死亡。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地区，据当地政府统计，先后有三百五十人中毒，其中五十三人死亡。在土改期间，坏人常往水井里投放毒药，企图以此来威胁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在河南游击区，我曾遇到过一个从婆家逃跑出来的小媳妇，说她婆婆对清算斗争心怀不满，就在水并里投放毒药。在其他许多地方，我发现群众对特务投毒恨之入骨。他们对国民党特务和蒋介石痛恨之深，甚至超过了对地主的仇恨。毒药所产生的这种政治效果，是它的使用者所没有料想到的。

国民党除采取上述手段瓦解解放区民心之外，还派遣了不少特务混入知识分子和非党干部中进行策反活动。这类特务大多是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失业知识分子和贫苦学生。因为他们家住国民党统治区，所以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为将他们派遣到解放区去是万无一失的。可是他们耳濡目染了解放区的情况，受到感化，不少人向边区政府投案自首。

我曾结识过其中一位青年，至于他姓甚名谁，在此我自然不便透露。他是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沈阳长大的。抗日战争激发了他的爱国之心。一九四二年，他设法搞到一张通行证，逃亡关内，几经周折总算到了蒋管区。不料刚进潼关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一听他慷慨激昂破口大骂日本鬼子，这帮混帐特务就以为他一定是个共产党员，便将他押送到西安的一所政治反省院。他在那里接受了五个月的集训后，被塞进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蒋介石为加强对中国青年的控制而设立的一个法西斯组织。此后，他又被送进戴笠主办的特务训练营受训。戴笠是当时蒋介石各种特务机关的总头目。受训完毕后，把他编入特务便衣大队，并指令他阅读大量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还替他伪造了一份自传，让他模仿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书写日记，然后派他夹杂在一批从蒋管区逃亡出来的学生队伍中，混进了晋冀鲁豫边区。边区当局将他送进军政大学学习。一九四七年，军政大学学员被派下乡帮助搞土改。土改斗争使这个青年受到深刻的教育，回校后他就向校长坦白交代了他的真实身份。学校领导不仅未惩处他，而且还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并设法替他保密，不让这件事在学员中扩散。

国民党特务机关意识到，要想搞垮八路军，光靠金钱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他们了解到八路军官兵大多是单身汉，于是以为施用美人计或许能够奏效。

由于在日本投降后，有许多过去与敌伪人员有关系的女人或地主的女儿，都想要和八路军的指战员攀上姻缘，因此，正如驻防德国的美军司令部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八路军领导机关对军人的婚姻严格审查，未经批准，不许结婚。这样一来，混入解放区的女特务要想公开地与八路军的干部或战士结婚就相当困难了。于是她们就采取了暗中勾引的方式。然而对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军人，这种方式一般难以奏效，但在游击区，也偶有成功的时候。

八路军第十旅有一个文书名叫何志川，他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参的军，一九四七年夏天在山西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由于他所在的部队当时还要继续向前挺进，同志们就把他安置在一位老乡家里养伤。有一天，当他在孝武村外的公路上散步时，一位年轻的妇女主动走过去和他攀谈。她留着一头短发，而且还是一双“解放脚”。她自我介绍说，她是从一百多里以外的邻县来的，到此地寻找她的丈夫，他是八路军的一位副连长。可是至今也没有找到他，有人说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也有人说他在作战时失踪了。眼下盘缠也用光了，正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里，不禁失声痛哭。何文书即答应想办法送她回家，并把她带到村公所，由村干部安置在一位老乡家里先住下来。

自那以后，何文书经常去看望她。她一见他的面就哭哭啼啼，说她丈夫肯定是牺牲了，她宁愿留在部队上，说什么也不回老家了，家乡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何文书看到到个妇女有文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罕见的，渐渐地对她产生了感情。她也表示钟情于他，进而提出要和他结婚。但何文书拒绝了，并对她说：“等你丈夫牺牲的消息证实以后，还要经过上级批准，咱俩才能结婚。 ”然而这位多情的女子纠缠不休，说爱情高于一切。

一天下午，她对何文书说，“我知道我的丈夫确实牺牲了，家里穷得实在过不下去，我总得找个主啊。你还不明白我的情意？婚姻大事可比革命重要得多啊！ ”何文书一听不对头，开始产生了怀疑。他决定调查一下她的家庭情况，但表面上却装出处处都迎合她的意愿的样子。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她对他说：“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不能跟我结婚的。我有个叔叔在稷山当城防司令(稷山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如果你脱离八路军，我叔叔就委任你当连长。”何文书听到这儿，断定这女的是特务无疑，马上把她送到区公所。在那里她很快就供认了：她以前讲的那些事全是编造的。原来她是受过国民党特务机关训练的一批女中学生之一，专门派到解放区来勾引共产党的军政干部。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事例，须知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是个半警察国家，在那样的社会里，流氓黑帮、秘密警察以及特工人员横行无忌，甚至可以肆意污辱妇女，即使那些有教养有文化的大家闺秀也难以幸免。抗战期间，在一次中国人为招待美国空军驾驶员而举行的宴会上，我邂逅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后来我们成了知己的好友。她告诉我，她曾被一个蒋介石的高级特工人员强奸。那个家伙不顾她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专家的反对，硬逼她嫁给他。在举行婚礼的那天，蒋介石送给她五千元贺仪，她本想拒绝，可是她丈夫非要她收下不可。自那以后，她经常被迫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及其手下的一群狐朋狗党鬼混。我对这个女子的不幸遭遇无限同情，而当她恳求我把她藏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上，帮助她逃离她的丈夫及其党羽时，我因自己的无能为力更感到莫名的羞愧。我所遇到的类似事情，远远不止于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许多男女青年沦入了中国盖世太保的魔窟，难有逃遁之望。上海滩上的社会渣滓，迄今仍在蒋介石的政府中身居要职。几年以前，当我在一家美国通讯社驻华分社工作时，有一个上海瘪三出身的包打听之类的小特务，经常闯入我们的办公室，检查我们的稿件，并对我们的中国雇员滥施淫威。在抗战期间，这个家伙与几个美国军官拉扯上了一点关系，就凭借着这点关系，再加上他会讲几句英语，很快青云直上，成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要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七年，在上海美国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身着笔挺的上校军服，正与几位美国官员在一起谈笑风生。他与我多年未见，这次一见面就趾高气场地炫耀自己。他用脚跺了跺美国俱乐部的地板说：“这儿是老子的天下。从苏州河到南市，从外滩到麦德赫斯特路，统统都归老子管。 ”的确如此，那些被逮捕而落入他的魔掌的男男女女都可以为此作证。

现在言归正传。国民党在共产党后方搞的这些特务活动，往往都以惨败而告终。由于共军在前线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国民党特务慑于形势不敢露头。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由贫雇农带头，不顾地主富农的威胁，更加大胆地奋起斗争。到一九四七年冬，除游击区以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村子都建立了农会和清算委员会。甚至中农也参加了清算地主的斗争，富农也与地主越来越疏远了。

地主在节节败退之后，惶然四顾，只见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绝望之中，他们拿出自己的妻女作为最后的法宝，妄图通过她们勾引农民积极分子，以缓和清算斗争的势头。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以至成为土改运动的一大特点，甚至一直延续到今日。不论妻、妾、千金，还是侄女、外甥女，统统都被地主当作了为争夺土地而战的武器。

在邯郸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名叫王臣德的佃农，向以勤恳忠厚著称，也是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村里的地主曾企图用金钱收买他，想阻止他参加翻身运动，但遭到王臣德的拒绝。地主又威胁他说，“国军打过来时，咱可不会替你说话。”王臣德依然毫不动摇。地主见硬的不成，就来软的，甜言蜜语道：“过去咱亏待了你，凡是该你的，现在咱都还给你，咱俩私下把帐算清不就得了？”王臣德仍然不为所动。

地主实在无计可施了，就叫来他的侄女，对她说：“也只好委屈你嫁给王臣德了。 ”他唆使侄女与王臣德睡觉，说什么，“只要他跟你睡了觉，木已成舟，不娶你也不行。 ”可是王臣德懂得，如果他依了地主，清算运动就搞不下去了，于是就拒绝了这桩婚事。

地主害怕王臣德揭发他，就派了几个狗腿子把王臣德绑架了。因为王臣德是村里领导清算运动的积极分子，人们又风闻地主替他侄女说媒的事，大家马上就怀疑到地主是这次绑架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时大家又在村里四处进行搜查，终于在一所茅房里找到了王臣德。只见他手脚被捆绑着，嘴里塞着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了。人们立刻冲进地主家，把地主给抓了起来。

在平汉铁路线上有一个名叫高央的村子。有一次，村里的地主分别给农会的主席和民兵指导员各送了一万元的礼。几天以后，他故意叫他的老婆到村公所去揭发，“俺男人可不是个好东西，他想要收买你们。”她就这样装出一副非常“开明”的样子，极力接近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她今天跟这个干部睡觉，明天又与另一个农会委员鬼混，弄得干部之间互相争风吃醋，无法议事，清算运动也搞不下去了。

武城县有一个地主名叫李春林，家中有一妻和一个十八岁的闺女。面对着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的浪潮，他感到束手无策，于是逼着闺女去勾引一个农民运动中的雇农骨干分子。一天，他把这个雇农请到家里吃饭。他和他老婆在一张大桌上吃，让这个雇农和他闺女在下面一张小桌上吃。过了几天，他又让这个雇农和他闺女在另一间屋里吃。不到半个月，这个雇农就和地主的女儿睡在一起了。

一天晚上，地主女儿偎在这个雇农的怀里说：“眼下你要的东西都有了，你就别再干雇农团主席了。往后也别再搞啥斗争了，你缺啥只管向俺要好了。”这个雇农听进了她的话，渐渐地对农民运动不感兴趣了。在干部会上，一当有人提出要干某件事时，他就说：“算了吧！咱们现在有吃有穿了，还斗个啥呀？”

其他的贫雇农对他起了疑心，开始注意他的行踪，发现他跟地主打得火热。他们就质问他：“你为啥近来工作不积极，却去跟李春林打得火热？为啥你过去连话都不敢对他闺女说，现在倒好，跟她勾勾搭搭起来了？你过去受尽地主压迫，现在忘本啦？”

在多方面的压力之下，这个雇农终于承认了他同地主的闺女睡过觉。雇农团立即把地主的闺女叫来。“你为啥跟我们的同志睡觉？”大家质问她。“那是俺爹逼着俺干的。”她回答说。大伙儿一听，不由得喊道：“咱们可不能上地主的当！决不能让地主拿钱收买咱们！决不让地主拿娘们拉咱们下水！ ”

在中国，每个村子里通常总有个把浪荡女人，大多是有夫之妇，为了淫乐或是为了钱财在村里乱搞男女关系。这种女人被称为“破鞋”。可想而知，她们往往是一村之中最妖艳的女人。我曾遇见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名叫三花。关于她的风流艳史，我曾听说过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村里有个名叫卢慕安的地主，有一天，他对三花说，只要她设法败坏农会主席的名誉，他答应给她五千元钱作为报偿。她后来告诉我说，因为当时她太穷了，“思想”也不好，所以就同意了。她找了个机会对那位农会主席说，她有要事请他到她家里去帮助解决。他应邀而至。三花备了点酒，还下了点面条款待他。饭后她又挽留他在她家过夜。盛情难却，于是他欣然爬上了她的热坑。云雨方罢，三花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大喊大叫起来；“农会主席强奸人哪！ ”她一路喊到村公所去告状。第二天，村干部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会上，由农会主席与她当面对质，三花招架不住了，不得不供认了地主如何收买她去拉农会主席下水。尽管尚未构成强奸罪，但这位农会主席还是被群众罢免了。就他干的这些丑事，已足以使他在群众中名誉扫地了。据三花自称，那五千元的赏金她也未捞到手。

地主还利用自己的小老婆来败坏地方干部(即在村公所任职的当地农民)的名誉。王村一个地主的小老婆有一次把一个雇农骗到她家的厨房里，急忙脱下自己的裤子，放开嗓子大叫有人要强奸她。地主应声而出，一直把这个雇农拽进村里召开的大会的会场里。就如同许多这类事件一样，最后，地主的诡计被戳穿了。

地主们妄图牺牲自己女眷的肉体来阻挡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奔腾向前，这种卑劣的手段是他们的垂死挣扎。甚至他们的家庭成员也起来反抗他们了。在豫北的一个村子里，当农民群众开始组织起来闹翻身时，地主为了防备有人来伤害他，逼着他的儿媳妇站在房顶上望风把哨，不管天晴下雨，天天如此。后来，眼见农民群众的力量愈来愈壮大，这个地主就扔下妻子和儿媳妇，只身潜逃了。几个星期后，八路军开进来，农会号召大家把所有的武器都献出来，准备组织民兵。当一个农民来到地主家里征收武器时，地主矢口否认她家里藏有武器。地主的儿媳妇早就恨透了地主公婆，立即站出来当面揭发地主婆说：“哼，你敢说没有！”一边说一边按倒她婆婆，扒下她的裤子，从她两腿之间抽出来一支手枪，交给那位感到十分惊讶的农民。地主力量的最后庇护所，竟在女人的胯下。

在解放区各地，所有的地主豪绅都是在经过这样一番枉然挣扎之后，方才纷纷败下阵来。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天，比较识时务的地主意识到，要想继续保留他们的财产已是不可能的了，也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到同年夏天，除游击区以外，几乎所有本地区的地主都被打倒了，也就是说，以往依靠地租为生的人，从此必须自食其力，再也不能过剥削阶级的生活了。这次农民运动来势异常迅猛，在晋冀鲁豫边区，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打倒的地主计有二万一千人之多。尽管地主阶级耍尽了诸如暗杀、美人计之类的种种阴谋诡计，然而这场斗争还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第三十二节土地战争革命

以上关于农民与地主之间斗争的描写，远非是对土地改革的科学论述，笔者的目的也不在于此。斗争所席卷的地区如此广阔，情况如此复杂，参加的人又是如此众多，因此，目前任何一篇关于这场斗争的报导，都难免会挂一漏万，谬误百出。

尽管如此，我仍相信上述章节还是比较准确地阐述了为什么土地改革是必要的，贫苦的农民为何能战胜地主，又是怎样战胜地主的，以及在这场斗争中，双方各运用了什么样的策略，等等。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情节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那也许就是对武斗的过分渲染了。土改中的武斗行为一般发生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内，以及共产党势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在解放区的中心地带，武斗行为极为少见。为主持公道起见，有必要在此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对于武斗行为既未提倡，也不放纵，而是坚决反对的。至于县委一级和农民是否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此外，还应着重指出，在新解放区，共产党并不急于进行土改，而是实行较缓进的减租减息方针 (参看有关论述财产问题的章节 )。

土地改革运动的确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土地所有制方面，而且使宗教、政府、战争、艺术、妇女的地位以及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书在下面的章节内还将就这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我想仅就其直接的影响谈谈我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哪一个政党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就能得天下而治之。毛泽东还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依我之见(这纯属我个人的看法)，土地改革运动对战争与革命产生了下述影响：

一、土地改革摧毁了残存的封建势力的堡垒，使亿万奴隶获得解放，站到新政权方面来。

二、土地改革砸烂了束缚农民群众的精神枷锁，激发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满腔热情。这种热情产生了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同盟军也树了敌，但主要的还是获得了同盟军。

三、土地改革提出了政权问题，它使广大农村中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潜在多年的斗争趋于公开化。土改运动促使农民群众不断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是地主还是咱们自己？”

四、这不仅使农民群众提高了斗争的自觉性，而且也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得以提高。在斗争中，他们认识到，不仅本村的地主是他们的敌人，而且整个地主阶级都是他们的敌人。因为国民党军队支持地主，所以农民认为国民党军队也是他们的敌人。因为美国一直在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所以农民往往也把美国视为他们的敌人。

五、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群众认识到，他们是在为争取伟大的人权而斗争，从而产生了排山倒海的精神力量。

六、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农民群众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权力机构——贫农团和农民协会。这意味着，八路军无需分兵守土，可以全力投入前线而无后顾之忧。

七、由于斗倒了地主分了地，就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村政权奠定了基础，掌权的都是拥护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八、由于斗倒了地主，以往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巧立名目的军事征发以及土豪劣绅历来的敲诈盘剥也都随之被废除了。这意味着根除贪污舞弊和军队对农民的侵扰。

九、传统的地主权威的崩溃，削弱了封建的孔孟之道、根深蒂固的宿命论以及对神佛、偶像和妖巫的迷信。过去，由于地主阶级的蒙蔽愚弄，农民一直以为，他们之所以受苦受穷都是天意，是命中注定的。现在，他们觉悟到，只要他们自己努力，就能丰衣足食。

十、斗倒地主也削弱了封建家长制，打破了旧家庭传统观念。提倡男女平等，废除纳妾制，导致了许多新的民主制度的诞生，因而八路军受到了妇女们特别热烈的拥护。

十一、土地改革有利于发展生产，因为现在农民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干劲倍增。

十二、土地改革对国民党军队中农民出身的广大士兵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十三、土地改革运动直接导致了一场人民战争，许多县的国民党军队都在这场战争中被逐个消灭了。

不论人们如何认识土地改革，视之为社会改革也好，看作是经济改革也好，也不论人们认为它对人类有无裨益，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土地改革是一项无可比拟的革命和军事策略。

土地改革还有另外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面值得在此一述。土地的重新分配对农民群众的心理产生了奇异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解放区农民群众的思想面貌，而且使与共产党为敌的人、特别是蒋军官兵的思想情绪受到极大震动。这种心理变化十分微妙，不时暴露出来。土地改革使中国广大农民摆脱了蒋介石的统治，由于城市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这就意味着蒋介石的军队实际上被逐渐孤立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主流之外。共产党关于军队是鱼、人民是水的比喻，用在此处非常贴切。土地改革不仅为共产党创造了适于其生存的环境，而且使蒋军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困死于社会的真空中。

由于蒋军被孤立于社会之外，官兵在精神上无所依托；由于失去了广大农村，蒋军如盲人骑瞎马，获取不到足够的情报，无法对形势的发展作出准确估计，乃致铸成致命大错。官兵大大失去信心，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究竟为何而战，又有何必要继续战斗下去。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在咬噬着士兵的心灵。在社会上，他们像是断线的风筝，感到孤独、迷悯、惶恐，甚至痛苦得快发狂，因此必然要幡然倒戈，脱离苦海。倘若是在另一社会里，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彷徨者或许会从宗教、精神病院或者浪漫的爱情中寻求慰藉；然而在中国，除参加革命以外，别无出路。

第八章进入游击区

第三十三节在路上

我在太行山区不时听说，河南省安阳县农民，对蒋介石军队和恶霸地主的劫掠暴行非常愤慨，为了报仇雪恨，在国民党的后方展开了游击战。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还从未见过那种类型的战争。于是我决定亲自前往安阳去见识见识。

我于一九四七年一个寒意料峭的春日启程。旅途之初，我乘坐了一辆装有坚固木轮的敞篷大车。随行的有一位译员，一名通讯员和一名武装的八路军战士。

译员姓陈，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英俊青年。抗战期间，他在四川蒋管区教书，后来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此后又来到边区，在总部办的报社中任记者。虽然他的英语水平不及解放区某些年轻人，但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者，因为他从未试图对我宣传共产党那一套，也没有向我吹嘘“新社会”如何如何。他如实翻译我的话，而对于那些热情过火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指望他们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有时故意错译我所提出的过分寻根究底的问话；人家答话比较无所顾忌时，他们翻译就打折扣。

我的通讯员是一个年轻的“老战士”，名叫刘明基，是从军阀阎锡山部队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为人忠厚老实，规矩有礼，任劳任怨，很讨人喜欢。他是个好兵，但从外表上看，其貌不扬。矮小的身材罩着一件灰布军装，就象套着一个布袋一样。他随身带着一个小小布挎包、一条毯子、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支牙刷、一个小笔记本，以及一段咬得齿痕斑斑的铅笔头。挎包背在身上，牙刷插在左上方的衣袋里，毛巾则系在腰带上。他显得很邋遢，长相也难看，一只眼晴斜视，脸上斑斑点点。他使我联想起一个好心但总也办不好事的笨伯。但我对他却很有好感，而对于解放区的某些“小鬼”，我总感觉很难相处。那些“小鬼”大多数也是通讯员，由于长期生活在八路军部队里，讲起话来常常口号不离嘴，有点不近人情。我倒不是说刘明基不喜欢八路军，显然他是喜欢的，只不过他从不表白自己。他常说：“他们给你吃饱，又不打人，也不让你干太重的活。”但他只把话说到这儿为止。他对我的照顾体贴入微，十分周到。每晚都替我打好洗脸水，摆上肥皂、毛巾。一路上还供给我山区土制香烟抽，并掏钱到路边的小摊上给我买茶水喝。

小贩们看到他身着军装，都推辞不肯收他的钱，可是刘明基总是把钱硬塞给他们。每天晚上，他坐在油灯旁，结算一天的开支，象个小孩子一样在一张废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写算算，最后誊写在他那珍贵的笔记本上。由于村子里住房有限，有时他没有地方睡，便很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让他挤在我的炕上睡。要不然他就找一块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睡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时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他颇知趣，从不打搅我。我常喜欢自己一人出去了解情况，他从不碍手碍脚地跟随我。

尽管刘明基不很机灵，但比随行的另一位小伙子强多了。那个小伙子是奉派来保护我路上不受特务和坏人袭击的。事实证明，这个警卫员完全是个窝囊废。他说他有病，结果我们倒反而费了不少时间去照料他。当我们进入敌后时，干脆背走了他的枪，把他留在一位老乡家里休息。

我们先朝南，随后再朝东穿越太行山。第一天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行进。狭窄的河谷，四面群山矗立，河床上到处是乱石，几无插足之处。这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最遭罪的还是那匹骡子，四只蹄子踩在摇晃不平的石块上，一步一蹒跚，眼中流露出悲哀和痛苦的神色。大车走这样的路当然够呛。据骡夫说，通常能用十年的大车，在这样的河床上最多跑一年就报废了。我们一小时才走了六里多地。

道路尽管坎坷不平，但沿途看到的人情风光却颇有意思。途中遇到一个骑在毛驴上，穿红着绿的妇女。随后又过来一个横坐在毛驴上的男人，驴背上垫着被褥。笨重的货物由大车运输，从平原运棉花进山里，又从山里载柿饼进城。有的进山的大车上载着铁轨。我原以为这些铁轨并不是用来铺铁路的，也许仅仅是为了不让敌人得到它，或者是用来熔造兵器的。然而山里确实正在铺设一条铁路。我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铁路。轨道一定很窄。车厢象玩具一样，不到一尺高，四尺长。这些车厢究竟是靠玩具机车来牵引，还是用人力畜力来拖拉，我就不得而知了。

日近黄昏，河谷豁然开阔。我们走出了乱石河床，上了大车道，顿时感到大为轻松。黑夜来临，我们投宿伯延村，村长在一座昔日地主宅院里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这个院里现在住着两对夫妇：一对年过六十，一对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土改前，老俩口只有二亩地，现在有六亩地。虽然年逾花甲，二位老人仍然很精神。他们找来一捆麦草，替我铺在炕上。村里老乡们听说来了洋人，纷纷挤在大门外，不顾刘明基和警卫员的阻拦，想进院来看看。人群一个劲地往里挤，我只好走到门口去亮相，让大家看看我这副古怪的洋面孔，还对付了几句寒喧的话，人们这才心满意足地散去。

晚上，刘明基替老俩口担了两桶井水，老俩口可乐坏了，给了他一碗小米，还端来一个瓦盆给他洗脚。这小伙子也够楞的，一脚就把盆底给踩穿了。刘明基为自己的笨拙非常羞愧，当即拿出二百元钱塞到老大娘手里作为赔偿。老大娘说什么也不肯收他的钱，并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

第二天拂晓，我们又出发了。匆匆赶了六小时的路，来到了彭城。这是个约有一万人口的城镇，有两条狭长而又曲折的街道，街上店铺倒是不少，还有三家澡堂。该镇座落在中国最古老的陶器产区的中心。

在我抵达彭城的时候，这里制陶业的工艺和产销都已一蹶不振了。因为铁路被破坏，与大城镇之间的交通阻断，产品找不到销路，许多窑场只好关门大吉。制陶工人也纷纷归田务农去了，土改时自然也给他们分了地。目前所生产的陶器，都是一些日用品，诸如茶壶、酒壶、杯盘碗碟之类。陶器制品的外销，全靠手推车通过山路运输。眼见人们如此吃力地推着装满茶壶的小车，这本来是牛马干的重活，我内心感到十分难受。

彭城的小孩们把我当作了来访的英雄人物，一定要带我去看看陶窑——建筑在土坑上的圆顶型土砖结构。陶坯装进窑以后，在土坑里烧起炭火，再把窑门封上，一般要烧好几天才出窑。这一带遍地是陶窑，给彭城周围的景色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风貌。因为陶器比土砖更为结实，当地群众多用废弃的陶器建造住房。他们把废坛子一类的陶器垒起来，空隙处抹上泥。从远处望去，倒象是一栋栋华丽的房舍，然而走近一看，远比美国贫民窟的木板房还要丑陋。

彭城还有一大奇现，常有怪火突然从地下直往外冒。小孩们试着给我解择，但我仍没有听明白。也许地下有天然气矿，更可能是人们在小煤坑里冶炼矿物。

虽然彭城距离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只有十七、八里地，虽然磁县的县政府从平原撤到了这里，但镇上并没有八路军驻防，守城的只是些地方民兵。你也许会因此认为彭城一定是处于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然而这里丝毫没有乌云压城之感，倒是充满了喜洋洋的气氛。

第三十四节三八节

我们抵达彭城时，正值国际妇女节的前夕，大街小巷挤满了邻近各村来的妇女和姑娘们。当晚在露天舞台为妇女们举行专场文娱晚会，演出歌剧《白毛女》。

至少有两千人冒着春夜的刺骨严寒前来观看演出。他们之中有县里的干部、烧窑的工人、供销社职员、还有包着头巾的老大娘、穿制服的女干部和衣著朴素的农村姑娘。人们在临时搭起的戏台前围坐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圈。场上放的几条长板凳，早已坐满了捷足先登的观众。大部分人都是席地而坐。小孩子们坐在最前面，正对着舞台。最后面的人就站在小土丘上观看。观众中夹杂着背枪的民兵，有的还上了刺刀，刀锋在汽灯照耀下闪着寒光。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具有民主气氛的集会了：演出不用售票，场内也未设特座、专座之类。紧靠着舞台坐的孩子们看得费劲一些，不时有一些孩子踩在旁人的肩头上观看。这样一来，就把后面观众的视线挡住了，后面的人便嚷嚷开了。每当发生这样的纠纷，就有一个演员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根细长棍，在那些闹事的孩子头上轻轻点一点，大声喝道：“小朋友坐好！”有时台上的汽灯忽然灭了，舞台工作人员便领来一架梯子，爬上去使劲给灯打气，直到重放光明。演员们若无其事地又接着往下演。

开演之前，一个穿制服的大干部登上舞台，手拿喇叭筒对观众高声讲解剧情大意。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即使对我来说，故事情节也没有任何难懂之处。这个女的长得象根棍子一样又高又瘦，一头直垂的黑发，脸庞清秀而苍白，戴一副玳瑁架的眼镜。她态度毫不文雅，说话象跟人吵架一样，这使我想起了在漫画中常见的披着长发的过激派分子，这也是我在边区所邂逅的唯一具有这种外表的人物。

《白毛女》是一出悲剧性的歌剧，但也有不少插科打浑。可是每当观众发出笑声时，那个女干部就跳上台去，对着喇叭筒大叫，“别笑！”我对此很反感，就对陈翻译表示了我的意见。但他不以为然地说：“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教育他们同情别人的不幸遭遇。 ”我回答说“也许你们应该从人民群众那里学到某些东西。这出戏演的是他们亲身的经历，他们比别人更清楚什么是可笑的。如果你们不让他们笑，你们就应该修改剧本。 ”

其实这个剧本已很成熟，无需多加修改。它是由许多作家集体创作的，并广泛地吸收了农民群众的意见，进行过多次修改。我在解放区所观看过的戏剧中，这是最好的，大概也是最负盛名的。据我之见，共产党戏剧的弊病，尚不在于一味追求宣传效果，而是情节过于庞杂，每一情节都未能充分展开，因此戏剧效果大为减色。同时，只偏重于情节和主题，而忽略了人物的塑造，因此剧中角色往往呆板干瘪，毫不生动。

但《白毛女》却不落此俗套。在这里介绍其故事情节，当然乏味，可是舞台演出却感人至深。可想而知，剧中的主角是一个佃户的闺女，因为她爹还不起地主的年关债，地主就派狗腿子把她抢去当丫头抵债。在地主家里，她经常被念经拜佛的地主婆毒打。一天夜里，地主少爷把她强奸了。当地怀孕后 (在舞台上演员果真大腹便便)，决心要在全村人面前控诉地主对她的糟踏。地主少爷正准备娶亲，担心这样一来会误了他的大事，于是就派狗腿子把她捆绑起来，关进一间黑屋里，打算杀人灭口。地主家有个女佣人，多年前与那丫头有着相同的遭遇，也是被地主抓来抵债的。当天夜里，她把那丫头给放跑了。地主少爷闻讯马上带着狗腿子去追赶。逃亡的丫头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躲进了深山。

姑娘唱着悲愤的哀歌，藏匿在高山岩洞之中。不久后，一个婴孩在这荒山野岭上呱呱落地了。非人的生活使姑娘的头发渐渐变白了。后来，她的家乡解放了，游击队把她从深山里救出来。村里召开诉苦大会，地主少爷被押进会场，村民们讨论如何惩治他。这时，我万没有想到，台下的许多观众激动地站了起来，齐声喊叫；“杀！杀！毙了他毙了他！”地主少爷表示愿意悔改，只挨了一顿痛打就被释放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贫苦的农民，那个姑娘也分得一份，甚至给地主本人也留了一份。

尽管故事情节过于夸张，但剧中并未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由于演员感情真挚，再加上配歌和舞台效果运用得当，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据我了解，观众中有许多妇女都有类似剧中人那样的身世，因而剧中悲惨的情景在她们之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我看见她们时时用衣袖拭眼泪。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不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禁不住凄然泪下。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大娘，一边看一边哭泣出声，直到终场。

坦白地说，我自己也同那些妇女一样，被这出戏(或者说被观众的反应)感动得几乎要哭了。的确，共产党的戏剧作品都是感人至深的。我在冶陶时，正逢三天集市，曾看见同时上演五台戏。舞台是临时搭的，道具少得可怜，服装倒是不成问题，因为剧中人物大多是普通老百姓。男女演员都挤在舞台后面一个小遮篷里化妆，面粉和润滑油就是他们所用的化妆品。除了军政机关办了几个专业文工团之外其余都是各村自己组织的业余剧团。其中特别出色的，每逢集市还到县里各地巡回演出。他们除了车旅和膳食费以外，不取分文。在中国，直至最近，仍然如同莎土比亚时代一样，剧中的女角都是由男人扮演的。但在解放区却不然，女角一般都由女性担任。昔日轻易不出家门的小脚妇女，居然也登台扮演放了足的女角，在舞台上蹒跚迈步。看到这样的情景的确使人深受感动。

第二天，时值妇女节，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大会。大约有五、六十个妇女，手拿花束和五彩缤纷的莲湘翩翩起舞。这种舞蹈的意义有点象美国的五朔节花柱舞，但表现形式各有异趣。这些舞蹈谈不上什么健美，更无战斗气派可言，但却非常纯朴，正因其纯朴，所以十分好看。演员们并不焰耀自己的体型，不故意托高乳峰和展示大腿，不卖弄风骚，也毫无赞颂民族或阶级理想的意图。整个场面看起来更象是一次联欢会，是一次妇女力量大检阅，有如纳粹德国或苏俄所搞的那样。

表演完毕后，妇女们六、七人一组涌到大街上扭秧歌，人们有的吹唢呐，有的打钹伴奏。在解放区，最让人开心的事莫过于看扭秧歌。不论是看过这种舞蹈并试着扭过几下的外国人，还是在大街上扭过秧歌的青年男女，都是这么说；甚至那些起初一看扭秧歌就直皱眉头的成年人，也是这么说，因为后来当他们也加入秧歌的行列时，才发现其乐无穷。扭秧歌无需特定的舞伴，只要绕着圈，或是组成类似康茄舞的队形就可以扭起来。小学生们放学后，也常常一路扭着秧歌回家。

这时，一群妇女来到那条狭长而又曲折的大街上，其中有五、六岁的女孩，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大娘。她们分成三、五人一组，等待着伴奏的音乐开始。一个靠墙站着的独眼农民，把唢呐举到嘴边吹起一支曲子，然后一个男人跟着拉起了胡琴，一个男孩打起了钹。随着音乐的启奏，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庄严地朝周围的同伴们扫了一眼，提起两肘，双臂一扬，象个皮球一样向前弹出去，开始扭起来了。她向前轻走两步，扭动着的身躯微微弯向前，对于街上的骡车和停下来观看的人，她好象毫不在意，径直朝他们扭去。突然，她双手插腰，一只脚尖着地停一下，身子一仰，重心落在另一只脚跟上转回身来，脚踩实地，停立一秒钟，接着以一个优美的动作翻转身体，再往前扭去。很快，其他的姑娘们也模仿她的舞姿，跟在她后面扭起来。有的动作笨拙，有的舞姿优美，有的小脚妇女扭起来摇摇晃晃，有的穿着绣花鞋的天足少女扭起来步履轻盈。整条长街上到处都是一圈一圈跳舞的姑娘们。那个吹唢呐的人这时在翩翩起舞的姑娘们身边蹲了下来，昂首欢奏，那只好眼睁得溜圆。音乐停下后，姑娘们相对微微一笑，把散到额前的头发往后一按，又继续沿着长街朝前扭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秧歌舞是中国革命性质的象征，因此我才在此不惜笔墨加以描述。秧歌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千百年来一直受着封建势力的压制。蒋介石夫妇提倡孔孟之道，发起“新生活”运动，严禁在城市内公开跳舞。这种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专横而又完全不必要的禁令，也促使许多中国人看清了蒋氏夫妇的昏庸无道。

共产党却大力提倡和扶植民间舞蹈，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娱乐的迫切需要。虽然生活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仍然希冀得到鼓舞，向往新的生活，焕发青春，这是何等的奇妙。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革命如同任何其他革命运动一样，是值得称道的。希望尽情地跳舞、唱歌，忘却忧愁，追求理想，青春再度，这一切就如同土地改革一样，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秧歌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第三十五节女游击队员

看完秧歌表演，我们立即出发继续赶路，这次是往南朝漳河方向行进。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是以这条河流分界的。因为需要绕过国民党占领的城镇，我们除了带有一名向导以外，还有七八个民兵一路护送。

这一带的主要渡口观台当时在蒋军的盘踞之下，因此我们只好折回朝西走，想找一个能避开蒋军机枪扫射的渡口。这样一来，耽误了一些时间，加以我们出发就已迟缓，所以当晚未能按原定计划赶到漳河边，只好投宿在一个名叫白岔的小镇。我们是不速之客，找住处颇费周折。陈翻译四处去找房子，我和刘明基暂时呆在一家澡堂里。澡堂外面立刻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群众，一时人声鼎沸，七八个人的卫队也无法把他们轰散。澡堂里面蒸气弥漫，实在憋得难受，于是我决定还是出去亮相痛快些。我故意坐在大街中间的一块石头上，让那些好奇的老乡饱尝眼福。刘明基看到我在人群中现眼，感到很焦急。我自己倒无所谓，因为我发现，当我讲了几句中国话之后，围观的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忠实可靠的陈翻译奔走了一个多小时，回来把我们带至镇外一座大宅院。这原属于一家地主，现在住的是观台煤矿的老板，他是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出来的。将这位煤矿老板写进本书并非我的原意。后来，当我回到美国，看到《时代》杂志和《生活》画报上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前大使蒲立特的某些讲话，而那些国会议员们也偏听偏信，居然不假思索就把五亿美元奉送给蒋介石，我对此感到大惑不解。

蒲立特先生在写给《生活》画报的一封信中声称，只有从共产党地区逃出的难民，并无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出的难民。前一句倒也是事实，后一句则纯属无稽之谈。我就亲眼见过成千上万的人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到共产党地区，他们的出逃绝不是出于寻求浪漫主义或冒险的非分之想，而是为了逃避那些横征暴敛的税吏，乱抓壮丁的征兵队，以及活埋他们亲人的地主还乡团。并非所有的难民都是穷人，我在这村里见到的这位就是一个从蒋管区逃出来的富有的资本家和孔孟之徒。

“你以为我是一个穷人吗？”他苦笑着说，“我的先父和祖上过去都在观台开办煤矿，我在观台有雄厚的资产，万贯家业，但现在只好丢下了。为什么呢？还不是让蒋介石给坑害的。

“那些军官老爷掠走了我五万吨煤，一倒卖全肥了私囊。我把凡是能卸走的轻便机器全部搬到这儿来了，要不然这些机器准会被国民党以国有化为借口予以没收。你去过蒋管区，一定知道所谓国有化是怎么回事，简直就是公开抢劫，假公济私。有一千多工人跟我逃了出来，还有二千工人留在观台，可是后来他们也接踵而至，因为在那边实在活不下去了。凡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都是象我们这样走投无路的人。人们懂得，跟着国民党毫无前途。

“当初我的确很害怕到解放区来，因为我听说共产党都是些土匪。那时谣言纷纭，我的亲朋好友、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都对我说，共产党必然会加害于我们这些工业资本家。可是我在解放区却得到了共产党的扶持。后来我学习了他们对民族工业的基本政策，才知道他们对我毫无恶意。 ”

他越说越激动，为了使他冷静下来，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是否赞成土地改革。“是的，”他回答说，“我赞成土地革命，因为不进行土改工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虽然我不赞成土改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我完全赞成斗争地主。我深信不会有人要斗争我，因为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如果他们要斗我，我可以把我的全部财产都交出来。我平生唯一的愿望就是使我的祖国富强起来。中国需要和平，对我个人来说，更是如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公然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只要美国人撤出中国，和平指日可待。那时我就可以回到矿区，重振家业。 ”

次日凌晨，草草吃过早饭，我们便启程朝漳河进发。本来在夜间渡河较为安全，因为此地处于国民党观台守军的炮火射程之内。但实际上即使在白昼渡河也并无多大风险，因为渡口与国民党炮兵阵地之间恰好隔有一座小山；据民兵们说，蒋军炮手的曲射技术相当差劲。

整个上午，我们沿着一道狭窄而曲折的峡谷攀登上山。这一带山间乱石嶙峋，土层极薄。当地农民顺着山势修了层层梯田，直达山巅。一块块梯田面积极为狭小，地边用石块垒砌成半圆状的堰，以防水土流失。为了修筑这些梯田，人们该付出多么惊人的劳动啊！然而每年庄稼的收成却少得可怜，真是令人凄然。

再走了一会儿，连梯田也没有了，两边尽是高达百米的悬崖峭壁。峡谷小道迂回盘旋，十分险峻，宛如走入一个无顶岩洞迷宫。

走出峡谷，眼前豁然展现出漳河两岸。清澈碧绿的激流从悬崖陡壁之间穿泻而出，奔腾直下华北平原。河水流过一个名叫任村的村庄，把它一分为二。村中的农舍都是灰色平顶的房屋，一个荷枪哨兵站在屋顶上，朝着下游国民党占领区了望。沿河往西上行三四里，两岸悬崖相望，中间架有一根缆索，渡河的人们坐在平底船上，用手抓住缆索，慢慢朝前移动。我们走过一段石滩，登上这只简陋的渡船，缓缓过了河。河水流经山间，分外清澈凛冽。小船抵达彼岸，我们踏上了安阳县境。

我们在河道一处露天茶摊休息了片刻，喝了一点水，啃了几棍胡萝卜。所谓茶摊，就是在一堆篝火旁摆上两张桌子外加几条长凳，除了开水而外，根本就没有“茶 ”这样的奢侈品。这里的老百姓看起来比河对岸的还要贫穷，孩子们穿着绽露出棉花的破裤烂袄，婴儿吸吮着母亲没有多少奶汁的干瘪乳房。

村子虽小，村里居然还有一所学校，这是我走进河边一座小庙里发现的。庙里除了几条长凳以外，空空如也。过去供奉神像的几个石案，现在做了学生们的课桌。当时不是上课的时间，只见长凳上放着几本书，我拿起来翻了翻，有一段课文是这样写的：

太阳出山岗，

爸爸下地忙，

儿童上学堂。

太阳下山了，

爸爸收工了，

儿童放学了。

我独自一人在教室里徘徊。不一会儿，走进来九、十岁模样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羞怯地望着我。我教他们玩画格子游戏(用小石子当笔，以泥土当纸)，很快就跟他们熟了。我问那个女孩家里有几口人，她回答说，爸爸当民兵，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和一个哥哥。

“那你妈妈呢？”我问道。

“不在了 (死了)。”

“真可怜。”我说道。

小女孩伤心地哭了，一个男孩拉拉我的袖子，对我说：“她妈被活埋了。 ”

我当时听不懂“活埋”是什么意思，直到几天之后，我才完全明白它的含意。我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走回茶摊去了。

“活埋是什么意思？”我问陈翻译。

“就是把人活活埋掉。”他回答说。

我把遇见那个女孩的事告诉了陈翻译，我们想一起再去找找她，可是那个女孩已经走了。这时，我们的警卫人员正在向过路的民兵打听前边的情况，这些民兵经常出没于观台一带。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国民党的搜索部队常常进山骚扰，因此我们必须回头从西边迂回前进。眼见天色已晚，我们决定先停下来在河边过夜。

民兵中有一个佩带手枪的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打听，原来她也是民兵的一员。当晚我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

她的名字叫梅素，长得很结实，肩宽腿粗，象个棒小伙子．她大约只有十八九岁，一头黑发直垂到肩上，面颊黑里泛红，一张小巧的嘴长得很美。下身穿一条灰色的旧布裤，上面溅满了泥垢，上身穿一件紫红色布衫，也是污渍斑斑。她的父亲是一个佃农，在她幼年时，父亲双眼就失明了。她的两个妹妹都在一次饥荒中活活饿死了，她和奶奶在野外靠挖野菜充饥挣扎着活了下来。

梅素刚十二岁，就被村长抓差去替日本人修路。她每天都遭到汉奸监工的毒打，至今身上处处还留有伤痕。她十五六岁时被许配给一个比她还小一岁的男孩。全家人为饥饿所迫，只好让她提前过了门。婆家的人根本不把她当媳妇看待，而是当丫头使唤。吃饭也不许她上桌，只给她吃一点残菜剩饭，她经常忍饥挨饿。每次她跟丈夫发生口角，他就跑到他妈那边去告状，于是母子俩就把她毒打一顿。她全身都被他们打遍，背上、腿上、胸部，见哪打哪，一边打一边骂她不知好歹。

她的丈夫替日本人干事，日本军官常到她家来，婆婆总是逼着她替日本人端茶倒水。日本鬼子常常借机调戏她，因此她不肯侍候这些家伙。有一次，就为这事她被揍得死去活来。她一想这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她把房门闩上，找来一根绳子悬梁自尽。她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当她醒过来时，发现绕在脖子上的绳子断了，床上溅满了鲜血。从此，她身患重疾，无力气干活，这就招来更狠毒的打骂，有时终日连一口饭也不给她吃。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虐待，逃回了娘家。她的公公和婆婆直追到她家，奶奶拼死不让他们把她带走，被他们打昏在地。邻居们闻讯赶来，才搭救了她。从此她就和老奶奶相依为命，靠着在一小块菜地上种点菜糊口度日。可是她的丈夫和婆婆还是常来抓她打她，她终日提心吊胆，唯恐重陷火坑。

这个时候，日本人撤退了，山里的八路军开进了观台镇。

一天，一位女干部来到她家，对她说：“听你们家邻居们说，你受过很多苦。现在中国妇女翻身的日子来到了，你再也不会受苦了。 ”多年来，有谁同情过她这个苦命的女孩子？干部的亲切关怀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

她把自己的希望吐露给奶奶——也是她唯一的亲人听。老奶奶也说，男女平等敢情是件好事。可是又给她泼了一盆冷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男人就是天，女人就是地。咱们能有啥办法呢？”梅素把奶奶的话告诉了那位女干部。女干部说：“有办法，咱们组织起来嘛。只要咱们组织起妇女会，大伙儿都来诉苦情，看今后谁还敢欺压咱们妇女？”这一番话使梅素深受鼓舞，从此她便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妇女工作，每日走街串巷，发动妇女们组织起来。由于工作积极热情，她被选为她所在片的妇联主任。在妇联的支持下，她终于与丈夫离了婚。

不久，内战爆发了。观台也组织起了民兵队伍。她经常和民兵们在一起，坐在一旁看他们擦枪。很快她也能帮民兵们擦枪了，民兵们有时也教她放空枪玩。新政府为了照顾她生活困难，给她发了小米。她乐得眉开眼笑。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华北平原，企图攻占观台，进而消灭太行山区的游击队。人们纷纷撤离观台。梅素也随着群众一道撤出。进山后，她帮助妇女们安家，组织她们纺纱织布，解决生活问题。

后来，她回到观台附近地区，要求参加民兵游击队。开始，大伙儿都取笑她，但经不住她再三坚持，最后才同意让她干点烧火做饭、缝缝补补的杂活。不久又分派她搞侦察工作，她把头发盘在脑后梳成髻，化装成家庭妇女模样，经常出入镇内收集情报。

大年除夕那天，她挎上一只篮子，装上糖果烟卷，还附有八路军县长写给蒋军士兵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知道你们都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我们与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如果弟兄们实在混不下去，何不弃暗投明？”她把这只篮子放在蒋军碉堡外边。不久。果然有两个蒋军士兵投诚过来。

梅素感到很自豪，但并不满足，因为她还没有参加打仗。她决心学打枪，到山里以野狗当靶子练枪法，人家问她，她就说：“打狼。”后来，她又站在山崖上，往下面的河里投手榴弹，逐渐克服了对手榴弹爆炸的恐惧心理。自那以后，民兵们就让她和大伙一起参加战斗了。

因为她对观台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每次制定作战计划都有她参加。但在历次袭击观台的战斗中，她一般都是担任把风放哨的任务。一次在民兵与国民党还乡团交火时，她爬上观台城墙，也举起枪朝敌人射击。这次战斗消灭了两个敌人。事后她说：“没准其中一个是我干掉的。 ”

她是个文盲，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她说，她之所以拿起武器参加民兵，是因为八路军是她所见到的唯一不欺压老百姓的队伍。她把自己的命运与八路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盼望着将来战争结束后能过上好日子。她并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希望当一个普通工人。她相信中国将来一定能发展自己的工业，到那时她能进工厂当工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她是我在中国这几年亲眼见到的第一个扛枪上前线的姑娘。她参加游击队并非出于浪漫的想法，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她貌不出众，粗手大脚，没有丝毫的娇姿媚态。除了身上穿的，她没有任何好看的衣服，一生连一把牙刷也不曾有过，与香皂更是无缘了。她就是这样一贫如洗。她没有花容玉貌，但是她满腔热情，干劲充沛。我在这里没有用她的真名实性，因为她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十分危险，一旦被捕，绝无生还之望。

也许她现在已经与世长辞了，倘若还在人间，我祝她平安。

次日，我们继续行军，开始略偏北行，然后又向南再朝西，绕过距国民党军队的阵地只有几千米的一座圆形小山。途中还遇见一群从蒋管区逃出来的难民。我们沿着一条崎岖的山间小径继续前进，终于在天黑后不久到达了安阳县政府机关驻地。

翌日清晨，一觉醒来，我发觉自己身处在一个景色宜人、清静整洁的小村子里。村庄座落在一片高地上，大约有一半的房舍傍着山。全村将近四百人口，有两所学校，两三口水井，没有商店，却有一个剃头的摊贩。

山村如此安详宁静，简直令人感觉不到是处身于游击区的中心地带。唯一可见的军事行动的迹象，就是偶尔穿街而过的毛驴，驴背上驮着一筐筐土制地雷，运往与国民党交战的前线。然而正是在这个小山村里，一位三十来岁、英姿飒爽的年轻县长指挥着抗击国民党的游击战争。还有一位年方二十八岁、教员出身的副县长，正在离此不远的敌后指挥作战。县级领导机关其实并无固定的地点，县领导及其下属人员转战到何处，就在那里的农舍里办公。

虽然他们日常都要处理大量的情报工作，但并不为文牍所羁绊。由于县政机关经常转移，他们就把大部分文档送往后方，其余的就地埋藏，随身只携带少量最重要的文件。转移时，副县长把他的行装驮在一头驴背上，带上一两个随行人员，翻山越岭而去。他们办事非常干练，工作卓有成效。

当时，位于平原地带的安阳县城及全县约五分之四的区域，都在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的盘踞之下。我们被压缩于观台和水冶两镇之间很狭小的地带里。这两个市镇各有国民党重兵把守，他们时时出城骚扰，并企图在两镇之间建立一道封锁线。但我们经常突破敌人的封锁，渗入到国民党纵深地区。我方在这一带尚无正规部队，渗入敌后的只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游击小分队，甚至就是些流动作战的民兵武装。安阳县的群众所进行的完全是一场人民战争。

第九章人民战争

第三十六节活埋

在西方，人们不大了解什么是人民战争。这很奇怪，因为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历史上，并不是完全没有经历过人民战争。美国当年在康考德和莱克辛顿，经历过这种类型的战争。欧洲在十九世纪打过这种战争：西班牙和俄国人民抗击拿破仑正规军时进行的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本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西班牙内战，南斯拉夫卫国战争和希腊内战，也是游击战。这种类型战争的广泛运用说明，它将在今后的国际冲突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这种前景，绝不可等闲视之，人民战争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事物。毫无疑问，它使战争的暴烈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步。当人民战争用来对付外国侵略时，其残酷性超过一切常规。当运用于内战时，人民战争就必然带有阶级战争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它比人们迄今所知道的任何类型的战争都更加激烈、更加野蛮，更加与个人息息相关。这里反映的人类天性是善还是恶，恐怕与战争问题本身一样不易回答。这两个问题可以暂时留给哲学家们去探讨。目前不如研究一下人民战争是怎样出现的。大约在一百多年以前，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自认对这个问题他不甚了了，但他指出，要有效地进行人民战争，必须有下列条件：

一、战争必须在本国境内进行。

二、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一次作战的失利。

三、战场扩展到包括全国大部分地区。

四、战争的全民性对作战是有利的支持。

五、复杂的地形，如有高山、密林、沼泽及农作物，导致交通不便。

所有这些条件中国都具备，而且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战争在中国的内地进行，全面开花，并不集中，也无固定的形态，所以不能一举而决定胜负。作战范围几乎相当于从柏林到莫斯科的广大区域。农民是非常分散的，最适宜于打这种战争。中国的地形也是极复杂的。但是，据我的观察，中国之所以能有效地进行人民战争，并不光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社会条件。因此，除了克劳塞维茨的五个条件外，我要加上第六条，这就是：

人民同战争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

这里，我用“切身”这个词，是因为在观察中国的人民战争时，我发现，它与正规军所进行的战争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参战者的眼里始终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职业军人则不是这种情况。职业军人虽然可能明白他个人的福利与他所属的单位、部队和国家的福利是一致的，但是，一般来说，作战对他没有什么具体的直接的切身利益，他说不出来什么“是我从战争中所得到的东西”。而且，人民战争总是在人们的家乡一带进行，离人们生活中最亲近和最珍贵的东西很近。我相信，要不是这些东西受到了威胁，人们是不会进行人民战争的。他们可能参军或被征入伍，但不会去组织自己的战争。

我在安阳县的所见所闻，特别证明了这个道理。那里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人民战争是如何以及为何打起来的。安阳三千多年前曾是商王朝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历次北进的大军都被宽阔的漳河挡住，连续数月驻扎在这个县里，老百姓只好等待着这方或那方解决战斗。

辛亥革命以后，安阳县屡经军阀混战，所以很多武器散落到民间一些桀骜不驯分子的手里，从此盗匪蜂起，百姓遭殃。有些土匪摇身一变成为地主以后，建立起了自己的封建领地，豢养了大批武装扈从，对许多村庄实行专横的统治。有时这些地主兼土匪相互火并。为了扩充实力，他们建立民团一类的组织。然而，不管旗号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征税、放高利贷和在当地进行政治控制。

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期间，许多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投靠了日本人。他们从日本人那里领取了武器，扩充了自己的组织，同时大肆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每逢荒年凶岁，贫苦农民先是把土地抵押给他们，接着就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从该县的山区撤走了，很多地主把家里的事务交给了管家或小地主，自己却跟日本人一道走了。八路军游击队来到日本人和地主撤离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这样，很多农民收回了被夺去的土地。同时，人民建立了地方政权，组织了民兵站岗放哨，成立了妇女会为妇女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另外，还成立了其他许多组织。当和平来到时，八路军已经开始教老乡们怎样进行选举了。

令人奇怪却又重要的事实是，当内战打响、八路军撤退并把安阳县几乎全部放弃给国民党时，当地几乎没有人跟共产党一起撤走，相反，他们却留下来欢迎国民党。不但大多数农民留下来了，而且许多当地干部、民兵和妇女会的领导人也留下来了。安阳人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逃避国民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所推行的改革，不过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得政权的任何中国政府都要推行的改革而已。他们留在家里是为了避免卷入今后的任何一种战争。

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进村时，那些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汉奸和有时干过强盗勾当的土匪兼地主往往跟他们一起进村。这些人很快就当了区长。与此同时，他们的代理人当了村长。他们立即开始对本村的群众搞“反攻倒算”。他们或者亲自下毒手，或者检举某些男女而由国民党军队或特务机构立即处决。正是这种反攻倒算激起了目前这种势不可挡、席卷全国的人民战争。

地主十分阴险毒辣。每当他们从赤色分子手中夺过村子时，他们或者国民党军官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大赦。“共产党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政策非常好， ”国民党说，“我们不想加以改变。除了村长、民兵队长和本村的共产党头目外，普通群众概不追究。大家不必害怕。不过，你们当中有些人受了共产党宣传的骗做过错事，只要到村公所去，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

于是出逃的农民回来了。他们糊里糊涂地到了村公所，承认自己曾参加妇女会或民兵。

一些农民游击队员没有识破这个诡计上了圈套。妻子们说服自己的丈夫从山里躲藏的地方回来了。当差不多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都回到村里时，国民党便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当众处决。

地主比国民党更加残忍。他们经常是把那些参加过减租斗争的人活埋。如果找不到本人，便活埋他们的家属。有时，他们还把跟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妇女和儿童活活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然后用土将他们埋掉。

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到我抵达时，在落到国民党手中的四百二十三个村子里，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遭到活埋。

我无从核实这些数字。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不是言过其实的。在一个村子，当时我正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大坑里挖出二十四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埋后，有一部分尸体被狗扒开吃掉了。我走过许多村子，见到了许多亲属被活埋的人。

我所看到的最惨的例子是在秦德沟。这是一个靠近无人地带的只有一百三十口人的村子。全村二十八户有二十四户家中都有人被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给活埋或枪杀了。

日本人从山区撤走时，李庆章和其他地主跟日本人一道逃跑了。村里人分了李家的土地。当国民党退回这个地区时，李庆章带着十五个武装人员回来了。就在他进村前，村里的男人都跑光了。

李庆章见剩下的妇女和儿童都很害怕，就骗他们说：“不要怕，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但是，当天深夜村里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就带着打手把各家各户的人都拉出来，仅有四户幸免。他把十个人投到一个枯井里活埋。他又逼着另外十四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埋的人当中有一个刚两个月的婴儿，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惨的例子，但这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一个管辖十八个村的区里，地方干部告诉我说，国民党第四十军杀害了四十六个民兵和地方干部，其中七人被枪杀，三十五人被活埋，四人被吊死。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农民们亲自讲述许许多多这类事件。在讲述时，他们的声音很悲切，眼皮下垂、嘴唇紧咬，表现了极大的痛楚。我所听到的这类事件中，最凄惨的莫过于一个三十三岁妇女的遭遇。这位妇女嫁给府城附近东大洲村的一个农民。八路军进村前，她和丈夫靠耕种二亩地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时，这对年轻夫妇分得了地。后来，女的当了村妇女会主任，男的参加了民兵，护村抗日。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游击队离开这个村子，这对夫妇留在村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当国民党进村时，逃亡地主也跟着还乡了。这个地主亲自跑去把这位妇女抓起来。她的丈夫当时就被带走枪决了。

地主把她交给国民党军队说：“她是八路。 ”“你就是共产党，”一个军官说，“你一定会唱歌。”接着，那个军官把她带到兵营里，强迫她唱歌。一连三天，她被迫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唱的是能记得的童年时的歌。一些士兵糟蹋她，但也有些士兵见她哭泣而感到羞愧，就走开了。天黑时她被关起来，夜里被带去供国民党军官泄欲。第四天，她被送进监牢。他们不给她东西吃。她的叔父给她送饭。有一天，叔父看到饭留在牢房外边没动，才知道她已被杀害。他到处寻找，在附近的一座桥下找到了她和另三个人被肢解了的尸体。这位妇女仅仅因为相信妇女应当与男人平等便犯了死罪。在游击区这就被认为是共产主义。

这只是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在那段恐怖时期中，许多人的父母、儿子、妻子被杀害。从此各个村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后来，我到国民党的防线后采访时，人们给我讲述一些更加凄惨的事件。人们一般不愿意勾起亲人被害的伤心事。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遭遇给人们深深打下阶级仇恨的烙印，这是他们一辈子也不能忘掉的。这是否说，当他们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后他们自己就不杀人呢？我看不是这样。

以后我将记述我亲眼看到的农民是怎样向一个地主讨还血债的情形。不过，首先让我们先看看游击区的农民被激怒的其他一些原因。❼

李根注：这里提到的国军暴行，还不算最狠的。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对付根据地老百姓的手段更加残酷血腥，口号花样层出不穷。最变态的两个例子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反围剿失败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朱毛周彭林部)反围剿失败后撤出中央根据地之后。屠杀和清洗之彻底，到了建国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派人去看望老区人民时，连他们住过的村子都找不到的地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原著作权实在是蒋介石的，只是后来在日本鬼子手里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已。而且国军还干了一些连日本人都想不到的勾当：每攻下一地，杀光青壮年，就把年轻妇女糟蹋后，成批用汽车拖到人口市场卖掉。这些妇女一般沦为娼妓。儿童，尤其是男孩，也能卖出好价钱，不少国军将领以此发财。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得意洋洋地吹嘘和恐吓，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斩草除根，诛家灭种”。“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人种，谷要换谷种”。本文中提到国军一般采用活埋的方法，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懈怠偷懒了。土地革命时期经常是采用更加刺激和更具观赏性的石灰池烧杀法，或者剥皮挖眼、破肚取肠种种会弄脏手的方法。如今日之井冈山，真正的革命群众后代极少。本人亲自到过洪湖(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贺龙、周逸群等领导)，听到幸存的老人讲述红军撤退后他们的遭遇，确实令人发指。周围几个县，每个乡的烈士名录都是厚厚一大本。

蒋介石的军官们并非完全不懂得游击战的危险性。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靠武装一支地主领导下的民团就可以对付游击队。其实，这只能使农村的情况更加恶化，更加激怒农民。

在“剿匪”的口号下，那些自己曾是名副其实的土匪的地主们组织了还乡团，并向各村摊派枪支捐。他们按人头征收三万至四万边币，或者与其价值相等的粮食或棉花顶替一支枪。尽管国民党军队宣传说，征枪捐是为了剿匪保民的，但是人们不信这一套，因为事实证明这是某些人聚敛钱财的一种手段。

在一个有一百一十五户的村子里，我发现已经征收了八十三支枪的捐。实际上，还乡团只买了九支枪，其余的钱被地主、保长和国民党贪污了。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在四百二十三个国民党占领的村子里，人们被迫交了五千支枪的现金或折成实物的捐。这足够组织一支规模可观的宪兵队了。但是，还乡团把这笔旨在加强防卫的款项的大部分塞到自己的腰包里，从而破坏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另外，国民党军官们发觉在太行山区布防十分枯燥无味，又看不出这场战争对他们自己有何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经常向游击队出售子弹。这种交易往往是通过某些农民进行的。他们花七万元买一箱弹药，以十万元的价格卖给游击队，每箱获利三万元。

我曾对这种交易迷惑不解。有一次我询问一个倒卖弹药的农民，他是怎样开始这种买卖的。他说，驻扎在他们地区的一个国民党上校要他给搞些鸦片烟来。他答称，他不知道那里有鸦片烟。

“你这个笨蛋！”军官说，“我知道，八路军在这里时，不少庄稼人把大烟埋了起来。去给我搞点来。”几天以后，这位农民回来说，他找到了一些大烟，但诡称价钱很高。

“没关系”，上校说，“把这些弹药拿去卖了，给我换回‘黑货’来。 ”

“可是，这里没人要子弹呀，”农民说。

“送到八路军那里，他们会买的。 ”“我怎么敢到那里去？”农民问道。

“你只管去，保你没事。只要搞到‘黑货’就行。 ”

自然，贪污枪捐、出售弹药直接有利于八路军。蒋介石军官贪婪无度，则使得游击区老百姓一贫如洗。蒋军和地主不断地征兵拉夫，比刚才所讲的苛捐杂税更加厉害。横征暴敛使土地荒芜，整家整户的人被迫投井自杀。

除了被杀、活埋和苛捐杂税外，安阳人民还遭到敲诈勒索和绑架。在这方面，蒋介石的军官，尤其是他的特务们经常同地主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这种敲诈勒索常常是通过政治恐怖手段进行的，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农民，有时连他们的妻子也一起被抓起来，直到他们付出高额赎金后才能获释。借口总是说他们通八路。至于他们是否真的通八路则不管，目的是勒索他们的钱财。

我在安阳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每天都听到许多悲惨的故事。我有时对于这种反攻倒算的后果感到可怕。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老百姓根本没有安全的保证。

男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壮丁。不但驻在这一带的蒋介石第四十军抓丁，还乡团也抓丁。一天晚上，我正在无人地带的一个村子里，九个惊恐的农民带着家属跑到我们这边来。他们气喘吁吁地说，他们的村长开会宣布，国民党需要九个兵。人们都站起来准备开溜，但是，地主的武装人员包围了会场。没人志愿去当兵，只好用抓阄儿的办法定了九个人。没等天黑，这九个人带着家属朝山这边跑来了。

还有一次，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缘地带，我正同副区长在一起时，一个学生逃到我们这边来了。在复活节假日期间，他从南京乘火车打算去北方探亲。在安阳车站，他被征兵人员抓住了，被迫在当地的一个团里当文书。他只干了一天，夜里就逃出来，翻山跑到我们这边。

有一次，我在国民党防线后采访时，路过一个村子，全村没有一个四十岁以下的男人。原来，还乡团把这个村子的全部青年叫去修工事，他们扛着锄和锹刚走出村子不远，突然被武装土兵包围，上了手铐，装到卡车里运往安阳。

因此，山那边不少农民想法把自己弄残废——切断手指或者让妻子把他们的一只眼弄瞎。即使这样也不是都能幸免被征兵拉夫的命运，因为抓壮丁的人不管残废、瘸子、瞎子、肺病患者，还是穷苦可怜的人，统统都抓。可想而知，恐怖、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和贪污舞弊己把安阳人民的经济生活弄到甚至低于维持生存的地步。

地主和蒋介石的军队如此贪婪，差不多毁掉了他们所到的每一个村庄。

虽然共产党的“土改清算”有时也很激烈，但是一般来说，运动的结果是减轻了经济上的困难。而地主和国民党搞反攻倒算以后，老百姓除了拿起武器外，没有其他生路。经过屠杀和活埋后，国民党再来时，男人和妇女再也没有留在村里的了。地主暴行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所以，一见到国民党军队的影子，村里的男女积极分子马上就逃跑了。

发人深省的是，当八路军从安阳大部分地区撤离时，退处该县西部一隅的少数干部在开始时发动不起游击战。可是，国民党来到这里几个月以后，游击战蓬勃发展，规模之大超过了抗战时期。地主杀人促使一些人跑到山里来寻求复仇的机会。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迫使另一些人跑到山里找活路。还有一些人为逃避征兵拉夫而逃到山里。与此同时，山里的老百姓看到他们山下的近邻所遭遇的厄运，为了防备也组织了自己的民兵。

这样，一方面，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们横下一条心要报仇；另一方面，那些担心失掉现在依然占有并视为珍宝的东西的人们看到，除了拿起武器没有其他办法以自保。这两部分人终于找到了切身利益之所在，并为之而战。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走出家门，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人民战争。

第三十七节同胞兄弟，两个营垒

我来到安阳的时候，反对地主和国民党的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每个奋起自卫的村庄，自然都想争取相邻的村庄也起来，实行联防。这样一来，联防层层扩大。很快，各个村庄之间建立了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村有困难四方来支援，肩并肩地同可恨的地主兼土匪斗争，有时甚至还同蒋军作战。然而，敌人凭借大量美国武器形成的钢铁之环仍然包围着这些战斗村，厄运时时威胁着它们。这是一场地主对农民、土匪对农民、有时是哥哥对同胞弟弟的斗争。

晚上，我总是同农民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村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多数都是惨不忍闻的。他们叙述时，话语平淡而单调，缺乏生动性和真实感，但都很悲切。一对同胞兄弟站在敌对营垒相互斗争的故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像。

这兄弟俩是一位姓王的石匠的儿子。王家住在水冶镇的东关。这个贫苦人家，大门对着广阔的田野，紧靠通往安阳的大路，东边是陡峭的峡谷，一直伸向平原，西边是太行山。

兄弟俩那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但是，成年后他俩为人很不一样，邻居们部说他们不像是一个娘养的。老大东子长着一张四方脸、两只大眼睛和一个高大的鼻子。他勤奋、遇事冷静，是一个老实、埋头干活的二十五岁青年，在一家卷烟广辛勤地做工，挣钱养活自己心爱的妻子。

尽管大儿子有着这样好的品德，王家还是喜欢小儿子西则。这小子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是恶霸地主柯增强的狗腿子。他绑架诈取赎金，偷东西，还强占别人土地。他高兴的时候给父母带回些礼物，为此，父母认为他是个孝子。

西则和他娘都信神，所以母子关系特别密切。每逢初一、十五，母子俩便给泥菩萨烧香上供。东子从不参加这些活动，他讨厌弟弟，对保佑弟弟的神表示鄙夷。

兄弟俩经常吵架。东子不齿于弟弟搞的那些不正当的勾当，痛恨地主恶霸在日本人占领期间残害许多人命的暴行。他不堪忍受这种可怕的生活，便逃到山里。在那里，八路军在一家卷烟厂给他另外找了个工作。因为他是水冶土生土长的，所以当了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委员。在日本投降前不久，他带领游击队回到水冶，在攻城时甚至还投了几颗手榴弹。就在他进城的时候，他的弟弟同地主和土匪一起跑了。

水冶解放后，东子当了民兵，后来被选为水冶镇东关的负责人。在同那些没有逃掉的地主的斗争中，他要求他们交出所有的武器。为了表明他的坚决态度，他从自己的叔父家里收缴了四条枪，这个叔父与土匪有勾结，搞倒卖枪支的活动。

东子的决心使邻居们感到吃惊。“你兄弟是柯增强的党羽，你怎么敢斗争呢？ ”

他们问道。“没关系。”东子说，“咱是为正义而斗争。”在每次斗争中、在每次诉苦会上和减租减息运动中，东子都积极带头。他办事公道。他向群众宣传说：“共产党要求咱们讲民主。咱们搞清算必须做到合情合理。闹饥荒时，地主夺去咱们的土地和房屋，不管咱们死活。咱们可不能那么干，要让大家都有活路。”

东子的亲戚朋友和母亲原来都认为两个儿子里还是小儿子好，因为他给他们东西。在清算运动中，家里分得了一些粮食，现在大家开始认为老大是个能干的人。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开到了水冶。柯增强也带着还乡团和西则回来了。父亲和母亲竭力劝东子留下来。“不”他回答说，“八路军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带着妻子立即离开了此地。

柯增强一回到水冶又开始欺凌穷人。更恶毒的是他随意杀人。受害者之一是一位五十岁的农民。几年前柯增强夺了他的房子抵债。土改中，老汉领回了自己的房子。这回柯以侵占他的财产为由杀死了这位老汉和他的老伴。

与此同时，西则没法同他哥哥取得联系。哥哥在离水冶不到十里的地方组织了一支六十人的民兵队伍。每逢集日西则便派几个妇女捎话叫他回家来。东子回话说；“我决不到你们那边去。就是死了，我也不回去。”妙的是传讯的妇女也劝他别回去。“大家不喜欢还乡团，”她们说，“你若回来，你弟弟不会帮你的。”这时候，东子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他派人到水冶家里要些布。他娘叫一个女孩子捎给他一小团线。“告诉他，”她说，“不要回来。他没衣服穿，我给他做些。 ”她向小儿子要布，小儿子说啥也不给。不久，西则离开了家，又回到平原去了。那里的生活比在这荒凉的山沟里舒服些。有人说，他之所以走开是因为怕东子杀他。西则走后的第二天，国民党调集三个区的还乡团三百人和一部分保安队人员，出发清乡抢劫了。这是二月下旬时节，雪还覆盖着大地。

各村做好了进行自卫的准备。县长顶着风寒亲自指挥战斗。他在水冶西边的一个阵地里布置了二百名民兵和第五十二独立团的四十名战士，后者是县里掌握的富有经验的战士。还乡团无法突破这道强大的防线，便向南迂回，准备洗劫南边的几个村庄。

看到敌人撤退了，王东子带领五个民兵迅猛地追了上去。政治指导员拦住他。东子挣脱了拦阻他的手。“我们不是正规部队，”他说，“可是，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当一个民兵，牺牲了性命也是光荣的。”他向前面一条战壕里冲去。靠后边一点的几个同伴只见雪和沙子撒落到东子所去的那个浅沟里。王东子向前冲时，没有发现隐蔽在他侧翼庙里的一挺机关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晃了一下，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脸埋在雪里。

同志们竭力抢救他，但被打了回来。还乡团把东子拖到他们那边。他还没有死，躺在雪里看着俘虏他的人们。

他艰难地挪动着嘴唇说：“我就是王东子，家住水冶镇东关。我是村长。”他说完这些便死了。

几个农民把他的尸体抬到水冶，放在东关的街上。保长把地主们叫来，他们洋洋得意地看着他们的敌人的尸体。

柯增强向尸体吐了一口唾沫。

“哼！你这个家伙！ ”他对着死去的东子说，“你说你不回来。现在不是回来了？”

他下令把尸体抬到三官庙后面。

“不许埋这具尸体，”他说，“让野狗来吃他。 ”

他又把东子的父母抓来。“为打你们的儿子我们用了五十发子弹，”他说，你们必须赔偿我们。”

东子的父母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亲友们暗暗守在东子的尸体旁边，把野狗赶走。他们守了三天三夜。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地主让了步。

“连狗都不吃他。”柯增强说。于是他准许人家把东子的尸体埋葬了。

王东子被害不久，我就来到这里。在山区人民中间，他已成为传奇式的人物，英名远扬。正是东子领导着这些人走上了他所信仰的道路——革命斗争的道路。东子被埋在敌占区，但是，常有农民偷偷去水冶探视他的坟墓，防止它被人破坏。

第三十八节打击反攻倒算

如果敌人的装备和你自己差不多，同他作战已经够困难了。如果敌人的物质力量超过你，同他作战是对你的意志的严峻考验。而如果敌人强十倍或多十倍，要进攻并击败他们，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

同所有的处于敌人半占领下的县一样，安阳县的困难在于：虽然当地的人民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坚壁清野，地方干部能够逃避敌人的杀害，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向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发动正面的攻击，把他们赶出去。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他们也不能用宣传的办法把敌人的士兵争取过来。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消灭蒋介石的部队，或者至少使他们不能为非作歹。

既然他们不能进攻蒋介石摆在正面的大部队，只好绕到他的后面进行骚扰，今天夜里搞掉他一个孤立哨所，明天夜里打散他一个还乡团，后天夜里解放一个村子。

这种打法不仅危险，而且很费劲、费时。但是，在广大的分散地区里耐心地坚持这种打法，一定会在许多县里一口一口地吃掉蒋介石的兵力。

我到达安阳时，这种打法则刚开始。几天前，县政府派八十名民兵偷偷绕过国民党的一系列碉堡，穿越观台和水冶之间的封锁线。民兵们虽然遭到了射击，但是没有停下来还击，而是连续在敌后行进了三十里。他们沿途在每个村庄都留下两、三个民兵做宣传工作。最后只有三十人到达主要目的地-一个驻扎着还乡团的大村庄。为了造成他们是正规军的假像，民兵们猛吹了几声军号。还乡团果然害怕，连夜逃跑了。民兵们召集群众讲话。

“我们是八路军，”他们说，“我们要让大伙儿知道，我们并没有逃跑。大伙儿不要泄气，我们会经常回来的。从今以后，谁敢压迫你们，我们就来收拾他。”

这种似乎不关痛痒的袭击的效果比乍看上去大得多，影响很广泛。本来对这场战争就没有什么信心的蒋军士兵，发现夜间有民兵在他们背后活动，更是龟缩到碉堡里，不敢出来。这样一来，民兵再进行袭击就容易一些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地主不敢睡在当地还乡团的管地里，为了安全，他们开始住在一个中心地点。这就使得更多的村庄获得了自由。穷苦的佃农们发现，一路之隔就有自己的同盟者，便开始大胆地起来斗争。地主被吓怕了，也不敢过分作威作福。

当我到安阳时，这种袭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国民党占领区的纵深发展着。每天夜里总有三人，五人，十人或十五人组成的小组，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做宣传工作，打击还乡团和掉队的国民党士兵。

领导这种袭击的民兵往往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人。有时他们前来袭击，是为了给被害的亲属报仇。然而，这种袭击更多的是同土改密切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保卫土改的果实，迫使地主退还他们从人民手中夺走的一切。总的是给穷人撑腰打气。这些行动都是在打击反攻倒算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名义下进行的。虽然经常听到枪声大作，但是我认为这种袭击主要不在于其军事意义，而在于它是以武装手段进行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斗争。袭击的目标往往不是哨所，甚至也不是交通线，而是社会组织、政府机关和个人。比如说，执行袭击任务的民兵们会去解救受到强迫婚姻之害的姑娘，推翻人们痛恨的村长以及绑架地主。简言之，这种战争着眼于人们的感情，争的是民心，而不是土地。

我不是说宣传可以代替战斗，而是说游击战是在一种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感情环境中进行的战争。游击队和民兵搜集情报的方式足以说明这一点。民兵们在夜里穿过封锁线，爬过院墙，敲一个妇女的门，问道：“他们怎么对待你？让你交多少税？吃的是什么？”农民们偷偷地溜到八路军这边来呆一两天。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主要不是关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而是谁被抓了夫，谁家的女人挨了打或者哪个孩子的爹娘被害死了，等等。

我呆在无人地带的若干村子期间，经常看到农民们跑来给游击队送情报。这种情报任何正规军队的军官都会认为没有价值，但对这种类型的战争却是非常有用的。游击队在知道谁遭到了不幸的同时，也就了解到可能帮助他们的人的名字。另一方面，把所有这些情况送到后方加以整理后，八路军就可据此制定出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了解到村里老百姓遭受什么苦难的同时，民兵也了解到那些欺凌老百姓的地主、狗腿子和土匪的名字。对于夺走老百姓东西的地主，民兵就写信勒令他把东西还回去。如果他没有照办就向他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他还是不理，就在夜里把他抓来。

安阳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有八十个地主和还乡团团员被用这种方式抓到封锁线这边来。一般来说，由区政治指导员或区长向他们训话后，就把他们放走。我并不十分赞成绑架，不过，县干部们对待曾经带着武装同他们斗争过的地主的这种耐心和宽大有时使我感到惊讶。

民兵在国民党占领区的活动往往带有罗宾汉式的侠义色彩。因为民兵们自己都是穷人，所以，每当他们发现有哪个男人或女人遭到了不幸，就尽力相助。当然这种打游击的农民进行除暴安良时，常常不免有些过火行为。在不少人眼中，他们简直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是，我却有充分理由认为，蒋管区的许多穷苦农民都把那些在夜里来搭救他们的人看做是见义勇为的侠客，有时简直将他们看做是著名的加拉哈兹爵士式的人物。

有一次，在新年前夕，一小支民兵到敌后四十里的卫漳向一个反攻倒算的地主投信去。路上，他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休息。夜深人静，街上空无一人。民兵们靠住一家人的院墙休息时，听到里边传来哭声。他们爬过墙，跳到院子里，发现一个老大娘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伤心地哭泣。

老大娘一见带枪的人吓楞了。

“不要怕，”一个民兵说，并问她为啥哭。

“这里有个叫魏庆廉的地主，”她解释说，“在清算运动中，我分了一点儿地，他回来后说我共他的产，要我还他五斗小米。我没有那么多的小米，还不起他。 ”

“我存了一斗小米，要和闺女过年，魏庆廉来了全给抢走了。这个年可昨过啊？啥都没的吃了。 ”

民兵们很气愤，但不知道老大娘讲的是否确实。为了弄清事实，他们走访了四、五户人家，大家都说，魏庆廉是个坏家伙，那个老大娘确实没吃的了。

因为这些民兵本不是在这个村子执行任务，所以他们继续向卫漳进发，在那里完成了投信任务。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又在这个村子停了下来，继续调查关于那位老大娘的事，对老大娘说的每件事都做了核实。民兵们问明地主的住处，借了一副绳梯，爬墙跳进魏家的院子。屋里的人都闩门熟睡着。

“魏庆廉在家吗？”他们高声叫门。

一个女的回答说；“他不在家。”他们要她开门，但是，没人来开门。民兵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一个人大声说：“拿一颗手榴弹来。 ”

其实他们身边没带手榴弹，只是想吓唬地主，让他出来开门。但里头还是没人出来。

“用炸药炸他狗日的。”一个民兵喊道。

民兵们当然没有这种稀罕的东西。但是，这句话起了作用，地主婆开了门。民兵们冲进屋里，发现姓魏的地主躺在坑上。

“啊，你们来啦，”地主说。他已经意识到碰到八路的民兵了。“要是知道是你们，我早就开门了。”民兵们二话不说，开枪把他打死了。

民兵们走到大街上大声喊道：“我们对魏庆廉做了调查，发现他抢走了一个老大娘的东西。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地主，他反攻倒算。我们已经把他处决了。如果哪个地主还想抢劫乡亲们的东西，请他看看魏庆廉的下场！ ”

并不是所有的袭击都伤人命。有些袭击还是颇有风趣的。一支民兵小分队到了敌后，勒令一个地主把从穷人手中夺来的东西送回去。地主答应了，但是不见行动。民兵们又去找他，这次地主说：“我马上就送回去。可是，我得把东西从地窖里挖出来呀。”又没有什么行动。民兵们第三次到地主家时，地主婆在门口回答民兵说，她男人不在家。民兵们走进屋里发现炕上有两个人睡过。他们打着手电筒在屋里四处寻找，看见地主一丝不挂地趴在屋梁上。当手电筒照到他身上时，他吓得直哆嗦，从屋梁上掉下地。天很冷，民兵们不让他穿衣服。

“喂，”他们问，“你打算把东西还给穷人吗？”

“哎呀，我正打算明天还。”地主说。

“好吧！”民兵说，“等你把东西还了，我们就把衣服还给你。”说着，民兵们便带着地主所有的衣服和被子走了。

民兵们也管婚事。在饥荒年月里，一些佃户不单失去了土地，连妻子也被地主和土匪抢走了。在第六区里，我听说，一个佃农在清算运动中斗了地主，分得了一些土地。当国民党和这个地主回来时，这个佃农逃跑了。地主把他的妻子抓来，并对邻居们说：“他分了我的地，我就占他的老婆。”一天夜里，这位佃农和一些民兵回到村里，翻墙进去打死了那个地主，夺回了妻子。

虽然有很多次袭击是为了报私仇，但是，在敌后进行的多数袭击具有更普通的意义，其效果比人们所想像的大得多。这是因为民兵们一步步地把还乡团从蒋介石占领区的村子里赶走，于是有更多的老百姓脱离了蒋介石的统治，缩小了蒋军和官府的活动地盘。用一位民兵的话说，这些活动向人民说明“天下是我们的”。

蒋管区的广大农民不堪压迫，他们盼着八路军来。所以民兵们夜里到来时，总是受到人民的衷心欢迎。有好几次，在我们乘天亮前从蒋管区的村子离开时，我都听到老乡们对民兵说：“你们快些回来。要不，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第三十九节武工队

对一位将军来说，要把人民战争开展得更好，最简便的方法是从正规军里抽出一些小分队去增强这方面的工作。一般说来，不从正规军里抽出人来做骨干，便很难发动群众拿起武器。

这是对人民战争公认的看法。

但是在安阳，在正规军没有给予多少帮助的情况下，人民战争也开展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法活下去了。县里的主要武装是民兵—也就是带枪的农民、武装起来的老百姓。他们出来打两星期的仗，然后再回到村里种地。不过，县里还有一支由经过训练的战士组成的比较固定的武装，这支力量增强了那些缺乏训练的民兵的士气。

这支力量叫做武工队。武工队里虽然有一些八路军的干部和战土，但是，它绝不是一支正规军。安阳县根本没有正规部队。武工队完全由县里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武工队是游击专家，同时也是游击队员，执行一般民兵难以胜任的特定任务。他们有时炸国民党的炮楼，有时颠覆火车，有时参加对特别强大的还乡团的战斗。民兵同国民党军队交了锋而又对付不了强敌时，武工队经常驰援他们。

一天早上，我决定去看一支这样的武工队。于是陈翻译、刘明基、几个民兵和我一起沿着一条小山路出发了。走了几天，到了太行山麓的一个小村子里。一支四十人的武工队就驻扎在这里。

不知是精心挑选的还是无意的巧合，驻地的景色宜人，上有峭壁，旁有潺潺流水。国民党部队离这里只有十几里，我却在这里悠哉闲哉地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与人谈论着战争。

武工队的军容和素质与民兵完全不同。他们都穿着整洁的制服，看上去比民兵健康、壮实，好像他们吃得特别好似的。但是，在我跟他们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我们的伙食无非是小米和萝卜，没有别的东西。战土们把小米装在一个香肠似的环形布袋里，背在身上。口粮是县里发的，他们不再从老百姓那里要粮食。这一带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

这支武工队的领导人李玉明是个体格健壮、三十二岁左右的人。他长得细长而又结实，黑红的脸膛，总是带着严肃的微笑。他虽然言语不多，但是说话很清楚。他常常把我带到一家农民的房顶上，向我讲述他的生活，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他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原因同一般农民完全不同。不过，他的造反同中国的一切造反一样，都同封建环境有关。

他出生在离黄河不远的晋西山区一个相当大的村子里。他不到十岁死了娘，他爹又结了婚。继母对他很残酷，后来强迫他同一个他不喜欢的麻脸姑娘结了婚。由于他爷爷的坚持和资助，他得以继续学习，最后进了省会太原的一所中学。在那里，外界的新鲜见闻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的这些见闻一部分来自他的同学，但主要是来自有关欧美的书籍。那时日本占领了满洲，风起云涌的抗日学生运动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为了这个原因，也由于他当时钱快用光了，南京政府的军官学校招收各省公费生的广告吸引了他。

大约在一九三五年，他和一批华北学生一起到南京考入了蒋介石的一个军校。第一天上午，新生上课，学校的教务长站起来宣布，他们受训后将当宪兵。他和几百个同学对此大为惊愕。这位教务长指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支柱都是警察和宪兵，并广引博征德国和意大利的例子来论证这一点。

虽然学生们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知道得不多，但是，他们感到上了当，十分气愤。他们本来希望受训后去打日本。可是，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骗到这里来，将来要充当蒋介石镇压人民的警察和特务。

这批青年学生大多数年龄在十七和二十岁之间，充满着理想，现在被迫过着这种生活，震动了他们，打破了他们的理想。许多人过去从未离开过家门，有些人在夜里哭泣，还有些人，特别是北方的学生开了小差。因此，校方在晚上把全体新生的衣服都收走，平时也很少让他们出校门。

他们不是军人，却不准他们退学。他们比囚犯好不了多少。有一次，一个逃跑的河南学生被捉到了。全校的学生都被拉到南京城外观看对他的处决。学生们很害怕。不过，胆子大的人还是接连不断地逃跑。据李说，仅一个学期就有近三百名学生开了小差。

李自己没有逃跑，因为家里比以前更贫困了，他不想回去增加家庭的负担。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气温达华氏一百度以上，李所在的班被拉到南京城外进行长途行军训练。学员全副武装，负重在身。许多学员，特别是北方人，中暑昏倒在路上。李也踉踉跄跄地走着，走慢了就有人戳他，跌倒时又有人踢他。他眼发直、心发慌、双腿颤抖，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第二天，他在一家医院的院子中苏醒过来。他拉开盖在脸上的被单一看，四周全是他同学的尸体。一个护士走过来，使劲地看着他，喊道：“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死。 ”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被当做死人和其他四十多个死去的同学放在一起了。

他被胡乱地扔到一张床上，好久也没有人护理他。旁边有一个重病号，睡梦中不断地呻吟。李总是大声地骂着叫醒他。但是那个人却用和善的微笑回答他的叫驾，还说：“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家，难哪！”李感到很惭愧。有时候这个人唱起京戏来，勾起李思念在北方的家而悲哭。

一天夜里，那个人病危，喘着气要水喝，李一遍又一遍地喊叫护理员，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早晨，李被全体病员的一阵大笑声吵醒了。一个护理员正在摇晃那个人。其实人已经死了。病员们都笑那个护理员在叫一个死人醒过来。

病友之死，使李的情绪极度消沉。他心想，一个人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死了还要受人嘲笑，太惨了！他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学校了。

在那次行军训练中，李的腿受了轻伤。于是他假装腿不好使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不肯下地行走。医生开始还有些纳闷，后来宣布他得了一种怪病。结果，学校把他开除了。

他拄着拐棍，由两个朋友搀扶着，乘渡船过了长江。到了对岸，看到自己又踏上了华北的土地，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甩掉拐棍，高兴地笑了。

到了家，他看见父亲病倒在床上。“我听到你出事了，”父亲说，“我以为我活不了了。现在我的病会好起来的。 ”李的麻脸妻子也在柔情满怀地等待着他。他虽说是违愿地同她结了婚，对她没什么感情，但是，他待她还是不错的，因为她从未对他做过任何错事。现在，他自己又吃了这么多的苦头，不忍心去伤害任何人了。

在家里，经过一段精神恍惚的时期，他渐渐下地干活了，有时在他家附近的小山上长时间地散步。他觉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只剩下大自然、家庭和几个朋友了。他痛恨社会，不再想出去见世面了。在地里干活的过程中，他同几个长工交了朋友，渐渐感到这些人比村里任何人都好。

这时候，一个老同学从共产党的首都延安给他写了一封信，叫他去那里学习。他历经艰险，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了延安。一到那里，就有一位干部警告他说，他将要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没什么东西吃，他也可能冻死或饿死，将来在同日本人作战中他还可能牺牲。李说，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他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时期。他领教过蒋介石学校里的非人的生活，而在这里，他却惊奇地看到学员们互相搭着肩，唱着歌，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他那消沉的情绪为之一扫而光，开始与人热情交往。

“你瞧，”有一天他对我说，“从那以后，我完全变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现在常露笑容。以前我总是闷闷不乐，灰心丧气，非常不开朗。 ”

李在学校里过这种质朴而又美好的生活只有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一天，教员宣布，中国同日本开战了。“你们这批学员的训练还没有完全结束，”教务长说，“但是，前线需要你们。”李同另外五、六个人一起到了山西的山里。他站在公路上看到蒋介石的士兵慌张狼狈地逃出山西。每当他发现掉队的士兵，他总是动员他们进山里来继续抗战。他不以党员的身份进行工作，因为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开始他只有四、五个同伴一起工作，力量比较单薄。后来逐渐建立起一小支游击队。粮食很缺，他常到村子里找佃农，打听到逃跑的地主埋藏粮食的地方，就把粮食挖出来，供给他的游击队。一连几个月，他东藏西躲，经常处于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不断地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他吃得很少，睡眠不够，穿得也很破。

他曾一度参加过山西某县的统一战线政府。县长是个大烟鬼，什么事都让李去干。李想法减轻农民的捐税负担，但是遭到了绅士们的反对，最后被他们赶下台。

后来，他加入一支较大的游击队，在里面当了政治委员，这一职务相当于副队长。日本人凶狠地攻打这一支游击队，打伤了许多人。李带领战士们坚守一个比较高的山头，他们亲眼看到日本人用刺刀将游击队的伤员捅死。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李带领部队突了围，经过几个星期的行军，终于与一支正规的八路军游击队汇合。

在抗日战争第六年的年底，李被调到后方接受正规战的训练。几乎所有的学员和教员都是久经沙场的人，他们共同研究作战的方法。李从学校出来时，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军官了。他不再想打游击战了。他感到打游击不够痛快。原来计划他和另外几个军官到山东去。但是，因为过不了日本人在平原上的封锁线，李再次被派到游击区——这次是在安阳后边的山里。就在他到这里前，一个有爱国心的地主与邻村几个倾向日本的地主发生了争吵。他们是为一条流经这几个地主各自所在的村庄的小河的用水问题争吵的。那个有爱国心的地主应其他地主的邀请赴了宴，在宴会中间遭到了谋杀。他的亲戚、朋友和同村人都要求为他报仇。李担负了组织和训练这些人的工作，这是一桩苦差。李曾向他们讲述过民主问题。他们对他讲的话是那样的认真，以致于不服从命令了。在战斗中，每个人都各有打算，自行其是。后来，他们发现打仗并不是好玩的，就都不想干了。李不能训斥他们，因为没人肯接受批评。他不得不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去进行教育。他就是这样以极大的耐心建立了一支武工队。他还得在各种情况下领着他们干。因为遇到危险，他们还可能开小差。有一次，为了阻止队伍溃退，他受了伤，腿骨折了。但是，农民们保卫了他，把他背走，脱离了险境。

因为他瘸得厉害——这次是真的瘸了——他不再参加需要走长路的远征了。然而他的部下现在已经训练得很好了，就是他不在也能打仗。所以李很为他们而自豪。很明显，他对这支武工队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对民兵的重视。

像李这种类型的人在共产党地区绝非少有，他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典型。在他身上，实干家和知识分子的气质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他那种沉着持重的风度使人觉得稳当可靠。我常想，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由这一类型的人来掌握——共产党内部权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让纯知识分子占了上风，那么个人迷信之风就可能统治中国。

我想同李的武工队一起到敌后参加一次袭击，因为看起来这支队伍非常精干。但是，李被调走了，我只好随一支民兵小分队一起到敌后去，而没有其他选择。李曾劝我不要去，因为民兵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但是，我还是决定去。此行至少是有趣的，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民战争。

第四十节地老鼠

我参加民兵小分队，数次潜入国民党战线的后面，拯救过一个不幸的妇女，绑架过一个地主，杀掉过一个土匪。我不想过分渲染，把这一切说得多么了不起。因为正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小分队在成千上万的中国村庄里的活动，才使装备很差的中国人民能够不断地打败部分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军队。我也不妄称我的同伴们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他们中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都是农民。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拥护共产主义事业。因为他们像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男女一样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悲惨生活中救出来，而蒋介石却一个劲儿地把他们往火坑里推。至于他们的观点是否错误，或者到头来证明他们所拥护的竟是一种更加糟糕的独裁制度，那要由历史来做出判断。我参加的那个小分队的领导人，是一个三十四岁很机灵的出身农家的学生。他的名字叫唐文亮，因为他行动十分敏捷，绰号叫地老鼠。他是安阳县第七区人民武装委员会的领导人，手下有二百五十名民兵。这些民兵分成十人、二十人或者三十人的小分队进行活动。

他个子矮小，只有五英尺多一点，体重不到一百斤，由于久经风霜，脸膛黑黑的。他上身穿着一件蓝制服，下身穿着一条农民式样的裤子。同许多人一样，他也是由于不满封建婚姻而投奔革命的。他十五岁那年，四十岁的父亲把他和素未见过面的新娘锁在一个屋子里，交代他要给家里传宗接代。一连三天三夜，地老鼠执拗地坐在地上。新娘则畏缩在炕上，一会儿哭，一会儿怯生生地想亲近他，但总是遭到他的拒绝。到了第四天，他父亲打开了门，唐文亮保持了童贞，但同时也成了不孝之子。

当天夜里，他逃到镇后的山里，参加了一支新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由于他知书断字，马上就让他当了班长。溺爱孙子的老奶奶骑了一条毛驴，追到游击队驻地来找人。她发现孙子正在打谷场上操练，便下了驴，当着战士们的面，上去一把揪住地老鼠的衣服，骂了两句，用鞭杆朝他脑门敲了一记。她责备连长不该把人家的孩子拐走，并当场要部队把她的孙子还给她。地老鼠只好垂头丧气地跟着奶奶走了。战士们看了窃笑。

几天以后，父亲把他雇给蒋军一个团部为军官们当勒务兵。他不堪军官们的奴役和打骂，想法逃出这支军队。经过一番周密慎重的考虑，他同六个士兵分别结拜为“生死之交”。他把他们个别地领到一个树丛里，相互交换过生辰八字以后，他说：“好兄弟，现在咱俩对天起誓，患难相共，如违盟约，天诛地灭。 ”

一天晚上，正好是他的一个结义兄弟站岗。地老鼠嘱咐他等自己溜出营房后，对空鸣枪。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地老鼠直朝一个村子跑去，忠心的老奶奶带着一套农民衣服正在那里等着他。他高兴地回到了家。

使他高兴的是，八路军的游击队不久占领了他们的村子。地老鼠马上参加了民兵，在土墙外边站岗放哨。游击队的领导看上了他，选派他去接受政治训练。他不久就当上了村干部。他决心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向乡亲们宣布，他是新型的官员，决不营私舞弊。为了证明他一心为公的精神，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把小姨子传来，批评她偷了邻居地里的西瓜，并责令她悔过。妻子同他吵了起来。她嚷道：“你恨我，才对我妹妹这样。”地老鼠回答说，“我办事不能有私心。”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不依。

几天以后，使地老鼠自己和他全家惊骇的是，当他无意中闯进一间房里时，他父亲正在那里同一个有夫之妇通奸。他又羞又怒，从一个民兵手里夺过手枪，朝父亲喊叫：“我毙了你！”同来的一个村干部花了很大气力夺了他的手枪。地老鼠要求县里逮捕他父亲，并惩办他的不道德行为。“作为干部，我没脸见人，”他说，“同时也给整个村公所丢了脸。 ”

一时间，全家都恨开了他。“不孝之子”，他们狠狠地这样叫他。地老鼠重申他以前说过的那句话：“我不能徇私情。要我秉公办事，就必须对自己亲属和其他人一视同仁。 ”

几个月后，他的父亲改悔了。他找到儿子，说：“是我当老子的不好。你教育了我。”地老鼠接受了这种赞扬，但是，仍然同父亲保持疏远。

在地老鼠割断了联结自己和家庭的私情以及破除封建的乡土现念以后，当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革命了。他非常爽朗，谈笑风生，这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他是妇女们最喜欢的人，特别是村里三十岁上下的风流女人、有钱人家的小老婆、姨太太等。他虽然常利用这些娘儿们传送信件或刺探情报，并且同她们说说笑笑，但始终洁身自守。他说，他不喜欢女人，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和女人鬼混，连作梦也不搞这一套。

我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老鼠自己说，他梦见自己领导土改运动，梦见开飞机，梦见炮弹朝他打来，爆炸时的火光把他惊醒，就是没梦见过女人。

“我不愿意和她们搞在一起，”他说，“我爹那次丑事丢尽了我们全家的脸，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

然而，地老鼠在敌后的许多工作还是多亏了农村妇女的帮助。妇女们喜欢地老鼠，可能是因为他长得矮小，觉得有点儿可怜，好像需要母爱似的。另一方面，地老鼠对妇女很正派。这种态度反而博得妇女的好感。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不像一般男人那样，要么虚情假意，要么粗鲁放肆。最后，妇女们结交地老鼠，也有的希望得到他的保护或替她们报仇。在地老鼠第一次带我去窦马庄那天夜里，我偶然发现了这一点。

这个村庄座落在无人地带的中部，这本来就够独特的了，可是，还有另外的独特之处——村里的人相互都有血缘关系，都姓窦。这个村子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明太祖从北平赶走蒙古人不久，这个村子就建立起来了。在村子一角的祠堂里，供着窦氏从始祖以下二十代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祠堂大门上的匾额写着四个大字：全村一姓。可是，现在这个家族的人们正在互相残杀。

可以想象，这个村里的气氛有点异乎寻常。我们天黑时进村，民兵们在村子的一些制高点布了岗。地老鼠、陈翻译、刘明基和我肃穆地走在村里唯一的街道上。地老鼠出于安全的考虑，把我安置在一家住有两个妇女的屋子里，他自己则去探听情况。

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外国人，一定使这两个女人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发现要引她们说话很困难。而且，她们俩还是一个被杀的土匪兼地主的老婆。我猜想，这也是使她们对陌生人沉默寡言的原因。

大老婆约莫有四十五岁或五十岁的样子，比较呆板，话也说不清楚。第二房老婆较标致，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她时时用低垂的眼睛瞟人，虽然令人不快，却又有些动人。忠于职守的通讯员刘明基站在门口警卫着，我在陈翻译的帮助下开始询问这个女人的身世。因为这些问题同性关系和谋杀连系在一起。所以，她有些不愿意讲。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就打开了话匣子，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她十七岁时，父母把她嫁到窦马庄给一个名叫窦喜功的富农当二房妻子。她不久便在丈夫的炕上取代了第一房妻子。但过些时候，她自己也同样被更年轻的第三房妻子取而代之了。三个老婆的服侍仍然满足不了喜功的淫欲。他每周还毫无顾忌地跑到一个贫农的妻子——名叫白花的女人的炕上两次。白花是本村里土生土长的，喜功从小就认得她。

那个农民很可能知道，自己在地里干活时，白花正在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但是，他只好忍气吞声，因为窦喜功是村里有势力的人物。窦喜功自己的妻子们对此也是毫无办法。她们看着白花送给她们丈夫的绣花袄，妒火中烧，有苦难言。

白花和第三房老婆的关系倒处得很好。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妇女处于什么地位了。如果白花没有引起一个名叫窦马利的男人的淫念——必须承认，白花倒不是有意的——那么，窦喜功同白花的暖昧关系也就不会出事了。

窦马利和喜功曾经同属一个剿匪队。在战争中，剿匪队在本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劫夺。他们俩在绑架老百姓和强占土地方面互相配合得很好。然而，窦马利对白花突然起了淫念，上述良好的合作关系便告破裂。

白花爱英俊的喜功，而对丑陋的马利毫无感情。然而，马利是村里最有势力的人物，可以任意对白花施以强暴。就是这样，他还不满足。

“我每次来，”他责备白花说，“你好像总是闷闷不乐。可是，每次喜功来时你就眉开眼笑。 ”一天夜里，喜功在村后的一间窑洞里同第三房老婆和儿子睡觉。马利带着一百个武装人员将窑洞包围起来，开了枪，当场打死了喜功的孩子。喜功抄起手枪，想杀出重围，但是被压了回来。这时全村人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马利在窑洞外边放起火熏死了喜功和他的第三房老婆。

从此以后，窦马利独霸全村，高兴时便去奸污白花，并且继续强占民田。窦马利掠夺土地是非常残酷的。我遇到一个十一口人之家，其中七口人由于被他夺走了土地而饿死。马利的所做所为自然在村里树立了很多的敌人。但是，他的两个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白花和喜功的第二房老婆。这一点把我们带回到地老鼠的故事，带回到中国革命和内战中去。

如果认为这些桃色纠纷和谋杀同革命没有某种关系，那就错了。如果不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这类事情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了，其结果也是大不相同的。至于地老鼠，他同这些事情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关的。

日本人从这个地区撤退时，窦马利同他们一起跑掉了。接着，地老鼠来到村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不久，国民党开进安阳县，地老鼠撤走了，窦马利又回来了。两人在这个村子里势均力敌，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取民心的斗争。

白花和被害的窦喜功的第二房老婆对窦马利怀有刻骨的仇恨，在这场斗争中自然站在地老鼠一边。他来村里时，她们暗中给他送情报。同地老鼠站在一起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妇女，还有村里其他许多人。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和感召力：窦马庄的大多数人站在一个外姓人——地老鼠一边，去反对自己的同宗——窦马利。这两个人之间的斗争相当离奇古怪。窦马利和他的还乡团每星期在白天光顾窦马庄两、三次，而地老鼠一般情况下是在天黑后才进村。窦马利的势力原来比较强，但是，后来被地老鼠给削弱了不少。

在削弱马利的过程中，地老鼠表现得很有耐心而且手法常常是巧妙的。地老鼠开始搞土改时，组织了一支民兵抗击日本人。国民党来的时候，他撤退了，多数民兵离开了地老鼠，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家庭，丢下土地。这些民兵有的被窦马利杀害了，有的则被编到他的还乡团里去了。地老鼠常常在夜里来到窦马庄看望这些人的家属。他以他那种诱人并带着稚气、然而却是严肃的态度向这些妇女指出，让丈夫在土匪还乡团里混事是不合适的。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地老鼠嘴边有许多这类谚语。他一引用这类谚语，马上就会有妇女相信，她们可怜的丈夫如果不脱离还乡团，就会受到子孙后代的怨恨和鄙视。结果，不少妇女去做自家男人的工作。于是这些男人有的离开了还乡团；有的当了地老鼠的内线。

地老鼠对他以前的民兵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决不再收这些人到他现在的小分队里。但他也不记仇，而是对他们格外体谅。我记得，他以前的一个民兵被迫参加了还乡团，后来开了小差到一个煤窑里做工，生活非常苦。地老鼠听说了，有一次，他回村的时候给这位煤矿工人带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叫这个工人的妻子转交给他。这个人非常感激。他对妻子说：“我做了对不住老唐的事，可他还送东西给我。真过意不去。 ”

这样，地老鼠在群众中树立了待人厚道的声望，削弱了还乡团头目窦马利的影响。这个家伙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仍想设计抓地老鼠。起初，他派人传话给地老鼠，说：“咱俩没有个人恩怨。你需要什么，请告诉我。”后来，他想安排与地老鼠见一面。

地老鼠并不反对见面，但他担心这是个陷阱。“你带二十个人到山谷里来，我也带二十人。双方人员相距一里停下来，你和我各带一条枪单独靠近。你如果要谈，咱们就谈。要打，就打。 ”

地老鼠最后用通用的誓言表示格守自己建议的诚意：“言而无信，天诛地灭”。

对当地编民谣的人来说，不幸的是这次会面根本没有实现。不过窦马利还是发誓要杀掉地老鼠。他知道地老鼠惯于在夜里来窦马庄，于是在一天傍晚，他把村子包围起来，只留下进村的路，同时不准村里任何人外出，以免走漏消息，专等地老鼠落网。

地老鼠的朋友们都很担心。村里有个巫婆摆出香案，请她最喜欢的神仙预卜吉凶。

“老唐今天会来吗？”她问道。

“他非常危险。”神仙以巧妙的语气回避这个问题。

“那么，最好你警告他，”巫婆说，“要不，我就再也不给你烧香了。 ”

究竟这种威胁使神仙采取行动了没有，这是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不信神的西方人所不敢回答的问题。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那天夜里地老鼠没到村里来，因而得以幸免。

还有一次，窦马利派他的主要射手和几个打手去伏击地老鼠。唐没有防备，一个人进了窦马庄。白花飞跑出门，向他发出了警报。唐慌忙退出了村子，并召集了几个民兵去抓企图暗杀他的人。结果，在沿山坡的小路上展开了一场追击枪战。地老鼠打中了那个主要射手，另外两个人把帽子倒过来戴上，表示投降，最后缴了枪。

地老鼠的活动不仅限于窦马庄，他还深入到无人地带以及国民党后方的纵深进行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结交了大量的朋友，但是，也树立了一些敌人。特别是各地还乡团，他们共同悬巨赏缉捕他，不管死的活的都要。我可以想象，人家宁可要死的，因为他是个非常机灵的人，毫无疑问，他可以逃出任何监牢。

地老鼠的一些做法相当机敏新颖，这说明他确实很会动脑筋。他发现，在敌后新开辟的村子里开展宣传工作时，人们在夜里不敢出门，这样他就没办法召集会议同群众见面。当然，不可能想像他会破门而入，到他想做工作的对象的家里去，于是他想出来一套接触老乡的特殊办法。

一天夜里，他带着十个人来到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一直对他在夜里光顾持反对态度。他把手下的人集中在街中央，围成一圈，然后大声喊道：“现在开会。”他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声明他是八路军，然后问大家有啥问题要问。他的一个民兵学着老大娘颤抖的声音说：“我们知道你们八路军非常好，可是，你们为啥不常来呢？”

地老鼠回答这个问题以后，民兵们有的学着农民的声音，有的装着农妇的腔调，一个个大声地发起言来，使躲在屋里的人们以为外边正在郑重其事地开会。

为了了解这个把戏——人们称它为“没人参加的会议”的效果，第二天地老鼠派一个民兵到村里听取人们的议论。听到人们躲躲闪闪地相互询问，

“昨天夜里你参加会了吗？”

“唉，没有啊，”有人马上回答啦。

“你真的没去开会吗？”

人人都认为别人参加会了，只不过是不敢承认罢了。结果，地老鼠下次再来到村里召集会议时，男男女女就都穿好衣服出来开会了。

在离敌占区不太远的村子里，地老鼠常常在白天召集会议。这类会议很简单。男男女女集合在一个院子里或一块空地上，随便地围成个圆圈，地老鼠站在中间发表讲话。妇女们总是带着纺车去开会。也有的抱着吃奶娃娃，边听地老鼠讲话，边给娃娃喂奶。

地老鼠不单单是个宣传家，他还会写文章哩。有一天，我们俩人沿一条小山路走着，地老鼠突然停下来，指着贴在一棵树上的一张约五英寸见方的油印小报说：“那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 ”我走近一看，确实有他的署名——唐文亮，印在标题的下面。那是一篇大约有七十五个字的短文，叙述在敌后的一次袭击。看来老唐对自己的作品很得意。

地老鼠把自己所有的活动都简要地记录下来。有一天，他念了笔记本中所记的有关他的三十人民兵小分队一个半月活动的小结。我把它摘录如下：保卫战十一次；敌后活动二十一次；遭遇战四次；出击七次；宣传会十一次；侦察敌情八次，投信三封；埋地雷六次，炸毁碉堡三个；烧毁村大门七个、岗楼一座，俘虏十九名还乡团员、一个国民党连长、一个副官和一个勤务兵；缴获文件五份、铁锹四把、步枪十七支、手枪二支、小米三十斗、敌人徽记四十个、现款六万元。

必须承认，对于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队来说，这个记录是相当可观的。

唐的笔记本中最后两项的内容，说明这个足智多谋的小伙子多么机灵、大胆，他也许有点胡来，甚至会耍两面手法。

一天夜里，地老鼠通过一个情报员得到消息说，在敌人后方纵深的某村里，一个姓潘的地主带领还乡团在一个石头筑起的大院里扎了营。情报员报告说，还乡团的劫掠弄得老百姓不胜其苦；虽然这个还乡团实力较强，但如对它进行奇袭，有可能攻下来。得到这个情报后，地老鼠在天黑时出发，晚上十点左右到了那个村子。

他带领战士翻过围墙，跳进院子里，但发现他们被另外一道墙挡住了。这墙太高，爬不过去，他们马上在路上挖洞，打算让唐钻过去。这时，屋里的人被惊醒了，地老鼠等人被迫改而从正面攻打大门。等他们冲进里院时，发现潘带着还乡团早己跑掉了。经过搜查，他们在床下找到一个光着身子的还乡团员和六万元钱以及四十枚徽记——战果不算很大。

地老鼠对这次失败感到泄气，想追击跑掉的还乡团，但转过来一想，不能在敌占区孤军深入，因为那样做，敌人在白天会发现他们的。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戴上这些徽记，”他告诉他的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兵们。“咱们伪装成潘家的还乡团。 ”

大家伪装好了。那个被俘的还乡团员也穿好衣服，夹在他们中间，使他们的伪装更像了。地老鼠便向敌占区的腹地挺进。在头一个村子里，人们被枪声惊醒，起了床。

“我们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地老鼠说，“你们这里见过八路军吗？我们是潘某人率领的还乡团。”听地老鼠这么一说，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走过来对他说，“我儿子也在潘的还乡团里。他是不是跟你们在一起？”

地老鼠迅速地思考怎么回答。

“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他说，“我们被打散了，现在正设法集合。你见过其他的人吗？”

村民们指点唐向东走。他们所到的第二个村子恰好是唐部下一个名叫平泽的民兵的家乡。因为全村都知道平泽是八路的民兵，所以，他在黑暗中迅速地躲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了。这时候，地老鼠把村里其他人都叫起来，警告他们说，八路军可能打过来。

他故意问几个地主家里的人，如果八路军来了他们怎么办。

“啊，我们可害怕八路军哩。”一个男人回答说。

“听说他们强奸妇女。”一个富农的老婆说。“不要怕，”地老鼠说，“我们会保护你们的。”正在这时候，人们看见平泽走了出来。地老鼠将计就计。他先装作大吃—惊的样子，接着破口大骂：“平泽，狗日的！我这回可算抓住你了。”他回头对两个民兵喝道，“快，把他抓起来，拉出去给我毙了！”两个民兵把平泽拉了出去。不一会儿，村外传来两声枪响。

“我要叫那些狗日的知道我们潘家还乡团的厉害！”地老鼠说。

村里有钱的人真以为平泽被枪毙了，同时，又看到地老鼠是个强而有力、说到做到的人，马上围过来讨好他、赞扬他，并咒骂八路军。地老鼠一声不响地听着。村里其他人开始时很害怕，不敢走到伪装的潘家还乡团面前，后来看到这种热闹场面，都走到街上来了，其中有个认识地老鼠的姑娘。

“你们同还乡团的人一起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她把他拉到一边问道。“我被俘了，”地老鼠低着头难过地说。

“哎，真糟糕！”女的说，“我能帮你忙吗？”

地老鼠感到这场闹剧已经演得差不多了，便跳到一个碾盘上叫大家注意。

“我们骗了大家，”他说，脸上显出严厉的神态，我们是八路的民兵。”在场的不少人一惊非同小可。

“不过，人家也骗了你们，说我们许多坏话，”地老鼠继续说说，“我们不是土匪、强盗。我们不抢老百姓的东西，不奸淫妇女。我们今天夜里来到达里为的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有些人说我们的坏话，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害怕。我们知道，在这种时候，不少人只好当两面派。所以，我们不计较那些话。不过，从现在起，国民党再说我们什么坏话，你们应该懂得，那是谎话。今后，我们还要常来。乡亲们有困难，我们一定来帮忙。如果国民党征兵、拉夫，你们就跑到我们那边去，我们会给你们安置，使你们能生活下去。 ”

经过这番亮相之后，地老鼠留下十个人，自己带着其余的人到另一个村子里去了。在那里，他仍然用这种计策。他问附近是否有潘的还乡团的人，有人告诉他说，好像有个姓魏的连长这时正在当地的破鞋——黑妮的家里。唐立即赶到那里。他打着耀眼的手电，发现那个连长和黑妮正在炕上。男的吓得缩到女的背后。

“你们是什么人？”他问道。

地老鼠把手电简照到一个民兵身上佩戴着的潘的还乡团徽记上。连长笑了，说：“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呢，我也是潘某人的还乡团的。 ”

“给我抓起来！”地老鼠大喝一声。民兵把他从炕上揪了下来。

“不要误会， ”连长说，“咱们是一家呀。这里还有潘的还乡团的弟兄可作证明。 ”“领我们去找他们，”地老鼠说。这样，他们又俘虏了四个人。这时，天已放亮，他迅速集合民兵，开拔回去了。路上经历几次惊险的遭遇，包括一场短促的枪击战，唐平安地返回到自己的地区。

这就是一个十分卓越的小伙子——地老鼠的英雄事迹。我越是了解他，越是对他发生好奇心。这个人似乎有着非常矛盾的性格。他有时看上去像个妈妈的宝宝，有时又像个歹徒。他有着宣传家的气质，同时也有着诗人的心灵。他是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个幻想家。他有柔肠，又有侠骨。他既多诈，又坦诚；既勇敢无畏，又小心谨慎；既慷慨大方，有时又贪得无厌。外表上，他开朗、朴实和坦率，然而，又令人莫测高深。他的全部性格是难以捉摸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人。

关于地老鼠的事情已经写得够多了。这里，我想叙述一下我同他第一次去敌占区的情形。正如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次执行的任务，同地老鼠的性格一样充满着矛盾。不过，整个中国革命就是一堆矛盾。

第四十一节锄霸

我们一连走了几天，我有点累，坐在山路旁边一块石头上，两只胳膊交叉着搭在膝盖上，低着头，尽量不用力喘气。走在前头的那些穿布衣的人，正在吃力地爬坡。他们斜背着枪，枪口塞着防灰土进入的红、绿布团。我们虽然是在国民党的主要防线后边，但这里却仍然在我们自己的防区范围里。我们和国民党部队之间还隔着一座山，不需要端枪待射，所以，大家都把枪挎在背后，猫着腰，不时地伸手抓住石头上的什么东西或者一簇草，吃力地向上爬着。

我看了一会儿他们爬坡的情景，再回头望我们刚才离开的地方。山坡从我坐的地方骤然低凹下去，但是，大约三里之外，又陡峭起来。我看见山径像蛇一样盘在峭壁之间，蜿蜒地通向山口，看见我们几小时前离开的村子。在太行山里来说，那是个大村子。我们走过那里时，男人们从地里跑过来，妇女们放下纺车站到路上，从上边往下盯着我。人们吵吵嚷嚷，有的说我是俄国顾问，有的说是美国军官，也有人说我是被俘的间谍。

由于沿途村子多，路又远，每天的情景都差不多，所以，我连那个村子的名字也没记住。但是，从这里往前走，有一点不一样了，那就是山路越来越陡峭窄小了，食物越来越稀少了，地方越来越干旱了。

干旱使得这里的景像萧条，毫无生气。这里没有植物，缺乏绿色的东西，好像一切都早己失去生命。右边的山壁有个断裂处，透过峡口，我看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干涸的河床，石头是灰色的，甚至在春天的阳光底下看上去也是毫无生气。

“这里的小河老是没有水吗？”我问地老鼠。“没有。 ”“那么，在古代呢？”“从来就没有过水。”他回答说。“你才二十四岁，”我说，“难道你知道孔夫子那时候的情况？”我暗自笑了一下。我有点疲劳，所以故意逗地老鼠。他噘看嘴，望着光秃秃的山和干涸的河床，不好意思地说，

“我只读过几年书，对古代的事知道得不多。不过，我确实知道，这里的河早就没有水了。这一带很少下雨，下雨的时候水从山岩上流入河床，形成小溪，几天之后又于涸了。小溪一干，山岩下的土地也就干了，地面龟裂，风把表土刮走，就变成这种荒凉样子。 ”

“实在难看，”我说，“不过，最难看的是这些干涸的河床。” “我仍叫它们干河。” “那不是矛盾吗？” “是的，是矛盾。不过，我们这里的整个生活就是矛盾。国民党有一个旅的部队，而我们不但没有部队，甚至连游击队也没有。我们只有这些扛枪的农民。如果没有矛盾，我们也许早就死掉了。”“那么，你们的革命也是一种矛盾吗？”我问道。“不能完全这么说。不过，我们安阳的革命就像这里的干涸的河一样。一天，革命像从一条清澈的小溪里流出来的水一样，滋润人民的心田。但是，另一天，国民党像一阵狂飙吹来，使小溪于涸，使人民的心田干裂，留下满地荒石。”“那么，你们的革命不就完蛋了吗？”我问道。“不会，”他生气地说，“不会完蛋。流经这里的小河眼下是干涸了。但是，当它流过这里时，曾经滋润了土地。经过这番滋润后，人民仍然抱着希望活着。这就是我经常在夜里到敌后去的原因——去鼓舞人民的这种希望。 ”他突然停止了讲话，用手指使劲地擤了一下鼻涕。“咱们今夜的目标还没有确定呢，”他说，“该走了。事很多。”

我们又开始向上爬。山径依稀可辨，但是多石而陡峭，弯弯曲曲地盘在山的表面，然后绕过山峰。山顶有一杆白旗。敌人一出动，这面白旗就降下来。我们绕过出顶，开始往下走。下坡比上坡更陡、更艰难。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完全是石头的悬崖底下，那里有条小溪，溪水非常清澈，经过一路的干枯景像之后，看到如此清澈的溪水，实在令人高兴。

“太好了！”我说。“假如都像这样……”地老鼠说。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他出着大汗，噘着嘴，大概他爬山太累了，因为他并不是个很壮实的人。

我们已经到了太行山麓，从此地势越来越低了。我们沿着小溪走了一阵，在一处浅的地方踩着石头过了溪，接着走过一条低分水岭，进入一个狭窄的深谷，在这里小山路有时完全消失。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出这条深谷，站到岩礁上俯视着华北平原。国民党的据点就在我们下边。

地老鼠望着下边的一片村镇和远处的平坦的田野，点了点头，好像在表示他的满意心情。“这里好多了，”他说，“那些深谷里没有路，人们夜里不愿意从那里走。但是，这里就没问题了。下一段好走，也能走得快了。”“对国民党来说不也是同样好走而且走得快吗？”他咧着嘴笑了笑：“他们不敢出来。就是我们进了村，烧掉寨门，他们也只当看不见。他们躲在碉堡里，你不动他，他们是不会开枪的。 ”“他们有多少人？”“在那边的镇里驻有第四十军的一个团。那个山坡后面有一个营。还有一个营在北边。这一带有十五队至二十队的还乡团，每队有四、五十人。 ”“你们有多少人？”“我手下有五百民兵。不过，一次只能有二百人出来，其余的在家种地。他们每两个星期轮换一次。在这一带我们有三十五人。 ”“有多少支枪？”“有三十支步枪，还有一挺轻机枪。因为你在我们这里，他们把机枪给了我们。”“那么说，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越好。那样，你们可以保留那挺机枪。”“无所谓。我们有长矛也可以打仗嘛。”“今天夜里咱们到什么地方去？”“还不知道呢。今后几天里，我们有新的任务。我们的部队正从南边下山开往铁路线和黄河。北边的全部民兵都必须出动，到敌后牵制这里的国民党部队，使他们不能向我们的部队进攻。我们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开展政治工作，在敌后召开大会，使群众了解我们是他们的朋友。在山下边，我的一支小分队应该到达东边的那个村子了。他们会有很多的情报。我得去了解一下。 ”

“好。”我一边说着，站了起来。

“不，你最好先歇在这里，”他说，“那里是无人地带。国民党今天来，我们明天来，特务和奸细很多。你是个很显眼的目标。你白天去，全村都知道来了一个外国人。特务们即使不敢开枪打你，他们也要向国民党报告，这对我们的计划不利。你最好天黑以后去。 ”

我坐在我的警卫人员中间，看着地老鼠走下山坡。他不像一般游击队员那样走得那么快。我知道，他不是一个职业军人。

然而，我却知道，地老鼠很有经验，比任何一位战士都更了解这里的情况。不过，所有的战士都到南边参加大规模的进攻去了。部队走了，很令人不安。昨天武工队也走了。现在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武工队长李玉明临走前对我说的话。

“你知道，”他说，“到敌后进行一次袭击不算一回事。” “是的，我知道。 ”

“对我们来说完全不算一回事。 ”

“‘对我们来说’这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来说不算一回事。因为我们是专干这一行的，又是中国人。对你来说就困难了，你太显眼了。不过，要是你跟着我们走也没问题。你不远万里前来看我们八路军是怎样战斗的，应该让你看看。你有权同八路军一起走。”

他拨了拨灯芯，对我微笑。我没说什么。

“你知道，八路军就是这么办的。”他继续看着我，“很好。我们欢迎你。可是，民兵就不行了。”“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民兵不是正规部队。他们很勇敢， ”他赶紧补充说，并严肃地皱起眉头，“他们有他们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强。他们必须理智一些。他们不能攻坚。如果遇到敌正规军，他们必须逃跑。这对他们来说是没什么的。他们把枪一埋就得了，还是同农民一样。所以，你最好是不要跟这些民兵走。”

他是我最后见到的穿正规军服的人。当然我的译员也穿着军服，但他不是军人，而是个不懂军事的学生出身的人。现在我眼前只有民兵们，他们是那样的没有军人的样子，有时不免使人感到担心。不过，害怕是没用的，考虑一旦被俘以后自己会怎样，更是无济于事。那样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你要么信任同你作伴的人，要么干脆别走。然而，还有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就是残暴行为。自从我越过漳河进入安阳县境之后，它就像四面的山一样一直包围着我，使我无法回避。

有个从东边山上下来到我们村里的鞋匠，没有田地和房产，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只有个漂亮的妻子。因为他交不起摊派给他的七万五千元的枪捐，还乡团的地主们就霸占了他的妻子。于是，他逃到八路军这边来了。这位鞋匠告诉我一首安阳县国民党占领区人民流传的歌谣。

土地归保长，儿子归老蒋。

当官的发大财，当兵的胡乱来。

国军所到地方，捐税如虎似狼。

卖光全部家当，老小都进牢房。

这种事人们听说过多少次了，根本算不了什么。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两天前我见过的那个农民曾经挖了一个坑。

“大概有这么深，”他指着胸脯说，“我们挖完以后，还乡团把五男一女推进坑里去。他们让这六个人站着。我正感到奇怪他们叫我往坑里填土。他们有枪，我没法子，只好往坑里填土。当土埋到他们脚脖子的时候，那个姑娘开始唱歌。她唱的我不懂，大意是关于妇女平等和‘世界是我们的’。

“歌真好听。可是，还乡团那些王八蛋不喜欢，有个家伙说：‘世界是你们的，好！地狱也是你们的吧！ ’

“这家伙狞笑了一下，夺过我的铁锹，往她脸上扔土。男人们一直不吭声，现在也开始唱起歌来。非常奇怪，那些地主王八蛋好像感到了什么，突然疯狂起来。他们夺过我们的铁揪，自己往坑里填土。

“他们把坑填满了。那六个人只露出脖子和头。他们唱了会儿歌，但很快就憋得喘不过气来，眼珠鼓得像鸡蛋一样大，不一会儿，七窍都出了血。

“那个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可是，那些王八蛋们却是看个没够。最后．他们拿起铁锹把他们的脑袋一个个都砸到土里去。

“‘让狗把他们吃掉，’我听见一个家伙说。不过，我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铁锹也忘了拿，就跑回家了。 ”

你听到这个故事仍会毛骨悚然——尽管早就听说过许多这样的故事了。不过，你却看不到这种事，因为对你所处的社会来说，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你亲眼看见蒋介石活埋人的那些坑，你也不会相信的。这正如你见到希特勒的集中营也不会相信一样。

其实这已经不再是一种教育了。虽然你一再耳闻目睹这一切，但别人却从来没听说过。“你为什么不放弃虚构呢？”某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今后在纽约 (如果你还能再见到纽约的话)见到你的时候会这么说。至于对你自己，这种残暴行为再没有什么意义了。你亲眼看到这些行为，你的感官也只能吸收这么多。开始时你会感到震惊，然后感到毛骨悚然，再过一阵子是不敢相信，按着便是极度的气愤，到最后便感到沮丧。

这时我坐在地上，望着庄稼地。到了山脚，庄稼地也多起来了。在路那边，我看到地里长着一行行麦苗。我走过去，蹲在麦苗旁，小心地掸去一颗小苗上的泥土，以城里人的好奇心看看小苗的根子有多深。我把小苗从地里拨了出来，拿在手里，边看边想：毁掉一个生命是多么容易呀！但是，不管你毁掉多少，新的生命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来。不，不对。假若我把这块田里的小苗全都拔出来，没人再去种植和看管它们，它们就再也不会生长了。

我有些感到内疚，所以，用手挖了一个坑，把小麦苗放回去，周围培上土，这才感到宽慰，然后站起来，看见地老鼠从小路上走过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上身穿着一体很脏的白布袄，下身穿一条褪了色的蓝裤子，脚上穿一双破旧的布鞋，脚脖子上扎着一副白布绑腿，头上还扎了块毛巾。他们俩个人慢悠悠地沿山坡走了上来。

“这位是瞎子。”地老鼠说。

“你好啊？”我笑着向这位头扎毛巾的人打招呼。

“好。”他勉强地说。我看着他那晒黑了的脸。他面部表情温和而稳重。他应该镇静自若，但是他面颊的肌肉显出某种紧张的神态。他头上扎的那条毛巾的一角遮着他的一只眼，另一只眼一直凝视着远方，所以，简直看不到他的两只眼。他个子不高，也不胖，体形匀称，但背有些驼。他的袜子从鞋上的破洞露了出来，他的指甲足有半寸长，而且非常脏。看上去他有四十岁的样子。我喜欢他。地老鼠笑着向这个人点了点头。

“咱们今天夜里到他那个村子去。 ”他咧着嘴笑，然后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挖着鼻子，并望着头上扎毛巾的那个人。

“有一个很好的目标。”瞎子点着头，咕哝着回答。

“你那个村子怎样？”我问道。

“是个不错的村子，”瞎子说，“不过，老百姓在战争中可受了罪。”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不再说下去了。

“你的村子在哪儿？”我问道。我们向那块突出来的岩石走去，瞎子指了指东南方向。“离这里有多远？”我问道。

“三十里。 ”

十英里，我想。在敌人背后八英里的地方。“那相当远啦。”我说。

“是的，是远一些。”他说。“你们村里有敌军吗？”

“有一连敌军。他们白天到村里来。不过，夜里他们住在村外的五个炮楼里。 ”

“确实是个大目标，”我说，“那里地形怎样？”

“村子在山脚下。西边有我刚才说的炮楼。东边有条河。 ”真是一个陷井，我想。国民党的主要防线在南边。碉堡和一连敌军封锁了去西边的路。东边有河，北边要爬山。不好办啊！我转向地老鼠。“区里的民兵不跟我们来打这个点吗？”“不。他们另有任务。打这个点的有三十人。瞎子是农会主任，他是来做向导的。”

“你们不是用这三十人打这些炮楼吧？” “不是。我们只去烧寨门，同时抓那里的一个人。 ” “什么人？” “一个罪大恶极的地主。” “你们深入敌后二十多里，用三十个农民对付一连敌兵，就是为了冒险抓一个所谓罪大恶极的地主吗？”“没危险，”地老鼠咧着嘴笑着说，“何况，那是个有罪恶的地主。”“说下去。 ”“他是个贪污犯，”瞎子插话说，“他还是个嫖妓女，欺压邻里的家伙。 ”“还有别的罪行吗？”“他枪杀我老婆、我的兄弟和小孩。 ”我凝视着他。“他活埋了我家四口人：我的儿子、我的叔父和侄子，还有，我已出嫁的女儿来家探亲，也被他活埋了。只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死里逃生。他们用刺刀戳他，但是刺刀从他前额滑了过去，他没有死。他躺在他妈妈身旁，没哭。夜里他跑到了这边。我看到他时，他已经疯了。他现在好了，已经上学念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他的话停了，嗓子哽咽了，两眼直视着前方。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为什么要杀人呢？你们之间有仇吗？”“有仇。一九四三年闹饥荒。我们和许多乡亲一样，没有吃的了。冬天他借给我粮食。秋后我还不起债。我有八亩地，被他夺去了四亩。他是日本伪区长的保镖。他有一支手枪。我没办法。我不懂政治，不过，八路军来了，让我们诉苦，我就讲了。他们说，穷人不能这样无缘无故地失去活路，我们应该同地主斗争。所以，我协助领导这场斗争。我把欠他的债还清了。但是，没还利息。我收回了我的四亩地。因此，他恨我。后来，国民党来了，我知道我不安全，就逃到山上去了。他发现我逃走了，非常生气，所以他杀了我全家。 ”

我沉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你听到关于死亡的叙述，你没看见母亲躺在坑里，双手搂着惊恐的孩子；也没看见他们埋土的情况，更没看见那种恐怖的情景以及那些最后望着天空的眼睛。你所了解的是他的全家死掉了，只能发出震惊的感叹声或者默默看着他。

“你会报仇的。”我大胆地说。“是的，仇是要报的，”他说，“但我那些亲人还能死而复生吗？”“将来你可以回家再种你的地去。”“不。我不想回家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地也荒了，没人种，长了草。 ”地老鼠拉着瞎子的手，好像他是个女孩子似的。“你半年没回家了，”他说，“今天夜里可以回去一趟。”

瞎子望着前面的田野。“好吧，我今天夜里回去。就这一趟。我不去碰他。不过，我要给你们带路。这样，我可以再回家一次，就回这一次。”他凝视着田野，我的目光跟随着他那双忧郁的眼睛，越过起伏不平的村镇，直至远处的小山。在那里，视线触到了地平线。暮色正徐徐降临大地。

突然间，瞎子转过身子，朝路这边走来，然后向山下走去，后边跟着四个警卫人员，再后边是地老鼠，最后是我。当我们进入无人地带时，太阳已落山了。我们行进在苍茫的暮色中，沿着断崖往下走一程，便进入两旁全是一块块耕地的河沟。再往前走，旁边有被河流冲刷而成的高高的土坎，人们挖的窑洞一直排到村口。我们到村口时，从土墙的阴影里走出一个人来。

“站住，”此人喝道。他认出了地老鼠，“跟你一起的是谁？”

“一个美国人，”地老鼠说，“不过，是个进步的。”

“真的吗？”站岗的人问道。我笑了笑。大家没有停留，向左一拐，走过一个大门，进入一个大院里。庭院两边都是石砌的房子，在尽头有一座石头砌的照壁，上边写着“拥护毛主席！ ”“毛”字是新写上去的。走近仔细一看，原来这个“毛”字是贴在“蒋” (介石)字上面的。国民党写的其余几个字原封不动。

院子里用草和高梁杆生的一堆火着得正旺。隐约可见十五到二十个农民围火而坐，两腿夹着刺刀闪闪发亮的枪。他们的衣着是农民的，很不整齐，没有军人的样子。上衣是蓝色、白色和黑色，裤子也是那几种颜色，有的头上扎着毛巾，有的光着头。除了枪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同普通农民区别开来。在一个尼姑看来，这些人也许威风凛凛，可是在一个西方军事人员看来，他们不过是武装的乌合之众。但是，他们特别使我想起我在油画里看过的美国革命战争中的民兵。

在靠墙的地方，两个人在合面、揉面。他们取出一块面，洒上一点儿黑棉籽油，揉成团，然后，用两手把面团撑开，突然两手敏捷地一交叉，拧成麻花形。在案板上擀成一张薄而圆、直径足有一尺的大饼，放到一个架在几块石头上的大铁锅里，锅底下燃着杂草和树枝。

白面大饼看上去很香，它使我想起大禾饼，同时想起我的法国妻子，勾引起了乡思。一个农民递给我一张饼和一碗小米粥，还有一双用树枝削的筷子。我接过饼、碗和树枝，便在一个用麦秆从瓶子里蘸油擦着子弹的小伙子旁边蹲了下来。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小伙子用手指捅了我一下，然后把子弹递给我。

“美国的，”他说，“这是我们缴获的。他们用这些子弹杀害平民百姓。”我看了看这颗子弹。上边有汉字“美”，中国话的意思是美国。

“那不是美国的，”我说，“难道我们会在子弹上印汉字吗？”“上面明明写着美国造。”他固执地说。“你想想看，”我说，“可能是蒋介石在子弹上印的字，让他的士兵们相信美国在往中国运送弹药。”我知道，我没有使他们满意。解放区的人深信美国在帮助蒋，怎么解释也不行，孩子们也是这样认为。他们经常迎到村外，跟在我后面，因着我跑啊，跳啊，还有一、两个孩子拉着我的手，像美国的孩子把我当成垒球英雄一样。也不知有多少次，他们当中有人悄悄地痛心地问我；“美国为啥帮助蒋介石啊？”

几天前，我站在一家农舍门口，看着飞机飞过。那是一些轰炸机，飞得很高，发动机吼得震天响。飞机过后，一群人把我围了起来，其中一个人说，“还说你们没帮助蒋介石！那么这些飞机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老蒋自己能造？”

我无言以对。现在围着我的是一群民兵。他们要求我唱歌。

“我不会唱歌。”我老实地说。

“欢迎，欢迎！”他们说，一边笑着一边鼓掌。

为满足他们的一再要求，最后我粗声粗气地唱了《是你，我的祖国》这首歌曲。

“他唱的是什么意思？”他们转过头去问陈翻译。

“我听不懂，”他说，“可能是他们的民族歌谣。关于山脉、土地和美国的自由什么的。 ”

“你们有自由吗？”一个农民怀疑地问。 “当然有。 ” “像我们解放区这样的民主吗？” “我们有民主。不过跟你们解放区的不大一样。 ” “你们若有民主，为什么还帮助蒋介石呢？”人群边上的一个农民问。 “我不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 ”我说。

“那么，我们给你唱个歌，你就了解了。”个农民说。

“好哇，欢迎你们唱。”我说。

这个小伙子站起来，把脸转过去，眼朝上看着，拉出唱戏的架势。“蒋介石真顽固，”他粗声粗气地唱起来。“他是美国的干儿子， 破坏民主与和平。 现在又叫我们吃枪子， 现在又叫我们吃枪子。 ”

“唱得好！”农民们叫起来，这位歌手接着唱下去： “同志们，紧握枪杆，擦亮刺刀， 前进，消灭敌人！ 夺过美国机关枪， 火箭简，坦克——嘿， 看他蒋介石好下场！ ”

“歌词好，不过嗓子很糟。”地老鼠说着走过来，将一只手放在我胳膊上，把我拉到火堆旁，瞎子和另外三个人正站在那里。“他们是我的三个分队长，”他说，“你跟着这位老康和他的第三分队行动。 ”我看了一下他所指的那个人。此人脑袋很大，额上长着两道浓眉。在火光中他的两只眼睛露出严厉和愤怒的神情。他的块头不小，大约有六英尺高，手脚较大，脖子粗短，头紧紧挨着他那副耸起的双肩。好像他全身和脸上都充满怒气。地老鼠望着这个人笑了。

“他是个很厉害的人，”他咧嘴笑了笑，然后看着比他高一头的康说，“这家伙的个子可不小。“可以看得出来。”我说。我倒没有什么不喜欢他的，不过他那忧郁的性格使得他看上去对人不够热情。“你跟在我后面走。”他说。

“好的。”我说。 “你以前参加过出击吗？” “很多次了。” “跟民兵一起吗？” “不是。” “那太糟糕了。你不能穿那些衣服。你这个目标太明显了。” “那我就穿你的上衣吧。”我说。地老鼠笑了。 “脱下来，老康。”他说。 康解开他的上衣扣子，脱了下来。

他个子虽然大，我仍然穿不了他的衣服：袖子太窄，腰太紧。尽管我一直走路，我还是很胖。陈翻译把他的八路军服给了我。这件衣服做得很松大，我穿上了它。“我还是穿我自己的裤子和鞋子吧，”我说。“我穿八路军军服，一且被俘，那就麻烦了。”“没人能俘虏你的。”地老鼠说。“你带上一支枪吧。”康说。

“不，我不带武器。”我说。康绷起了脸，眼里露出轻蔑的神情。“我理解你， ”陈翻译说，“不过，你是否需要我的手枪？”

“不，我还是不带武器好。 ”

杰克·贝尔登啊，你是个混蛋，我暗自骂自己。你保持中立，是为了一旦被俘时可以有理由说自己是个观察员。可是，保护你的那些人怎么样呢？他们会被枪毙或者活埋的。连陈翻译现在都背上卡宾枪了。我早就知道他衣服里有支手枪。这支手枪是他为了保护我而向他的一位同学借来的。他的上级曾私下关照他，要注意保护我，特别要警惕特务暗害我。

“当心坏人下毒，”上级说，“如果贝尔登出了事，我们大家都不好交代。”

上级也许决不会同意我参加这次行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事。副县长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有点抱歉，也许他现在为我的安全捏一把汗，希望我不出事。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无法交代了。唉，我真混蛋，为什么拒绝自卫？

“这么办，”地老鼠对围着他的民兵说，“一分队向西绕到炮楼和村子之间。敌人不开枪，你们不准开枪。敌人就是开枪，没有我的信号，你们也不要动。二分队去放火烧村南的寨门和碉堡，老康带三分队进屋逮人。 ”

他转向康。“你的任务最轻松。可是要抓紧时间。瞎子领你到那屋子，直接进去把他抓住。他有手枪，要小心。如果有人向你们开枪，就不要客气。政府对你们的行动负责。”“如果需要紧急撤退，我就吹这个。”他举起一个扎着红布的军号，“或者我连吹哨两下，大家就赶紧撤。”

“还有一件事。今天夜里的口令是‘蒋介石’，回答是：‘混蛋。 ’”

我笑了。我想起了我随美军第一师攻打西西里岛的情形。那天晚上的口令是“乔治”，回答是“马歇尔”。与我同行的一个摄影记者不知道那天晚上的口令，听到人家在黑夜里一再向他喊乔治。开始他还不理，后来他恼火了，说：“操你妈，我的名字不叫乔治。 ”

而四年以后，现在我们还用口令。或许将来有一天没有战争了，人们在夜里走路遇到人只打个招呼，而不用担心被喝住问口令了。到那时，咱们老了，可能夜里不出来了。但是咱们还有子孙。

我现在有些紧张。我做什么事之前总是紧张、烦躁。“咱们什么时候走？”我问。

“你如果准备好了，现在就走。”地老鼠说。

他下了命令，队员们鱼贯走出院子。一、二分队走在前面，我们分队走在后面，瞎子走在康的前面，我在后边，陈翻译又在我的后边。

天很快冷下来，我们穿过一个碎石累累的河床，下了一个斜坡，走上通向一道开阔地带的小路，这时一层薄雾遮住了星星。我有好长时间没见到开阔地带了，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寻找个隐蔽的地方，以便突然遭到射击时躲藏起来。可是找不到任何保护物——没有一棵树或者灌木丛。我们是在两个相距大约三里的低矮山梁间行走，这两座山梁看上去大有包围我们之势，而不是护卫我们。

我们走得很快，队伍拉了六、七十米长。瞎子现在走在我前头，他稍稍向前弯着腰，他的白头巾就像走在我前边的汽车的尾灯一样给我做了标记。虽然没有月亮，又有一层薄雾，但夜并不漆黑。天空中的微弱星光使视野处于一片模糊朦胧之中。透过这种模糊朦胧，在我们的两侧出现了亮光，好像一团燃烧的火或者远处城市的灯光。我注意到所有的队员都望着亮光并互相指点着。

“是你们的吗？”我问道。

“咱们的。”瞎子说，但是我知道他也并不肯定。可能是我方也可能是敌人的夜袭队放的火。不过总说是我们的，给自己壮壮胆。如果是我们的另一支民兵在那里烧寨门，你就会感到自己是一支强大力量中的一分子。

“是咱们的，”瞎子说，“我从方向上辨认出来了。那些地方都在国民党手里。咱们有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他欣喜地说。“对。”“咱们一定胜利。”“你今晚回村去有助于你们的胜利吗？”那还不清楚？咱们要是不处置他，今后他要杀谁就杀谁了。”“你们打算如何处置他呢？”“那不是我的事。你看我没带枪嘛。”“你们不会杀掉他吧？”“他杀了我全家。我恨他。但杀他不是我的任务。我不是民兵。一切都必须按规定办事。咱民主政府才有权下令处死他，咱可没这个权。”“难道你不想处死他吗？” “我是可以杀他的。不过，那不是我的任务。我从没杀过人。我可不像老康那种人。”“那么说他是管杀人的喽？”“他按照政府的命今执行处决任务。”“今天夜里他也要执行处决任务？”“你自己问他吧。”我向前走近康看着他那宽大的肩膀。“老康，”我说，“你看情况怎样？”“很好嘛。”“计划安排呢？”“计划并无关紧要。从来就是不完全按计划的。但是计划一下还是好的。敌人不会出来。”“那么，你们要收拾的对像呢？”“太好了，他有支手枪，我正用得着……”“那个人呢？你们将对他怎么办？”“我们将抓住他。 ”“处决他吗？”“我不知道，我遵守命令。我不随便杀人。 ”“那么说，你处决过人喽？”我在黑暗中轻声问他。“两回了。”“你觉得怎样？”“没什么。”“那么你有什么感呢？”“那是好事。我感到很好。”他回过头来。“我恨他们，”他咬牙切齿地说。“只可惜要费一些子弹。子弹很缺啊。”“对于处决人，你不感到懊丧，不怕报应吗？”“他们都是坏人。咱怕什么？”“不怕老天爷吗？”“咱不信神。让有钱人信神吧。咱穷人只靠八路军。”

“你是为八路军而杀人吗？”

“咱为自己和人民而战斗。以前我们根本没有活路。八路军来了，他们像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们有了吃的和土地，也有了说话的权利。还乡团来了，不但夺去土地，还杀人。难道我们说‘请来杀我’吗？不，现在我们解放了。”

前边什么地方有只狗叫。康停住话，低声地骂着狗。这是多日来我第一次听到狗叫声。在抗日战争中，为便于游击队行动，山区人民把狗都宰了。这只狗可能是国民党的。

村口没有栅门，我们走了进去，穿过一条无人的街道，从街道另一端的一座大门走出村。狗叫声渐渐小了。我们爬上一个很长的缓坡，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有个农民点了一支纸烟。陈翻译和我向他发出嘘声。他眼望天空，继续吸他的烟，对我们这种外行人表示轻蔑。

我们往下走到一个石头河滩，一、二分队继续前进，我们分队由瞎子领着拐向右边。我们出了石滩，走上另一条路，之后又沿一个长坡向下走，然后突然向左边转去，这段路比较宽一些，但是通向一片柳树林的小路却陡峭蜿蜒起来，树梢在前边已隐约可见。

这时瞎子走在后面，康走在前边。

“慢点，慢点。 ”瞎子低声对我说，他的手做了一个向下的手势，示意我走慢些。

康从肩上摘下枪，右手握住枪托，左手握住枪管，双臂伸向前方，身子稍稍向前倾斜着，他跪了下来，双肩和双臂左右摆动，向前爬行着。在黑暗中，他的身影显得很大，而且有些令人害伯。

“慢点，”瞎子又低声地说，“就在这里。 ”

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山下走着，康在前边带队，另外三个农民猫着腰，跟在后边，他们的枪口一会儿朝这边，一会儿朝那边。他们的后面是瞎子。我每走一步都很小心，这样才不致于滑倒。我感到脚底下有块石头，便把它轻轻地拨到一边，以免滑落到山下，弄出声音来。开始仅能看见树梢，渐渐连树干也看清楚了。

不久房顶进入视线，最后连草垛和土墙都看得清楚了，院子里还有些分辨不清的其他东西。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三十几岁的年纪，正经历着首次战斗。我们下了斜坡，到了平地，路边有一座土屋。

康在屋前的一棵柳树下停了下来，他拉着瞎子的手腕低声地问：“是这屋吗？ ”话音低得我几乎听不见。

“没错。”瞎子说。

我们贴着房墙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小心地拐了个弯，到了一所院子里。我看见几垛麦秸或者别的什么枝叶，地上放着一张耕犁，房前还有一个碾盘。

这所房子很好，土墙很结实。大门上两扇很厚的门板紧闭着。高高的屋顶坡度很大，房檐离地面约十尺。

雾已散了，我现在看清楚了村子的轮廓，但仍然宛如在梦中一样。左边不远的地方有座塔，右边透过树木五、六百米远的地方，炮楼轮廓依稀可见。康站在屋檐下边，瞎子踩在他的肩膀上，伸手抓住上边的茅草，星光照亮他的身子。

他抓住一把草向上爬一下，然后把抓掉的草丢在地上．再往上爬一下。房檐边缘没有可以支撑身体的地方，他摸到一个牢固的地方支撑着身子，双脚踩着康的肩膀，双手一撑，用力一纵，使胸部高过房榴，借着房檐的支撑，提上去一条腿，然后又提上去另一条腿，最后爬上了屋顶。我看他骑坐在房脊上，接着翻过房脊不见了。我仔细地听着，但他没有弄出一点儿声音。

与此同时，我还聆听着国民党士兵有何动静，监视着院外田野里有什么东西出现。我倒不是感到害怕，而是看到瞎子飞檐走壁、像惯盗一样跳到那个杀害他全家的人的院子里感到好奇。

但是此时此地容不得激动，一切都静得很。大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民兵们围上去，上枪栓。瞎子把门打开，我们走了进去。我们进到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井里，四边各有一间房子。所有的门都上了门栓。我们不知道那个罪大恶极的地主住在哪个房间里。

“开门！”瞎子大喝一声，打破了宁静。天井上方高出三个台阶的屋子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的低哑声音。“是瞎子。”她说。“坏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时我们弄清楚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康跳上台阶，猛力敲门，大声喊道：“开门！ ”他的声音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我想可能会惊动全村和国民党士兵。屋里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大声呼救吧。”女人说。男人发出了低沉的哼哼声。我想：“到底还是这女的勇敢。”“救命啊！救命啊！”她的尖叫声吓了我一大跳，感到毛骨惊然。“救救我们啊！救命啊！救救我们吧！”她不停地尖叫着，她的声音中充满惊慌和恐惧，同时也抱着一线希望。“开门！”康大声地喊叫着，想压倒那女的声音。他每喊一次“开门”，那女的就尖叫一声：“救命！”“他妈的！”一个民兵说，“她叫得多邪啊。”“她只能喊叫，没有别的办法，”我说，“也难怪她。”然而我却在想：还拿人家开玩笑呢。要是你自己同老婆睡在床上，人家深更半夜来抓你，难道你不害怕吗？你肯定会害怕。那个女人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她在等人来援救他们。她是在同敌人周旋。听听这女人的喊叫声吧。

她又尖叫起来。就在那时，康搬起一块大石头朝门猛砸过去，嘎巴一声，门闩断了，两扇门打开了。我们站在台阶下，从开着的门向里望去，什么也看不清楚。在里边靠右的地方好像有人在动，发出沙沙响声。这时，我听到康说了声：“站开！ ”只见他抽回胳臂，手一甩，向门里投出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响，我感到爆炸的声浪向我脸上扑来，硝烟从门里冒出来。我看见瞎子和康乘势冲进屋里。

屋里浓烟呛人，开头什么也看不清。但是，凭借着手电透过烟雾的亮光，我发现堂屋是空的。右边有个门，我们走了进去，隐约看到一个老太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妇女抱着小孩站在石炕旁边。炕上趴着一个赤身露体的男人，他的一只胳臂弯曲着放在头下，浑身直哆嗦。康猛力地把他翻过身来，他惊恐地望着我们。那人摇摇头，嘴唇动着，但听不出说什么。康在炕上和屋里各处胡找，始终没有找到手枪。

“起来，你这个王八蛋！”康喝道。但是，那人一动也不动。“他病了两个月啦。”那个年轻的妇女说，“他动不了。”“把这狗日的拉出去！”一个民兵咆哮起来，“咱们不能等他半宿。”我感到这句话很有些军事意味。很明显，那个人是在尽可能地拖，指望救兵到来。我跑出院外去看看村里有什么情况。当我走出大门时，听到一声巨响，接着看到火光冲天。地老鼠已经炸了碉堡。由于那女人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火光，炮楼里的敌军肯定已经知道我们在这里。

我跑回院子里说：“那边起火了。”

康伸出大手抓住那个人的两条腿，猛力地把他拉下炕来，啪的一声，身子着了地，然后把他拽出房子，半拉半扔地弄到台阶上。

那人的头枕着一级台阶，肩膀搭在另一级台阶上，仰脸躺在那里。他躺着看上去又渺小又虚弱。他的恐惧使得他很难看，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那个抱孩子的女人跪在他身边捋平他的头发。

“得啦，起来！”一个民兵向他吆喝着。

“他有病。”女人拉着那个民兵的胳膊说。民兵胳膊一甩，把那个女的甩出好远。

“你起来不起来？”康说。他站在那人的面前，用枪口顶着他的脑门。

“就在这儿打死我吧。”那人喃喃地说，“起来，狗日的。”康骂道。

“让我死在这儿吧。”那人说。

“这狗日的在泡时间。”一个民兵说，“把他拖出去。”“把他的衣服拿来。”陈翻译和气地对那女的说。她走进屋里，出来时没再抱孩子，而是拿着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那人不肯穿，最后由民兵把他架起来，硬给他穿好上衣、套上裤子。

“好啦，走吧。”康说。

“让我呆在这里， ”那人说，“把我枪毙得了，省得你们麻烦。让我呆在这儿吧。”

我和其他民兵一样，当然急着要走开。但是，那人却不肯起来。“架着他走。”康说。

几个人把手插到他的腋窝下架起他来，然后把他拖出院子，上了路。那个女人在他旁边跑着，既不哭，也不作声。火光很亮，看得见那些树、光秃秃的土墙和院子里草垛的尖项。

那女的脚上只穿着袜子，蹒跚地走着。那男的被人架着走，两脚拖地、双膝不时地磕碰在一起，仍然在拖时间，希望有人来救他。说也奇怪，根本没有枪声。那些国民党士兵一定是不敢出来。就在这时，传来两声长长的哨音。这是撤退的信号。这哨声使人心惊肉跳，我不觉加快了步伐。这时那个人躺在地上不动了，民兵们对他犯了难。“咱们只好抬他走。”康说。

四个人把他架起来。他又甩胳膊又蹬腿，企图躺下去。我没有看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因为一个民兵使劲地扳着我的肩膀，说；“跟上我们。”我们头也没回，用力地爬着山。走到半山腰时在一个很陡的地方停下来，两个民兵分别走到路两边卧倒，架枪警戒着。这时康和另外三个人正沿着这条路吃力地爬上来，那男的被夹在他们中间，那女的跑着跟在后边。等他们走近时，我们又站起来向前走。这回我们走得非常快，我什么都不想，只是不停地走着。我们向右转，越过一些岩石，走上另一条路，又开始爬一个长坡，一直爬到集合地点，才坐下来等后面的人。

不多一会儿，康和其他几个人架着那个男的像抱着重重的一口袋面粉似的，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然后把那家伙放在我们的面前。瞎子和我坐着看他。自从瞎子从房顶上跳下来开门让我们进入院子，他就没参加后边的任何行动。现在他像一块石头似地坐在那里盯着那人。

我走到那人跟前，往下看他。他的双唇在颤抖，我弯下身子仔细听他说什么。“我走，我走。”他像唱歌一样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但是，他的声音中充满着莫名的恐惧。

那女人坐在他旁边，把他的头托在自己的膝上。我识相地走开，跨过小路坐在瞎子旁边看着他们。那女人在星光下坐在小山上，把惊恐的丈夫的头放在自己膝上。这种情景感动了我。我知道，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当他们日常生活中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时，有时哭泣，有时嚷叫；甚至还常常语无伦次地歇斯底里大发作。可是，那个女人除了对她丈夫表示体贴外，既没有号哭，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流露。我想问问瞎子对这个女人有什么看法，然而我为自己的侧隐之心感到内疚。

我暗暗责骂自己：真是糊涂的知识分子！那家伙杀害无辜的人，还把人活埋，怎么处置他都不为过。这点我承认。可是，那个女人，我还是佩服她。

瞎子抓住我的胳膊，向山下指了指，只见地老鼠走在两支小分队的前边，喘着粗气微笑着爬上来了。

“那个碉堡他妈的真高，”他说，“我还以为爬不上去了。他突然停止了说话。看了看那男人和女人，然后又看了一下老康。

“把那个女人带走。”他轻轻地说。我感到脊背上起了鸡皮疙瘩。一个民兵俯身轻轻地拍了一下那个女人。“过来。”他说。她把丈夫的头放在地上，什么也没跟他说，默默的站起来，跟着那个民兵顺着小路走开。

现在，那个躺在地上的人身旁只有地老鼠、康和我。康咔嚓一声拉上了枪栓。我心里一震，像被一条紧箍勒住，直想抬手把这紧箍解开。

“走吧。”地老鼠说着走开了。

我们往前走。我能听到自己的靴子踩在路上的响声，我意识到我是在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我的耳朵似乎就要爆炸了。随后，便传来一声闷响，接着又是一响。

“怎么？”事后我问康。

“他仰卧在地上，我站在他跟前。 ”

“他的眼睛睁着吗？”

“是的，他瞅着我。 ”

“他没说什么吗？”

“他说，‘咱们两人素无冤仇，我留下一些财宝，你拿去吧，我送给你。’我让他说下去。我想知道他把手枪藏在什么地方，可是，从他嘴里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站在那里边听边瞄着他的脑门。我的枪口像这样上下移动着，尽量找准地方打。我一枪把他的头打成了两半，接着又朝他肚子补了一枪。我不愿意浪费子弹。 ”

枪声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的思绪像陀螺一样急速旋转。我本来以为此行是一次小小的冒险活动，却万万没想到这样的结果。我望着走在路上的民兵们和在队伍最前头的那女人。她那双没穿鞋的脚慢慢地移动着，民兵用枪推搡着她。

“走快点。”他们说。

队伍现在走得很慢，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那个女人放在队尾，叫人押着走。现在她影响了大家的速度。我不愿意看见她被人家推推搡搡地。对一个仅仅才五分钟的寡妇应给予安慰，而不应该在她光着脚走在崎岖山路时加以推搡。

我一时冲动，走到队伍前边，提起她的手腕儿，轻轻地拉了她一下，表示她应该走快点。然后我加快向前走几步，顺势抓住她的手，轻轻地捏一下，向她示意：“我是你的朋友。”她立即作出了反应，跟在我后边蹒蹒跚跚地加快了步伐。

“哟！”一个民兵说，“这就对了。得拉着她走！”

我心里明白，她放快脚步是因为感受到了同情，而不是因为被人拉着走。我有些气愤。

这时我们正通过起伏不平的地段，我感到脚下道路的高高低低，感到了我后边那个女人急促而跌跌撞撞的步子，感到了她的手紧紧地挽住我的手，手指移动着寻找我的手指。她的手心贴着我的手心，那样急切，那样期望，似乎有一股电流，通过我的胳膊，流通全身，使我产生要安慰她的想法。她挨近我，低声向我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低头望望她，想听她讲什么。她仰脸对着我，但是天色太黑，看不清楚她的面部，分辨不出是丑还是俊，是老还是少。她也看不出我是个外国人。

在黑暗中，我们两人各看不清对方面孔，不通姓名，她也不知我的国籍和政治面貌。以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对一个处境危险的女子产生恻隐之心，也没想到，自己能理解一个看不见的人的心情。然而，我却对这个女人产生侧隐之心，并觉得我对她的心情的了解胜过对我一生中所认识的许多女人的了解。虽然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但是我觉察出来，她在看着我，对我充满了感激、信任以及希望。

我们继续前进。天空中的群星已经隐去，只有晨星还在微微地闪动。我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险境，不会有追兵了，于是我放慢了脚步。那个女人感激地在我手上捏了一下。

我们继续朝西走，东方的天空渐渐泛白。当我们穿过狭窄的河沟，走过一片石滩，回到我们出发的村子时，已经是拂晓了。我捏了那个女人的手，然后松开手，回头看她。她年轻漂亮，对我微微一笑。她发现我是个外国人时，是否大吃一惊，这一点她并没有表示出来。

地老鼠走过来递给她一双鞋，这是他从一家农民那里要来的。她默默地把鞋穿上。

“我处决了你的丈夫，你有什么想法？”

地老鼠问道。这个问题提得那样突然、那样残酷无情，使我不禁一惊。那女人抬头望了望，笑了。

“他是个坏人，老打我。”

我注视着她。她在微笑。我闹不清她是娇揉造作呢，还是真情实意。“你现在可以走了，”地老鼠说，“你如果生活有困难，八路军会帮助你的。”她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便朝刚才的路往回走。

我目送着她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异样滋味。我想，她将路过躺在山坡上的她丈夫的尸体。她会怎样呢？趴在尸体上大哭一场？向他吐唾沫骂他一通？还是从他旁边走过，哈哈一笑呢？

我朝东望去，看着她翻过山头往国民党占领区走去。这时，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开始了一个春光明媚的好天。

第十章妇女的反抗

第四十二节金花的故事

从安阳游击区出来时，我心情不安，思绪混乱。我在那个黑暗的中世纪地方所见所闻的许多东西，根本不符合一般西方人关于战争、革命，甚至生活本身的概念。一个女人的丈夫刚刚在一处荒山坡上被杀，而她还笑，这似乎有点难以解释。这女人的笑是否同中国革命有关系？我很快就认为是有关系的。我细细地琢磨了在土地改革和人民战争中所了解的各种情况，很惊奇地发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与妇女有关，涉及她们的感情、她们同男人的关系、她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她们作为财产、宗教和性的象征。这个发现使我决定尽快找一位中国农村妇女谈话，了解她的生活、内心思想和隐密的感情。

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农村妇女一般不愿同男人、特别是外国人单独谈话。然而，我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这种机会。

我辞别了陈翻译和刘明基，横越华北平原往回走，几天之后到了冀中的一个有三百来人口的小村子李家庄。从这里我不能往前走了，因为国民党军队为阻止共军前进而掘开大运河，淹了这一带地方。要是涉水而过，就会遭到双方的射击，我不想挨枪子儿，只好在这个村子里呆几天再说。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找几个农村妇女向我谈谈她们自己的情况，但是，人家都不愿意谈。经过一番周折，我总算获得了一位农村女青年的信任。她的名字叫金花，丈夫在国民党占领区。我慢慢地说服了她向我讲述她的身世。我发现她的身世非常有趣，所以把离开这个村子的时间推迟了一周，每天同她谈话八、九、十来个小时。她向我讲述自己的身世时声泪俱下，还边说边骂，感情激动，有时灰心绝望，有时充满希望。在这里，我将尽量原原本本地复述她的身世。我把她的话压缩了一些，不过还是很详细，因为我认为此中所揭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某些策略，以及它为什么能够赢得那么多人的拥护，要比读毛泽东的十几篇讲话更清楚。

也许在此我应该说明，我曾借助于一位从北平来的讲英语的年轻教授杨彪的翻译，我倒不是一定要依靠翻译，因为尽管金花有一些农村口音和开始时有点拘束，但由于她说话清楚，而且比我在解放区所见到的大多数人都更富于表达力，所以我还是听得懂的。不过，有个翻译，我就可以把全部谈话都记下来。

我见到金花时她刚刚二十一岁。她是个相当美貌的姑娘，有着一副开朗的面孔，一张标致的小嘴，鼻子微翘，眼睛乌亮。苗条的体型使她显得比一般华北农村妇女秀丽得多。她有着法国人非常欣赏的纤细的手腕和脚踝。她没裹脚，留着短发。我们的谈话是在她家里进行的。她家是个四合院，泥抹的房子。下边就是她向我讲的她的身世。

她出生在离这里三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那里十分贫穷，粮食缺乏，生活艰难。她从记事起就辛勤地劳动。

在抗日战争中期，她十五岁时爱上一个名叫李宝的青年。据她说，李宝是她哥哥的小学同学，那年十七岁，十分英俊，身材细长，双目有神，声如洪钟。金花深深为他的声音所打动，这声音同她所熟悉的粗声粗气的农民声调十分不同。不管他什么时候来看她哥哥，也不管金花手头有什么活，她都要放下活计走过来听他们谈话。

她听着李宝侃侃而谈，他那热忱的双眼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身子向前倾斜，全神贯注于所谈的问题，都是她闻所未闻的大事情，什么自由啦、民主啦、中国的未来啦，等等。她内心倾慕着他，他是多么崇高啊！她想把心里话对他说，可是哥哥总在场，从来没有机会说。她只好靠近他坐着，偷偷向他送秋波，两眼盯着他的每个动作。

李宝很快领会到了金花的心思。有一次当她哥哥离开房间一会儿的工夫，他凑近金花说：“从你眼神我看出来了。我知道你的心。 ”

金花又高兴又害羞，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很想私下同他说说心里话，却苦于没有机会。

在华北农村里，年轻姑娘在男人面前必须表现端庄，不能有丝毫轻佻，因为中国社会把这一点看作高于爱情的美德。年轻女子在结婚前，甚至结婚后都得呆在家里，不能随便露面。尽管有无数事实证明中国男人把他们的女人交给别人为妻、做妾或为娼；但是，一个女子不经父母知道和同意便同一个男人谈情说爱，却是极其罕见的。女子如果违反这个条规，便会立遭贬辱。任何人只要看到她和一个男子在一起，都可以责骂她丧失贞操。中国社会十分虚伪：地主可以毫无顾忌地奸污佃户的妻子，每个村子都容许有至少一个“破鞋”，而青年男女不管动机多么纯正，却不许单独在一起谈话、拉手，更不要说接吻了。

又有一次，乘哥哥离开房间的一会儿工夫，金花凑过身子向李宝低声说：“明天我们家里人都出门去，你来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不能不认为金花真大胆，也有人会说她一时糊涂或者神经错乱。

第二天，李宝偷偷离开学校，九点钟的时候来到金花的家门口。他走进来时，金花臊得脸通红，只好微笑着强装镇定。为了避免生人或家里人回来时撞见，她把李宝领到自己房间里，马上关好门，上了栓。

原来金花只想同这位自己所钦佩的有才华的青年私下谈一点贴心话。可是，李宝却对她这种不寻常的举动产生了误解，尤其是门上了栓更使他想入非非，便向她求欢。金花开始时是震惊，接着是激动，最后是害怕，先是拒绝，接着半推半就，最后气愤地叫他走开。可是，当李宝站起来要走时，金花的心里乱极了。她一会儿怕他不再爱她，一会儿觉得李宝竟要她的处女身作为征服她的纪念品，这使她十分痛苦。假如她能确信李宝对她有真情，或者她以前同男人有过这种经验的话，那么，她大概就会让他走了。可是，失掉这样一个男子的交情，在现时对她说来似乎是莫大的灾难。

金花一时感情激动，跪在李宝脚下，抱住他的双膝，恳求他不要使她失身，因为她将许配给另一个男子。同时，她又祈求他不要抛弃她，因为她孤单寂寞。

“做我的朋友，我的哥哥，我的情人——做我的情人吧，除了那件事以外，什么都行。 ”她哭着说。李宝被她这番话和诚挚的态度所感动，克服了恼怒同意了她的条件。

这样，一场幼稚的，但为中国农村规矩所不容的恋爱便开始了。他们继续这样往来。当她家里人都回来时，金花仍然设法同她的情人幽会。每天夜里，等家里人——她的三个兄弟和父母——都上炕入睡后，她便蹑手蹑脚地走出自己的房间，把大门的门闩悄悄地拉开。不一会儿，一个身影轻轻地推门进来，迅速穿过院子。接着，金花的房门开了，又关上了。

这对年轻人夜夜幽会，互诉衷肠，但没有发生肉体关系，也没有接过吻，只是手拉着手，相互深情地望着，发誓永远相好下去。

这种行为是完全违背村里的规矩的，所以，金花定神一想，不由得惊恐懊丧。有一次，她的女友们聚集在她的房里做绣花鞋时，她开始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姑娘们玩“你希望嫁给什么样的人”的游戏，轮到金花时，她微微红着脸回答说：“我希望嫁给象我的邻居李宝那样英俊而温柔的人。 ”

女友们把她大大地逗笑了一番，她担心秘密被人识破，耸了耸肩膀，装作识时务的样子，说；“嫁给谁，咱们自己不能选择，谈它有啥用？”

“真是！”女友们回答道，“婚姻由父母包办。说不定配一个丑女婿。”

姑娘们恨自己不投生在英国、法国或美国，听说那里的女子可以同自己所爱的男子结婚。她们模糊地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她们在内心里是这个社会的叛逆者，所以每人都认为私下有个情人没什么不对。

金花暗暗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话给她和李宝的私情罩上了一件在此以前所没有的道德的外衣。她甚至开始为自己敢于蔑视舆论而洋洋自得，并寻找证据来说明这种大胆行为正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有时她从枕头底下拿出小镜子幸福地照照自己的脸，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有个情人！情人！”她暗暗喊道，就象小孩子得到一件新玩具那样高兴。

后来的时光过得有新内容而且甜蜜。当李宝第一次倾诉他爱她时，金花心醉神迷，差一点在他的怀中昏过去。李宝并没有为这一爱情的表示索取任何报酬，所以金花认为李宝真是宽宏大量，心地高尚。

李宝还教会她写几个简单的字。此后，她想见他时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一 "来"字，放在村里池塘旁边一个树洞里。李宝看到纸条，便写个回条放到那里，告诉她，“好 ”或者“不”，或者“今夜”或者“明夜”，或者“我的屋里”或者“你的屋里”。金花也只认识这几个字。

这些条子虽然那么简短，但是，金花却把它们视为珍宝，藏在炕角的苇席底下，经常拿出来用手指摹写李宝的字迹。

说真的，金花似乎觉得这些字具有莫大的魔力。一个“来”字常常发生奇效大验，她只要写出这个字，就象变戏法似的，李宝就突然出现在她的房里。

她的眼界豁然开阔了，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而在李宝出现于她的生活以前。她全身都埋在一大堆的活计中，这是每个中国农村妇女的命运。那时的金花，除了从其他妇女的嘴中听到一些传闻故事以外，从未想过热恋和爱情的事。

可是，那些故事现在对她来说变得几乎和地自己的生活一样真实了。她开始模仿她以前听说过的爱情效事中那种通常有的做法。因为给情人做农服是她所能记得的故事中的女主角们传统的做法，所以金花也着手给李宝做袄。她娘注意到了这事并且产生了怀疑。金花骗她娘说：“李宝的娘没时间做衣服，我就把它粗针大线地缝在一起，帮她一下。 ”

然而，她却暗暗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用针线把我的情意表示出来。 ”这样一来，这件袄的做工是任何大城市的裁缝都会为之惊叹的。一般的袄都有五个扣眼，她却做了十三个，而且还在每个扣眼周围绣了一朵花。华北一带青年男女都熟悉这种扣眼，称之为“十三颗宝”。金花对自己的活计感到高兴，她相信自己正按着最好的传统进行着恋爱。

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拿着袄跑到李宝那里，一定要他穿上试试。李宝试衣服时，她一直围着他蹦呀、跳呀地喊：“喜欢吗？说呀！告诉我，你喜欢吗！”她是那样地热烈，那样地深情，使得李宝所作的回答正是她所想望的：“我喜欢它，因为它是我真正的心上人亲手做的。”

李宝按照习惯给金花钱买线做绣花鞋。开始时她不收，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心意。”后来，看到不收会使李宝难过，便收下了钱。但是，她没给自己买任何东西，而是把每个铜板都花在买布料和针线给李宝做衣服上面。

金花常常想，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如果他知道蜜月这个词或知道这个习惯的话，她很可能把它叫做蜜月。她恨不得向全村高喊她爱李宝，但这是不可能的。她只是盼望能有个可以对之吐露心事的知心人。不仅这点根本做不到，反而还得加倍地小心，以防泄露。渐渐地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情绪揪住了她。她不再象先前那样无所忧虑了。她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李宝的要求，或者，既然她不能完全满足他的爱情的要求，是不是今后干脆不再见他为妙。开头她是由于意志坚强而不肯失身于李宝。而现在她觉得，自己不去了结这笔孽债，莫非说明自己软弱？

后来她问自己，如果父母把自己许配出去怎么办？许配给谁呢？李宝的面容总是浮现在地眼前，她不能想象其他什么人能做她的丈夫。然而，“要是把你许配给人！要是把你许配给人！”的念头总在她脑海中萦回。夜里她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考虑与其将来委身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还不如现在委身于自己所爱的李宝。她暗下决心，下次李宝来时一定投到他的怀里。但是，等到他真的来时，她又踌躇，默默不语。

一九四二年秋天，金花被许配给一个姓张的人，他就住在我们现在坐着谈话的这个村子里，金花以前从未见过他。几乎在这同一时间，李宝也由父母做主聘了另外一个姑娘。按照中国各地农村的习惯，没人告诉金花她已被许配出去的事，她只是看到媒人的来来往往、家里的不寻常的准备工作以及邻人巧妙地对她开玩笑，才逐渐感到了这件事。

那是个非常可爱的秋天。然而金花大部分时间里却是痛苦的。媒人告诉她父母说，男方只比金花大两岁，将来一定是个好丈夫。可是，见过张的金花的朋友们告诉她说，他比她大十五岁，长着一副很丑的白灰脸。金花的情绪非常低落沮丧。她只是同李宝在一起时才快活。实际上，一想到她那个未来的丈夫，金花对李宝的柔情蜜意就更加增长。她越想到她真正的心里人，就越厌恶即将成为她丈夫的那个人。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爱李宝，更恨这件婚事，恨自己的父母，恨那不公道的社会和不合理的生活。她坚持要李宝每晚一定来看她。他来时她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然而，终于到了她不能与他见面的时候了。邻居们经常在她屋里帮忙准备婚礼，她必须陪伴客人，根本无法与李宝幽会。

婚期越来越近，金花也越来越心神不定。人家对她说话，她几乎听而不闻。母亲看到女儿这种情况，十分焦急不安，想到自己结婚时的情形，打算开导安慰女儿一番。但金花总是躲开她。

女儿开始恨母亲了。

在金花结婚的前两天晚上，李宝来向她告别。因为邻居们在她屋里正为婚礼最后的准备工作而忙碌，金花急忙把她的情人偷偷地领到野地里。一轮明月刚刚升起，两人手挽手地穿过草地，走到池塘边，坐在一棵树下边。金花看到阴影和月光混杂在情人的脸上，更觉得与他难舍难分。

“要是咱俩个结婚，”她说，“那咱们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小伙子骤然转向她，“咱俩就把今晚当做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吧，”他说。“答应我吧！爱我吧！”他把她的手紧紧抓在自己手里，恳求道。她沉默了一会。

“我不能。”她说。

“求求你答应我吧，”他搂住了她。

“不——我不能。”她说。

“为什么？”

“我不能—咱们回去吧。 ”

他抽回胳膊，头也离开了她，望着田野，低声说：“但是我爱你——我非常想要你——就是这样，在此时此地。也许咱们再没有机会了。”他说得很急促。“你为什么不给我呢？我是你所爱的人啊！为什么给一个你没见过面的又丑又老的家伙呢？”李宝的这句醋话打中了金花的要害。他一再说她将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睡在一起，使她心烦意乱。她泪如泉涌，悲痛地望着李宝。接着她跪下来．爬到他的身边，把嘴唇贴近他的耳朵悄声说：“你知道吗，我再也不能给你做袄了？这是我可以同你谈话的最后一次了，这是最后一次跟你说话，最后一次把心掏给你啦。请别折磨我吧。”

李宝感到惭愧，便又转向她。可是，她却用手把他挡开，然后哭着站起来。他想法安慰她。“不要这么哭了，”他说，“你被迫嫁给那个凡夫，使人惋惜。但是，不要丧失希望。也许咱们这两门亲事都不能长久，总有一天咱俩儿还可能在一起。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永远爱你。”听了李宝脉脉温情的话语和感人的声调，金花开始觉得热乎乎的，她心灵中某种东西又复活起来。刚才李宝的求欢曾使她凉了半截，现在他的柔情蜜意又使她温暖起来。一种凄凉的幸福感激动着她，她再也不忍听下去了。她一下扑到李宝的怀里，接着他的脖子，第一次吻他。那时她只知道吻他，而忘记了一切。她的心与李宝的心跳在一起，完全陶醉了。可是，只要他们的嘴唇一分开，便意味着离别，意味着他们又被社会分隔开。虽然她一再吻他，但是欢乐已经消失，只剩下离愁。她越吻越感到悲哀，最后心里痛苦得无法忍受，猛地撇下李宝，哭泣着跑开了。

第二天，金花醒来时感到昏昏沉沉，昨天夜里的缠绵似乎是很久远、恍惚的事了。白天很冷，傍晚时刮了北风，下起雨来。当夜幕笼罩着村子时，金花的家人都出门参加邻居们为即将来临的婚礼而举行的聚会。金花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们，一直到他们走入地上升起来的蒙蒙灰雾中。不一会儿，她听到从聚会中传来的喧闹声、锣鼓声和笛子声。

她回到屋里，在自己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不时地向房门投去抱着希望的眼光。她盼望她的情人前来再次向她求欢，这一回她不会拒绝了。昨夜为什么拒绝他呢？这完全是由于自己的怯懦。他可能恨我了。她想到这里，忽然害怕起来。昨夜为什么不答应他呢？现在他不会来了。

她心想，如果她失身于另外一个男人，李宝就不会再尊敬她了，这下完了！羞愧之心使她极度痛苦。她决心马上去找李宝，去他家委身于他。

她顾不得外边下着雨，奔向李宝家。她也顾不了许多，径直跑进院子，直奔李宝的房间。房门没锁，她一推而进，里边黑洞洞的。她叫李宝的名字，但是，没有人回答。她走到炕前，用手摸了摸，炕上没人。她把各个房间找了一遍，都没有人。顿时，她四周的墙壁似乎都在收拢，房顶似乎向她头上压下来。她一气跑出房子，踩着下雨积成的水坑，溅起泥水，象喝醉酒似地摇摇晃晃地到了家。她靠在院子前边的照壁上，气喘吁吁，外边传来一阵鼓乐声。这是她的婚礼的音乐！她用手把耳朵堵上，仰面望天，天空阴沉沉的，大雨滂沱。她如痴似醉地在院子里徘徊着。

她当时十五岁。那天是她婚礼的前夕，本来是个大喜日子．然而，她不想活下去了。她快步走进厨房，找到一根绳子，摸黑回到自己房里，把一条板凳拉到门边。她站到凳子上，把绳子的一端穿过横梁，打了一个活结，把头套进去，踢开凳子。她上吊了。

不一会儿工夫，她父母回到家里，发现她悬梁，马上割断绳子，找来邻居，大家七手八脚，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才把金花抢救过来。金花苏醒过来，看见母亲抱着她的头哭泣。

母亲擦干眼泪，站起来严肃地说：“这是命中注定的，你必须服从。”

世世代代的中国父母都是用这句话来劝导女儿服从她们所反对的婚姻。金花一听，又凉了半截，后悔自己没有死成，没有摆脱这个圈套、这个黑暗的社会、这种奴役。她痛恨这一切。当母亲重复这句话时，金花感到一阵恶心，好象服了毒药似的。

“你还记得你年轻时的情形吗？”金花质问母亲，“难道你愿意嫁给比你大十五岁的人吗？”

她突然象复活的僵尸一样坐起来大声说：“你们不叫我活了！”母亲吃惊地后退几步。

金花感到非斗不可，奋力从炕上下来，冲着母亲的脸大嚷：“我不听你摆布！你这个老蠢货！臭娘们！混蛋！”

邻居们听到这种辱骂，大吃一惊，纷纷劝解。但金花哪里平静得下来，还是一个劲地叫骂，嘴巴噘着，四肢抽搐，整个身子象琴弦一样紧绷着。她喊的声音更大了，不停地痛骂她的娘，要她的娘干脆把她杀死算了。谁敢接近，她就用那僵硬的胳膊把谁推开。

最后她精疲力竭了。不停的哭泣和呜咽使她喘不过气来，全身颤抖着瘫倒在炕上。她眼皮不抬，两手张开，一动不动地直挺挺地躺着，从半睁开的眼中流出两行泪水，落在席子上。她的嘴唇不时地动着，微微地说：“不……不。”她使劲地咬紧牙关。

邻居们围拢过来，对她开始了一番无用的安慰和劝告。金花感到围拢在她头上边的那一圈人的面孔使她透不过气来。可是，他们又不走开。邻居们轮番地劝解她。她感到身上象压着一块大石头。既不能嫁给自己所爱的人，又不能自杀以殉自己的爱情，这一切使她悲愤已极，精疲力尽，最后完全不省人事。

当金花苏醒过来，已到迎亲的时候，花轿已等在门口，她被无情地塞进轿里。

花轿抬到男家已经过了午时。金花下了轿子，第一次与她的丈夫照面。他带着欣赏的眼神向她咧嘴笑着。然而，金花看到他的长相，大吃一惊，万分厌恶。原来，朋友们先前对她说的千真万确。他看上去比她大二十岁。由于金花心中还念念不忘李宝的音容笑貌，相形之下，她丈夫就显得奇丑无比。他那白灰脸的一边有一颗痣，痣上长着一根长长的黑毛，一口七扭八歪的牙齿，活像坟场里的东倒西歪的墓石。塌鼻梁、鼓腮帮、嘴唇聋拉着，简直是个丑八怪，金花想。

金花像进入监狱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跟随丈夫进到屋里。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里，回到李宝怀抱？

丈夫走开了，让她同家里的女眷及看热闹的邻居呆在一起。这些人拿金花开心，捏捏脸蛋，摸摸胳膊，扭过来，转过去逗弄她，就象在集市上拿起一把铁壶，东磕磕、西碰碰，琢磨着是否值得买回家一样。金花受这些人的摆弄，浑身僵冷，心想：自己哪里还是个人，完全是某种半死的奇异物品。

天黑后，只剩下她和丈夫。她脑子里一直担心这个时刻，考虑着会发生什么？怎么办？他在她身旁坐下，她对他强作笑容。他抚摸她的胳膊时，她躲开。他脱光了衣服，叫她也脱掉衣服。她不肯。“你这是干吗？”他问，“结婚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她感到窒息，爬到炕的一个角落里，泪流满面。他把她拉出来，夸奖她又年轻又漂亮。她抬眼冲着他的脸恨恨地说：“你又老又丑。”说完低头抽泣。“哭也没用。”他说。她想下炕，他把她拉了回来，打了她一记耳光。金花不顾一切地尖叫起来。他一拳差一点儿把她的头打掉下来。鲜血从金花脸上流下来。他一直把她打得不能出声才住手。她筋疲力尽地躺在炕上，他却情欲大作，硬是把她强奸了。

丈夫带着满意的微笑入睡了。可是，金花一夜没有合眼，翻来覆去地想事。她浑身疼痛，但是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她的精神。她感到她背叛了自己的情人。由于她性格中的某些致命的弱点，没有把自己的处女身奉献给李宝，现在悔之晚矣。一想到她的丈夫把应属于她的情人的东西夺去了，就使她那幼稚的灵魂受到莫大的折磨。她喃喃自语道：“可恨哪，这样糟蹋我，真可恨哪！”要是刚才是李宝就好了！那该使她多么高兴啊！可是现在她再也没脸见他了。太可怕了！在这里呆下去，则更加可怕！一个年轻人真正发泄感情时，那个冲动劲儿十分剧烈、可怕，而且不加掩饰。金花看到今后是这种没有尽头的岁月，昏然入睡了。她象是被捉到监狱里，无法逃脱了。一夜之间，毁了她的一生。

按照当地的习惯，婚后第九天金花回到娘家。她把一肚子的怨气都对她娘发泄出来了。“你骗了我，”她愤怒地责骂她娘。

“难道你不记得你自己结婚的事？我爹比你大许多。你亲口告诉我，当时你是多么伤心。难道你忘了自己遭的罪，如此狠心地把你唯一的闺女推到火坑里？”

做娘的引用了许多古训极力教导女儿要忍受这一切，“木已成舟。一切都定下来了。你要记住‘女子从一而终’这个古训啊。 ”金花气得直跺脚，伤心失望地流着泪。

后来，她平静了下来，对娘说话也温和起来，因为她认识到这桩婚事不能全怪父母，而要怪当时那个社会。没想到娘也说：“不光你一个人恨这世道，我也恨啊。”

第二天当她父母都不在家时，李宝出现在她的门口。她怔然叫他进屋坐下。他看出她痛苦的心情，便说：“我先前求你把你的身子给我，你就是不肯。”金花气得想批驳他，但是话到嘴边忍住了。现在李宝还是像以前许多夜晚那样坐在她面前。

一想到他即将从自己的生活中永远消失掉，金花就难过。她有心求他的情人原谅她，但是不知从何说起。她羞愧地看着他，不敢委身于他。她觉得自己的女儿身已被糟踏了，不配接受这样一个纯洁青年的爱了。

“当时我要是勇敢一些，也就答应你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我的不好，我感到悔恨。”她看着李宝起身向她告别，离开了她。她在后边叮咛道；“好好干，为社会做好事，忘掉我吧。”

她望着走远了的李宝的背影，心中充满着悲哀，但没有哭出来，她已经心灰意冷了。

金花尽量同她丈夫的一家建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只有怨恨，没有基础。家里除了她自己和丈夫外，还有公公、婆婆和小姑子。由于生活的煎熬，婆婆衰弱得几乎是行尸走肉，所以，金花并没有象大多数中国的新媳妇那样受到婆婆的很大虐待。然而，这一不足却由她的丈夫给弥补了，他苛待她的厉害程度，十二个婆婆也比不上。她必须日夜伺候他。睡觉时她得给丈夫脱衣脱鞋，早起再给他穿上。她得给他点烟、倒水，双手捧上茶杯时，还得带着恭顺的笑容。揍是家常便饭，稍一怠慢，就要受到毒打。

一天晚上睡觉前，金花给丈夫端来一碗小米汤，有点米汤溢出碗沿，流到他的大拇指上。他勃然大怒，从角落里抓起一把刷子，把她打倒在地，没头没脑地揍。她不敢叫出声来，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她跪在地上求他原谅自己的疏忽。为了打动他的心，她强装笑颜，但他还是不停地打她，直到他累了才罢手。两个小时以后，他才让她爬上炕来。

她的公公也好不了多少。金花的娘病了，捎信儿来说想看看女儿。公公不让她走，还说：“我们为什么要娶你呢？你到这里来是为我们家干活的，你是我们家的，不是你娘的。”

金花苦苦哀求，公公终于允许她走了。当她两天之后回来的时候，他竟命令她跪在院子里求他宽恕回来晚了。她从中午一直跪到傍晚。那天夜里，当她给丈夫脱衣服时，他问她：

“跟我说实话。你真想另找一个主儿吗？”

金花怕遭到进一步惩罚，强装欢颜，柔声回答道：“我嫁你时是个黄花闺女，我不想再嫁，我愿伺候你一辈子，死了也要与你同穴。 ”

她编造了这一套，表面上对丈夫微笑，心里却在想自己受到的待遇简直像一头驴或者一头牛，而不象个女人。为了使丈夫不找碴儿闹事，她装出最恭顺的样子，甚至对他引用古老的谚语。“花有种，”她说，“草有根，人有后嗣。将来咱们有了孩子，我要为你把他养大成人。现在咱们都还年轻，可是，等你老了的时候，我还年轻。将来遇上荒年，咱们不得不去要饭时，我也先到外面要饭给你吃。我是女人，得靠你，就必须照顾你。你要被土匪抓去，我要把我的东西全卖掉，那怕卖身也要把你赎回来。 ”

在整整三个艰辛的年头里，金花就是这样竭力消弥丈夫的脾气，使自己痛苦的日子好过一点。她十八岁那年，华北闹饥荒，她那村子也遭了灾。虽然丈夫和家里其他人仍都吃小米，而金花却只能吃到糠皮和树叶。灾情越来越严重了，丈夫决定到天津去做买卖。金花温顺地把他送到大门口。丈夫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这次出门，对金花一句体贴的话也没有，临走还粗言粗语地给地下了一连串命令。

“有饭要让我爹和妹妹先吃，剩下的，你才可以吃。”最后，他恶狠狠地警告说：“你得保住我的面子。如果你不规规矩矩，我就打死你！”

这些恶言恶语使金花十分痛心，但她还是强作笑容。“别担心， ”她说，“我只要你。”

这一段生活使金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度过这样的岁月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没有比断绝希望和葬送未来更加悲惨的了。金花虽然只有十八岁，但是已经感到厌世了。她痛恨社会，痛恨丈夫，痛恨生活本身。她又打算自杀，但是那将给她娘带来痛苦，所以暂时放下这个念头。她决定等娘去世后才自杀。

从她婚后的生活中，金花逐渐体验到“男是天，女是地”这句俗话。她也听到过新寡妇守着丈夫的尸体嚎啕大哭：“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她那敏捷的脑筋认识到，不仅她的丈夫、而且所有的男人生来就注定是女人的统治者。

金花不能不屈服于社会的这些纲常，在丈夫面前，她装得象奴隶一样卑屈、顺从和战战兢兢。但是，在心灵深处，她另有盘算。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对于她所受到的侮辱、打骂以及从她丈夫那里受到的一切苦痛，她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地加以报复。甚至在送丈夫到门口时，她也在想：总有一天我要和你算账。等着瞧吧，这一天会来的。

在华北的每个农村里，都有一个肉体上受到毒打，感情上受到摧残而痛苦悲哀的金花。所以，她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共产党发现了她，想方设法拯救她，并通过她去拯救许许多多的金花。她有着什么都记得清、什么都不宽恕的精神。她站在门口，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等待着出头的日子，等待着报仇雪恨的时机。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支八路军小分队来到金花的村子。他们在村里只呆了几个小时，然后宣布说，他们要去打日本，便开拔走了。一个星期后，县里来了一个干部在村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宣布他是代表八路军政府的，并说：“人民和八路军是一家人。”金花听了这句话，对自己说：“不可能。你们甚至连我们村的人都不是，怎么能和我们一家人呢？”

过了一些时候，这位干部把村里的全体妇女召集起来，叫她们成立妇女会。他宣布每个妇女都有同男人平等的权利，并要求那些受苦最深的妇女都去秘密找他。这位干部的话使金花很兴奋，使她产生很多想法，但是她不敢去参加秘密会议。再说，她也不相信那样做会有什么结果。

“有人说八路军是来解放咱们的，”她对小姑子说，“可是你看：日本人已被赶走了，而咱们两个女子在村里还是受苦。我看所谓八路军帮助妇女不过是谣言。”

几天以后，那位县干部走了，村里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这使金花感到自己的怀疑是对的。村里除了成立了个妇女会，别的事就再也没有了。“原来八路军只能做这些，”她对自己说，“不中用啊。”

她的一个女友黑玉秘密来看她，使她感到吃惊。黑玉已被选为村妇女会的干部。因为两人是好朋友，所以她们之间敢于畅怀交谈。“咱们必须从男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黑玉对金花说，“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单枪匹马不行。大家必须团结起来一块儿求解放。”

金花仍抱怀疑态度。“你没啥问题，”她说，“你现在当了干部，政府保护你。可是我呢？谁保护我？”“听我说，”黑玉道，“把你的苦情告诉我。我不会坑害你的。”金花沉默不语。

“睁开眼睛看看吧，金花，”她的女友说，“咱们出头的日子来了。咱们受的苦到头了，咱们有盼头了。”因为这些话是自己的好友说的，金花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啊，如果是真的，那该多美呀！”她说，“那样，八路军就真的是咱们一家人喽。”

过了几天，黑玉带着一个名叫陶娃的姑娘又找上门来。金花细细地询问她们，想尽量了解她们对这种新展示的生活究竞是怎么看的。看到那两个姑娘有股闯劲，有信心为村里妇女争取平等，金花终于下了决心。于是她向那两个姑娘倒出了她的全部苦水。话匣子一打开，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把长久以来一直煎熬贴心的事大声地说了出来，越说越激动。这是她自认识李宝以来所没有过的。她咬紧嘴唇，极力忍住眼泪和抽泣。接着，她高兴地听到她的朋友们答应尽力减轻她的痛苦。很明显，做到这一点是有些困难的，她自己也心中有数。那两位姑娘劝她安心地呆在家里等待事态的发展。

过了几天，四个妇女前来找金花的公公。

“我们的调查组查明你虐待儿媳妇。”黑玉说。

老头儿惊得张大了嘴，不相信他所听到的话。他从惊呆中恢复过来后，气冲冲地大声叫起来，“不要管我家的闲事。我对儿媳妇怎样，你们管不着！ ”

几位妇女干部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还是黑玉坚定地说，“我们一直对你很客气。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你们好，完全是为了你们家庭团结、幸福。”

金花的公公气势汹汹地跳了起来。“走开！滚蛋！”他一边挥着手臂一边喊道。一个姑娘走开了，其余的不作声。不一会儿工夫，那个姑娘带着十五个妇女回来，人人都带着棍棒和绳子。老家伙见势，大吃一惊。

“难道你真的不想改变你的脑筋吗？”黑玉质问道。

老家伙挥舞拳头说：“不改！滚出去！”

“把他捆起来！”黑玉喊道。

老头子刚要举起胳膊，四个妇女冲上去一把抓住他。不一会儿工夫，他像网里的鱼一样两只胳膊被绳子捆了起来。金花在一旁惊愕地看着。她生活中的这个灾星被乖乖地制服了。

可是当她看到公公被拉出门外的时候，顿时感到有些害怕。“我没受苦，”她叫了起来，“不要伤害我的好公公。”她跑着跟在队伍后边。“爹，别担心。”她说。可是，老头子十分惊慌起来，扭着身子，极力想挣脱绳索。“不要伤了我爹！”金花叫着，然而，她内心里却乐开了花。队伍拐过了街角，金花已经走到大街中间。她心想，真是痛快啊！她终于相信八路军了。

金花的公公在妇女会的一间屋里被关了两天。第三天召开了全村妇女大会来决定对他的处理。妇女们成群结伙来到村子中央的会场。以前她们从没有象这样走到街上来过。金花惊奇地发现，村里竟有许多她几乎不认识的妇女，原来她们也一直被紧紧地关在家里。黑玉和陶娃来家里找她，把她领到妇女会的会所。这里原来是一个汉奸的房子，日本人离开时他跟着逃跑了。

当她们赶到时，大会正要开始，四、五十个妇女挤在屋子里和院子里的台阶上。在前边的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几个妇女，其中有个青年妇女是金花所不认识的。黑玉走上前去叫大家安静下来。

“姐妹们，”她宣布道，“现在区里的一位干部讲话。请大家守秩序。 ”

金花不认识的那个妇女站了起来。她的讲话一开始，大家就都被她的口才迷住了。她讲到中国的封建主义使妇女成为男人的奴隶，还讲新媳妇和未出院的姑娘们共同关心的事，又讲到同压迫儿媳妇的公婆以及同反对婚姻自主的父母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她还介绍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宗旨，说他们正为妇女的平等而进行一场反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斗争。

“我们向受压迫的姐妹们伸出手，希望在我们反对蒋介石和地主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村里的妇女们做我们的可靠同盟军。”她的声音金花听起来简直象个号角。“咱们民主军队的工农大众正在前方同美国反动派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军队浴血奋战。在后方，在农村里，咱们必须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社会。咱们一定能建成这样的新社会！咱们要携起手来投入战斗，同那些奴役咱们两千年的人进行斗争。反对咱们的任何男人、丈夫和公公，咱们都将把他们打翻在地，毫不客气。”

“说得对啊，说得对啊！”金花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地自言自语，好象那个妇女正说到她心窝里似的。女干部讲完了话，大会主席黑玉站了起来。她的发言中有不少蹩脚和难懂的词句，因为她以前从未演讲过。但妇女们却听得亲切，因为她是本村人，是她们之中的一员。几乎没人打断她，她的讲话获得了热烈的反应。她突然停了一下，眼光投向金花，亲切地对她说话，这时金花感到周身发软。“现在，”她说，“该谈谈咱们亲爱的金花妹妹的情况了。她受的苦也就是咱们全体妇女受的苦。要是她得不到解放，咱们大家也不能解放。”“说得对！”会场中有人高呼。“咱们大家来救救金花吧。”“咱们得给那老家伙一点厉害，”金花听到一个尖叫声，“揍他！揍他！”其他妇女也跟着叫了起来。黑玉用拳头击了一下桌子，叫喊声平息了下来。“姐妹们！咱们开会时应该严肃，人家才不会笑话咱们，咱们才能办成大事。过去男人对咱们确实不公道，但咱们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咱们必须尊重咱们自己的妇女会，这样，别人才会尊重它。让咱们先讨论讨论怎么处置那个老头儿，然后作出决议。”

会议最后决定把老头儿叫进来。黑玉猛地一下推开金花背后的门。金花的公公被反剪着双臂，由两个妇女押进来。他的脸色灰白，眨着老眼，惊疑地环顾四周。“老头儿！坦白交代你是怎样虐待人的。”黑玉喝道。其他妇女也助威喊道：“快坦白！”

“我没做做错事。”老头儿粗声粗气地说，“你们不信，可以问我的儿媳妇。”他的眼睛从其他妇女的头上看过去，落到金花身上。他目光带着敌意，好象在说：“小心点儿！”金花远远看到他，感到一阵恐惧，打了个寒颤。她看到大家的眼光都投向她。她用手捂着胸口，跟着脚尖跑到会场前边，下决心豁出去了。

“我嫁到你们家——这不假！”她冲着公公的脸说，“可是，我连小米也吃不上，冬天也没有棉袄穿。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忘了五年来你们是怎样虐待我的吗？我娘生病那一次，你们逼我在院子里跪了半天，难道你忘了吗？过去我受你们的欺压，我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现在我要翻身。全体姐妹给我撑腰，八路军也给我撑腰。”她的呐喊使得老头儿的脸色一会儿黑一会儿红。

“你们这样待我，说得过去吗？我有满肚子苦水，要是我说出来，在场的姐妹们非把你打死不可。”这时会场上群情激昂，有人高呼：“说！”这一怒吼声刚落下，一个姑娘的尖叫声又打破了宁静：“打倒虐待儿媳妇的人！咱们妇女会万岁！”

“你们吃白面馍馍，让我吃糠咽菜！”金花越说越气。

“哎呀呀！”妇女们的喊叫声象一颗炮弹爆炸似的。人声鼎沸，还有咚咚的脚步声，金花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一边。一个胖胖的姑娘走近她身边，其他妇女也都挤过来了。“啐他的脸！”胖姑娘说。她鼓着嘴冲着老头儿的脑门啐了一口。其他妇女也冲上前去啐他的脸，然后退下来。怒吼声越来越大。老头儿仍然站在那里，红着脸，胡子上沾满唾沫，双腿颤抖着。这种狼狈相逗得妇女们都笑了。吵嚷声渐渐平静下来。这时黑玉把大家推回去，大声问老头儿：“你想不想改造？”“我改，我改。”老头儿怯声回答。“你还敢折磨你的儿媳妇吗？”“不敢了。 ”“妇女们团结起来！”刚才领喊口号的那个姑娘又在人群中高呼。“妇女们团结起来！”群众跟着喊。“打倒封建老顽固！”口号声又起。“打倒封建老顽固！”众人跟着喊。既然金花的公公认了“罪”，会议就结束了。但是先派人找来保人，站在全体妇女面前保证：“如果老张头再对他儿媳妇不好，我就把他带来由你们处置。”

金花的公公走了以后．一群年轻的妇女围拢过来，向她祝贺。“多亏大家帮助我翻身，”她对大伙儿说，“我现在才懂得妇女会有力量，八路军为我撑了腰。”

那天晚上，金花回到家里时，公公非常羞愧，连头都抬不起来。

“这次翻身运动是不是你搞的？”他问。

“不，不是我搞的。”金花说。她仍然不敢大意。

“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村里妇女会有人专门调查虐待妇女的事情。”金花说，“她们什么都知道。”

老头儿恐惧地望着儿媳妇。金花暗暗好笑。

公公被“改造”后短短的时间里，金花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是从前那种受了家人打骂逆来顺受的样子了。他在公公面前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她再也不是整天低着头，别人同她说话才敢张口的一副可怜相了。她不再认为公公的一切言行都总是正确的了。现在，凡是她不同意的问题，她都敢于抗争了。现在家里人吃什么她也吃什么了。公公从箱子里拿出一块布对她说：“你拿去做身衣服穿吧。”

从此她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表了。过去她总是被关在家里，现在她爱什么时候出门就什么时候出门，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旁若无人。金花没有想到妇女能享有这样的自由。她也懂得，必须使村里的每个妇女都象她一样自由，反对男人统治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并得到保障。因此，当她被选为十人妇女小组长后，在调查“坏 ”婆婆和“落后”丈夫的工作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她以前所掌握的对付丈夫发脾气的种种巧妙办法，现在都被他用来同不讲道理的公婆进行斗争了。“你的儿媳妇待你好吗？”她常常这样问一个做婆婆的，“她听你的话吗？”没有防备的婆婆回答说：“自从八路军来这儿后，情况糟透啦，我儿媳妇想什么时候出去就出去。你有眼睛，你都看见了。”金花装作同情她的样子，向她告辞。然后，她躲在窗户底下，仔细偷听这家的吵架。把材料搜集到手后，她便把那个倒霉的婆婆揪到“改造”会上整治。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加紧了向华北的进攻。金花担心八路军可能被打败，她新获得的自由也可能毁于一旦。共产党增加农业生产的号召，如同响亮的号角在她耳边吹响。她到处动员妇女下地劳动。她说：“咱们现在翻身了，平等了，咱们妇女应该劳动，不要依赖男人。”村里的妇女并不都听她的劝导。“咱们下地干活， ”她们说，“家里的活计咋办呢？难道翻了身就得拼死干活？”“不是这个意思， ”金花回答说，“如果咱们不下地干活，打粮食就少，前方的战士就没粮食吃。那样，蒋介石军队就会打过来杀咱们，咱们得到的一切就会失掉。咱们又得依靠男人。”妇女们没法反驳她的道理。

可是，还有别的阻力。男人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妻子下地干活。金花去动员村里的美女白清，白清同意下地干活。“你长得太漂亮了，不能下地干活，“她丈夫说，“要是有人把你从玉米地抢走，咋办？”白清笑了笑说：“不错，我漂亮，难道说我就得象笼子里的鸟一样一辈子呆在家里吗？现在是新社会，不是旧时代，如果有人敢在地里欺负我，我就报告我们的妇女会揍死他。 ”丈夫只好同意她下地干活。后来他发现妻子的劳动使家里的收入增加了，心里非常高兴。一天晚上，他对妻子说：“一旦我不得不离开家时，你能养活我全家了。”白清早就等着他说这句话。“是呀，”她说，“我现在能养活咱们全家啦，你可以参加八路军去。你年轻，不去打反动派应该感到害臊。”丈夫察觉到上了当，不肯去参军，于是白清就不跟他睡觉。他要打她，她就威胁要告到妇女会去，后来又扬言，如果他不去参军，她就要寻死。丈夫无计可施，终于骑上驴子去打蒋介石了。

金花在本村妇女当中进行工作后，找到了生活的新意义。最使她快活的事就是帮助男女青年实现婚姻自主。秋收季节，只见她在地里来来去去，端详村里的小伙子们，设法为她所认识的姑娘们物色对象。“你为啥不找个对象？她这样问一个小伙子，“你孤零零一个人，找个对象就有人给你做衣服了。”“可是我到哪里去找对象啊？”小伙子问道。“我帮你找。”金花这样回答，便安排双方在朋友家会面。因为男女青年在父母面前公开见面仍是不可能的事。这种会面很生硬、刻板而严肃。双方的对话有如以下：

小伙子：你希望有个什么样的对象？

姑娘：象你这样的。

小伙子：我觉得咱俩是很好的一对。可是，你的父母同意吗？

姑娘；现在是新社会，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咱有妇女会撑腰。他们如果不同意，我就假装寻死。那么你呢？

小伙子：我好办。如果家里不同意我婚姻自主，我就吓唬他们要离开家。

通过对旧传统斗争、藐视旧习俗和智斗父母，村里的青年们逐渐赢得了新自由。然而，这些挣脱了羁绊的青年男女感到还不能一下子把什么都甩掉。性的自由基本上不存在。结婚前，双方一般要经过三、四个月仔细地互相考察，在这期间双方不发生性关系，他们既不接吻，也不抚摸拥抱，甚至俩人不在街上一起走路，远远没有象美国的那种性自由，也根本不存在俄国革命初期所一度实行过、后来被抛弃的那些非常过激的思想。

实行婚姻自主后，农村里采取了一种新的结婚仪式。新娘的父亲再也不需要借高利贷去雇花轿，而是让新娘骑着毛驴到男方的村子里。因为本村内不准通婚的旧传统已经被打破，所以许多姑娘都嫁给邻居的小伙子，根本不需远离家门。婚礼通常是在空场上搭起的席棚里举行，谁都可以参加。新郎、新娘穿着布衣裳，戴着草帽，腰上系着彩带，不需如过去那样向祖宗牌位磕头，而是相互鞠躬。在更加新式的婚礼中，首先由司仪宣布：“现在王某某同周某某结婚。”证婚人接着宣布；“这不是买卖婚姻，而是采取民主方式，经过双方自愿，受到政府的承认。”介绍人也不是过去那种花钱雇的媒人，他要报告如何撮合这对青年男女的经过。最后，参加婚礼的群众喊叫着让新娘、新郎报告恋爱经过。一般情况下，新娘、新郎都不好意思说，至多说一句：“我们是自愿结婚的。”新郎向三位主持婚礼的人鞠躬，并同新娘握手，仪式便告结束。新郎新娘从不当众接吻。

金花怀着胜利的心情看着村里的这些变化。但是，她个人的胜利以及为公众服务所产生的喜悦心情，只持续了几个月的工夫。要是她仍然同自己所厌恶的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她的一切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解决同丈夫的关系问题，金花就不能认为自已有了真正的自由。

她突然决定把丈夫哄回来。金花刚参加妇女会时，公公对她说：“我没办法让我儿子回家来，他会打死你的。”那时候，她回答说：“我不怕。我们有强大的妇女会同任何敌人斗争。 ”她现在决定来试试看这一条灵不灵。她瞒着公公，找了一个族人，口授一封信给她丈夫。她十分巧妙地在信里用了她从未用过的甜蜜词句，结尾中说：“我非常想念你。你回来得越快越好。”

她继续投身于农业生产，在地里卖力干活。她赶着骡子，又是吆喝，又是拉着缰绳；她锄地、捣粪，边干活边想主意。如果丈夫表现不好，她决定在会上斗争他，改造他的脾气。

她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复仇愿望，她必须全身心投入工作，才能加以控制。二十天之后，她的丈夫回来了。他喜气洋洋地对妻子说：“我一接到你的信，就赶回家来。”金花对丈夫笑了笑，还说不出来对他回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她挨近那副又老又讨厌的面孔后，心里就明白了。她不喜欢他。或许他已经变了。但是，她并不这样认为。她面上对他笑笑，但肚子里的气越来越大。她感到某种铤而走险的事将要发生，再往后会发生什么，她也难以逆料了。

金花把丈夫领到厨房，坐上水壶烧水。她公公从地里回来后，便蹲在儿子旁边，脸上闷闷不乐。金花注意到：儿子对爹的这种态度感到迷惑不解，似乎很想单独同爹谈谈。于是她故意走开，回到屋里纺线，让他们爷儿俩在一起。

她开始产生好奇心。他们爷儿俩会谈些什么呢？她想公公一定会向丈夫表示对她不满意。她感到必须预防万一，便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她对这种行为丝毫不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她现在的心思就如同一个布置一场战斗的战略家一样。她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因为那两个人正在谈论她呢。

“你回来，太好了，”公公说，“现在你可以报仇了。自从八路军来后，你媳妇变坏了。她总是在外边跑，不管家里的事，不管我和你妹子。”“把你所知道的我老婆的情况都说给我听。”丈夫的刺耳的声音通过门缝传到了金花的耳朵里，“我有办法整治她。我要打死她，不死也得掉两层皮。”金花直起身子，脸上气得通红，冷冷一笑，低声说：“你休猖狂！你已经落到我手心里了。拿你那一套对我来试试看。你敢动我一个指头，我回击你一万倍！ ”她又弯下身子继续听。老头儿的声音在讲：“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八路军来以前，你媳妇为咱们家努力干活。现在全变了。就说这个什么翻身运动吧，你知道娘们翻身是啥意思吗？我对你说吧。娘们野了，不规矩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妇女会！你听说过这玩意儿吗？”

金花的丈夫沉思着说：“怪呀？她现在那么胆大，怪得很。没关系，我来治她！”“你哪里知道，”老头儿说，“她们把我捆起来，向我脸上吐唾沫，当着许多娘们的面骂我。”

金花气上心头。“你这昏老头儿！”她对着虚掩的门轻声骂道，“你把一切都告诉你儿子了。现在要叫你们爷儿俩尝尝我们妇女的厉害！ ”这时天已经黑了，金花看见妇女主任黑玉走进院来，便出去迎她。

“他们爷儿俩正在里面说话呢。”金花说，“你进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黑玉走进去向金花的丈夫打了个招呼，说：“你出门时间很久了，你娶了个那么漂亮的媳妇，怎么忍心离开呢？”“我出门后， ”张说，“我媳妇变坏了，不伺候我爹和我妹子。我得教训教训她。”“现在时代变了，”黑玉说，“和你上次在家的时候不一样了。现在不准说那种话。”“娘们真的能翻身吗？”金花的丈夫冷笑道，“我就不相信。”黑玉沉默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到时候你当心点儿。别怪我们一上来就对你不客气。”黑玉回到院子里，找到金花，说；“他使我非常生气。”突然，她沉下脸，严肃地问金花：“如果他挨了打，你不会心疼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金花说，“你进来的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要向妇女会报告。你考虑你的斗争方案，我考虑我的。他对一个女人的仇恨现在已变成对全体妇女的仇恨了。心疼他？我才不呢。依着我，应该打死他。”

“好，”黑玉说，“不过在实际斗争之前，咱们得开大会，要站出来诉若。那样才能激发群众的仇恨。”金花表示同意。

那天晚上，她丈夫来到她房里，挨着她坐在炕沿上。仇恨的心情使金花感到颤抖，但是地尽量控制住自己，表现镇定，默默地等丈夫先走一步。

“我不在家时，你老老实实吗？守规矩吗？”他问道。

金花倔强地说：“你如果认为我不规矩，请拿出证据来，捉住奸夫，我就承认。”丈夫冷笑了一声；“没必要说出你的奸夫的名字。”突然，他厉声喝道：“你已经有了身孕，你叫我回来是想让我相信你肚里怀的真是我的。”金花霍地站起来。“你真是混账东西！你想用这种办法诓我。告诉你：办不到！你说我肚里有了孕，那好吧，咱们不要睡在一起，走着瞧！”她哽咽了，说不下去了，眼里噙着气愤的泪水，模模糊糊地看见桌上有把刀子，便伸手抄起来。丈夫吓得直往后退。她放声大笑，把刀递给他。

“你要是不相信我，就把我劈开。”她用刀子指着他的脸。

“剖开我肚子，看看里边有啥。 ”

丈夫红着脸，不安地看着刀子。

“可是你干吗要闹翻身呢？”他嚅嚅地问道。

“那可是很有必要。你虐待我足足五年。难道我就应该受这份罪吗？过去你想怎样整我就怎样整我，现在就不许了……决不许了……”

丈夫冷笑一声：“你真有那么大的胆子？”

“哼，别说你一个人……再加上你爹你妈……”

丈夫瞪着她。金花向他开了连珠炮：“你要是认为男女一起开会不对，那么，咱们现在就到街上去，当着群众辩论辩论。你想限制我的自由，想不让我翻身。告诉你，办不到。这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来，咱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胆量。你敢吗？这里有刀，你来撕掉我两层皮吧，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来呀！有种的！ ”

金花站在那里大声叫着：“来呀！来呀！”

“不，”他说，“我不打死你。我要拧断你的胳膊和腿，让你活着，让你残废。那样，你就不能去开你们的会了。叫你断了腿，爬也爬不动。”

金花气红了眼，怒视着丈夫。“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牲！”她大叫道，“我准备好了，决心死在你面前，可是你害怕了。”最后，金花和丈夫两个人都喊累了。那天晚上他们睡在一个炕上，但是，没有进行夫妻间那种事。

第二天一大早，金花起了床，张罗着做早饭，烧水，收拾厨房，然后，没对家里人说一句话，便急急忙忙出去找妇女会主任。她迅速把昨天夜里在她房里发生的事报告了主任。

“现在该由你召开群众大会解决我的问题了，”她说，“今天我要翻身。我的整个性命都靠这个会了。我自己要坚决斗争，但是，姐妹们一定得帮助我对我男人斗争。 ”

“放心吧，”黑玉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全体妇女是团结一致的。”金花喃喃地表示感谢。“记住，妹妹，”黑玉边说边用手搭在金花的胳膊上，“在生活中有时候你也得厉害些。你不能对他软，不然的话，下回他就彻底毁了你。你必须坚持到底。”“我会对我男人非常厉害的。”金花向她保证。

“那样的话，”黑玉说，“咱们得有个计划。首先派干部去找你丈夫，尽量劝他坦白。如果他不肯坦白，就用绳子捆着他拖到会场上来。”

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黑玉领着十五个妇女到金花家来了。金花的丈夫在院里迎接她们。“你们怎么到这儿来啦，干部同志们？”他客气地问道。

“现在是新社会，”黑玉不加寒喧，开门见山地说，“你必须坦白交代，你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姊妹的。要是不坦白，就叫你尝尝我们拳头的厉害。”张陪着笑，他的表情和整个神态安详而有礼貌。“我媳妇告我的状了？”他问道。他说话时非常和蔼、友善。可是，金花看得出来他眼中闪着凶光。

“不错，你媳妇告了你，”黑玉说，“但是，我们的特别调查员也掌握了你的罪行。过去是男人的天下，现在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们。你要是不交代，就把你捆起来。”张的脸上慢慢红起来。他站在那里，双唇紧闭，眼睛蔑视着。“你们爱咋办就咋办吧，”他耸了耸肩，“我才不怕呢。妇女会有啥了不起？“黑玉回头对其他妇女说：“拿绳子来！”妇女们动了起来，有一个人拿来一根草绳，上前要捆张，他后退了一下，喝道：“滚开！”黑玉和另一个女的冲上去扇他的耳光。黑玉恶狠狠地说：“你要是敢乱动，我们就当场打死你。”

金花的丈夫一时给楞住了。妇女们迅速将他捆了起来，不容分说，七手八脚、推推搡搡地将他弄到街上，然后把他投进妇女会的一间屋子里。黑玉砰的一声将门关上，上了锁。

“先饿这瘟猪三天饭！”她说。

第二天，妇女们在会议室举行了严肃的秘密会议。“咱们金花同志还受她男人的虐待，”黑玉说，“咱们应该把金花同志这件事看成咱们大家的事。她一人孤掌难鸣，有了咱们大伙儿撑腰，她可以同任何坏丈夫斗争。现在大伙准备好进行斗争了吗？”

“准备好了。”群众回答道。

“好，”黑玉说，“咱们先来对这个坏丈夫说理，如果他不听，咱就不客气了。”妇女们象战士一样列队。金花走进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去了。当她丈夫被押进来时，群众发出一阵喊声，作为下马威。“我们已经翻身了。……不许你再欺悔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打死你。”“坦白交代……不许抵赖。你要是坦白了，我们就对你客气些；要不，决不留情！”

张神情紧张地站在妇女们面前，听着她们的充满敌意的叫喊声。“妇女同志们， ”他说，“发生误会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娶那个女人吗？我娶她是要养活她，让她伺候我们。你们知道她是怎样虐待我们家里的人吗？”

他带着一种无辜受害的神态环视着四周。

“好吧，”一个姑娘说，“你就讲讲她对你家做了些什么。”

张看了看这个面孔，又看了看那个，她们都逼视着他。他不安地垂下两眼。“我不了解妇女翻身的事……”

妇女们发出一阵嘘声。

“坚决反对这个坏丈夫！”一个姑娘喊道。在喊叫声中，一个干部说：“现在该请金花出场了。”金花通过拥挤的人群，同她丈夫面对面地站在那里。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押到这里来吗？”她厉声问道，“你还记得你说过要打死我吗？你要知道这里的妇女准备要打死你。现在我不跟你多说，我让我的姐妹们解决我的问题。”

一个人说：“你是否愿意向妇女们低头？”张深深作揖，说：“我低头。”“你低头是装的，”金花说，“你必须起誓具结。”张不吭声。

“你在想什么？”几个妇女一齐喊道。张不说话。

“咱们对他怎么办啊？”黑玉问大家。

“没说的，揍他！一个妇女说，“揍他！揍他！另外一个人尖叫道。像发出了信号一样，妇女们一拥而上。金花迅速走到丈夫身后头去了。众人向他袭来，嚎叫着将他打翻在地，许多只脚跳到他身上猛踩他。几个妇女扑到他身上，挥拳痛击。那些在后边的也冲过来，撕他的衣服，揪他的肉，乱拧乱掐，身上许多被抓破的地方流出了血。挤不到他跟前的人蹲下身子抓他的腿，狠狠地咬他的肉。

张疼得嚷叫起来。“别打我啦！别打我啦！”他惊恐地哀求道，“我愿意改造。不要再揍我了。”

妇女们一阵痛打，使他很快就叫不出声来了。大家这才住了手。金花向躺在地上的丈夫瞥了一眼，只见他象死狗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嘴里全是泥土，衣服被扯成碎条，血从鼻子里慢慢地淌出来。

“过去他就是这样打我的， ”金花想着，抑制不住心里的高兴，对妇女们说，“多谢啦，姐妹同志们，多亏你们帮忙，要不，我还出不了这口气呢。”

“别客气，”一个姑始说，“这是他罪有应得嘛。”金花的丈夫呻吟着。“完啦。”他说。

“哼，便宜了你，一个胖胖的农家姑娘说，“只擦破了点皮。 ”

“起来，瘟猪！”几个妇女一齐说。

“我的腿断了。”张说。

“我看看。 ”那个胖姑娘说着很快跑过去把张的腿猛地往上一提。他疼得哇哇直叫，妇女们哄堂大笑。

最后，张还是站了起来。

“你觉得什么滋味？”金花问道。

“我再也不敢虐待你了。”他连忙说，“再也不敢了。”

“你说说你是不是该打？”金花又问，“如果该打，我们再打你一通。”

“哎哟，别打啦！求求你们别打啦！”

“好！不打你！但是你得当着群众的面起誓。”

金花的丈夫咬了咬嘴唇。“要是我再犯，就用绳子把我捆起来交给人民，碎尸万段。”

妇女们不满意，她们要求他写书面保证。于是由黑玉口授，张在纸上写：“我受到群众斗争，罪有应得。从今以后，痛改前非，如再做坏事，保人负责。”张和被找来作保的人都在这份文书上按了手印，妇女们才把他放了。

“你男人今天被打得够呛。”黑玉说，“你还是回家，给地做点吃的，照顾照顾他。”

金花同意了。

金花回到家里，给丈夫做了一碗面条，但他一口不吃。

“你为哈不吃？”她问。

“我不吃你做的东西，怕你往里下了毒药。”

“那你就看着，”金花说，“我把这碗喝了，看我是不是会死。“她低下头，很快把面条都吃下去了。然后，她抬起头对丈夫笑笑。他垂下了双眼，吃掉了金花放在他面前的第二碗面条。金花的公公从地里回来后，象他儿子一样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吃着饭。

金花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胜利，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客观性看着他们父子俩。他们俩都很难为情，她却十分坦然。她心里多么愉快呀！她的妇女会、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多么强大呀！“战争，”她自言自语地说，“真正为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啊！”

她感到非常自豪，禁不住逗弄公公，“妇女们打了你儿子，你是怎么想的？“老头儿撅着嘴说：“都是他自己不好。他若没做错事，也就不会吃这苦头了。我说他，他不听。是我没把他教育好。小时候我常打他，还是没把他改造好。”金花忍不住暗笑。“他挨打时，我也心疼呢。”她说。

“是啊，你一定很难过。”老头儿说，“不过，不要难过，怪他脾气不好。”

“那么你认为组织妇女会的八路军怎样？”金花问道。“唉，很好。不错。”

“你为啥这么说呢？”

“唉，以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地里干活。现在你也下地，干活很卖力。”

“那么说，我下地干活你高兴。但是你舍得给你儿媳妇穿那些衣服吗？”

“没啥。人家看见你穿得好，都会说：‘那是老张的儿媳妇’，我脸上也光彩。现在我老了，你干活对我也是个帮助。我要靠你过日子。我儿子不对，可是，看在我的老面上，一定请你好好待他。我需要靠你们俩。”

金花站了起来。“要知道，不是我斗争你们，而是人民。他们有眼睛，他们看见不对头的事，就替我说话。要保持咱们家庭和好，我有几项条件。你们要是答应这些条件，我就安宁。你们要知道，我们妇女全靠共产党和八路军翻了身。我相信毛主席，你们睁眼看看，我们妇女得到解放全靠他。”

老汉低下了头。“我不懂那些事。”他说。

她丈夫抬起眼睛。“你说的有点道理。 ”他说，“我不相信八路军能组织起妇女会。吃了这次打，我才知道八路军厉害，我服了。”金花打量着丈夫，心想：自己从前怕他，现在他怕自己了。看到丈夫这种狼狈相，她感到厌恶。可是，那天夜里，她丈夫躺在炕上，似乎有点异样。他好像在想：我挨了打，丢了脸。他想心事的样子使金花不安起来，她怕丈夫对新社会未必真心地投降。她心绪纷乱，决定立即搞清楚。

“那顿打真的教育了你吗？”她问道。

她丈夫仰脸躺着，看着屋顶，老实说道；“我在群众面前低头，那是不得已，人那么多，我不敢抬起头来。”

金花坐了起来。“你敢再使坏，她们下次准把你揍死，决不饶你。”

“那你就高兴了，是吗？”

“这是什么话？你应该明白，现在是新社会。你已经三十多了，你识字，在天津做生意，见过世面。新社会哪点不好？难道男人们不该改造吗？”

他说；“我感不到新社会好在哪儿。我对八路军不感兴趣。对什么翻身运动也不感兴趣。在天津能想象这种情况吗？那里没有八路军，也没有翻身运动，妇女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切都好好的。”

“你不喜欢新社会吗？那么，你喜欢什么呢？”

“我就喜欢象天津那样的社会，我认为女的就应该听男的。可是，你看，在八路军管辖地区里，女的都狂得很，不听男人的话。还有，在天津不共产，那里有穿得好的富人。可是，解放区共了产，富人变成穷人。这种新社会我不信服。”

金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不理解丈夫为什么有那种思想。她尽量耐心地向他开导。“妇女有了自由，”她说，“她们可以参加社会工作。以前没饭吃的穷人分到了土地，有了活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这里的人民享受着自由。”金花又躺下了。丈夫想抚摩她，她躲开他，她不想那样，而打算严肃地同他谈话，看看他心里究竟想什么。“咱村穷人的生活已经变了，”她说，“毛主席为穷人建立了新社会。”

“我不管毛泽东怎样，”丈夫说，“至于说穷人，他们没饭吃是他们自己的事。至于富人，难道他们的财产是偷来的？”

金花又气又恨，甚至想不通。她觉得道理明明很清楚。然而，丈夫的观点完全与她不同。

“你现在又变卦了，”她说，“在大会上你说你相信新社会。原来，你还是顽固、落后。为什么穷人命里注定要缺吃少穿呢？富人又为什么命里注定可以不劳而获呢？这是天意吗？我再也不相信天意了。我们穷人在地里干活生产麦子，富人却坐享其成。我看这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金花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她丈夫。她生气，他也生气。“我现在我老了， ”他说，“要是我年轻的话，我就去投中央军。当个军官，另外娶个老婆，让你走你的路。”

“好哇，你想另娶个老婆。我哪儿配不上你啦？你那么老，我这么年轻。你另娶个老婆去吧，我马上和你离婚。年纪一大把，又梦想升官发财，还要打击穷人。你要走就走，我和你离婚！”

金花越说气越大，他也不相让。“我参加不了蒋介石的军队了。”他说，“但是我要回天津去，再娶个好老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才不在乎呢。等将来我发了财……”他翻了个身，背朝金花，谈话停止了。她躺在那里，考虑该怎么办才好。关于他说他要参加中央军的事，是否应该检举？她还没想好。突然，他又开始抚摸她。她躲开了。她觉得自已同丈夫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点了。他又向她求欢。“咱们不为这，干嘛要结婚呢？”他问道。他的声音变得温柔一些了，同时也更加坚持了。“谈政治没用，”他说，“你以后会看到你会改变观点的。”金花乏了。白天参加斗争台已经够累的了，又同丈夫吵了一夜架，弄得她精疲力尽。最后，她想：算了，就这最后一次了，于是满足了他的情欲。

他似乎心满意足了。“你感到好点吗？”他问金花。

“不好。”她说，

“可是，我感到痛快极了。”他说。他以为金花假装对与他交欢不感兴趣。而她呢，她现在躺在炕上，并不阻止他的再次抚摸。

然而，她完全清楚自己对他的态度。她恨他，不爱他，也从来没有爱过他或者他这类的人。他是黑暗的旧社会强加给她的东西，而旧社会和那些东西现在正在消失。能够摆脱它们，太好了！她这种心情不是没有道理的。她和丈夫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旧传统把他们强拉在一起。打破了旧传统，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渠道就完全不存在了。他们俩的情况不是孤立的，这是全国性的现象。

金花躺在丈夫身边，反复对自己说，“他属于有钱人，而我属于穷人。他年纪大，我年轻。我们是仇敌。 ”丈夫又向他求欢。但是，她躺在那里，对他的抚摸冷若冰霜，心里却窝着火。

第二天她起了床，没对丈夫说一句话。她整天都在盘算着。做晚饭的时候，她再也压不住怒火了。她二话不说，跑到丈夫面前。“你还是满脑子旧思想！”她气喘吁吁地说道：“你还没有改造。你是否还想再受些教育？你要是不相信无阶级的社会，就和我们较量较量吧！”

张暴跳如雷，向妻子扑去。她机灵地从他的胳膊底下钻过去，拔腿向妇女会飞跑而去。她找到妇女主任，大声喊道：“我丈夫还没有改造好。”妇女主任登上她家的房顶，通过喇叭筒高呼：“妇女同志们！马上集合！有要紧事情！”

从村里几乎每个土坯屋里都匆匆忙忙地跑出一个妇女来。她们跑到妇女会，听主任解择道；“金花的丈夫又捣乱了！拿绳子去把他抓来！ ”

金花打头，四十个嚎叫着的妇女跑在村子的大街上。可是，金花的丈夫逃之夭夭。妇女们追出十里路，但是他趁黑夜逃跑了。金花闷闷不乐地回了家。她感谢大家对她的帮助。

“不要害怕。”几个妇女对她说，“有朝一日我们抓住你丈夫，非咬死他不可。”

第二天，金花把丈夫逃跑的事报告了区长。区长说，政府将对她的安全负责。区长还说：“金花同志，你丈夫只是一个人，你应该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你应该回到村里把妇女们团结得象块铁一样。”

金花认真地听着他的话。她决心不让旧社会卷土重来。她个人决不允许回复到旧社会。不久，她把村里的妇女召集在一起讲了一次话。

“妇女同志们，”她说，“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咱们，现在天下是咱们的了！咱们一定要为打蒋介石和中央军多生产粮食。咱们必须反对美国帮助蒋介石打解放区。”

然后，她握紧拳头高呼别人教给她的口号：

“反对美国！反对蒋介石！反对美蒋进攻解放区！姐妹们回家去动员丈夫参加八路军！”

第四十三节妇女与革命

金花谈完了她的身世。在她谈话的后半部分，我不断地在想：她现在期望于生活的是什么呢？革命是否使她变成了一个狂热分子，把性的本能升华为政治的要求？她是否变成了一心只想当英雄的女子？她是否把家庭、爱情、恩慕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无聊东西？

情况当然不是如此。我们来到这里时，金花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这在旧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她很想再嫁。而且她对于嫁什么样的人，心中有着明确的想法。

“我想找个思想进步的对象。”她说，“他应该是个无产阶级，不自私自利，不压迫妇女，为人民服务。”

“我要找一个比我大两三岁、有文化、吃过苦、克服过许多困难的人。

“我不找有钱人，我要的是工农，一个不怕死的人。我不找资本家，也不要逛窑子或有小老婆的人。这种人剥削穷人，而我正要对这种人进行斗争。

“我丈夫不是有钱人，可是他站在有钱人一边。他没有穷人的心，而且瞧不起妇女。”

“教员怎么样？”我问道。

“不好，他们不懂新社会，还怕死。他们教人落后。虽然我没上过学，可是我知道教员坏，因为我听他们教出来的学生说：‘将来我要当个阔人，将来我要当官。 ’那不好。还有，教员不把美国帮助蒋介石的事实告诉孩子们。”

“知识分子呢？”“我反对这种人，”金花说，“他们的心术不正，当然喽，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用他们的知识压迫人民，另一种是用他们的知识帮助人民。即使他们说要帮助人民建造工厂，我还要仔细看看他们是不是说到做到。”

我最后猜想，金花的理想丈夫一定是个干部。可是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不，干部听命于上级，只是为了捞到好处。他们不劳动。我们村里有个干部，派他来为我们服务，可是他不干事，还占我们的便宜。

“对我来说，找个农民最合适。他能带头生产。他生来就忠于穷人，而干部往往不忠于穷人。一个农民比八路军干部更坚决。他像牛马那样勤劳，能克服一切困难，而且自食其力。他对我们国家有很大功劳，虽然没人知道他。 ”

最后，我问金花，她想找个有什么样性情的丈夫。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应该比我有文化，这样，他可以教我。比如说，教我识字。要是我记不住，他应一遍一遍地耐心教我。暴性子也不要紧，只要他努力工作，领导人民和武装入民。他脾气不好，我会帮他改掉，让他对地主发脾气，而不是对我。如果他对我暴躁，我就告诉他那将使我们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我要用爱来感化他。他累了，我给他脱衣服和鞋子，伺候他睡觉。第二天早晨，我要告诉他，只是因为他累了我才这样做，他不能要求我天天这样伺候他，因为那样他就是压迫妇女了。如果他心里不痛快，我就穿上最干净的衣服，把头梳好，打扮得漂亮些，让他看了高兴。然后，我就让他干他所最喜欢的那桩事儿。这样，我用爱教我丈夫爱我，我相信他不会对我不好，而会爱我。 ”

我惊奇地看着这位纯朴的农村女子。按西方标准她是粗鲁的。她穿的布裤沾着粪汁。她没识几个字，她正在每天向村里的小学生学三个字。她往地上吐痰，毫无淑女的仪态。她用手背揩鼻涕。她不是什么交际花，而是个普通的女人。

我不想根据金花这个女子的身世就演绎出一整套社会或政治的哲理。她不是个典型，然而有她突出的特点。在广大中国农村里，身世与她相似的人不可胜数。中国妇女受到非人的待遇是世所共知的。但是，这种待遇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含义及其对革命的重要性，却不为人们所充分认识。

三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权力始终与对妇女的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没有证据说明中国社会经过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某种原始公社阶段。不过，考察一下原始社会，可能有助于弄清楚妇女在中国的权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从我们所了解的早期人类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人类历史上的初始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是由战争引起的。这种战争是不同的男人集团在其势力所达到的范围内争夺财产的斗争。在原始社会中，这些财产往往就是妇女。弗洛伊德的《图腾和禁忌》一书中所写的一群兄弟起来反对一个氏族长老垄断妇女的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原始社会里，政治权力就是对女性的控制权。德朱维内尔在《论权力》一书中指出，澳大利亚原始野人的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就是他们的侍女。这些妇女非常宝贵，她们完全为长老们独占，所以长老们的妻妾不断地增加，而年轻人却一无所有。氏族社会中长老的绝对权力，主要表现在对从邻近氏族掠夺来的妇女的占有上。青年人对长老的专制不满。他们袭击别的氏族，掠得妇女归己所有，从而提高了他们在本氏族里的地位，逐渐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对比。

虽然情况远为复杂，但是，中国宗法社会也植根于家长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作为物质财产源泉的妇女的占有。在农村，对妇女的控制历来集中在有产阶级手中。拥有庞大家庭的总是地主，而不是普通贫民。穷苦农民极少有一个以上妻子的。然而，族长和地主们却是妻妾无数、婢女成群。她们不仅用自己的劳动为地主创造了财富，而且为地主生育了众多的子孙，从而使他们获得地方政治权力。笔者在河南省遇到一个地主，他全家有六十九口人。通过这个家族他控制着七百个佃农、三十个奴婢、二百个雇农和七个奶妈，这些奶妈用自己的奶汁喂养他的众多子孙。他有钱，所以能够买卖妇女；他拥有许多女人，所以他的势力强大。

妇女当奴隶、成为私有财产和统治阶级传宗接代工具的地位，不仅对总的中国社会、甚至对国家的结构，下至农村上至朝廷，都产生了影响。家庭是培养对国家权力效忠精神的训练所。父亲是家庭里的最高独裁者。女性服从男性，儿子服从父亲，这是农民服从乡绅，佃农服从地主以及地主服从国家统治者的自然反映。从上边的叙述中应该清楚地看出，任何全面解放妇女的运动，必将导致整个社会金字塔的倾覆，导致争夺权力的各种力量消长的巨大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为妇女的平等而那样奋斗，而国民党那帮封建道学家则抓住一切机会猛烈抨击共产党“破坏”中国家庭。对于共产党，解放妇女乃是打碎旧势力的一种手段；而对于国民党，继续束缚妇女乃是保持权力的一种手段。

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也深深地反映在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中。中国的玄学认为生命中有两种力量发生作用：处于主导地位的阳和处于从属地位的阴。这样，统治阶级的哲学家们便把妇女应该低于男人一等说成是自然法则。中国的道德观很少反对虐待妇女的现象。相反，据非常有见识的传教士亚瑟·史密斯说，儒教在现实生活中对妇女犯下了七条大罪。我把他的话归纳于下：一、不让中国妇女受教育，使她们思想闭塞，无数的中国妇女被认为根本没有思想。二、妻子、女儿可以象牛马一样随便被出卖。三、女子婚姻不自主，使中国社会墨守成规，个性毫无发展余地。四、纳妾是儒教实行祖先崇拜的自然结果，因为它要求多子多孙来奉祀先人。五、女人不能履行祭祖的职责，所以女婴常常被父母弄死。六、中国的家庭制度经常导致妻子和女儿自杀，这样高的死亡率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妇女所忍受的痛苦。七、最后，祖先崇拜的信条和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助长了中国人口的过度增长。

中国妇女地位的低下，不仅给妇女本身带来可怕的结果，同时也造成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各方面的关系遭到败坏。蒋介石政府统治中国的二十年间作了一些改进，但是成绩不大。

不错，蒋介石本人信奉自由婚姻，并且同中国最美貌的女人之一结了婚。在上海、北平和香港，有一些中国妇女享有近似美国妇女的自由，这也是事实。但是，在中国农村，特别是在华北农村，妇女的地位比五十年前好不了多少。实际上，考虑到过去十年中买卖妇女的数量惊人增长情况，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国妇女的命运与过去差不多，甚或更坏了。蒋介石政权之所以未能改进农村妇女的地位，甚至往往还使之恶化，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战祸，部分是由于蒋介石恢复了使中国妇女处于低下地位的哲理基础——新儒教。但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从未认真解决半封建的土地关系。而这种关系如不废除，势必使农村妇女永远处于农奴地位，并使大批的男子也和她们一起处于这种地位。

然而，处于低下地位的不仅仅限于农村妇女。在中国的文化古都北平，迫于贫困和父母之命令而卖淫的中小学女生数以百计。这种活动往往是父母守在门外、女孩子的自行车和教科书放在床边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夫子庙一带有着一排一排的房子，男人们在那里公开向过路行人兜售自己的妻子。那些房屋并不是妓院，而是住家。如果顾客很匆忙，丈夫便叫妻子放下饭碗或喂着奶的婴儿，赶紧同顾客上床。

蒋介石的金融中心上海也许是世界上贩卖妇女的最大市场。年轻的女性不断地被从农村弄到上海来，象商品一样投入市场，卖给人当包身工、丫头、小老婆、妓女，等等。而且，她们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去路毫无发言权。尽管蒋介石夫人鼓吹新生活运动，上海不仅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卖淫中心之一，而且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妓院。实际上，中国的许多旅馆，包括上海繁华大街上的永安公司属下的大东旅馆、先施公司的东亚酒店以及扬子酒店，也不过是高级妓院罢了。这些饭店的每层楼上都配备着一定数目的姑娘，有时候一层楼专门配有某个省的姑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姑娘都没有自由，而是属于某些男人或男人集团所有，有时候也属于某些女人所有。这些姑娘往往由于太害怕或太幼稚，无论受到怎样蹂躏都不敢抗议。新从农村弄来的姑娘偶尔奋身反抗，其结果是她们被用链子拴在床上，受到香烟头的烙烫，直到她们顺从主人的要求为止。

强迫妇女卖淫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裂痕。然而，在家庭里比较正常的两性关系中，这种裂痕导致了非常革命的后果。某些好古的西方人宣传一种理论说，中国妇女喜欢她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低微地位。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中国妇女不爱折磨她们的那种关系。她们毫不认为自己低微的生活地位有何“可爱之处”，而是把它看作是她们受奴役的条件。

“当官靠印把；老虎靠山林；女人靠丈夫。”

“买马任我打，娶妻任我欺。”

“女人发火男人揍，男人发火揍女人。”

太行山区的妇女们告诉我的这些俗话，足以说明她们完全认识到自己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低下地位，并且不喜欢这种地位。备受赞美的中国家庭制度，对她们来说只不过是压迫她们的制度而已。

中国妇女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非常不满意，所以常常希望来世投生为狗，可以爱去那里就去那里，而不被日夜关在丈夫的家里。她们大概只有在被拐或被卖掉时才离开家门。

结婚对妇女来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前景，以致有些地方的姑娘组成姐妹会，对天发誓绝不嫁人，认为婚后的生活是悲惨和渎圣的。直到近几年还常发生因为一个成员被父母逼迫出嫁而造成姐妹会集体自杀的事件。这种对社会纲常的坚决反抗，当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分裂趋向。

而且这种社会分裂还扩大到男性。妇女得不到解放，男人也不会有自由，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由于为了早生儿子来祭祀祖先男孩和女孩一样被迫早婚。男孩在十岁就结婚绝非少有，虽然比较普通的是十四、五岁结婚。我所讲过的关于地老鼠的故事，非常清楚地说明男孩子并不比女孩子更喜欢早婚。男孩子经常逃离自己的小新娘，这也是促使他们参加八路军的一个很大因素。比男子逃离自己所不喜欢的新娘更加惊人的现象，是社会经常有意地强迫丈夫虐待他们所钟爱的妻子。我在山西省沁源县丁胡村见过一个青年农民受其父的逼迫打自己的妻子。他本来拒绝打，但是儒家的孝道使他不得不几乎每天都把妻子打得死去活来。他如果拒绝这样，他就会很容易地被投入当地官府或地主的土牢里去。由于不能忍受妻子的哭叫和自己精神上受的折磨，他最后从家里逃跑了。这种情况只能使蒋介石社会制度腐朽的因素又增加一个。

强迫婚姻以及两性关系方面其他极不合理现象所造成的中国社会的完全僵化，把农村青年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使他们随时准备拼死挣脱枷锁，对旧社会实行反抗。共产党宣布的土改给他们带来了这种机会。

这正是金花的故事之所以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当然象对待中国其他事物一样，谈论这个问题时也必须有所保留。俗话说得好：“相隔十里，习俗不一”。因此，妇女的反抗并不总是象金花村里那样激烈和彻底。然而，妇女地位的改变，即使是比较和平和革命性差一点，也对家庭、政府、农业、宗教和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对中国社会终极的影响如何，那是笔者也不敢预言的。毫无疑问，即使是革命性的变革，也将是慢慢地实现的，东方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

这方面我想讲一个发生在上面提到的山西省丁胡村的很短的也是最后的故事：虽然这个村子座落在山里，那里的情况可以想象是极落后的，但是丁胡村的妇女们却不裹脚，也不下地干活。这里的妇女一般都希望嫁给地主。“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这就是她们的格言之一。但是她们对结婚的快乐并不抱什么幻想，这一点正如另两句谚语所表明的那样：“线穿针，夫管妻”，“女人好比小推车，三天不打用不得。”

抗日战争以前，丁胡村只有六个妇女下地干活，她们不是寡妇就是士兵的家属。她们扛着锄头走在街上和弄脏衣服从地里回来时，总遭人耻笑。为避开村里人无情的嘲笑，她们只好绕道而走或者天黑以后才回家。村里的男人也看不起下地劳动的妇女。关于这点竟然也有个谚语：“男人干活处处有成果，女人只会做清水汤”。

丁胡村有个名叫詹淑英的妇女，因为小时候出过天花，留下一脸麻子。十七岁那年嫁给了一个三十五岁的农民。婚前，她的丈夫就经常同村里其他女人鬼混。由于詹淑英长得不漂亮又非常没有经验，所以满足不了丈夫。结果丈夫夜里继续到外边同别的女人睡觉。过新年时，大家都到街上唱歌、扭秧歌。可是，詹淑英不敢参加，因为感到太羞耻，甚至都不敢出去看看。

一九四零年在减租运动中，淑英参加了妇女会。这使她婆婆很不满意。实际上，婆婆的不满发展到这种地步，不等淑英开会回来就把东西全吃光。丈夫和婆婆吃粥，媳妇只有清水汤喝。当她要一套新布衣穿时，家人告诉她说：“一套衣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一九四一年，政府发动了大生产运动，詹淑英买了一部纺车。她纺线挣的钱足够全家买三套新衣服和买全家吃的盐。因为她的劳动好，她被选为妇女会主任。接着她进了冬学，学了几百个字，并鼓励其他妇女也学习。后来，妇女们相互间发生口角时都来找詹淑英调解。她在村里的地位逐渐地提高了。

当抗日战争造成村里的经济生活极为困难时，詹淑英领导妇女挖麦根当柴烧，摘山桃核榨油。后来，她学会了织布，又学会了做鞋，最后，她把家里需要干的话差不多都包下了。这样一来，婆婆待她好了，开会回来给她热饭吃了。一九四三年，詹淑英被选为丁胡村的织布英维。婆婆逢人就大声地夸自己的儿媳妇。詹淑英的丈夫发现自己的妻子是当地最有声望的女人，夜里也就不再出去鬼混了，并且越来越愿意同妻子睡觉，甚至还买了些他认为可以帮她生育的药。

现在，妇女是农村中一股正在兴起的力量。一九四三年丁胡村举行了第一次选举。但是，村长是在没有一个妇女投票的情况下选出来的。詹淑英和其他妇女宣布不承认新村长。男人们只是笑笑，置之不理。于是，詹淑英发动妇女们不同丈夫睡觉。最后，男人们不得不认输，答应重新选举。这次选举非常激烈，妇女们在选举中取得很大的胜利，获得了副村长的职位，同时也成功地使一位妇女当选为教育主任。

在这之前，丁胡村只有六个妇女出门干活。到了一九四一年，参加割麦的有十三人，播种的十人，间麦苗的十人，担水的三人，砍柴的三人。到一九四三年，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增至一百零一人。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那一年全县有二千名妇女纺线。再过一年，全县一万一千名妇女中有八千名有纺车。由于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所以，农村的经济状况提高得很快。

这就是翻身运动给丁胡村妇女带来的一些好处。这些好处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同时也是物质上的。这一切都对内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许多农村中妇女们行使的权力比男人更多，而且往往是比自己的丈夫或兄弟更热烈地支持八路军。

这便是中国内战内幕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之一。蒋介石不听中国妇女的痛苦呼声而使自己遭到了可怕的报复和应有的惩罚。美国对华干涉政策的设计师们不顾、甚至于完全不了解中国妇女的需要和她们在内战中的作用，他们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内战的理论以及他们所竭力强加于美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竟与现实毫无关系。

这决不是牵强附会的说法。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不可能了解中国的战争和革命。必须了解人。中国妇女的痛苦、烦恼和绝望已被革命之火烧成一种充满快乐、自豪和希望的新感情，这是对全世界都具有巨大意义的一种现象。妇女的反抗深深地震撼了中国，甚至也可能震撼我们这个强大国家的基础。然而，政治评论家们却忽视这些农村妇女，似乎她们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正在上演的这出戏剧中没有扮演什么角色。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吃饭并生育后代，这是人类的基本要求，在这点上中国人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有意义的是，正是在吃饭和妇女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巧妙的智谋努力工作。由于消除了农民对吃饭问题的担心和妇女对夫妻关系的恐惧，共产党入在农村中引起了巨大希望，他们正是乘着这种激情的波涛而取得节节胜利的。

共产党人是不是把改造男女之间的关系作为取得政权的一种手段，这并不要紧；问题也不在于他们是否真诚。但事实是他们已经给妇女指出了她们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

读到这里，诸位可能认为我过份强调了妇女问题在革命和政治中的重要性。大家也许认为我对妇女的同情影响了我的政治判断力。我自己并不这样看。如果不存在可资一个新集团作为依靠力量的被剥夺了权力的广大人民群众，任何革命——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

第十一章内战

第四十四节共产党的战略战术

我在中国内战面临决定性转折的时刻来到共产党地区，这不是有意的安排，而是一种巧合。在我漫游解放区的几个月当中，发生了三个事件，对中国内战的军事方面有着直接的影响。

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失守了；蒋介石堵住了黄河大堤的决口，使洪水浸淹了解放区；八路军开始转入反攻，这场反攻终于歼灭蒋军大量有生力量，使共产党得以控制从满洲到长江的大片土地。

这些事件很使我感到震惊，尤其是八路军的转入反攻。因为我来到解放区之初，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这一重大事件正在蕴酿之中，刷在农民的泥屋与村庄的土墙上的标语都是防御性质的。“恢复停战协定规定的边界线！ ”“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保卫解放区！ ”这两条标语是我到解放区时最常见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象“打倒蒋介石”那样的口号。当时，这一切都令人十分奇怪。

我曾问刘伯承将军总部的一些参谋人员，为什么不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蒋介石？所得到的各种回答，虽然有趣，但不太令人信服。一个参谋对我说：“你这个家伙真坏。”另一个则说：“还有很多人拥护蒋介石，提打倒他的口号还不合适。”较普遍的回答是“我们无意推翻蒋介石，我们希望与他实现和平解决，对他进行改造。”这些久经征战的游击队领导人物，在革命和战争的问题上难道会抱有这种基督徒式的态度？这在我看来当然是荒谬的。

一天，刘伯承将军亲自对我说，中共现阶段对蒋介石作战的目的在于恢复马歇尔主持下谈定的停战线。这次我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于是脱口提出下面的问题：

“难道你是说，等你们打败徐州和蚌埠一带的蒋军，向南京进军 (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的时候，如果蒋介石提出；‘不要再前进啦！请退回到停战协定规定的线上去。’你们就马上停止前进，把部队撤回来，同蒋介石实现和平解决吗？”

独眼将军以探询的目光注视了我一会儿，说道：“我们同蒋介石打了二十年的仗，对他是很了解的。如果出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我们是不会伸出脖子，让蒋介石来砍头的！”

我得到了我所希望的答复。几天之后，我从总部的一个参谋人员的口里得到了更加明确的回答。他说；“注意，这只是策略问题，时机成熟时，我们就会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而把他推翻。”

然而，共产党根据什么认为他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呢？从表面上看，他们未免不自量力。蒋介石的兵力比八路军多两倍半，拥有飞机大炮、炮舰及摩托化运输，共产党却没有。但我很快就发现，共产党是完全相信他们能够打败蒋介石的，不管蒋介石有没有美国的武器装备。原因何在呢？

就这个问题我与八路军的军官有过多次交谈。很快，我发现他们的必胜信念是基于对内战的性质的分析上面。他们的全部观点，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广播的毛泽东的一篇讲话里可以说作了最好的概括。

毛泽东说：“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就是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刘伯承总部的军官给我解释说：“处于劣势物质基础的一方，将战胜有着优势物质基础的一方。农村将要征服城市，没有外国援助的一方将战胜有外国援助的一方。”他们相信，在战争过程中，蒋介石将脱离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在他的政权和军队内部也将陷于众叛亲离，从而为他自己的覆灭和联合政府的诞生开辟道路。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毫无疑问，共产党希望在联合政府里取得支配地位。然而，他们毫不隐瞒他们的这种纲领。恰恰相反，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纲领。所以说这是一个极高明的策略。而蒋介石呢，他先是驱逐中共驻南京的代表，继而宣布不让中共参加政府。于是他就在举国要求和平的情况下把自己放到了继续打内战的站不住脚的地位。后来，他又取缔左翼的民主同盟，排除其成员参政的资格，甚至还逮捕了它的一些成员。结果，他的地位更不妙了。与此同时，共产党则不断鼓吹成立联合政府，把门开得大大的，把全国不同政治派别的人都争取到自己周围。这样的策略，无论其真诚与否，肯定是大得人心的。

刘伯承部下的大部分参谋人员虽然认为中国的内战是革命战争，但他们指出这次战争与其他革命战争不同。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很有意思，我把其精神介绍如下。

他们说：中国的内战不同于俄国的内战，它主要是一场农民战争，工人参加的人数极少。所以决定的因素是实行土地改革，而不是搞工人起义。中国内战的目的是解放受地主压迫的农民，这和从南方地主压迫下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相似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工业北方反对农业南方的内战。按照共产党的说法，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头子，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四大家族的战争。

就反独裁、反封建、反外来干涉而言，它和西斑牙内战相似；但西班牙人民反佛朗哥的斗争是在人民阵线领导下进行的，而中国人民的斗争，尽管有很多的党派参加，却是在共产党政策指导下、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人民的斗争具有共同的方向和利益，而这是西班牙共和派所没有的。

最后，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他们反抗蒋介石的战争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相同之处也有，那就是仍然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仍然是把农民武装起来斗地主；但是不同之处更多。

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共产党作战的目的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统治；而现在的斗争目标则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联合政府。一九二七年的时候，世界帝国主义还在扩张，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帝国主义阴谋被粉碎了。法、英帝国主义已全面后退。只有美国还有能力对中国进行干涉，但由于它在全世界都插手，因而就不可能对中国内战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许多中国人认为蒋介石为了外国的利益而出卖中国人民，这一事实使这场战争具有独立战争的性质。

概括起来，共产党就是根据这些政治和战略因素相信他们能取得胜利，并在联合政府中取得公认的、也许是占统治的地位。那么他们打算怎样打这场战争呢？与他们以前的打法是有所不同的。

当我来到解放区的时候，刘伯承已经把他以前的游击队合编成相当于军、师建制的部队，准备运用他的部队对蒋介石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战(虽然他仍然以游击战为辅)。这种作战方式，他在抗日战争中是未能采取的。

不仅刘伯承是这样做，所有八路军将领都是这样做的。这些作战原则也没有什么特别保密的。毛泽东本人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讲话里公开对之作过以下的概述：

先打孤立之敌，后打集中之敌。

先取小城市，后取大城市。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六倍于敌之兵力 )，力求全歼，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只打有胜利把握之仗。

发扬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夺取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待条件成熟后再夺取守备强固的城市。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不要过长，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毛泽东说：“这些方法，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都是熟知的。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提出这样那样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

毛泽东的这个为取得胜利而制订的纲要，在他讲话之后的一年里将以惊人的精确性得到实现。八路军先是夺取小城市，继而攻打象济南、保定那样的省城，然后占领沈阳、天津那样的大城市，最后终于夺取南京、北平、上海等最大的都市中心。正如跟我谈话者所说的，农村逐步征服城市。在其他方面也一样，时间证明毛泽东是一个很灵验的预言家。国民党军队，先是一小股一小股孤立的部队、继而整师整军的部队被共军所消灭。

这些势如破竹的胜利，并不单是依靠军力取得的。此中也离不开共产党高级将领们对政治策略的妙用。一天，在与独眼刘将军谈话时，我问他，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的最重要的策略心得是什么？他想了很有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利用敌人的矛盾。比方说，当我面临三支敌军时，我就仔细研究每支部队司令官的历史，设法了解这些司令官之间是否存在不和，看哪一个司令官是最不得志的，哪一部分敌军最弱，哪一部分敌人士气最低，然后我就先挑它打。”不妨指出，这也是共产党十分拿手的政治策略。

在整个内战过程中，几乎每一个共产党高级将领都运用了这种策略，有时取得惊人的战果。共产党将领们在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方面从不懈怠。一切都是经过细心策划的。

例如，我在解放区期间，陈毅将军部下的一支共军决定进攻白塔城，目的不在于拿下该城，而是要消灭郝鹏举将军所统帅的国民党第四十二军。郝将军曾经是日本人手下的伪军指挥官。他投降了共产党，共产党仍让他指挥他原来的人马，后来，跟三国时代的情形相仿，他突然又倒向蒋介石。在共产党准备进攻郝的过程中，八路军政治指导员把所有这些情况向战士作了说明。蒋介石军队的情报人员保存了这种临战前政治教育方法的材料，这里我引录其中的一个文件：

向所有攻坚部队的全体战土详细解说以下各点：

郝鹏举的部队先前是伪军，他们投降过解放军，解放军支持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去年当他们还同解放军在一起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小麦和面粉，领了多少套军装，等等。每一项都详尽地列举出来，使每一个战士对郝鹏举的特点及其部队的本质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去年中国共产党的华东局是怎样派人教育郝的部队的；郝是怎样加以抵制的；郝又是怎样暗中同南京勾结的。列举了郝部队中最反动的分子，最进步的分子和那些没有定见的分子的情况。

郝的部队的战斗力：分别列举了装备最精良的营、人数最多的营、指挥官最进步的以及最反动的营的番号。

连排单位就下列问题进行讨论：一、郝鹏举及其部队是不是背叛了人民？二、郝鹏举及其部队是不是背叛了共产党？三、对他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四、他们对人民和党犯下了错误，应作何惩处？在每个排和连队里进行三、四天的讨论，对必须消灭郝鹏举及其部队一事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指挥员号召每一个战士订立个人作战计划。每支步枪上都写有“坚决消灭郝鹏举”、“只能前进一尺，绝不后退一寸”之类的标语口号。➑

以上引自《与赤匪作战要诀》，国民党军官训练团出版，南京

几乎用不着多加赘述，可怜的郝将军无法抵挡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几天之内他和他的部队大部被俘了。

随着战争的继续，共产党的这些政治策略收到了丰硕的成果。敌人方面，不仅整团、而且整师、有时整军的对蒋介石不满的部队，在作了象征性抵抗之后便倒向共产党。实际上，当时就有一个叫高树勋的国民党将军在总部里，他刚率领整整一个军投诚共产党。我决定去采访他。

第四十五节一位起义将军

如果不了解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崛起的一些风云人物的情况，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军队。那些人都是失去生计的识字不多的青年农民，本来是无名小卒，突然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帅、将军和军阀。他们统治的地区，其面积之大和人口之稠密，不下于当今的许多欧洲国家。这些显赫一时的中国统治者们在国外的声誉很坏。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军队只不过是用来夺取金钱、权力和女人的一种武器，他们之间主要是用“银弹”打仗，而发给士兵的军饷则是鸦片。上述情形，很多老牌督军确实如此，但也有一些小的军阀，不为贪婪的权欲所驱使，而是怀有浪漫色彩的、但多少有点迷乱的高尚理想。实际上他们像是戏班子里的丑角，在历史上最大的一出悲剧——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冲突中跑龙套。

高树勋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不久前背叛了蒋介石。现在，他坐在山西省的一间小茅屋里，向我叙述他自己的经历。

关于高将军的身世，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放荡的军阀，被共产党包围后无处可逃，为了活命便投降。相反，他的不凡之处在于：这位出身于破产中农家庭的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军长，中年以后竟重新燃起青年时代的理想，抛弃了权势地位，最后，不顾特务的监视和部属的劝阻，背叛了蒋介石，毅然率领整整一个军投向他一度极不喜欢的中国共产党。

农民出身的高树勋将军，五十岁开外，性格开朗，古铜色的脸庞，相貌不凡。当他将自己的身世向我介绍后，我才开始深刻地了解在过去三十七年的战争和革命中，使多少中国男男女女的生活受冲击的悲剧性原委。说来也奇怪，高树勋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到中国共产党的阵营里，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中国人生活的结果。高树勋小的时候，没上过学。十六岁时，他到了北平。当时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虽然他为推翻了帝制而振奋，但更为找不到工作而烦恼。饥寒交迫之中，他不得不借高利贷，买个托盘在前门外卖卷烟。所谓前门，就是拱卫北平内城门户的雄伟的石砌城楼。

卖的烟都是外国工厂生产的，这使高树勋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说，“为洋人卖烟，我很气愤。为什么钱都让他们赚去？中国为什么不能自己生产卷烟？”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不强。看着守卫着北京各国大使馆的洋兵，他断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取决于它的军队。于是他自愿参加了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

“在冯玉祥部队里，”他说，“我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图谋。其中最恶劣的是日本。每年五月七日，冯将军都要集合全体将士在操场上，向大家宣读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读完大哭。此事使我深受感动，很快就产生了必须革命的强烈思想，并且十分信仰孙中山先生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民族主义。 ”

一九二六年，高树勋当了冯玉祥部下的第十二师师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高喊着孙中山先生的口号，为打倒军阀而举行北伐。这使高树勋非常鼓舞。但是一九二七年的一连串事件和蒋介石的残暴行为，使高为之心寒。他说，“蒋介石走上了军阀的老路，这让我很失望。”但他还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还有自己的抱负。到了一九二九年，他升任冯玉祥部第九军军长。他同孙连仲将军一起去边远的西北地区 (总计他和孙共事了二十年)。他一度担任青海省省长。后来，他站在冯玉祥一边与蒋介石打了一场时间不长但很激烈的内战。冯玉祥战败了，其部属包括高树勋那个军大都被收编为蒋介石的国军，遣往江南去打共产党。

高树勋保持了军长的职位，但他心情不舒畅。他在二十年的军队生涯中，形成了一种很坏的习惯，那就是学会了读书识字。他这个人胸有抱负，精力充沛，一贯如此。升迁得也很快，在短短时间里就从一个摆摊卖烟卷的失业的流浪汉一跃而当上了省长和军长，不过他一直保持着某种理想主义。由于读书和多年战争的影响，他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革命”二字当作他愚弄人民群众的手段。一天，他读了一篇描述沙皇统治下农奴生活的文章，对照自己周围的情形，他感到中国的现状亦是如此。他看到自己把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官僚却跑来，又把农民的土地夺走。他很难过，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是停留在那些官吏的口头上而已。另外，他是同自己的部队同甘共苦的，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官吏的生活竟然比他高几倍，而他们毕竟是靠着他才能保持官职的。

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三十年代初，他跟谁也不说，便放弃了军长之职，跑到天津。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今，但高树勋躲进英租界，平安无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张家口，参加了他的老上司冯玉祥领导的抗日运动。运动很快被震压下去后，他当上了河北省公安局长。

日本侵入北平后，他带领他的警察到农村打游击。他指挥着三万人，在敌后坚持了五年。然而，八路军到处扩大势力，很快把他挤得无立足之地，于是他率部南渡黄河。

他终于安全到达了后方，就前往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在那儿，我感到头痛， ”他说，“所见所闻，令人厌恶。没有一个政府机关真正办事。官员们只是等侯着蒋介石的旨令。贪污行贿成风。一位缝衣针厂老板请我吃饭，他告诉我，他须为厂里的每个工人向蒋介石的特务缴纳十万元，才能免服兵役。这可把我气坏了！ ”

他满腔怒火，去见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对在重庆看到的腐败和苛政提出抗议。他对陈诚气忿地说：“你们这里，三民主义只是写在墙上和在书店里卖，就是不在人民中间实行。你给我指出哪一个县实施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陈诚面红耳赤，哑口无言。高树勋又去见蒋介石。“这一次更叫我头痛，”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模仿着蒋介石那种上海滩流氓的架势，皮笑肉不笑地装模作样、连连点头说，“好！好！”然而，他也没有从委员长那里得到任何满意的回答。

“在重庆看到的一切，都使我非常生气，”他说，“以致我觉得除了杀掉蒋介石，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有效地抗日。”象他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在重庆是不受欢迎的。军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赶快打发他回前线去。高一回到河南，正赶上洛阳战役，吃了大败仗。

他目睹农民被税吏所激怒，举行暴动反抗中国军队，然后投向日本人。到这时，高树勋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去了希望。与此同时，共产党非常注意地观察着高的异常行为。毛泽东每发表一篇著作，就给高送去一份。高开始感到蒋介石确是无可救药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年，他派亲信分别送信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以及刘伯承将军，建议进一步保持联系。“我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他说，“是因为我读了许多共产党的书，还因为我请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员来我的部队工作，我觉得他们很不坏呀！ ”

高树勋倾向共产党一事，很快不仅对他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影响，而且使整个内战的进程也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命令高树勋的部队和附近的其他两个军，开向平汉路，占领新乡，准备横扫华北平原，打开通往北平的铁路线。在新乡的时候，刘伯承的密使和共产党的两位代表访问了高。高告诉他们，自己正要率部北上，想知道在哪里可以遇到八路军以便投诚。对他说来，这是性命交关的重大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讲，“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二十年的经验所导致的结果。 ”

在北上途中，高又写信给独眼刘将军，要求不要袭击他。刘不予理会，而是让高的部队和其他两个军继续推进然后突然加以包围。高告诉我，“我不责怪刘伯承，他做得对。 ”

高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其他两位军长，力劝他们也起义，但他们不干。高给自己的妻子、袍泽和友人写信解释自己的行动，向其他的将领凄然告别之后，率部向刘伯承将军投诚。

共产党让高的部队保持原来的武装。于是他通电全国，解释自己的立场并呼吁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实行以下三条：“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联合一切党派组成民主联合政府。 ”

高在蒋管区的子女立即被捕，但在其朋友的帮助下，很快被营救出狱，夫人和一个儿子被偷偷地送到了解放区。高的倒戈对内战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挫败了蒋介石向北平方向的攻势，从而为马歇尔的调停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次行动使高自己的生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里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他对我说，“在蒋管区，社会阶层等级分明。我很了解，因为我是自下而上层层都经历过。那里只看你有多少金钱，做多大的官，住什么样的公馆。而在这里，人们仅仅问，‘你工作干好了吗？’我在那边当军长时，人们总是奉承我，称我大人、老爷或先生。现在没有人这样称我。哪怕我是在纺线，人们一样尊敬我。过去，我抽的是“三炮台”牌香烟，现在抽的是旱烟。在天津，我那公馆里有暖气，我在这里只有一个炭盆。二十多年来，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兰地，现在呢，只是偶尔喝一杯‘白干儿’ (本地产的酒)。

“然而这种生活对我是很合适的，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恢复这种简朴的生活，我觉得很不错。即使在天津时期，当我闲着无事时，也常骑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不过那时候我和妻子坐在小汽车里，社会离我们是多么遥远。现在，我们俩都感到很接近生活，我们很喜欢这样。”

“好啦，就这么多，”高说，“大概这足以说明一个人是怎样变成‘匪’吧。 ”他哈哈大笑。“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不会让我把我的部队称为八路军。但是，我认为目前共产党的政策是适合当前形势的。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是外御强敌，内除暴政。”当然，我不轻易相信高对共产党的称颂。他不这样说也不行嘛。再说，别看他强作欢颜，我看得出他内心的哀伤。我说不出一个究竟，我只见他和共军指挥员同桌吃饭时很不自然，有点紧张，说笑很勉强。也许共产党的严肃态度使他感到不对劲，也许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使他厌烦。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有此种感觉。

实际上，他内心如何想，对战争来说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自觉地背叛了蒋介石。我向他告别时，他嘱咐我出去时设法找蒋介石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将领，恕我在这里不说出此人的名字。高说：“请告诉他，希望他理解我之所以投到这一边来，并不是由于个人有什么恩怨。希望他理解我决心参加革命，但我对他情谊仍不变。希望他在华北的国军中带头干，我们期待着他。”

后来，我照他的要求做了。我出席了一次酒会，到会的不仅有蒋介石的高级文武官员乡人，还有魏德迈将军，他负有特别使命来华了解美国如何才能更好地援助蒋介石。我告诉那位中国将领说我见到了高将军，他听了大吃一惊，在人前他抓住我的衣袖，把我拉到他身边，听我向他传达高送来的口信。然后，他有点隐晦，但异常激动地说；“就来了，就来了。”

果然来了。在华北，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府机关及后方的指挥部里一再发生类似高树勋的事件。不过，蒋介石的失败，并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将领的纷纷倒戈，还由于八路军的英勇善战。

下面，让我们看看八路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第四十六节八路军

八路军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军事组织。它不效忠于政府，却在一个中央军事指挥机构领导下作战；它的兵员是招募来的，却不领薪饷；它的军官纪律严明，却没有军衔。

这支军队是如此不同凡响，它的声望也许超过中国四千年历史上任何一只战斗部队。就连它的前身中国红军，也没有象它那样突出地受到仇视或热爱，畏惧或钦佩，咒骂或赞扬。

八路军的威名传四方，无论到中国的任何地方，共产党地区也好，国民党地区也好，只要你伸出拇指和食指，人家就会意你指的是八路军。八路军走到哪里，它的威名就扬到哪里。从中缅边界的丛林到满洲的雪原，从青藏高原到黄海之滨，八路军转战全国各地，先后同军阀、蒋介石以及日本的一百多个军较量。八路军的战士来自各个省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支全国性军队，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们。一句话，他们是武装的造反者。

也许，统计数字最能说明这些造反者的情况。内战开始时，八路军只有一百万人左右，到一九四八年底，发展到近三百万人，部分原因是增募了新兵，但主要是补充了倒戈的国民党士兵。这时，共产党把八路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赋予国家军队的意义，听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令。

人民解放军现在的规模和作战的范围，与当年的红军以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在战术组织方面表现得很突出。过去，共军只能打游击战，作战单位通常不大于团一级，但是，当我在共产党地区时，他们正在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和正规战，作战单位发展到师和军一级。

共产党从不把战争看成仅仅是军事问题。他们的一线团部里，常常配有大批非军事人员。每个团里不仅有指挥员和战斗员，而且还有教员、学员、男女演员、土改干部和农业专家。因此，一支八路军部队常常不只是一个作战组织，而同时还是一所学校、一个剧团、一个劳动合作社和一个政治俱乐部。

八路军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的平均年龄比老红军时期要大得多，我估计与我们美军的年龄水平差不多。在我调查的一个团里，士兵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身高五英尺，体重一百三十六磅。这个团的战士几乎百分之百是华北农民。老红军时代剩下的南方战士早己成为军官了。军官当中百分之七十一出身于农民，百分之十一出身干工人，百分之十二出身于学生，只有百分之六(除学生以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商人、知识分子和小地主等的子弟。

解放军战士的文化水平比国民党士兵高得多，比华北农民也高得多，但是与西方的标准相比，仍然是很低的。这个团百分之七十三的战士在参军时还是文盲，但是现在其中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了两百字，百分之三十三的人会读和写三百字，百分之三十的人能看报纸了。

这个团百分之三十三的战士参军前上过小学，能读报纸和简单的书籍。各团的战士不打仗时都要学习文化，由政治指导员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当教员，排长们也亲自教课。

战士们和指挥员一样，没有固定的薪饷。不过公家除了管伙食和发制服以外，还发给每人一点粮食，大家通常是凑起来去换蔬菜。土地法大纲实施以后，每个战士和军官以及政府工作人员都可以和农民一样分到一份土地。他们在外期间，土地由家里人或当地农民协会代耕。

除了职务较高的老共产党员外，大多数军官都是本地人，少数是老红军，还有些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外面来的知识分子。军官的平均年龄是：团一级三十岁，旅三十五岁，师是四十岁以上。全军年纪最大的指挥官是朱德，其次是五十五岁的刘伯承将军。最年轻的师长是三十七岁。

大多数军官是抗日战争期间行伍出身的。这不但排除了形成一个军官团的制度，而且意味着，这样的军官对于军事和每个士兵的个人问题的了解，要比军事专科学校出身的军官强得多。一般来说，军官由各个部队自己培养，而不由一个中央部门配备。由于交通不便，几乎没有什么后方专门学校，大多数候补军官由纵队和旅在战地办的学校训练。这种办法不但方便，而且免除了在战争时期使年轻的美国军官十分不满意的那种军官补充站之类机构。

八路军没有军衔，却从未因此而在战场上发生混乱。军中习惯于互相敬礼，但在司令部里和后方则不需要。八路军没有诸如“皮靴必须擦得锃亮”一类的烦琐纪律，而正是这种纪律曾使战时在巴黎的美国士兵非常恼火。八路军里也没有飞扬跋扈的人物，如果出现这种人，士兵们很快就会把他整治好的。

士兵们犯了过失，通常由军官或班长找他们谈话。如果继续犯错误，就在所在的排、连或营的军人大会上进行批评，责令他们“改造思想”。这种思想上和社会上的压力是极难抵挡的。犯更严重错误者要关禁闭。公然反党的人提交群众大会讨论。如果群众大会作出决定，就可以把犯人枪决。这种办法也适用于军官以及高级指挥官。

士兵有权要求召开会议，批评军官和向上级领导告状，如果判明哪个军官有错误，他通常要在群众大会上道歉或作检讨。如果他对某项控告不服，可以向上级申诉，但是无权压制控告或实行打击报复。

军官或士兵没有分开的俱乐部，只有共同的军人娱乐部。美国士兵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俱乐部枯燥无味。每个连、营、旅、师甚至高级司令都都有军人俱乐部。俱乐部下面分设：伙食、管理、墙报、戏剧和歌咏以及活动检查委员会。墙报委员会又分时事、问答、木刻、漫画、布告、个人计划等小组，主要由士兵们自己投稿，这与美国陆军办的《星条旗报》一类的刊物迥然不同。

军官是按照所任职务称呼的，如张班长或王连长。刘伯承虽然是司令员，仍通常被称为刘师长。由于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曾经议论过是否制定军衔和使用符号，以便把军官们区别开来。但是由于官兵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还没有这样做的任何必要。从外面调来一个新的军官时，他带着介绍信，虽然没有佩带军衔符号，也很快就会按制度安排妥当。最后一点，八路军里没有单为军官而设的俱乐部，医院里没有军官专用病房，也没有军官专用的食堂。这一切听起来虽然颇有点诗意，但我想恐怕不会持续长久。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军官都说，他们当然不愿象俄国人那样取消这种制度。但也有几位高级军官私下告诉我，这是革命时期的措施，和平时期或许会改变的。

八路军里大多数官兵都未婚。已婚的一般都是在参军前结的婚。家在当地的士兵有时在新年节假期间获准回家结婚。一旦他有了妻子，就可以得到照顾，发给津贴费。法律保护一个战士在前线时，他的妻子不能和他离婚。但是妻子如果三年听不到她丈夫的音信，便有权再结婚。这种法律，恐怕有时保护士兵多于保护妻子。我遇到过一个女青年，她丈夫是一个旅的参谋长。她有四年没有见到她的丈夫，而男的已找到了另一个女人。她想与他离婚，但又不知道对她的孩子该怎么办。

许多官兵变相地离了婚——就是说，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妻子和家庭。事实上，我发现不幸的婚姻是使许多男人和妇女不仅参加八路军，而且投身整个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对迫使男女青年违背自己意愿去结合的封建主义进行反抗的一种方式。有时，士兵请假回家去看家里为他选好的对象，由于士兵在部队受到相当开明的教育，还因出了家门而开阔了眼界，所以往往拒绝娶父母所选择的对象。

就我之所见所闻，八路军战士很尊重农民妇女，农民对八路军道德纪律的好评，也远胜于蒋军。八路军士兵对待妇女这样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往往是在自己的家乡一带打仗。国民党军队则是外来的，他们常常不同情当地群众。我甚至发现，由于国民党军官和八路军军官的不同，使地主也倾向共产党的事业。在某个村子里，我遇到一个地主，他的土地被分掉并因此而恨八路军。但是当国民党暂时占领那个地区时，他的女儿就象通常的地主女儿一样，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却被迫和驻在当地的国民党指挥官睡觉。结果，尽管这个地主失去了财产，还是宁愿要八路军。

八路军从最高级的指挥员到最普通的士兵，穿着都一样。不过，职务越高的人，特权也越多。营以上的指挥员发给一匹马或一头骡子。军长则可能有一辆缴获的吉普车。团长有小鬼(从家里跑出来参军的男孩)作为通讯员。官兵都不佩戴任何表明军阶或所属单位的符号。指挥员可以从他们身穿比较干净的衣服以及有时佩戴比较讲究的手枪、皮带辨别出来。从来没有军官佩挂一排奖章炫耀自己。事实上，只有工人和士兵奖章。

对作战勇敢的士兵的奖赏是获得战斗英雄的称号，他们的名字刊登在报纸(通常每个部队都办一份报)上或者杂志上。凡有一般的战功的战士，其奖赏是把他们列入本部队的光荣榜上。士兵们通常一年发一套冬装和两套夏装。八路军军官没有像国民党军官那样好的西式大衣，但是八路军战士的衣服比国民党士兵要好得多，总是有冬装而且从不缺鞋穿。

共产党是如何能够使他们的军队有吃、有穿并且怎样为其军队提供装备呢？共产党鼓励生产和恢复手工业的政策发生了作用，证明这样做既有利于军队也有利于农民经济的发展。至于八路军的武器装备，美国和蒋介石军队实际上是他们的主要供应者。八路军的百分之九十的大炮、机关枪和步枪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边区能够生产八路军使用的百分之八十的手榴弹和百分之七十的炮弹。

生产炮弹是个难题。所生产的炮弹适用于缴获的中国和日本大炮，却不适用于八路军从蒋军缴获来的美国大炮。我看到八路军部队配有美制 105毫米榴弹炮和火箭筒，以及一些弹药。当我在那里时，边区领导人正在争论，是改变他们大炮炮筒的口径去适应炮弹呢，还是改变炮弹以适应大炮。这是个难办的问题，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他们所缴获什么口径的大炮，也不知道将缴获的大炮是中国造的、日本造的还是美国造的。

八路军战士的个人装备，通常是一支步枪，两颗手榴弹，五至十发子弹，一条毯子，一套换洗的衬衣裤，一块肥皂，一个饭碗，一双筷子，一个针线包，两双鞋和一个笔记本。老战士往往有自来水笔，那是在大生产运动中获得的奖品。士兵很少有牙刷，几乎从来没有牙膏。他们不戴护身符，没有圣经，不向任何牧师忏悔，他们没有什么迷信。

我所作的统计就是这些。但是要真正了解八路军，还必需了解蒋介石军队，以及这两支军队同中国革命的关系。

第四十七节蒋介石军队

一九四五年中国内战爆发时，蒋介石军队有三大弱点。第一，它有好几年没有认真打过仗；第二，它跟中国人民对立；第三，它没有灵魂。

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还有三个不关心：一、不关心打仗；二、不关心老百姓；三、不关心自己。

不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内战中，蒋军没有产生过一员名将，也就不足为奇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他的刚愎自用和喜怒无常的脾气是闻名的。他军事上指挥无方，屡遭惨败。何应钦将军是靠搞阴谋和耍手腕起家的。参谋总长陈诚是一个小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是个常败将军。李宗仁将军还比较民主些，但不受蒋介石信任而无所作为。汤恩伯将军是蒋介石的同乡，他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他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小胜仗，还不如说是由于河南人民举行暴动反对他的部队然后投向日本人。原南京警备师 (蒋介石的御林军 )司令顾祝同将军是个极庸碌的官僚。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将军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的得意门生，他的出名是由于不抽烟、不酗酒和不玩女人，还由于他组织蓝衣社，把学生投入监狱，设集中营，以及在攻打共产党的首都延安时损兵折将。东北军事长官杜聿明，受到外国军事人员无情的挖苦，“此人妄自尊大，自己无能而又嫉妒别人，十分不称职……这是国民党的又一个失败，原因在于蒋委员长一味重用那些毫无才能之辈。”观察家们还可以补充一句：由于这个中国独裁者依靠一个狭隘的集团来维持其暴政，所以他只能是采取任人唯亲的办法。

当然，在这个军官团中不仅有中世纪的代表，也有民主中国的代表。辛亥革命以来，连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使得成千上万有志青年从军，成为军官、文书、副官等等。一些略有文化的农民子弟甚至步步高升，当上了军长，如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广西农民出身的李宗仁将军便是。这类人痛感中国必须改革。

甚至还发生过象不久前中学毕业生魏升明上尉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日记中所叙述的很痛心的故事：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耻辱的一天。长途旅行之后士兵们很疲乏，我让他们在车站月台上休息并且给他们买了一些西瓜。团长走过来当着全连人大骂我。后来，当士兵们急忙将西瓜藏起来时，他打我耳光并踢我，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美国的巴顿将军曾因为打了一个士兵的耳光而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评。可我能向哪一个国会申诉呢？”

像这样令人痛心的日常小事多的是。我们看到有些穷学生常常被蒋介石政府以许诺培训为军官而引诱到南京去。这些军事学校的宗旨不过是把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青年训练成为驯服的牲口和未来的奴隶工头。

整个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不讲人道、尔虞我诈和一片恐怖气氛。没有靠山的军官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因事得咎，招来杀身之祸。问一问在缅甸作过战的美国军官就知道，中国团级指挥官是如何跪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不要向上汇报他们作战中的差错，因为这会使他们被送回中国去遭枪决。还可问问某些当师长、军长的人，他们是如何在一个互相猜疑和担心受怕的舞台上渡过他们的生活。每一个军部里都充斥着特务。中统和军统特务甚至在战区司令官周围也布下阴谋和猜忌的罗网，对参谋人员逐一施加恫吓，使他们与司令官疏远。特务从军部里抓走参谋人员时，军长无权过问。蒋介石还命令某些师长对他个人负责，这种师长在战场上可以借口等待“最高”喻示而拒不接受军长的命令。这样一来，战术不是服从于战略和国家政策，而是服从于一个权欲熏心的党霸。

受过孙中山先生熏陶的老一辈的有民主思想的将领，和只知道听命于蒋介石的青年将领之间互不服气，也是导致蒋军覆灭的一个因素。决定蒋军素质的，是半封建的旧中国和蒋介石的过渡期的中国，后者是法西斯主义和旧式专制主义的充满矛盾的大杂烩。

在后一种情况下，军官对士兵有时还有一点战友的情谊，但更多的是象一个匪帮的头头和小喽罗的关系。在前一种情况下，军官与士兵好象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就是说，当官的有时表现得象一家之长似的，但总把自己手下的士兵看为不配享有人权的无知农奴。这种关系在蒋军里占统治地位，而在军队里这种等级关系比在农村里更加突出。无可否认，当兵的在中国社会里地位是最卑贱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旧中国军队的民族传统就是如此。这种传统仍旧存在于蒋介石军队里。因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军队也没有得到改造。

老百姓极怕军队，军队里又极瞧不起当兵的，这可以很容易地从抓农民当壮丁的方式中看出来。征兵向来是建立在贪污、行贿和权势的基础上。富人子弟从不当兵：穷人子弟从来逃脱不了当兵。一个穷苦的寡妇的独子常常被征入伍；地主的众多子弟则从不服兵役。被抓壮丁的人都是最穷苦的人，他们常常是健康条件最差的。往往一批壮丁还未到达前线就死亡了一半。

军官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打骂士兵。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我都看到过士兵们在车站月台上挨扁担，在公路上挨汽车摇把打，在房间里挨铁棍打。有一次我看到曾经在纽约当过领事官员的某上校狠打一个士兵的耳光，因为那个士兵找不到一副纸牌。当我向他提出抗议时，这个上校说：“那些哑吧畜牲就吃打。 ”

也有一些善良的军官称士兵为“弟兄”，象慈父般爱护部下。但总的来说，普通士兵的地位只比猎狗强一点，而不如骡马。事实上，骡马吃的和所受到的照顾都要比士兵好些。

士兵负伤后就很少能活得成。我经常看到伤兵因为买不起车票而被赶下火车，因为军官和凶狠的军士要装运鸦片而被赶下半空着的卡车——请注意，这些伤兵不是被扔在医院里，而是扔在荒野的山路上。在医院里，我看到伤病员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在厕所里不管了。我看到伤病员躺在很脏的地方，没人照料，就象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这些奴隶士兵猪狗不如的悲惨命运、痛苦绝望的生活、必死无疑的结局，迫使他们在危难中结成“生死之交”。这样，在他们受伤或挨打后，结拜兄弟将会照顾他们，而社会和军队都不管他们的死活。

这就是建立在农业帮会主义、半农奴制和“矢忠领袖”基础上的蒋介石军队的情况。在整个抗日战争及其后的内战中，这个军队因为没有灵魂而不断打败仗。它的军官极端蔑视普通士兵，内部互相倾轧，很怕特务，不学无术内心自甘堕落，贪欲成性，这一切都是闻名的。在贪污成风、残暴盛行和无时不受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士兵们逆来顺受，被迫抢劫。他们痛恨自己的官长，又欺压百姓，而百姓对他们是又可怜又蔑视。这一切也是闻名的。

中国的文明把士兵变成既是它的奴隶又是它的刽子手。美国对中国军事的干涉，到头来也未能把士兵的地位改变多少。要是美国单独抽出一支中国部队，加以训练、装备和供应，这些士兵的境遇也许会有所改善。但是一旦这支军队投入战争——也就是说，回到中国生活的主流中去——它就很快回复到老路上。如要避免这种情况，除非美国把几乎全部中国军队接管过来，从而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是因为，只要社会不改变，军队也改变不了。

因此，对于士兵，正象对于农民一样，革命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似乎是老生常谈，无需赘述。然而，尽管战争和革命明明是我们时代的孪生运动，但人们往往不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连结，或者有意加以掩盖。

我不想装得很了解这两种十分复杂的活动的样子，但我觉得战争和革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两者都运用人数极多的群众去实现一个政治目的。两者所不同的是，人民只是在统治者强迫下为了满足国家的目的去进行战争，而人民进行革命则完全是被悲惨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才奋起推翻统治者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战争把个人和国家锁在一条链子上了；革命则把这种锁链打碎——暂时的。

革命战争使过去的被剥夺阶级与战争的胜负发生利害关系，从而解决上述的差异。他们从战争中得到的可能是掠夺品，也可能是获得土地或自由，这随着时间、地点和情况而定。但是只要造反的群众从你那里得到，或相信将能得到一些从旧的统治者那里得不到的东西时，他们就会竭尽其愚忠，以全部热情和勇气站在你一边战斗。

虽然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清楚的，但某些有名望的将军。政治家和哲学家却发现，他们的全部战争理论在革命时期是根本不适用的。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历史看为是他们那个小集团创造的，所以他们不能，往往也不愿意从造反的奴隶们的立场来分析事物。因此，他们看来看去，就是看不到为什么一种力量能打倒另一种力量的道理。

一百五十年以前，当欧洲各国的君主在拿破仑的神力面前一个个败北，欧洲大陆上一支支最优秀的军队发现自己的作战方法不奏效的时候，某些有真知灼见的军事家看出了失败的原因在于战争指导艺术的错误运用。但是正如那位有智慧的、老普鲁士军事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

很显然，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这段话里所说的法国革命引起的变化，也完全适用于中国革命，所说的政治错误不仅适用于蒋介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蒋介石在美国的一些盟友。装备很差的八路军竟然打败了中国独裁者美式装备的军队。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现象，众说纷纭。国民党官员以及他们在外国的某些附和者说，国民党失败是由于中共得到俄国援助以及俄国玩弄阴谋的结果。关在书斋里的经济学者说，这是由于抗日战争造成了经济崩溃以及国民党滥发纸币的结果。顽固的军事观察家宣称，这是由于中国军队不听美国指导、蒋介石的愚蠢、地方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等等。

这些论调的宣扬者自己也许相信这一套，但也未必一定。中国士兵则不信这一套。如果上述理论家们敢于去探查那些普通士兵的心理，必然会发现同他们那些高论完全相反的答案。大多数人不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革命的冲击，这是一件很奇怪而又真实的事情。这种羞怯心理，在职业军官身上最根深蒂固。因此，在一般战争中表现得有良好甚至优秀才智的人，在革命战争中往往暴露出其哲学上的缺陷。

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一位美国将军，这个将军在美国国会做报告说，关于蒋介石，重要的不在于他是一个暴君，他确是个暴君，重要的在于他反共。我们很理解，这位将军源于军事生活的小圈子，没有机会接触普通老百姓。我们也懂得他憎恨共产主义。但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不去核对一下情报—这本来是打仗时的例行公事。

对中国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恰恰就在于蒋介石是一个暴君。谁也不会因为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仗而热情地拜倒在他脚下。但是确有很多人因为共产党对暴政作战而在共产党的祭坛上奋勇献身。对于蒋军士兵来说，蒋介石的暴政意味着拳打、脚踢、辱骂、殴打、饥饿、镣铐和处决。这些士兵不肯为封建主义和“民主生活方式”卖命，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十八节革命与八路军

在任何一场象中国革命这样广泛、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中，旧的军事组织和战略概念也如同旧的政治机构和社会阶级一样，被无情地冲走了。正如法国大革命废弃波旁王朝的旧贵族军队，俄国革命废除士气低落的沙皇军队那样，中国革命也摧毁了蒋介石的半封建军队体制。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不同。法国人和俄国人是在夺取政权后才建立一支新型军队的，而中国人则是在夺取政权斗争过程中建立起这样一支新型军队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革命军队必然比较弱，然而情况使得他们比当年的法国和俄国革命军队都更加民主、更与革命进程紧密联系着。

为了推进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有意识地破坏旧军队的士气。因此，当士兵们被迫打内战时，军官不得不采取包括处决在内的极不民主的纪律措施来重新振作士气。当法国用战争的手段向欧洲的其他地区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曾经取消了许多革命成果，采取了义务兵役制。中国既没有法国那样的“第三等级”，也没有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于是共产党只好运用自己的军队来进行革命。因此，在我当时所到的华北，为了争取农民拥护革命，为了尊重其人格，不能去征召他们当兵。否则，共产党和蒋介石，他们的两种军队之间也就毫无区别了。由于这个原因，八路军几乎全是由志愿兵所组成的。

八路军采取宣传、说服和利用地方上社会压力的办法，动员人参军。军属受到优待。村里给战士代耕土地，并照顾其亲属。在蒋管区，农民认为当兵是件丢人和悲惨的事情，而在解放区，共产党使参军成为一件光荣的事情。志愿参加八路军的青年，不是被抓壮丁的人从家里绑走，而是由全村设酒席欢送，授以锦旗，骑着骡马甚至坐着花轿，敲锣打鼓，吹吹打打，由全村小伙子和姑娘们簇拥着送走。这就使得每一个新兵感到自己参军绝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代表着全村。

参军是志愿的，但服役没有具体的期限，而是决定于战争延续时间。如果一个战士开小差，他不会被关进监狱或挨打，只是给他那个村寄去一份通知，村里就会去说服他归队。如果他不回去，大家以后就不理他了。他在社会上感到孤立，往往就自动归队了。如果他接连开了三次小差，就招他送到区里劳动改造。

征兵制度经过这番改革，对军事和革命都产生了好效果，因为，不仅志愿参军的共产党士兵比国民党抓来的壮丁更英勇善战，而且蒋管区的很多农民知道解放区是安全的，往往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而逃过来。因此，这种志愿兵制度使得共军的士气高昂，同时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起了瓦解的作用。

但也不要以为一个农民能轻易地逃避参军。压力是巨大的。首先是宣传，往往是和土改紧密联系进行的。比如在群众大会上、日常的谈话中、讨论会和演戏时，募兵的干部说：

“穷人是靠共产党、八路军斗争才得到翻身的。

“为了保卫斗争的果实 (农民从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和粮食)必须打垮反动派，保卫家乡。

“要为祖祖辈辈受贪官污吏和恶霸地主的剥削报仇。

“我们要用自己的血汗来创造自由和幸福生活。大家要踊跃参军。 ”

除了上述宣传外，还做工作让家庭成员动员子弟参军。如果这样还不行，就发动全村的人做工作，使人无法抗拒，只好参军。

新兵入伍时，区长亲自为他牵马送行。到达部队，经过体格检查后，人们就向他介绍部队的历史、沿革和光荣的战绩，使他感到参加这样一支优秀部队很光荣。新兵一到达，老战士争着向他问寒问暖。有的帮他穿上军装，有的给他理发，或送他毛巾、肥皂之类的礼物。大家明显地是要使新兵感到如同在家里和在朋友中间那样温暖。

这些情况国民党军官不是不知道。上文所引用的那份国民党情报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方征兵时，不向人们解释，不进行教育工作，不打通人的思想，一味强迫。结果，十年来这种征兵制度弊病深重，与匪 (共产党 )相比，我们的情况真不堪设想。 ”

无庸赘述，八路军对待士兵与国民党截然不同。但也不存在俄国红军初期就坚决废除了的那种极端民主化的做法。军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任命的。尽管如此，士兵们受到悉心爱护，没有一个人挨过打。指挥员不许骂士兵，甚至在批评士兵时，也不允许发脾气。

这些方法被一再证明行之有效，原因之一是八路军的兵源是华北农民。这些农民勤劳、朴素、爽直、单纯、吃苦耐劳、对人诚恳热情，但谁要是伤害他们，他们就要坚决报复。他们自尊心强，受到鼓励时，会很卖力，但如怠慢了他们，也会躺倒不干。俗话说：“宁受苦，不受气”。这样的人你越骂，他越不听你的。蒋介石的军官对这些农民只知道打，他们当然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八路军指挥员爱护这些农民，他们就成了很好的战士。这就是为什么八路军不存在什么派系的原因。

八路军薪饷平等，伙食平等，待遇平等，志愿入伍，这些都是提高士气的重要因素。另一重要因素是政治教育。八路军部队从连、排到野战军都有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委员，负责政治教育，提高部队士气。如果一支部队的指挥员牺牲了，政委就接替指挥，直到派来新的指挥员为止。这些政工人员的任务决不象外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监视军事指挥员。据我观察，八路军的政工人员和军事指挥员之间确实没有任何摩擦，不象蒋介石的军官和特务机关派出的暗探之间那样勾心斗角。八路军的做法是，司令员发布命令，政委作阵前鼓动并身先士卒冲入敌阵。

共产党认为，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士兵对胜利充满信心，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保证胜利和贯彻执行上级制定的政治路线。政治指导员日常和士兵在一起时，给大家读报，报告全国各战场打败蒋介石的消息和解释战争的意义。士兵一般不爱听军官的训斥，所以共产党就让部队以班为单位成立互助组，对班里的缺点进行批评。当一个班撤离一个村庄时，互助组检查从老百姓那儿借来的东西是否退还了。这些事不需要指挥员的监督，因此更有效。互助组每天还用三、五分钟作公开的自我批评。比如，这个战士可能说；“今天我挖战壕没挖好。”那个战士可能说：“我没有打好机枪。 ”

还通过政治教育使新战士不怕死。由参加过八年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传授经验，他们的结语总是说；“打仗时谁怕死就活不了，勇敢的人死不了，只有猛扑上去，在敌人还来不及打你之前干掉他。”这时，政委就插进来做政治工作：“蒋管区的人民被苛捐杂税压榨，正面临死亡的威胁。不打倒蒋介石，我们就活不成，要生存只有战斗！”

每次作战之前，由政工干部向部队讲解这一仗与整个战局以至于整个中国革命有何关系，分析敌我双方的总形势，强调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蒋管区物价暴涨，蒋管区后方暴动频起等等。

八路军一切政治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是向士兵注入阶级觉悟的精神。据八路军领导人说，这是提高士气的最可靠方法。因为人们对这件事还有不少疑问，我不妨在这里介绍一下我在山西时和某军政治部主任专门就士气问题进行过的一次谈话。

他告诉我说：“在我们看来，战争是通过政治觉悟进行的情感的斗争。士气包含着恨与爱，报仇和对胜利的信心。士气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不由个人力量而由社会力量所决定。它决定一次战斗的胜负，也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

“士气来源于人民的情感。我们的战士是穿着军装的农民，他们怀着农民的心愿。他们的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他们作战的士气。这些战士的士气比抗日战争时期更高，因为人们恨蒋介石胜于恨日本人，因为他们经历了土地改革，因为他们把解放区看做是自己的乡土，觉得有理由来保卫自己的家乡。

“领导工作和教育工作在提高士兵气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领导工作依靠领导人的政治教育。领导人必须对自己为之而战的事业充满信心，首先他必须爱护战士，处处关心战士的生活、伙食和睡眠。你如问，是食物、装备对士气更重要呢，还是政委更重要。搞好物质条件是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如果战士没有饭吃，政治指导员当然只能是说空话。

“士气也会有起伏的。一般说，对于没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打一次败仗，或疲劳、疾病都会使士气低落。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士气还是要依靠领导工作。暂时的挫折对老战士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他们对领导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对他们来说，做好领导工作也很重要。

“战友的阵亡会削弱新建部队的士气，对老的部队则会更激励其斗志。我们所有的纵队全是由老战士组成。本地参军的编入新部队中，逐步提高其士气。

“士气远比经济条件更重要。如果我们把经济作为胜利的基础，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信心，因为蒋介石的经济力量更强嘛。

“我们提高士气的方法在美国军队中就行不通，因为你们的社会制度和我们不同。我们提高士气的方法是靠阶级觉悟，这种方法只在革命战争中才可以运用。 ”

军队政工领导人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实践的例子很多。战士被告诉说，他们来自被压迫阶级，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就是为了消灭剥削。还向他们解释，这场内战是为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解放，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每个人。因此战士必学的第一课就是搞好军民关系。部队反复地教育战士，不可欺压老百姓，买东西一定要付钱，不许抢劫，住过的民房必须给人打扫干净，特别是不得使老百姓感到军队在侵犯他们的利益。自然，这样做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中国老百姓通常是憎恨丘八的。

共产党这类政治教育所取得的成功，使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感到惊奇。村干部和本地民兵对老百姓常常是很凶的，但很少听说八路军有这种事。八路军战士以自己的严明纪律及军民良好关系而自豪。军民关系的融洽，从战士对老乡亲热地称呼“大嫂”、“小兄弟”等等，也表现出来。然而比这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看到靠近作战地区的农民带了猪、鸡走一、二十里路到前线慰问战士，妇女们不给自己丈夫做鞋而给亲人八路军做鞋。这些妇女还把家中唯一的炕头腾出来给过路的战士休息，把自己的衣裳剪开做绷带，并参加庆祝部队打胜仗的活动。与美国为美军在物质上所做的比起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但比起蒋管区来，八路军和农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却是了不起的。请读者不要以为上面所说的言过其实。

我或许应该说明，我在战时见过美国、英国、缅甸、印度、法国、德国、俄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却从来没有见过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这种类型的军队。在许多方面，八路军是与世界各国军队完全不同的。我想这主要是由于它不是从旧常备军产生的，而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极端危急的处境迫使共产党要建立一支民主的军队。附带说一句，就我所知，铁托元帅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是用这种方式组成的唯一的另一支军队。但你在中国共产党地区找不到任何人自称为元帅，也看不到任何穿着漂亮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人。当然，由于共产党很快就要取得全国政权，这种情况也许会改变。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八路军的一种政治战术，这种战术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从未采用过的。这就是八路军的诉苦会。

今天，八路军(现在改称为人民解放军)是由三种战士组成的：老战士、共产党地区参军的农民新战士和俘虏兵。每打一仗，捉到俘虏后，部队就找一块空地开大会。一个老战士站起来讲他如何参加八路军，如何打仗，以及现在的生活。一个新战士讲他先是如何在村里受苦，如何打倒地主闹“翻身”以及从土改中得到什么果实。然后一个俘虏经过动员，也站起来讲他在蒋介石军队中的经历，讲他如何在村里被抓壮丁，如何在军队中挨打、挨饿等等。有些人诉的苦是如此悲惨可怕，以致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要哭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情，没有亲身经历，就讲父母受的苦。不消说，战士能向这么多充满同情的听众畅诉自己的苦楚，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中国人是有哲理的民族，而中国士兵是最有哲理的。同农民一样，单个的士兵总以为自己的命苦，但当他看到人人都有一本苦情帐时，就得出天下穷人是一家的结论。

这种诉苦会在士兵心灵中造成的强烈反响，比指挥员或政治指导员言教的作用更大。这种教育的作用根本无法抵消。别的军队也无法仿效。因为如果蒋介石允许他的士兵诉苦的话，那么士兵们就可能起来反抗他们自己的长官。

当然，政委们利用这种诉苦会来给国民党俘虏兵上政治课。他们对国民党军官和士兵进行离间。他们对俘虏说：国民党的军官是地主和贪官污吏的子弟，他们的上辈剥削过你们的先人，而现在你们又当这些官老爷的奴隶。你们在前线打仗受罪，被打死了，压根儿也不会有人来给你们收尸，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却在后方享福。当一个俘虏兵联系个人的苦情而控诉坏村长时，政委就把这件事联系到县长、省长、一直追到蒋介石头上。很快这个士兵就相信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是县长而是中国的独裁者。政委就是这样引导俘虏兵从政治上来归纳问题的。

这些新方法具有如此奇效大验，以致到了一九四七年年中，国民党的士兵白天被俘，晚上参加了一次诉苦会，第二天就参加八路军一边打仗了。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共产党总是把俘虏送到训练营去，后来由于对蒋军的政治瓦解工作成效这样显著，他们在许多地方不再觉得需要这种训练营了。

共产党在欢迎蒋军士兵参加八路军的同时，也释放那些愿意回到蒋介石地区去的俘虏。事实上，他们甚至还给俘虏发回家的路费。

对于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已经有如此众多的中外目睹者，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一个曾在满洲被共军俘虏的美国军官，谈到蒋军第八十八师的六千士兵如何被当作贵宾请去参加大会。在山东的一个美国姑娘谈到她参观过五十名被俘的国民党将官所在的俘虏营，看到他们的伙食和居住条件比八路军自己军官的待遇还好得多。最后，我自己在国民党地区时也亲眼见过被共产党释放的数以百计的俘虏涌过防线的情形。

起初，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瓦解蒋军的政治战术估计不足。他们不以为意地说：“纯系宣传！”但随着开小差的士兵日渐增多，并且在国民党军官领略了共产党政治战术的厉害后，他们开始感到惊慌起来。一位蒋军军官写道：“一听到此类事情 (即诉苦会)，怎教人能不伤心呢。如果我们想不出对付的办法，后果真不堪设想！”

然而蒋军的颓势已成，再也想不出任何对付的办法了。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看到美联社从中国发出的一则电讯，描述蒋军第八十二师参谋长马文庭将军如何下令屠杀共产党将军彭德怀部下被俘的五百名士兵的情景。美联社报导说：

“面色冷酷无情的马文庭这样描述大批屠杀俘虏的场面，‘我们用大砍刀将他们的头一个挨一个地砍下来，用手榴弹将其余的俘虏炸死。’”

这些就是蒋介石的将军们的业绩。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俘虏的处理如此明显不同，以致不再需要参加评论了。这种不同之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军在战场上取得不同战果的原因之一。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战场上的情形吧。

第四十九节蒋介石发动进攻

战争仅仅是政策的工具，但是蒋介石好象从来没有一个全盘战争计划。战役计划是有的；全盘的战争计划则无。而在同共产党发生冲突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感到他忽视了共产党的军队，而把自己获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夺取铁路线、城市和重要据点上。

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回顾一下一九四五年，当时蒋介右避居在山城重庆。日本投降时，蒋介右所在地离沿海一千五百英里之遥，而他的宿敌共产党人却靠近华北的大城市，并要求进驻这些城市。蒋介石用两种手法来解决这个难题：他借用美国的空军和海军把自己的军队运到日本人占据的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和满洲，同时说服美国政府命令战败的日军不得向在他们跟前的共产党游击队投降。

这一手实在高明，很多人都佩服——但事后证明这正是中国独裁者失策之处。因为他把一师师的军队空运和海运到北平、天津和满洲的孤立据点以后，无情的逻辑迫使他必须设法使这些军队同他的首都南京以及他的实力地盘长江流域联系起来。要做到这一点，蒋介石就不得不在中国大陆上最有战略意义的华北大平原的地面上作战以打开通道。他的兵力经不起这样作战的消耗。

要想对华北平原的地形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只需在地上放一个大写的 A宇，A字的左腿代表平汉铁路，右腿代表津浦铁路，中间一横代表陇海铁路。A字的顶点是蒋介石的华北集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北平；左边底端是他在华中的供应基地汉口；右边底端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南京。A字上端的三角形可以代表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共产党就在这个地区同日本人作战。这个三角形的右边中段有一处佛教圣地，名叫泰山。远古时代现在的山东省原是一片海洋，而泰山曾是海洋里的一座岛屿。A字的左下半段是一系列的山脉这些山脉俯瞰着中原，并延绵二千英里直到世界屋脊西藏。四千年来，当地的军阀们和入侵的蛮族都曾为争夺这一带地方而争斗不休。

黄河象一条泥蛇，从群山西面游出来，沿着 A字中间的横杠，忽上忽下，蜿蜒穿越过中原，滋养着中华半壁江山。

至于中原本身，可以想象出它在古代原是汪洋一片。黄河携带着厚厚的蒙古高原上的黄土，直泄在这里，造成了黄褐色的广阔陆地，就象铺筑的地面一样平坦，上面村庄星罗棋布，居住着九千万人口。

正是这些人民、铁路、河流、山脉和平原的结合体，使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最重要的决战战场之一。华北平原亦称黄河平原，是全国的钥匙，谁控制了它，谁就能打开通向胜利的大门。蒋介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贸然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进军行动，企图抢占这个地区，并希望确保长江与华北之间的陆上交通线。他调动了他在当地所有的军队，连同军阀阎锡山所部共五万人，一头扎进山西的山区里，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进犯东边的冀中平原。他这个行动带有铤而走险的味道，其后果是悲惨的。

据守平原西部太行山区的共产党，注视着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并看出了它的弱点。刘伯承将军率领所部五万人由山区出击，沿途又征集了五万民兵，在一个星期内就消灭了山西境内的蒋军三万人，生俘一名军长和十二名师长。然后刘伯承回师穿过山区东进，在一个星期内把冀中平原上三个军的敌人诱入包围圈，没放一枪就说动高树勋将军率他那个军起义，刘伯承曾同他有一年时间的书信往来；在漳河两岸消灭了敌人一个军，剩下的敌人一个军向南逃窜。

刘伯承这次神速的胜利本身并不是很大的战役，观察家们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它却使蒋介石受到震动而警觉起来：原来这些共产党已不复是十二年前他从长江流域赶走的那些半饥半饿的游击队，而已成为心腹之患了。正是由于这次战败，才产生了一九四六年马歇尔主持签订的那个短命的停战协定。蒋介石在停战期间经过一番考虑和研究，决定发动全面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他把手中二百五十个旅中的二百个旅投入前线，向华北平原大举进攻，仗着优势的装备，一心要与他在华北的孤军会师，并在三至六个月内结束战争。为什么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呢？答案很明显：他认为自己能够获胜。数字似乎能证明这一点。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

蒋介石方面(Chiang)共产党方面(Communists)

人口(Population) 340,000,000 110,000,000

军队(Army) 4,000,000 1,200,000

非正规军(Irregulars) 1,000,000 1,500,000

尽管八路军在士气和机动性方面占有某些优势，但在蒋军进攻面前不得不放弃一些地盘。蒋介石起初获得了迅速的、似乎是决定性的胜利。他迅速地肃清了首都南京和主要都市上海周围地区，把共产党将军陈毅部沿着海岸赶到山东，使陈毅将军退居泰山胜地。接着，蒋介石又迅速出击，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共产党在华北占据的唯一大城市张家口。

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以致国民党军官们说：“共产党对战术一窍不通，打仗象儿戏。”蒋军参谋总长陈诚声言战争不久即可结束。蒋军捷报频传，但几乎没有抓到共军俘虏。几个月以后，蒋军的进展缓慢下来了。

蒋军占领了城市，但共军留在农村，掐住蒋军的交通线。到了一九四六年底，落介石开始发现，暂时占领供应线沿线的城镇是必要的，但这样做所需的兵力他是提供不起的。

由于不能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被迫把在华北四条战线上同时进行的攻势收缩一下，集中兵力于一条主要战线上。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拟定了征服华北的新计划。他在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徐州周围集结了五十万兵力，向通往北平和满洲的必经之路山东省展开强大的攻势。这条战线的激战远远超过了被大肆渲染的满洲战线，并很快成为举足轻重的战场。

其时我正在共产党地区内，我看到共产党的战略家们作出了对战争的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他们决定停止退却，回过头来迎击敌人。

“我已经注意到，”刘伯承将军告诉我，“虽然蒋介石仍能在局部地区占上风，但由于后备力量不足，已不能把攻势继续下去了。我们认为他的兵力越打越少，不能再打大仗了。

“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五十个旅，当我们再消灭他五十个旅时，我想我们就可以转入反攻了。”根据这种理论，共产党制定了自己的作战计划。陈毅将军以泰山为基地，独眼将军刘伯承在蒋军的东侧迂回，决定在山东站定脚跟打一次硬仗，与蒋军决一雌雄。

起初，共军不得不放弃一些地盘，但是换来的是，他们很快开始抓获大批俘虏。一九四七年一月，全副美式装备的蒋军第二十六师全军覆灭。被俘的师长极不服气地对俘获他的共产党人说，他的失败不是由于共军的战术高明，而是由于蒋介石愚蠢，硬逼着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冒进所造成的。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蒋军士兵们根本不顾本方的事业，以至在投降时丝毫没想到要毁坏手中的装备。这些武器现在被八路军全部接收过去，用来打国民党了。

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一味推进。他又通过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调进一个兵团南下，试图用钳形攻势包抄共军，陈毅将军不等敌人的钳子夹住自己，突然甩掉南面之敌，集中全部兵力从泰山高处居高临下，猛击从北向南进犯的敌兵团，大获全胜，几天之内俘虏了三万敌军，完全打垮了蒋介石的攻势。

蒋介石被打得狼狈不堪，频频撤换司令官，先是用广东将领薛岳代替北方将领刘峙，又换成蒋的同乡汤恩伯，最后是起用江苏将领顾祝同，可是结果总是一样，损失惨重。

国民党军官的士气开始急剧下降。每支部队里，都分成了主战和停战两派。年纪较大的将领不再忠于他们的“领袖”，而是公开批评蒋介石了。三十五岁上下的军官们，原先一心想同共军决战，现在感到打下去是死路一条了。只有一部分骄横不可一世的少壮军官想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就连这些人也不免气馁了。

受到非人待遇并经常受长官毒打的士兵们，由于伤亡惨重而士气丧尽。如果长官们不能身先士卒，士兵们是不愿进攻的。需要迅速向前推进的攻势，由于士兵不愿中共军的埋伏而被破坏了。尽管士兵们被告知他们是在剿匪，但他们都知道对手是传奇式的八路军。他们听说八路军官兵平等，军官没有特权，他们也开始知道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因此，他们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打下去，许多人开了小差。这些事件在蒋介石集团内部自然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和恐慌。但这时他们还得应付另一种性质的灾难。在远离战场的台湾岛上，台湾人民无法忍受蒋介石派去的官吏的横征暴敛，恼怒地举行暴动反抗政府的统治。蒋介石从大陆上派了一师军队去镇压暴动。中国的指挥官不是自己主动就是按上级的指示，纵容士兵残酷对待平民百姓，仅在几周之内，就屠杀了五千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中许多人是在西方商人、传教士和领事官员目睹之下被杀害的。同时，满洲人民也被蒋军的滥施抢劫、虐待和屠杀的暴行逼到了绝境，开始投到八路军这方面来。更严重的是，在山西、河南的山区，在山东、河北和江苏的平原地带，以及在蒋介石的控制被认为是比较安全无虑的地区，也爆发了民变和农民起义。

国民党军官和在外地主从城市回到农村，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达到敲骨吸髓的程度，造成民不聊生，许多人活活饿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倒行逆施并没有使华北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他们的仇恨。因为当国民党军队，特别是由国民党武装的地主恶霸毒打、屠杀和挖坑活埋农民的时候，在人民勇敢的心灵里激起的并不只是恐怖，这种恐怖还产生了与对国民党军队和地主屈服完全相反的结果。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不论富农和中农——他们是蒋介石事业的朋友，还是贫农、雇农——他们是蒋介石的天然敌人，统统都容易成为掠夺、抢劫、野蛮对待的牺牲品。这样一来，华北人民除了拿起武器以外无路可走，无法安生。成千上万先前在战争中持中立态度的人，现在也感到有必要暂时去当兵，或参加民兵。于是，就从西面山西的山区和东面河北、河南及山东平原涌现出了一支农民大军。

长期习惯于使用武器的新兵加入了村、县的民兵队伍，于是在这场战争中除了已经使用大炮、坦克、火箭、美制 B—25轰炸机以外，还增添了长矛、杀猪刀、镰刀、铁锤、猎枪和妇女们使用的剪刀等武器。人们一经举起这些武器，不等到报了仇、雪了恨，就决不会再放下来。

这种战争的直接军事作用是牵制蒋军，扰乱其后方。从太行山里的白坨村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战争使敌人烦恼到了什么程度。国民党军队老是来这里抢劫，激起了村民们的愤怒，他们从附近的山上搬来石头，在村内所有街道上建起一人高的衔垒，窗子也用石头砌起来，设下埋伏，等国民党又进村枪劫时就打。他们用少量的步枪为武器组成了游击队。很快，附近的树庄也仿效这种做法，最后整个农村都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的驻军。这时，大批贫农、雇农和农业工人受到土改的巨大鼓舞，涌到共产党阵营一边来，而另一方面，地主和部分富农投向了国民党一边。由于穷人在数量上远多于富人，所以形势显然对共产党有利。

这种情形本来足以使最鲁莽的指挥官也要停下来考虑一下。但这时国民党当局仍执迷不悟，以至于在二、三个月以后，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夏天，形势已更加恶化的时候，国民党发言人还声称战争已经结束了百分之七十，剩下的仅仅是清剿行动而已。这种乐观主义十分没道理，人们只好认为这是穷极无聊的玩笑。

第五十节共产党转入反攻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的军心已经动摇，蒋军军官的士气低落，全国后备力量日趋枯竭，而后方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使得蒋军穷于应付。蒋介石的前线部队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重围，马歇尔将军已返回美国，并明确表示对蒋介石爱莫能助。然而，蒋介石坐在南京的总统府里，未从其困境中学得谨慎一些，竟然铤而走险，干了一件极其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利用了黄河变化莫测的特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黄河不断地改道，有时经过山东有时经过江苏北部流入太平样。要使黄河改道，就像要改变中国本身一样，在中国人看来是违抗天意的。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大堤，放黄河水南灌企图切断日本侵略军的道路，把他们挡在郑州城外。虽然他挡住了日本人，但是，十一个城市和四千个村庄惨遭淹没，两百万农民无家可归。

现在，蒋介石又想把他当年所决的堤堵起来，使黄河回归北面的故道——即流进现在共产党占据的地区。不管这个行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但它在军事上的作用将是在华北两支共产党大军——陈毅部和刘伯承部之间立起一堵水墙，将他们分割开来。要是刘伯承将军的部队被水拦阻不能前进了，蒋介石就可以抽调大量军队去攻打共产党的都城——延安。最后，改变黄河河道还可给山东省共产党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并造成一场悲惨的洪水灾难。

一九四六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完全从为了治愈中国的战争创伤，必须使黄河回归故道考虑出发，在修复决堤的必要工程方面与蒋介石进行了合作。甚至连共产党也同意在工程上合作。但是，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共产党、蒋介石三方达成的协议是：在对那些在干涸的河床上耕种土地的农民做出安排以前，不能将黄河改回故道。这干涸的河床就是一九三八年以前黄河流经的地方。约有四十万山东农民在这里耕种着八十万英亩曾经是黄河河底的土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住在共产党的地区里。

一九四六年，河堤本来是可以堵口的，但是，国民党的将军们要利用经过河南境内黄河故道上面的铁路往华北运兵，于是，他们干涉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程计划。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战线已向东移，政府军不再需要用这段铁路了，他们就向“联总”施加压力要求堵口。

共产党获悉蒋介石的意图之后，就要求“联总”履行三方协议。“联总”还在犹豫的时候，蒋介石的将军们立即动手堵口。同时，蒋介石的空军轰炸往山东运送筑堤和救济物资的“联总”船只，美制蒋机还扫射那些在自己村庄附近修筑河堤的农民们。

每轰炸一次，运输工作就得停顿数周。山东人民面临着洪水的威胁，却被有意地剥夺了抗洪的手段。“联总”虽然也对蒋介石的轰炸提出抗议，但并末与蒋断绝关系。蒋介石本人是否考虑过他这个行动的政治后果，我们不得而知。

这位中国独裁者作战一意孤行，从不计算这些悲惨的细节。他对自己的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似乎不以为意。他像一个神仙摆弄花园里的水管似的摆弄黄河。他居然下令黄河堵口。

多少世纪以来，农民们都把黄河叫做“中国的忧患”。一点也不错。有近五百个村庄被淹没，十多万人民无家可归。据共产党称，大约五百万亩庄稼地被毁。

灾难不是到此结束了。洪水除了立即淹没大片土地以外，还威胁着一千三百个座落在干涸河床上的村庄及其四十万人口。更惨的是，正值收割小麦的季节，农民们不得不抛弃他们的麦收而去抗洪。

华北已经奋起反抗蒋介石军队，但现在似乎无法对付黄河了。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是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二是山东人民的感情。下面是“联总”的一位官员对当时他旅行住过的一个地方，在解放区政府领导下进行抗洪战斗的描写：

“无论走到哪里，给我的印象是都把修复黄河堤坝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仅渤海地区就动员了十万民工。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三十万人在二十五天内修筑了一座堤坝。由于遭到飞机扫射和大炮的轰击，死亡了九十六个民工。所以，白天人们只好隐蔽起来，晚上再回来修。政府官员们决不允许谈论万一修堤工程失败了该怎么办。工程非完成不可。要不是民工缺乏粮食，堤坝本来还会筑得更高一些。严重的问题是修筑工程占用太多农业劳动力，这样就必须尽可能地组织妇女和小孩来弥补。”

至于洪水对老百姓的情绪方面的影响，我本人有充分的机会进行现实。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决堤的时候，我正和他的部队在一起，一九四七年“黄河归故”的时候，我恰好在共产党的地区。不同的是，头一次水灾给农民们带来悲哀，这一次水灾却激起了农民们的愤怒。中国农民是世界上待人最和气的，可是见了我甚至拒绝同我交谈，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修筑河堤的时候，轰炸他们的是美制飞机。

有一位妇女，她的一个九岁的儿子被洪水淹死了。当我请她谈谈她的遭遇时，她答道：“俺恨你们，为啥要把俺的苦难对你们说呀？”

在黄河口开垦土地达八年的另一些农民们，他们较为友好较为世故一些。他们对我说，“这是老蒋造的孽。你说俺们会咋想？”

人们的愤怒以及政治后果，恐怕蒋介石是不加以考虑的。但是，更严重的是他那些军事策划反而对他自己更不利。蒋介石引来黄河水把东面的陈毅将军部和居中的刘伯承将军部隔开时，也许想到也许没有想到牵制刘伯承将军。不管怎样，他把对付这位独眼将军的中部前线的部队全部调去攻打远在西边的荒凉的陕西省里的共产党首都延安。

我们不免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实在叫人迷惑不解。拿下敌人的首都往往对一场战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攻下巴黎，就得到了法国；拿下柏林，就征服了德国。但是，如果说拿下首都就是摧毁了敌人的抵抗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首都不仅应该是国家政权的中心，而且至少也是政治集会和党派活动的场所。然而，延安却不是这样。它根本不是国家的中心，因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国家。七个边区都各有自己的政府和部队，其中任何一个都比延安强大。再说延安只不过是个窑洞村子，也不是在重要的交通线上，而是共产党大本营驻地，随时都准备撤走。抗蒋的中心地点不在延安，而是在从满洲到黄河的平原上的八千万农民、民兵和军队中间。蒋介石要拿下延安，就象一个人花了他的大部分金钱去买一串闪烁发光的金刚钻项链，结果却发现是假的一样。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攻打延安呢？理由看来主要是和他的威信有关。因为好几个月以来他未能向他自己的人或向外界显示他取得了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人民对战争已厌倦了，而且国内外也给他施加了压力，要求他实现和平。这个时候，四大国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美国总统杜鲁门作了反共演说。希腊已得到或正在得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想向国内人民和外部世界露一手，以争取美国的援助来打共产党。唯一能露一手的就是去打延安。

蒋介石把中共代表从他的首都南京驱逐之后，就向中国共产党的首都进军了。在他的兵马扬起的尘土后面，如果蒋介石有眼光的话，理应看出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的隐隐约约的迹象。

延安已是一座空城。共产党早就把他们的军校、医院、甚至军队都转移了。他们没有为保卫自己珍爱的首都而战。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军队总司令朱德将军以及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悄悄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即使在其他地方也没有为延安的丢失而感到惊慌。共产党人和农民们对此都只是耸耸肩，不以为意。

共产党人几乎没有在延安后面的山上停留，而是继续向北、显然是急速地逃走了。他们越深入山区，离开黄河平原的主要战场就越远。蒋军紧追不舍。

战争的转折点来到了。

共产党人跟乔.路易斯一样，都是杀回马枪的能手。他们只要一发现敌人的破绽就猛打。象当年的垒球名手威利.基勒一样，“专找对方的空子打”。

在山东和陕西之间，蒋介石把自己的中路河南暴露出来，好象把长江流域自己的老巢大开门户，邀请共产党进去似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即将到来的这场灾难完全是蒋介石自作自受。共产党往河南这个缺口灌的不是黄河水，而是独眼龙刘伯承的大军。这一下子可把蒋介石打蒙过去了。蒋介石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发起进攻。他的美国顾问也没有料到。早在战争初期，曾有位较有见识的美国军人告诉华盛顿，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中国的内战将会进行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这种观点曾被认为是过激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蒋介石至少能打开铁路交通和名义上统一中国。而就连那些最激进的观察家们，看到共产党没有补给基地，没有现代化运输部队，没有重武器，也断言共产党不可能发动一场进攻。甚至在我亲眼看到这场进攻打响数个月之后，一些美国军事家还嘲笑我说：“别胡扯啦，共产党决无能力发动进攻的。”

然而，共产党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说：“这场战争是革命战争，它受特殊条件的制约。抗日战争要经历三个阶段，这场战争则将只有两个阶段，它不会出现长期相持的局面。”

共产党现正沿着黄河一线把他们的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发起了进攻。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是，进行准备和隐蔽。这一步由民兵和游击队执行 (他们在安阳的行动我已描写过了)。袭击的目的是掩护更大的正规军的行动。这支正规军现已插入晋南和豫北，并开始夺取蒋介石因调兵攻打延安而留下的守备虚弱的城市。突然，刘伯承停止了进攻似乎是打了败仗的样子。其实他并没有被打败，而是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那就是在山中开辟一条走廊，让陈毅将军的部队开到黄河附近的阵地。

与此同时，在东面靠近山东省的地方也在进行同样的准备。刘伯承的一支游击队已经过了黄河，插到陇海线以南国民党战线的背后。当蒋介石搞“黄河归故”的时候，刘伯承沉着地命令这支游击队留在原地，呆在河南境内，在荒无人烟的老洪区，忍饥挨饿，进行游击，收集情报，待机而动。

同时，刘伯承挥师过黄河，他的主力部队约有五万人，拉开了一条一百英里长的战线。部队分成好多个纵队，每个纵队约五千人，随军还有大批男女干部，他们是政府官员、地方负责人以及土改工作者等。只有身强力壮的青年才允许首批渡河，因为刘伯承打算深入敌后，他不希望放慢行军速度。战士们聚集在黄河边上的村庄里，他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灰制帽，和初夏炎热阳光烘烤下的平原扬起的尘土的颜色很一致。六月，刘伯承向各纵队发表讲话，告诉他们，等待已久的反攻就要开始了。留在河岸附近的士兵们观看战地文工队的演出，并领取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的弹药。这一带农舍土墙上粉刷的旧标语脱落了。一夜之间，在原地方出现了“打倒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口号。

六月三十日夜里，独眼刘突破一百英里长的防线，乘船渡过了黄河。与此同时，陈庚将军也从山西出击，在西边若干英里的地方渡河，并攻占了陇海路西半段。这一军事行动把蒋介石在西北的四十万军队全部围困在潼关以西，切断了他们和中国其他地方一切铁路交通联系，使蒋失掉了一旦南京告急时可以迅速调来的援兵。这个惊人之举是刘亲自筹划部署的。

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却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和以后抢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出色，倒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尽管没有行动一切都将是空的，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思——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以下这一件事上堪称为大师：他们善于抛弃不重要的方面，而紧紧抓住主要环节。例如，刘伯承离开华北老根据地时，他的后方还留下一些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城镇。他不去触动它们已有两年，尽管他的部下经常不赞同他的做法，而主张拔掉那些国民党防守较弱的据点。他向我解释说，留下那些据点对他毫无妨害，而攻打它们则自己也要伤亡，得不偿失。

刘渡过黄河后，尽量不恋战，因为他的任务是直插蒋介石的老窝长江流域。他到达那里之后，就要拖住尽可能多的蒋军，以便共军其他部队也可以跟在他的后面渡过黄河，在华中站稳脚跟。这项计划的全部意图是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直捣蒋介石的老窝。

在汉口和南京之间，沿长江有一条山脉叫大别山。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和共产党新四军有联系的小股游击队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可是他们后来被蒋介石赶跑了，临走时，留下了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现在开始准备迎接刘的到来。

刘的任务不是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作战，而是要长驱二百多英里，把部队开到深入长江流域的地方去。他的进攻，既无后续部队的支援，又得不到后方的补给，多少带有空投作战或骑兵孤军深入突袭敌区的性质，但又不仅仅是一次突袭，因为刘打算在他所去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刘渡过黄河后，进行了一连串迷惑敌人的迂回行动。在他先前留下的游击队的向导下，他在徐州以西跨过陇海路，进入防守薄弱的睢县，补充了武器弹药，招募了一些新兵，然后又向西向南进军。除了遭遇一些地方武装外，他一路畅行无阻，飞速前进。

他在一片不见树木庄稼的荒凉地区一连行军好几天，那里整个整个的村庄都被一九三八年的洪水冲没了。然后他进入安徽绿色的山区，跨山进入湖北省，就这样走出了华北的谷子地，进入了长江流域的水稻田。

刘的部队每到一个城镇，都打开国民党宫家的粮仓，补充自己的军需后，把剩下的粮食救济穷人以收民心。地方武装的枪支，未经任何抵抗都被他们收缴了。贫农、雇农以及想出去见世面的青年踊跃要求参军。刘的部队增加了数千名新兵，继续向南挺进。

国民党的报纸说：“刘伯承部过黄河后陷入重围，现正向南逃窜。 ”

刘继续“逃窜”。

刘到了大别山，在那里设立起他的指挥部，但他的先头部队继续前进。在离汉口六十英里的地方，他的侦察部队和一个团的四川军队遭遇。据说一个共产党士兵喊了一声“打倒蒋介石！”他是否真的喊了这个口号，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蒋军听了就放下武器，向刘投诚了。

九月，刘的部队到达长江边上。他派出几批干部化装为普通旅客模样渡江潜入江西。江西是红军十三年前进行著名的长征时离开的省份。这些干部开始在山区发动农民群众。这些农民是因为逃避抓壮丁而弃家上山变成“土匪”的。刘的部队在几天之内用炮火封锁了江面，使中国最重要的水路交通一时中断。

国民党再也不能把这样大规模的进军唤做“逃窜”了。海军被从海上调进了长江，为取得刘的首级而悬赏了几十亿元法币。最后，为了防备刘“逃窜”到首都南京，蒋介石被迫设立华中剿总，开辟了一条新战线。

国民党对刘开辟新战场的计划已告成功的这种默认，和共产党想继续把其部队由华北转移到华中来的更远大的意图正相吻合。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刘的部队才远离他们的老根据地，在暂时得不到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艰苦奋战，尽可能多地吸引蒋军。原来共产党在这次打进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攻势中还有一支异军突起。陈毅将军派出一支部队跟在刘的后面，杀出山东，和留在苏北东部沿海的游击队会合。陈、刘两支大军在陇海路上一东一西互相配合，最后把开封、兰封和郑州都包围起来。而这些都是蒋为了保卫南京必须加以固守的城市。

在刘之后，至少又有六位共军高级将领渡过黄河进入华中。他们的部队逐渐连成一片，同时派人去同汉口、南京、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开始准备一九四八年春对蒋发起又一次攻势。

在共产党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那里一片慌乱。

蒋的政权机构顿时从四面八方一齐垮了下来。“共产党已经打到长江流域”的惊呼声过后，一些人开始指责蒋介石。这种众叛亲离之势虽然还不快，还不全面，但却是空前的。当时旅居美国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不但拒绝回国，反而号召他的旧部起来反蒋。从前蒋介石行辕的主任李济深从香港再度鼓动华南起义。天府之国四川省的军阀感到农民不满的压力，也叫嚷要削减由长江水路运给陷于困境的蒋军的大米供应。共产党的钞票第一次在上海的浦东一带出现。在其他地区，共产党钞票的币值猛涨为国民党钞票币值的三、四十倍。在后方，骚乱蜂起。在远离战线的华南，游击队和“土匪”占领了广东省大片地方。农民面临苛捐重税，为了逃避抓壮丁要付三、四百万元法币，他们走投无路，只好上山为“匪”。学生们骚动起来，商人们自愿捐款充当共产党的军费，男女青年纷纷逃往共产党地区。

蒋介石为了阻止崩溃之势，在国民党内进行清洗，宣布取缔民主同盟，加强还剩在他身边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北平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将军下属作战部的一些军官。他提醒国民党员说他们是一个革命党，但一切努力统归无效。现在国民党的组成人员都是一些老年人，他们对革命已感到厌倦。中国内战就这样到了一个转折点。

共产党是如何迎接这个新局面呢？他们立即表明决不妥协，而且抛弃了与蒋介石言和的一切伪装。他们现在的口号是：“必须打倒蒋介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宣布他的军队的目标是推翻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关于这次攻势，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宣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预言会实现吗？这个问题当时还不能回答。

到山东看了水灾地区情况，又折回河南看了反攻的开始，我确信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于是立即动身穿过华北平原踏上归途，打算回到北平把这事件向外部世界报导。

第十二章独夫单挑人民

第五十一节共和党与蒋介石

我离开解放区回到南京和上海以后，看到一种现像：由于蒋介石未能迅速打赢战争，他的政府内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南京和上海是蒋介石的统治中心，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远离农村和前线，感受不到农村的激烈动乱和前方军队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然而，战争的种种麻烦问题，还是在蒋家官僚统治机构内部，造成了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紧张。

不过，表面上一切还是几乎同往常一个样。一九四七年夏天，国民党的将领们和宣传部门的人员宣称华北境内的共军已经基本剿灭，只消进行一些扫尾的战斗。大学教授和胆子较大的一些民主人士，对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激烈抨击。学生们示威游行，要求和平。美国人在进行幕后活动，竭力劝说蒋介石撤换一些不称职的将领，起用美国所瞩目的人选。但是，腐败的风气依然如故，毫无改变，最高当局的内战叫嚣比以前更响：那些无能的将领照旧在前方高踞要职。

我刚到中国的时候，一美元可兑换蒋介石的法币七千元，现在涨到了三十万元。贫民露宿街头，每天都有冻死骨。黄包车夫串通一气，夜间在大马路上抢乘客的东西，遭殃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物价飞涨，城市里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人不断增多。而富贵人家却仍然是朱门酒肉臭，奢侈不减当年。

官老爷们坐着价值七千美元的小轿车，招摇过市。经销这些汽车的美国进口商人，坐在美侨俱乐部里，喝着苏格兰威士忌酒，为降临中国的艰难岁月唉声叹气。豪华的饭馆酒楼里，大摆丰盛的宴席。乡下的农民正在吃糠咽菜，而上海那些达官富商，却是吃不尽的山珍海味，骂不完的共产党和蒋介石。他们一餐吃五大碗，什么清蒸桂鱼、金钱鸡、北京烤鸭，应有尽有。他们一边喝着烫热的黄酒，一边对菜肴的鲜美赞不绝口。农村燎原的战火并没有妨碍人们寻欢作乐，百老汇大厦十八层楼上的外国记者俱乐部里，人们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下翩翩起舞，白俄交际花同美国太太们在一起厮混，异口同声地辱骂中国人。战争没有妨碍美军人员在中国名义上享有主权的领土上举行家庭式聚会，也未能制止猖獗的黑市投机。人们照样关起门来赌博，上海每家中国人开的大旅馆里都可以公开吸食鸦片。

尽管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但是谁的心里也不踏实。农村的暴风骤雨虽然离得还远，但是南京政府的衙门里已经可以听到它的震响。军事部门的人全都知道，连稍有见识的文职官员也是心里有数的。

华北的大势已去，却对长江流域的公众隐瞒了事情的真相和严重的程度。人们对于共产党地区的情况毫无所知，真使我感到吃惊。我对一些外国官员说，共产党已经开始反攻，他们听了直瞪我，以为我是疯了似的。有一个高级军官说，“算了吧，共产党没有什么武器，根本没有能力反攻。”许多观察家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也以为共军渡过黄河只是溃逃，或者不过是袭扰一下。美国《时代》杂志驻南京记者声称，刘伯承将军率部渡过黄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军队没有根据地不能打仗。我说农民正纷纷加入独眼龙刘伯承的军队，反对南京政府。驻南京某使馆的一个外交官说，这完全是共产党的“一派胡言”。在这伙专家们眼里，只有美国的外交政策了不起，好像它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什么法宝似的，农民算得了什么？

我觉得这些人十分顽固不化，他们硬是不愿意了解，中国革命是这场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愿意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革命的震动。每当我想给美国军事人员介绍农民起义的情况时，他们就把话岔开，打听八路军的士兵拿多少军饷，穿什么样的制服，奖章的规格和形状，或者问起革命战士阵亡处的出入口两边种的是什么树。他们既然不愿意接触新思想，也就必然只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害怕被扣上红帽子的。美国国内正在掀起反共浪潮，国会议员一再攻击国务院藏匿“赤色分子”。这种情况使一些识时务的观察家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外交官和军事观察员，对于蒋介石政府内部腐败、将领无能、众叛亲离等情况，倒还愿意报回国内；但是，对于共产党所占的农村地区进行革命的情况，不是有意回避，就是含糊其词，报告里总要加上种种保留和贬语。一位美国官员很坦率地对我说：“我可不怨惹这个是非！”另一位说，“你在国外呆久啦，不了解现在国内是什么状况。红帽子满天飞呢。你对我讲的，可能全都是事实，但是我可不愿上报。”

写到这里，我也许应该说明一下，我并不想非难我国驻华代表们的业务能力。总的说来他们是正直和有头脑的，是我国能干的驻外工作人员，同我国驻任何地方的人员相比恐怕也毫无逊色。美国的外交官、武官、商人、记者和传教士如实地揭露了蒋政权腐败无能、暴虐专制的情况，值得嘉奖。但是，他们不能毫不受到美国国内思想和信仰不自由的影响。尽管他们还没有像美国国内许多普通公民那样，在最近的大规模检举揭发、捕风捉影、造谣中伤、一片恐怖的浪潮中不断受到迫害，但是，这种情况足以使他们感到惶惶不安，以致有些人再也没有心思去探究中国革命的内部发展情况了。结果，一些人就投国内上司之所好，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提出自己的观点了。报道中国消息的美国人受到的压力，虽然是间接的，但有时也是够大的。例如，我从共产党地区一出来，就给美国一家全国性杂志投了两篇稿。这两篇东西现已被写入本书，用的标题是“锄霸”和“石壁村”。编者买下了这两篇稿子，还来信说：“写得好极了”、“堪称足下最佳作品”。但是在美国国内人为地煽起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该杂志的发行人横加干预，不许刊登这两篇文章，而且还指责我赞同“暴乱行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曾经写过好几部介绍中国革命的书。一九四九年初，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竟在一份内部通报中诬陷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亲俄的日本间谍组织有联系。这种诬告如此荒诞无知，以致美国军方不得不予以撤销。但是，此中的厉害足以吓住胆小怕事之辈。

当共军过长江时，纽约某报竟要求联邦调查局对凡是说过中国的赤色分子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记者一律进行调查。这无异是企图用美国秘密警察的幽灵来吓唬那些观察中国局势的人们。

这种对美国作家(还有美国外交官和传教士)施加远距离间接恐吓的结果，多少掩盖了中国内战的真相。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由于蒋介石不信任本国人民，而他又需要美援，所以他不敢承认自己在华北所处的劣境。但是，为了获得美援，他又不得不承认某些方面的失败，并为这些失败寻找借口，使他本人及其整个统治集团的威信不致受损害。

一切革命和内战的历史都表明，统治阶级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总是认为祸根并不在自己身上，而把一切归咎于什么外因或其代理人。中国的统治集团也袭用了历史上一切垂危政权的故伎，它自欺期人地想把自己的全部麻烦都归咎于苏联。蒋介石集团的想象力真可谓丰富矣，却也感到难以自圆其说。而且这种作法也使这个官僚集团陷于严重的矛盾之中。首先，蒋的许多将领和主要部长都明白，他们打不赢解放军，并非因为中共得到俄国的什么援助。事实上，有许多将领都认为，蒋介石自己的错误和官府的腐败，才是军队在战场上打败仗的原因。他们强烈要求对军队和政府本身进行改革。因此，这些将领们觉得，企图怪罪苏联就是想为官僚机构文过饰非，阻挠改革，从而加强蒋的统治，而他们却正想削弱他的统治。其次蒋的许多部下，并不希望疏远苏联而靠拢美国，而是想在美苏之间搞平衡。第三，凡是到过华北的人，包括外国人在内，都很清楚，那里并没有什么俄国人或者俄国武器，因为华北同西伯利亚边境之间隔着一千多英里的丛林和峻岭，且不说中间还有蒋介石的部队驻防呢。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政府硬把它的厄运归咎于苏联，这不但难以使人信服，而且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作法。但是，各种因素加在一起，使一些国民党官员采取了冒险的方针。首先是政府领导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华北农民起义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将领们的离心离德更使他们惶惶不安；知识分子、学生和破产商人坚决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他们严重的后顾之忧。于是他们大大丧失了自信心，很多人开始怀疑蒋介石能打赢战争。这些官员不再相信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领袖，他们认为，唯有美援才能让他们得救。但他们心里很明白，他们这帮人的贪污腐化和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早已臭名远扬，因此，争取美援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反对本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内战，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苏联的斗争联系起来。可是，光在意识形态方面把两者联系起来还是不够的，因此，国民党必须找到一种借口，来指控苏联干涉中国内战，方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借以自保。

但是这种借口却并不好找。当时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马歇尔已经公开说过，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俄国干涉了中国的内战。因此，美国政府显然无意帮助蒋来捏造这样一种借口。但是这时美国却有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主张进行干涉，他们认为蒋的困境正好符合他们自己大做文章的需要，所以就赶紧出来帮蒋介石的忙。

这时美国对华干涉派的主要台柱有：在中国出生的亨利·卢斯➒为首的“时代—生活—幸福”杂志出版集团、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共和党的某些头面人物，以及名气不如他们显赫的人物，如众议员周以德、魏德迈将军和陈纳德将军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蒲立特➓，此人曾任驻莫斯科和巴黎的大使，是共和党对外政策重要发言人，也是亨利·卢斯的至交。

亨利·卢斯(1898年4月3日~1967年2月28日)，出生于中国山东蓬莱，原名亨利·鲁滨逊·鲁斯，在世时被称为哈里（Harry），一位著名的美国出版商，一个达到了财富和影响力顶峰的新闻人、传教士，也是一个拥有了一切的悲剧人物。创办了《时代周刊》（1923年）、《财富》（1930年）和《生活》（1936年），因此他被称为“时代之父”。丘吉尔说，鲁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七个人之一。由于卢斯首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因此，20世纪50年代也被称为“卢斯的十年”。鲁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Jr.（1891年1月25日 - 1967年2月15日），出生于一个著名的，富裕的费城家庭，191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是Scroll and Key（耶鲁秘密社团）的成员。1933年至1936年任职第一个美国驻苏联大使，到他任期结束时，他对苏联政府公开敌视。他的余生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共产主义者。在美国记者Donald Day披露他参与了卢布的非法交易后被召回。1936年10月作为大使到法国。德国在1940年入侵法国时，蒲立特坚持留在巴黎激怒了罗斯福。因反对威尔斯的竞选与罗斯福交恶。在1941年和1945年之间，蒲立特写了大量的社会评论阐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危险。在战后年代，他成了一个好战的反共产主义者。1954年8月24日，在他的文章“我们应该支持对红色中国的攻击？”中，他提出了立即攻击共产党中国。1967年2月15日在法国去世，被埋葬在费城的Woodlands公墓。——维基百科

蒲立特和卢斯屡屡表示钦佩蒋介石，托马斯·杜威州长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也表示同情蒋介石政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当然都是受了反共情绪的支配。但是，共和党和中国独裁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利益一致，这一点也是起了作用的。蒋介石必须找到一头替罪羊来推卸失败的责任。唯一能当替罪羊的只有俄国人，唯一能有俄国人的地方就是满洲。共和党则面临总统选举，它非得把杜鲁门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在国内外都搞臭不可。蒋介石的失利，为共和党头面人物提供了口实，使他们可以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归罪于罗斯福总统，因为他在雅尔塔同斯大林搞了一笔交易，让俄国军队进入满洲参加对日作战。

由于蒋没有能打开华北平原的通道，他的战略失败了。然而蒋的宣传部门人员还是继续谎报在华北地区打了胜仗，而对满洲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宣传手法。于是记者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怪现像；本来满洲的局势已经够糟糕，政府却故意把它渲染得比实际情况更坏。他们向记者们透露种种“权威方面”的内部消息，包括虚构的战斗失利和满洲即将弃守等等。这类新闻听起来煞有介事，可就是一点也不可靠。

大多数外国记者已经看出，这一整套宣传的目的是要把满洲描绘为中国内战的中心战场和唯一重要的战场，以便把军事上的失利归咎于俄国人。然而这些驻华记者却无法向美国公众揭穿远东局势的真相。

等到杜威州长、范登堡参议员以及艾尔弗雷德·兰登等一帮共和党头面人物开始大声疾呼要求援助蒋介石时，情况就更其如此了。当时鼓吹援蒋的还有亨利·卢斯的《时代》和《生活》杂志，这两家杂志常常把自家记者发回的报导丢在一边不用，却特派蒲立特去中国采访。这时，所有拒绝为蒋介石撑腰的人都受到诋毁，非难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汇成了喧嚣一时的大合唱。乔治·马歇尔由于没给蒋帮忙而遭到恶意中伤。生前鄙视蒋介石的史迪成将军被骂成是没有头脑的自由主义分子，罗斯福总统更是备受非议，说他把美国的切身利益“出卖”给苏联。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蒲立特以《生活》杂志记者身份来到中国。这位前大使先生在中国几个城市转了一圈，很快就返回美国，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二页的文章，标题是《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见闻》。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篇报道，还不如说是鼓吹美国进行公开而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援助蒋介石，“使中国免于落入斯大林之手”。文章还宣称，应当由麦克阿瑟将军掌管援蒋事宜，他的时间应该一半用于中国，一半用于日本。

为了大肆宣扬这篇文章，卢斯在美国全国各地十来家报纸上登了整版篇幅的广告。中国政府发言人也对蒲立特的主张大加捧场。因此，这篇文章对中国内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蒲立特的论点很简单：历史上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比得上蒋介石这个人的“远见和明智”。他的唯一雄心壮志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用和平方式建立民主制度，使他们古老的文明实现现代化”。要不是被人在雅尔塔“出卖”给斯大林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成其大业的。雅尔塔的叛卖，使俄国得以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以至它的“独立”。因此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保卫蒋介石免受苏联的侵犯，并且把所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部赶出中国，一个也不剩。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花费并不大，美国纳税人只需拿出区区十亿美元而已。

蒲立特的文章在中国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应。首先，他所提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的主张，伤害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其次，他对蒋介石的颂扬伤害了人们渴望民主的情绪。第三，他建议美国继续援华，直到把所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消灭得一个也不剩，这种主张违背了中国中间派的和平愿望。最后，他认为只要送十亿美元给国民党政府就可以决定中国内战的结局，这种观点是稍有常识的中国人民都无法接受的。

蒲立特文章中所讲的具体情况也并不准确。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满州，竟宣称华北的共军无非是游击队而已。然而，明摆着的事实是，国共双方在关内华北和华中地区部署的正规部队，都比在关外的满洲地区多。换句话说，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是在既没有俄国人、也同俄国人没有接触的地区组织起来的，并在这些地区打败蒋介石的。蒲立特说，蒋介石之所以节节败退主要是吃了雅尔塔协定的亏，却根本不提这样一个事实：魏德迈将军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劝告过蒋介石不要进入满洲，而在一九四七年又私下表示，蒋在关外的局面是毫无希望的。简言之，蒲立特所鼓吹的方案是以错误的设想开始，以站不住的结论收尾的。

以后我还会有机会说明，美国干涉派的所作所为怎样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蒋介石政权的垮台。但是必须承认，关于苏联干涉中国内战的源源不断的谣言，确实一度对这场战争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倒不是在中国国内，而是在国外。首先，由于反俄宣传甚嚣尘上，使得记者无法指明蒋介石连连吃败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其次，经过这么一再渲染，满洲的重要性被过于夸大了，以至于完全抹煞了农民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后，这些谣言连我们这些身在中国的人也给蒙骗了，使我们也不由得想了解究竟俄国人真的给了中共多少帮助。

于是我决定亲身去满洲观察一番。

第五十二节满洲遭到劫掠

我刚到满洲，就遇到了一位西方的情报官员。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这是我在中国东北之行所听到的唯一的趣闻。这件事在满洲的外交人士中广为流传，饶有趣味，因为它集中说明了蒋介石的官员当时使用了什么手段来证明关外的中共部队里有俄国士兵参加作战。

事情是这样的：在苏联红军撤离满洲时，一个掉队的俄国兵同部队失去了联系，给蒋介石的军队抓了起来。我的朋友——那位外国情报官——听到这个消息，就设法前去采访，同这个俄国兵进行了长谈。

这个兵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承认他被国民党收容后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他们的一些做法使他莫明其妙。他对这位外国人说，“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中国人要照那么多的相呢？有一天，他们硬叫我站在战壕里，给了我一支冲锋枪，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我照了十几张相。第二天，他们让我穿上中国军服，给了我一支步枪，又给我照了十几个镜头。有时候，他们还叫一些俄国平民躺在地上照相。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

这位外国人听了俄国兵的叙述，也不明白此中的奥妙，便记在心里，以便将来弄清。过了些时候，驻东北的蒋介石军队代表给了他一套照片，据说拍的是在国共两军一次交战中击毙的苏联人。他一看，在这些所谓阵亡的军人中，有一些是他本人认识的白俄平民。他正想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人家又给他看了一张照片，原来就是他以前与之谈过话的那个俄国兵。照片中那个俄国兵手持冲锋枪站在那里，与前进的情况一模一样。还有其他一些镜头，照的是他身穿中共军服，拿着中国步枪。

国民党官员煞费苦心地解释说，这些照片是几天前才从这个士兵尸体的衣袋里找出来的。

他们带着爱国的义愤说：“这是一个俄国人！ ”

这位外国人实在忍不住了。他说：“我知道，前两天找还同他谈过话呢！ ”

他们这才罢休，不再硬要这位西方人相信，满洲的中共部队里有俄国人参加作战。然而，美国干涉派的某些人和为数不多的一些蒋介石官员仍继续企图使外界相信，共产党得势主要是因为俄国干预了中国内战。

此辈老是宣传俄国插手中国内战，其主要原因大概就在于满洲的军事形势。一九四七年初以来，蒋在东北就一直处于守势。共军控制了满洲十分之九的地区，三分之二的铁路，绝大部分的大豆和高梁产地和几乎所有的木材。而没有木材就无法修复铁路。最重要的是，满洲人民虽然开始还有些勉强，但后来渐渐越来越拥护中共。蒋介石只控制大城市和工业。但是，这里的工业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经过俄国人洗劫后，即使还有什么机器残存下来，蒋介石也没有能力把它们开动起来。

关外的这种严重不利局面，对关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已经断定，他们单靠自己是不可能在满洲打败共产党了。他们既没有战胜共产党人的力量，也对怨气冲天的满洲人的忠诚不抱什么幻想。于是他们就挖空心思发动一场宣传战，想使本国老百姓和外界都相信，历史上的匈奴、蒙古和鞑靼等蛮族又卷土重来了，这就是苏联。在这场宣传战中，美国的干涉派自然是很得力的盟友。

然而，没有一个中立的观察家相信俄国进行了这种干涉。我在华北共产党地区逗留了好几个月，也没见到过这方面的证据。我在满洲也没有见闻到多少证据。中国共产党人将来显然会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要说俄国在中国内战中给了中共什么帮助的话，充其量也许是让其所缴获的一部分日本武器落入八路军的手里。但是，在日本人投降的时候，蒋介石所收缴的武器，比共产党所拿到的要多得多。此外，可能是有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八年时俄国人用一些卡车与共军交换满洲的物产。但是，共军所缴获的美国车辆，可要比俄国人给他们的多得多。因此，想把蒋介石的失败归咎于罗斯福和俄国人是办不到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共产党在满洲节节胜利，而蒋介石却连连败退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先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满洲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丢下满洲人民不管他们死活，而且在关内镇压一切爱国示威查禁一切抗日书报，甚至还禁唱中国最流行的、纪念一九三一年沈阳事变的《义勇军进行曲》。因此他就为许多满洲人所唾弃。

尽管中国的统治者把满洲人丢下不管，但是有一些比较勇敢的满洲人开始组织起抗日队伍，号称东北义勇军。即使在各国纷纷承认日本对满洲国所拥有的权利，蒋介石也默认日本统治满洲的那些岁月里，这些小股游击队也一直在同日本人作战。游击队的领导人大部分都牺牲了，最后这些游击队只剩下人数很少的小部队坚持斗争。然而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赶走日本人的时候，东北义勇军又重新出现，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当俄国人占领铁路线和大城市的时候，义勇军接管了农村地区，缴获了一部分日军武器。与此同时，在南满作战的几支八路军正规部队向北挺进，同义勇军会合。不久以后，关内的八路军挥戈北上，关外各支部队进行了合编。共产党在当地的正规军人数最初可能只有五万。

在此期间，美国用军舰和飞机把近二十万蒋军赶运到满洲。蒋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大可像共产党人那样去同义勇军联系，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可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去找那些给日本人当了十四年汉奸的地主，把他们组成武装的队伍，去打义勇军和共产党。换句话说，国民党出于其半封建的本性，同满洲人民深恶痛绝的分子联合了起来，从而奠定了一场阶级战争的基础。这就给共产党人赢得满洲农村创造了机会，他们以前正是这样赢得华北农村的。

说也奇怪，俄国人这时候帮的是蒋介石而不是中共。一方面义勇军和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苏联红军却让蒋介石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式要求苏军在满洲比原定计划多呆一些时候，使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美国的运输工具把部队运来。于是俄国人和美国都帮了蒋介石的忙。后来俄国人撤离哈尔滨和北满其它城市时，还应蒋的要求，带走了他委派管理这些城市的所有官员。这就搭救了这批官员，使他们没落到满洲人民手里，并且把他们平平安安地送还给蒋。蒋介石如此既依靠俄国、又依靠美国，也就无异承认，他离开了外国的武装援助，就不能控制满洲。

俄国人撤走的时侯，蒋介石已经有美械装备的五个军在南满，他们向北大举进攻，在四平街受到阻击，进行了一场血战，最后总算进了长春城。这时，根据马歇尔停战协定的规定，蒋军停止了推进。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有意搞臭马歇尔和杜鲁门政府的人，认为就是由于这个停战协定才使蒋未能征服满洲。但是，难道可以设想，战线已经拉得很长的蒋军，还能继续向前推进数百英里去占领靠近苏联边境的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吗？即使假设蒋军居然做到这一点，必然也将以惨败告终。因为那样一来，蒋军的供应线就会拉得更长，而当时他连南满的那一段供应线也颇难维持。

姑且不论蒋介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把满洲人民丢下不管，姑且不论他所联合的是汉奸地主而不是义勇军，也不论俄国人让他的官员接收各大城市——姑且撇开这一切不管，而且还假设俄国人确实在满洲帮助了共产党人。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蒋介石在东北失败的原因，是同俄国的插手毫无关系的。

请蒲立特以及共和党领导人和某些民主党议员好好想一想：台湾是中国本部以外的另一个地区，日本人在那里惨淡经营了多年，国民党在满洲也建立了一套军事、经济和政治体系，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独裁政权完全不能建设国家，而只能把国家毁掉。

一九四七年夏，正当某些人叫嚷什么满洲被出卖给斯大林的时候，国民党可以炫耀自己在东北取得了以下三大成就：一、它已经把美国所训练和装备的七个军的兵力至少断送了一半，并且还大大削弱了剩下部队的战斗力。二、它继俄国人的洗劫之后，进一步把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强大的工农业经济破坏殆尽。三、它丧失了许多满洲人的好感，这些满洲人并未像台湾人那样起来造蒋介石的反，而是倒向共产党那边去了。

国民党军队经过满洲内战的严重消耗，已经减员到同共军的人数相等。他们不是中国旧式的杂牌军，而是蒋介石历来最精锐的部队，肯定也是中国历史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他们体现了史迪成将军在一九四二年凄然撤离缅甸时所憧憬的最高理想。当时由于不能把美国的武器装备空运到中国来，所以史迪威决定把中国士兵空运到印度去，用存在那里的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编成一支部队，举行反攻，夺回缅甸。他实现了装备中国军队的计划。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他所训练的这支部队不会在抗战期间用来打日本，却会在抗战结束后用来打中共。他为此而反对蒋介石，结果斗争失败，回美国后郁郁而死。既然史迪威将军生前就看出蒋介石已经失去民心，因此无权再统治中国，那么，要是他能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满洲每况愈下，从政治上说他可能会感到高兴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如果他亲眼看到，这些久经疆场的作战部队竟然降低到宪兵队或城防部队的水平，一定会感到伤心的。

国民党军队不但实力每况愈下，士气也一路不振。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将军和孙立人将军之间发生了争吵。孙是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当年在缅甸作战的时候，杜未按照美国人的命令发动进攻，所以美国人就一直不喜欢他。他们给孙撑腰，想方设法要把杜搞掉。最后终于以杜孙二人双双解职了事。

将帅易人并没有能使情况有什么起色。任人唯亲和贿赂成风已经败坏了先前以纪律严明著称的部队的素质。我认识一个上校，他本来有希望当团长，但是由于没钱为此孝敬上司，结果只好靠边站。他负责一个团的运输队，不得不把全部汽油的七分之一留给军需仓库主任，他的顶头上司还要再拿走七分之一以饱私囊。为了不使他的汽车停驶，他只好把润滑油脂拿到黑市出卖，然后再买进汽油。吃空饷的风气，当年在印度的时候，曾给美国人杜绝了，后来却又死灰复燃。结果，当一个师投入战斗时，兵员往往只有原定编制的百分之六十。更糟糕的是，军饷经常拖欠不发，结果士兵只好靠任意抢老百姓的东西捞点外快。

由于最高统帅部一味防御的变态心理，部队都留驻在城市里，军官们早已厌倦艰苦的戎马生活，现在无所事事，便沉溺于女色，借以消愁解闷。蒋军军官们金屋藏娇，逼良为娼，就这样糟蹋了一批本应遣送回国的日本妇女。不光可以在城里看到日本女郎同国民党军官鬼混，还可以在军运列车上看到她们给中尉、上尉们作伴。这些女郎站在货车车厢的门口，穿着东洋和服，里面显然是一丝不挂。对于风尘仆仆的军官们来说，这些女郎团可增添乐趣，可是她们究竟能对打败共产党作出什么贡献，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东北蒋军实力和士气每况愈下的情况，与共产党将领林彪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日益壮大的光景，形成奇妙的对照。

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间，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把国民党部队源源运到东北。共产党却须穿过长城的关隘长途行军，那时他们只有一些零散的部队，总计四、五万人。到了一九四七年，共军的兵力已经发展到近三十万人，其中至少有十二万人组成了六个纵队的主力部队，每个纵队有三个师。我当时曾写到，“显然，共军最后一定会把蒋军赶出满洲或就地歼灭”。在国民党的手里，美国给他们运来的军队很快被消耗了，而日本人给他们留下的强大的满洲经济，更是被他们破坏殆尽。当时，蒋军控制了整个东北工业的百分之八十，但只有百分之十开工。当然大部分可以归咎于俄国的劫掠，一部分可以归咎于战争，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国民党的腐败无能。

我在满洲各地看到了这方面的许多例证，但是在这里我只想谈一下当时抚顺煤矿的情形。抚顺拥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一，日本人把这一地区建成了一个小匹兹堡，生产页岩油、煤气、石蜡、汽油、焦炭、沥青、高碳钢、水泥等产品的各种辅助工业一应俱全，还有多种小型工业。日本人时代，这里煤的日产量最高曾达到两万吨。俄国人接管后，最高曾达五千吨，但现在已降到不足两千吨。主要原因是军队的干扰。他们抓走了一万名工人及一万八干名民夫去构筑防御工事，既不给饭吃也不发工资。就是这样，工人们也还可以忍受，但使他们极为反感的是，蒋军军官以修工事为名，从矿上搞走的框架、钢条、贵重的钒、不锈钢和木材，很少真正用于构筑工事，而是装上大车拉到沈阳去卖钱。

蒋军官兵在抚顺飞扬跋扈。他们未经许可就征用房子、建筑物和材料。他们有时在深夜砸破煤矿经理住宅的玻璃窗，爬进屋去把经理赶到外面来。

在抚顺时，我住在为工人免费治病的煤矿附属医院里，医院旁边有一个护士宿舍。国民党兵奉命拆毁了这个宿舍的一部分，取砖修工事。但只有很少一点砖真正用于砌碉堡，绝大部分都进了黑市。

我见到一位在德国留过学的中国医生，他说：“真是腐败透顶！宪兵到我们医院里来随便拿东西，甚至把药品也拿了去，到黑市卖钱。他们才不管人民死活呢。 ”

我去看望了当时负责煤矿的一位副经理，他曾在美国留过学，是工程师，也是个实业家。

他说：“蒋介石的宪兵对我们说，他们是来保护我们的，以免共产党夺走我们的矿山和家产。但是，让蒋介石拿走跟让共产党拿走有什么两样呢？我们还不照样丢了！ ”

矿上的一位职员说得更尖刻：“共产党用不着来了，早就什么都共了产了！”

农业的情况比工业稍好一点。但即使在这方面，国民党也把它在关内的那些作法搬到关外来了。大豆一向是满洲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但是现在对当地人来说，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财源了。东北剿总下令，大豆出口贸易只准由政府专卖机构中央信托局和军队经营。中央信托局出售大豆定价每磅十美分，而它向农民收购的牌价却是每磅三美分。农民交售大豆所得到的价款被七捐八扣，给地方保安队买枪和制服，所剩无几。

战争、运输工具短缺、尔虞我诈的积弊，这一切使满洲整个出口贸易陷入绝境。满洲没有一家银行获准经营外汇，当地商行又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南京中央政府不给东北分配进口份额，进口商品都得从关内口岸转运来，要多付很大一笔转运费。以上这两项规定就足以使当地的商行倒闭。满洲商人为此忿忿不平，他们说制订这两项规定完全是为了上海各贸易公司的利益，因为蒋的文武官员们在那些公司里都有投资。

官府的繁文缛节，也妨碍贸易活动的开展，并且为关内来的官员向满洲小商人敲诈勒索开了方便之门。谁要想从满洲出口商品，就必须取得对外贸易委员会的许可证。衣着破旧的小商人，要是不花钱买通门卫，连贸委会的大楼都甭想跨进一步。即使进了大楼，也还得先贿赂办事员，方才见得着有权颁发许可证的官。结果，走投无路的小商人只好通过掮客出钱购买许可证，或者通过走私从关内进货。

不光是满洲人民，就连蒋介石政府里的许多官员也都怨气冲天。我遇到一位在沈阳贸易局供职的会说英语的官员。他对我说：“我们的政府腐败，而在东北的更加腐败。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全都是又偷又抢。我对敲诈勒索的行为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我厌恶我的职务。我忍受不下去了。我要辞职离开这里。”

经过日本人的十几年统治，满洲人对一切已习惯于逆来顺受。但是，同所有的大资本家一样，日本人在对一个国家进行掠夺的同时总还要给这个国家一点东西。满洲人叫苦说，国民党却是一味往外拿，一点建设也没有。

满洲人觉得，即使日本人的效能为国民党的腐败所取代，但只要他们摆脱日本人的奴役之后，在国民党统治下能获得自由，倒也罢了。然而，在政治方面满洲人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却是一党专政、军事管制和秘密警察。

国民党侈谈民主，尤其使满洲人感到厌恶。为了听取“民众呼声“，国民党在几个省设立了国民参政会，这只是个咨询机构，没有任何立法、行政和司法权。沈阳的十七位参政员是用这样的办法产生的：国民党把空白选票发到各个选区的负责人手里，再由这些负责人把选票发给老百姓，叫大家在上面签名盖章。等到选票收上来以后，才由地方国民党党部填上内定的人选。有的地方根本不把选票发下去，索性把商人们的图章收上来，由选区负责人在选票上一盖了事。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图章收去，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算是投过票了。省参政会也是用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

在东北，没有自由的问题比没有民主的问题更为严重。甚至连表面的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没有。在沈阳，我发现所有的报纸都是军方或其特务机关办的，只有一家报纸除外，但就是这家报纸也是拿军方和党部津贴的。由于军方管制了全部的印刷所，私人言论根本就得不到刊印的机会。全城最自由的出版物要算美国新闻处的新闻简报，它转载美国报刊文章，其中有些是评论中国时事的文章。蒋的特务人员常常不喜欢这些文章，为此亲自到美国新闻处交涉，提出强烈抗议。有一回在他们的严厉威胁下，美国新闻处负责人只好用美国军用飞机把一名中国职员秘密送往上海。可是，后来中共在北平也用了同样不恰当的手段来对美国新闻处进行威胁。

国民党在东北的特务机关主要由戴笠系统的人员掌握。戴笠是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人虽已死，淫威犹存。这些特务都来自西安，长期以来西安一直是针对延安的反共活动大本营。表面上他们的任务是搜捕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干的却是压制一切对政府的批评，因为他们把所有批评政府的人都打成共产党。据满洲人说，尤其恶劣的是，特务们对银行家、商人、地主和伪满的高级官员进行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他们还用从汉奸及与其有牵连的阔佬那里搜刮来的钱，开设小百货店、饭馆、进出口公司，并且在地下室秘密开设舞厅。

蒋介石的文武官员在东北如此大搞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和强制压迫，能有几个满洲人喜欢他们呢？当地人觉得，蒋的关内人并不打算在满洲久呆。这种感觉也是有道理的。有好几次，共军不过发动了小规模的攻势，一些市长未经批准就擅离职守，逃之夭夭了。哪个地方一有危险，蒋的官员就连忙带着妻室，腰包里塞满了金条，仓皇逃命。因此满洲人自然得出结论，关内人到满洲来就是为了发财，一且发财无望，他们就溜之大吉。蒋的官员一见危险就望风而逃，当地人民对此只能感到高兴。共军在一次攻势中，绕到长春市南边，切断了这个城市的通往南面的铁路线。当时城内许多市民，并不因为同外界断绝了联系而感到惊慌，反而松了一口气。

他们说：“呦，我们被围困了。倒也不错嘛。现在那帮国民党王八蛋就回不来了。”

在满洲的所见所闻使我感到，要是有机会的话，当地人早就会把蒋介石的军队一下子赶出满洲。

有三个现象可以清楚地说明他们的情绪。

其一是，满洲人觉得日本人其实并不太坏，他们使人民生活有保障，工业正常生产，物价稳定，行政效率高。

反对国民党情绪的第二个表现是，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得人心。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消除俄国人给共产党留下的坏名声。蒋介石宣传他们是“匪”，也得靠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消除这个恶名。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实在令人吃惊。他们占领粮库后就实行开仓济贫，使穷人更加拥护他们。由于他们不没收工商业，城里的商人也就不那么担惊受怕了。他们对人和善，这也为他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如果不是拥护的话。在城市里进行巷战的时候，国民党军官总是不许老百姓离家外逃，致使许多平民丧失性命。然而共军占领一条街道的时候，却允许人民逃离战场，想上哪儿去都行，想跑到国民党那边也可以。这一条给满洲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像。

最后，蒋介石在东北丧失民心的另一证据是，“满洲人的满洲”运动重新兴起，支持这一运动的人要求满洲在中华民国范围内取得(像加拿大那样的)自治领地位。他们要求选举自己的官员，而不要由上面指派官员。他们说：“虽然我们祖先是从关内来的，但是我们不想让关内腐败的旧制度来重新压在我们头上。”这些人也并不想要共产党。

蒋介石的军队和特务十分了解，满洲人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他们害怕再发生一次台湾式起义。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必要举行起义。凡是想反对政府的人，只要跑到农村去找共产党就可以出这口气。

然而国民党政府却严防人民造反。他们不给人民饭吃，却给马戏看。尽是些挺阴森可怕的戏。

在长春市天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戏。由于共产党不断袭击铁路线，该市同沈阳已经不通车了。我搭乘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共产党占领的农村，到了长春。这里曾经是满洲国的京城，是日本人专为溥仪皇帝修建起来的，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日本人在时叫作大同广场。俄国人进来把日本人赶走以后，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纪念塔，塔顶上是一架飞机的模型，他们把这个地方叫作“乌托邦广场”。后来，中国人来了，又在那里悬挂起蒋介石的巨幅画像，还挂出两条沙文主义的标语：“国家至上！ ”“民族至上！ ”

我到长春那阵子，这个广场有两个令人注目的地方。广场的一侧是一个旧货市场，在这里买卖从医院和工厂偷盗出来的货物，以及官员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东西。广场另一侧是处决犯人的法场。

我到长春的一个星期里，法场上每天处决一名犯人。处决犯人的消息都事先在报上公布。可是后来由于连日下雨，只好暂停处决犯人。也许是因为当局不愿意在无人观看的情况下杀人吧。

就我所知，在我离开长春后，可能又继续在那里杀人了。被处决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位二十岁的姑娘，据说是共产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据说是间谍。一位五十六岁的老妇人，罪名是散布谣言。有的时候被枪毙的人只是“匪”而已。

行刑的情景颇有古罗马的遗风。犯人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牌子，上面写着他的罪状，叫他跪在囚车上，拉到广场上去。

他从囚车上走下来的时候，人群发出了叹息声，纷纷向两边闪开，留出一条路来让他走过去。然后他跪在地上，长春城防军的一名士兵走到他身后，迅速举起手枪射击。人群里发出喃喃声。尸体朝前扑倒，人们就散了。

在刑场的上方高高悬挂着蒋委员长的画像。画家把他画得咧着嘴，微笑着。

我离开满洲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蒋介石不把他的部队撤回关内，就难逃一场可怕的灾难。当时我就是这样写的，并且还列举了前面提到的许多事实。可是我发回去的稿子，在美国一个字也没有登出来。在这期间，美国主张进行干涉的人却继续宣传蒋介石在满洲的局面可以挽回。蒋之所以死守无法保住的阵地，这些人的支持可能就是原因之一。所以，那些想给他帮忙的人恰恰促成了他在军事上的自杀。蒋在满洲的败局明明是无法挽回的。魏德迈将军早就告诫他不要到那里去。从总的战略观点来看，蒋在满洲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能抢占华北平原，把他的首都以及主要供应基地同东北联接起来。他的各条战线没有连成一片。他的处境很像当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德将冯.伦斯泰德那样。这位德国将军要求撤出诺曼底，但希特勒拒不同意。蒋的将领们也想撤出满洲，美国顾问也叫他撤，魏德迈说拖下去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蒋硬是不听。

然而蒋介石在满洲的失败，远不只是一个战略失当问题，还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在中国革命的复杂进程中，他的军心日益涣散。他的士兵都是从南方农村抓丁运到关外去的，那些当兵的、甚至连当官的都感到他们是身处异乡，思想感情同当地人民格格不入。他们不会看不到身材高大的满洲人仇恨的眼神，像无数尖刀似的怒对他们。一种愤恨而又沮丧的情绪在士兵们的心里燃烧，随即他们又感到内疚。随着农村地区被共军逐步占领，蒋军士兵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失去了同其社会基础的联系。士兵们在心理上感到极度迷茫。他们越是远离乡土，就越变得像一只离开地面的气球，越升越高，直到它内部的压力使它爆破为止。蒋军从满洲一个个村庄撤走时，其内部压力也逐步增大，离爆炸点已经不远了。

我坐火车从沈阳前往北平途中，看到了蒋军已经失去内在自信心的一个鲜明的写照。火车到达一个站时，一位中国骑兵部队的将官走进了我所在的车厢，在我对面坐下来。我对他点了点头，但没有显示我会说汉语。不多一会儿，又有一位步兵上校进来，同这个素不相识的将官聊了起来。两位军官先说了不少含蓄的话来试探对方对战争的看法。将官轻描谈写地说了句批评的话，上校就添油加醋地把话说得稍重一些，接着将官就发表了更加尖酸刻薄的评论。两人很快就同声指责作战的指挥无方来了。

将军说：“我是骑兵指挥官，骑兵可以用来进行侦察、巡逻和冲锋，可是却让我去守卫铁路，我可怎么个守法呢？农民们跑来把铁轨扒走，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东北人，难道要我向东北老乡开火？我请示上级，可是得不到指示。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该怎么打这个仗。我常纳闷我们现在干嘛要打仗。日本人占领我们的森林、河山整整十四年，可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自相残杀起来了。”

上校点了点头。谈话停了片刻。火车到山海关了，这里是长城与海衔接的地方。上校往窗外看了看，然后回过头来说：“唉！我觉得八路军他们根本不需要夺取长春和沈阳，他们只要占领周围的农村，组织起民兵，然后南下到山海关这里，切断咱们的退路就行了。我不晓得上级如何着想。咱们应该离开这里，否则干脆别打了。”

上校的语调十分沮丧，将军的模样也十分凄然，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他们俩一齐看着我。将军问：“这么说，你懂中国话啰？”我点了点头。

“没有办法啊，”他说，“真是没有办法啊。”

这位将军确实说得对，没有办法。在满洲土地上的蒋军士兵不想再打下去了。他们开始同满洲人民来往，接着又同八路军来往。这就使蒋介石死守满洲的梦想破灭，他对关外领土的控制渐渐削弱，最后终于完全崩溃了。

与此同时，在关内，在遥远的南方，在离苏联边境很远的地方，中国的独裁者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威胁。中国人民揭竿而起，反对这个统治他们二十二年之久的暴君了。

第五十三节失乐园：台湾大屠杀

当我从满洲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国民党已经半公开地向它本国人民宣战。席卷全国的反内战、反美国干涉和反独裁的示威游行遭到直接的血腥镇压。成千上万的学生、商人和知识分子被殴打，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监狱，还有不少人挨了刺刀，吃了子弹，惨遭杀害。干这些勾当的时候，多半用的是剿匪、控捕间谍或共产党特务等名义。但是受害者人数之多、声望之高，使广大群众无法接受这些诬陷不实之词。一阵阵激愤的批评声来自四面八方。为了平息民愤，政府有时只好承认许多受害者并非共产党，而只是一些受了外国异端邪说的影响而误入歧途青年。蒋介石说，为了拯救中国，为了肃清这些异端邪说的影响，人民必须遵守圣贤之道，接受政府对他们的改造。

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间，蒋介石政府在台湾岛上，以实验室的规模对人民试行了这种“改造”。

其结果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那里既受不到俄国人的影响，中共也插不上手，甚至内战也没有波及到那里。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军队杀害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台湾人，却几乎末引起外界的注意。直到敢于仗义执言的《密勒氏评论报》美籍编辑约翰·鲍威尔去该岛采访，如实报道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后，这个事件才透露出来。尽管国民党报刊破口大骂鲍威尔“小题大作”，但是我却发现实际情况比鲍威尔所报导的还要严重。

要理解台湾惨案的实质，就需要了解其发生背景。这个长椭圆形的岛屿，面积同荷兰差不多，离中国大陆海岸有一百英里，堪称东方最引人人胜的地方之一。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景色瑰丽多彩，美不胜收，简直可同整个美国媲美。全岛有三分之二是丘陵，有七十七座高达一万英尺的山峰。有些山峰保持着迷人的原始风光，海拔七千英尺的陡崖峭壁巍然屹立，直插环绕全岛的太平洋万顷碧波之中。雨季一到，山洪呼啸奔泻而下，提供了重要的水电资源。山峦低处的坡地披盖着难以穿行的热带丛林，低平处是精耕细作的农田，整个农村像是一个黄绿相映的大花园，稻田、农舍、繁忙的道路和蜿蜒的溪流交织其间。岛屿四周海滨点缀着无数的沙滩，是理想的日光浴和游泳场所。气候暖和，温差不大，即使在最炎热的季节，也有习习海风吹来，有时也刮起一阵飓风，使得岛上顿时凉爽宜人。

台湾人民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遍地盛产鱼、米和水果。更有那万紫千红的鲜花朵朵，点缀着山坡、水田，佩戴在秀丽的台湾中国妇女头上，为这个天然乐园锦上添花。

台湾的历史是很不平静的。据史书记载，中国人在公元六〇五年第一次远征该岛。后来满洲人征服中国的时候，离乡背并的明朝遗民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地，把土著的部落居民赶进了深山。有一个时期，台湾成了海盗啸聚之所。海盗从岛上的老巢出发，在中国沿海一带杀人越货。岛的周围有危险的暗礁，西方世界船舶在此触礁遇难，数以百计，它们也成为海盗掠夺的对像。遇难船上的人员一般都遭到杀害。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先后占领过路上的部分地区。最后，到了一八九五年，昏庸无能的清廷签订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花了七年时间才平定了全岛。但是局势一定，他们就发展交通，改善公共卫生，扩大商品流通，规划农业，以提高人民生活。他们消弥匪患，兴修铁路，保证行旅安全，为台湾人建立了一套严厉的法制，但是却没有给他们多少社会或政治自由。

由于最后这一条，由于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出于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水平比祖国人民更高，由于他们已经风闻大西洋宪章、民主和蒋介石夫人的新生活运动，因此一九四五年秋中国军队进驻台湾时，当地居民一片欢腾，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列队到火车站和码头上去欢迎他们的“解放者”。但是他们的喜悦心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而且是被比他们文化水平低的人所征服。

蒋军士兵到市场货摊上拿东西不给钱，夜里拦路抢劫老百姓，下乡打家劫舍时甚至还杀人灭口。于是，在日本统治时期盗贼绝迹的村镇城乡，不得不纷纷成立保卫地方的组织。

蒋的文职官员来接替军队管理地方以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接收大员们没收了日本人的全部财产，把其中大部分拿到黑市出售，以饱私囊，或索性把东西运回大陆，送到自己家里。把日本人的财产收拾完后，蒋的官员们很快又打起台湾人财产的主意来了。

在接收一个工厂的时候，蒋的宪兵总要问三个问题：“现款有多少？”“有汽车吗？”“有洋楼吗？”。台湾籍职员陆续被辞退，由国民党带来的人接替。尽管岛上的技术人员几乎同全中国的技术人员加在一起一样多，但是当地的技术人员大部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了饭碗，被迫去给国民党的小官僚们当厨师、文书或低三下四的仆役。

例如：有一个制药厂的厂长被解职，由一个中国官员的亲戚接任，此人原来是在上海一家药房打杂的小伙计；渔业技术人员被辞退，当了佣人和听差；台北煤气公司的经理不得不去一家洋行当职员。这种做法，加上中国人没有投入任何资金和美国空袭遗留的影响，使台湾的工业失去了元气，一蹶不振，就像屠宰场里尖刀已经插到心窝的一头肥猪一样。

大陆人不但把台湾人撵出工商业，而且也把他们撵出政府。甚至连大小办事人员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在国气党里有靠山的人。由台湾人担任的最高政府职务是教育厅副厅长，此人后来也惨遭杀害。蒋的接收大员一手垄断政府，一手垄断工商业，这是使他们得以大发横财的绝妙方法。人们不给贿赂就很难领到开店经商的营业执照。敲诈勒索的大陆人受到国民党秘密警察和蒋政府的保护。嘉义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对一个受贿的中国专卖局长提出公诉，但是在开庭以前政府插手干预，硬说证据不足。一位敢说敢当的台湾法官对政府提出异议说：“你们可以砍我的脑袋，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能干预法律。 ”结果，受到控告的中国官员被送回大陆，逍遥法外，那位法官后来却丢了性命。

蒋的官僚们采用大陆上的做法，很快就对从茶叶到肥料的大部分商业部门实行政府专卖，把台湾人挤走，为私下纳贿大开方便之门。

在这些接受大员的种种打击下，台湾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搞得一塌糊涂。美军初到台湾时，台币一元值美金一角，一直稳定了六个月。但是，大陆人没有让台币维持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上，而是把它同他们自己滥印的钞票挂钩，结果使台币一元贬值为美金一厘。用岛上的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来说，这是“对台湾人民犯罪“，他们蓄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盘剥岛上的居民，也是为了造成一种不断波动的汇兑率，借以搞各种投机倒把的勾当。蒋的官员敛财的做法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每吨五点二六美元的价格把煤卖给台湾的国营燃料委员会。后来这批煤却在黑市上出现，售价每吨一百三十美元。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十二万吨肥料运到台湾交给蒋的官员，每磅作价八元台币。买肥料的钱是由美国纳税人负担的。这些肥料本来应该发给陷入困境的农民，但是却并没有径直送到他们手里，而是出现在黑市上，售价每磅一百六十元台币。

这种盘剥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过去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劳动阶级平均每月工资一百元台币，还能吃得上鱼、蛋和一点油。到了一九四七年，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原先的二十五元台币。工资的百分之九十花在吃饭上面；他们买不起衣服，很快既像农民一样打赤脚了。中产阶级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靠薪水无法维持生活，先是变卖家当，等到积蓄全部花光后，有些人就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妓院，让自己的儿子去街上卖烟卷。在日本统治时期，孩子们都上学。大陆人说：“那是强制教育；现在你们可自由了。”台湾人回答说，可以自由当叫化子了。

国民党对台湾粮食的掠夺达到了犯罪的、甚至是逼死人的地步。前面说过，岛上的粮食本来是自给有余的。稻田的产量非常之高，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让大片农田休耕一年或更长的时间，粮食仍然够吃。过去日本人总是要等到全部庄接收割完毕，可以决定公平合理的田赋以后，才把大米运出该岛。现在中国人却任意规定实物田赋，结果使歉收的农民纳粮以后家里剩不下多少大米。尤为恶劣的是，在农民送粮去税站的时候，沿路的驻军哨所不挤到点油水就不放行。结果，农民到达税站的时候，所剩的大米就不够数了。

不单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而且人民的健康水平也下降了。在蒋政权到来以前，岛上有十五年以上没有发生过一例天花。一九四七年却发生了四千一百九十三例，五个月内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七。出于日本人实行十分严格的检疫制度，一九二〇年后，岛上就没有发生过霍乱。但是由于大陆人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大搞走私，结果把霍乱也带回岛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再向台湾医务当局提出交涉，要求制止走私，恢复霍乱防疫制度。蒋的医官回答说，走私难以制止，因为走私者都有武装。当时岛上有四万名士兵，后来就用他们来镇压台湾人民，但是当时他们却居然不能制止少数武装走私者。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六年发生严重的霍乱疫情就毫不奇怪了。台湾南部的疫情特别严重，死亡率很快就上升到百分之八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它的医生和护土全部派往疫区，想消除各种混乱现像，把隔离医院搞得像样一点。当时在霍乱医院里工作的只有一名中国医生和五名护士。但是就在附近的一所省立医院里，虽然只有十五个病人，却有十四名中国医生和二十名护士。这些医护人员都拒绝转到霍乱病院去工作。疫情日益恶化，甚至有病人死在烧火间和医院后面的柴草房里。

除此以外还遇到了其它困难。霍乱这种病常引起血液失水，病人血管曲张，血液越来越浓，直到血管进裂，心脏衰竭。通常治疗霍乱的办法是静脉注射任求氏溶液盐水针。这种溶液制起来非常简单。即使制不了这种溶液，用热水溶剂代替也可以顶点儿用。但是，正当霍乱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医官却下令节约使用这些溶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因为这只能断送那些本来可以救活的病人的性命。不料竟有一个官员回答说：“这些霍乱病人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穷人嘛。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医生气得流出了眼泪，跟他顶了起来，他冲着这个官员说：“你阔，你重要！我要祈求上帝让你自己也得霍乱。”

我在台湾的时候，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说，大约有一千名麻疯病人散居全岛，无人管理。以前他们都关在政府管理的麻疯病人隔离区，经费由日本人拨给。但是蒋政权来到以后，不发经费，于是就把他们送回了家，好像这一切倒行逆施都还不够似的，医生开业执照竟然可以用钱买，每张执照售价三十万元台币。

不单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情况不断恶化，而且教育质量和道德风尚也日益败坏。国民党人进岛的时候，发动了坚决取缔日语的运动。当时老百姓对学中国普通话异常积极，因为据说学会了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中国公民。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感到自己其实只是殖民地人民，不管怎样努力学习，也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中国公民。在学校里，头半年的时间国民党的教员除了汉语和国民党的党义以外什么也不教。算术、科学知识等等全被置之不顾。国民党的教员对台湾人说要教他们标准国语，但是在一个为台湾教员举办的训练班里，五位中国教授各说一种不同的方言，那些可怜的台湾人搞不清究竟谁讲的是国语。

更糟糕的是，语言也被用作镇压和控制的工具。国民党教员叫大陆籍女生暗中监视台湾籍女生，揭发偷讲日语的人。岛上的女孩子本来挺愿意学普通话，但是这种禁令却激起了她们的反抗精神，她们硬是讲起日语和台湾方言来了，借以表示对大陆人的不满。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考试作弊原来都被看作是极严重的过失。谁要是作弊给抓住，马上就开除出校。在台湾一所中学里，有一名大陆籍男生作弊给抓住了，在全体学生要求下学校把他开除了，但是这个男生的爸爸是位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官员，不但让儿子复了学，而且还迫使校长赔礼道歉。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台湾籍学生很快自己也都大肆作弊起来。

学生贿赂老师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蒋的这帮误人子弟的教员到来以前，岛上几乎没有这种陋习。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每逢考试前夕，学生都用红纸包了钞票，上面写些应景的吉利话，给老师送去。不这样孝敬老师的学生，非得学业出众才能拿到哪怕是及格的分数。

蒋介石的官员不但把贪污、诈骗和霍乱带到了台湾来，而且还把早已在岛上失传的中国封建习俗带了来。纳妾的陋俗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基本绝迹，现在又在岛上流行起来。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姑娘认为给人当二房或三房姨太太是丢人的，但现在由于无以为生，许多人把这当作最好的出路。

大陆人对待台湾姑娘是十分心毒手辣的。例如，有七个年轻的大陆官员凑钱买了个戒指，由其中一个家伙出面去向一位台湾姑娘求婚。在征得女方家长同意后，这个官员就与这位姑娘结婚，把她接回家来，欢度了一个新婚之夜。第二天晚上换了另一个男人到姑娘的床上来睡，第三天晚上又换了一个。姑娘被逼得逃跑了。许多嫁给大陆人的台湾姑娘，等到大陆上的原配太太一到，才发现自己原来只是“小老婆”。

就像吃了慢性毒药似的，台湾人自己也腐化堕落，变得同大陆来的统治者不相上下了。纳妾和卖淫之风四处蔓延。道德沦丧到了新的低点。台湾人看到这种风气，悲叹说：“要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堕落得同那些大陆猪仔一个样了。”

笔者极力避免在谈论独裁政权的所作所为时带上主观的色彩，但是不能不指出，蒋介石政权对台湾人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人类的犯罪。在日本人统治下，台湾没有发生过饥荒、瘟疫、通货膨胀、儿童失学、沿街乞讨的现象。民众有医疗、保健、甚至还有牙医。现在一切扫地无存了。虽然没有自由，但日本人还算过得去。它们收税，但它们还拿钱出来发展经济。国民党是只刮不还。

蒋介石的官员对台湾的剥削，不但使他们自己而且也使他们整个国家名誉扫地。“中国”一词变成了既可恨又荒谬的同义语。不管什么事出了毛病，台湾人就说：“中国就是这样嘛。”这个词概括了一大堆坏现像，如娶两个老婆，醉生梦死，办事先要钱，搞裙带风等等。这也就是美国人所讲的“一团糟”的意思。

自来水笔、电灯和电话出了毛病，就骂中国，就连山里的土著部落居民也把年久失修的山路叫作“三民主义路”。

台湾人开始时用好言规劝蒋的官员改变作风，但是不起作用。于是他们就采取讽刺的办法。他们在墙上贴出宣传画，画上有一条狗(代表日本人)从岛上逃跑，有一只猪(代表国民党人)进来。宣传画上写道：“狗还能保护人，猪却只会吃和睡。 ”这对中国官僚不发生什么作用，但是台湾人感到出了口气。

台湾人在日本统治的五十一年期间不得参与政务，所以他们不太知道怎样同精通权术的中国政客进行斗争。起先他们只是少数人聚在一起，议论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商量他们自己该怎么办。由于手中没有武器，大家一筹莫展。后来认为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笔杆子，于是就办报纸杂志，发表文章鼓吹民主和自治。接着就公开批评政府腐败、贪污和专制。后来，那些抨击政府的人大多以“共党歹徒”的罪名不是被捕就是被杀。

起先并没有什么台湾人想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蒋政权，人们只是希望那些官员改变作风。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这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话，他们也是不会有所动作的。一九四六年九月，由于岛上大米被外运，物价飞涨，所有的城市里都出现买大米的长龙。台湾人一天比一天消瘦。他们越来越穷困，心头的怒火也越来越升高，很快就有一种主张不径而走：大家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收割稻谷后抗粮，发动全岛人民起来斗争，反抗国民党，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迫使蒋介石的官员改弦更张。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没有准备把斗争的时间提早。但是情况发展得太快，本来可能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却在无人领导、完全自发的情况下爆发起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成为台湾起义导火线的事件本身是根本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件小事却终于使岛上的老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台湾人对国民党最为不满的事情之一就是专卖制度，国民党利用专卖制控制了岛上的全部商业。专卖局的警察，以取缔私卖烟卷为名，开始追打沿街叫卖的孩子，抢走他们的烟卷。二月二十七日晚，首府台北有位卖烟卷的老妇抗拒一个警察拿走她的烟卷而被枪杀。当晚就有一千名台湾人到警察局示威，要求惩凶。但是他们的要求根本没有得到满足。

次日，有五千人由同意为他们作证的西方商人陪同，到专卖局示威，抗议警察开枪杀人。他们派代表进入办公楼，其余群众都站在门外等侯。这时屋顶上的士兵朝人群开火，第一排枪就打伤了八名台湾人。群众惊散以后怒不可遏，到处找大陆人算帐。他们一见小轿车就截，一见衣冠楚楚的大陆人就拦，拿走他们身上的钞票，当众焚烧。当时群众根本没有想将来怎么办，而是一心想破坏，想把他们认为是大陆官员从他们身上榨取的财富毁掉。

这时候，有一批学生到车站，想搭火车南下，但被铁路警察抓了起来，受到殴打，有的给打死了。接着有四千名被激怒的群众到铁路局示威，就在美国领事馆完全看得见的地方遭到宪兵枪击。

台北人民哗然，他们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只有几个位居要冲的政府机关除外。事态的发展吓坏了行政长官陈仪。他通过广播答应惩办开枪射击的肇事者，并满足人民的改革要求。于是全市局势就平静下来，学生和商人组织起来在街上巡逻，维持秩序。从那时起，直到蒋介石的军队开到为止，全市一直太平无事。

三月一日，台北市议会成立委员会来处理这一事件。大家很快就一致认为光就事论事地处理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坚决要求解决人民所有的疾苦。因此，在市政厅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以后，这个委员会给陈仪行政长官送去了一份开列各项要求的清单，其中包括按照乔治·马歇尔在华期间，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宪法所保证的那样实行自治、真正民主和真正自由。陈仪把文件退了回来，托词文件未按公文格式，措词也不当，必须更新改写。显而易见，他是在拖延时间。这只能意味着正在从大陆调军队来岛。

台湾人认识到自己力量太弱，无法抵挡整师的武装部队。他们仍到美国领事馆去探问美国能否以某种方式进行仲裁。他们还请求驻南京的司徒雷登大使劝蒋介石不要派军队到处于和平中的岛上来。台湾人被告知说，这是小事一桩，不值得美国过问。在这期间，台湾人几乎接管了全岛。他们的政治组织的分支机构接管了地方上的警察局以及所有的政府建筑物和办事处。市镇议会已经开始工作。没有发生什么骚乱。

这是历史上最和平的叛乱之一。严格按照法律意义说来，这并不是一次叛乱，因为台湾人并不想推翻他们的统治者，而只是想改造他们。

陈仪是统治过福建老奸巨滑的军阀，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在这期间，他简直把缺乏经验的台湾人当小孩子一样地耍弄。鉴于台湾人坚决要求充分的参政，陈仪就叫当地人民把他们所荐举的市长、市议员和其它官员的人选开个名单交给他。台湾人根本没留心眼，完全照办。这下可就为陈仪日后逮人和杀人提供了黑名单。

三月八日，蒋军开抵基隆，当晚进入省城台北。他们马上就把许多台湾青年拖到大街上枪毙。士兵们掷石头打破窗子爬进民房，当着惊骇的户主的面进行洗劫。他们闯进一个小学女教师的家里，奸污了她，还开枪打死了她的父亲和兄弟。她的父亲是一位校长。

第二天，陈仪就取缔了人民委员会，军队占领了广播电台、所有的政府建筑物和所有的学校。青年人和学生被驱赶到街上，其中有一百多人被捕。三月九日和十日两天，枪声日夜不断，台湾电力公司的一个职员身上带了三千元上街买米，不单钱给抢走了，而且还丢了性命。一位小学校长，身上带着三万元学费，也惨遭同样下场。台湾人一出门不是挨刺刀就是吃子弹。与此同时，还到处搜捕、殴打和枪毙中学生。有一帮宪兵去逮捕一名市议员，他的妻子抱着婴孩到门口堵住了路，宪兵就开枪把她打死了。街上行人遭到抢劫、殴打和辱骂，就是呆在家里也有人破门而入，把东西洗劫一空。

到了三月十一、十二和十三日，进行了更有计划的大屠杀。军队和宪兵按照大陆籍官员提供的仇人名单，搜捕冤家对头，特别是记者、教员、委员会成员和商人。这些人往往被就地枪决，也有些人给带走，不知所终。名单上的人如果找不到，就把他们的家属抓去作为人质。

吴凡钦法官曾经判处一个贪赃枉法的中国警察徒刑，他被人从家里带走，扔到桥底下结果了性命。烟草局的一个官员和其他八名台湾人也遭到同样对待，被扔到桥底下，割鼻、毁容和阉割。

有一位留美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想要兴办一个台湾糖业公司，不让大陆资本进入岛内。他遭到枪击，丢了性命。有三个法官被人从家里绑架走，他们都曾经给贪赃枉法的中国官员判刑。一位曾经公开抨击大陆人贪污腐化的七十二岁高龄的国民参政员被人从病床上拉走，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惨遭杀害。

几十具学生和其他人的尸体有的被扔在一块儿，草草掩埋以后，因为盖土太浅，又露出了地面，有的被扔进海后又冲上了岸。从尸体上可以看出，他们是被打死、刺死、枪毙、砍头或肢解而死的。死者的妻女悲痛欲绝，而且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祸从天降。她们跪在被害亲人的身边号哭着：“你不是坏人，又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杀害你呀？ ”

台湾大屠杀震惊了中国人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也使世界为之惊骇。

但是，由于其他事件纷至沓来，这场大屠杀很快也就被人淡忘了。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因为感到羞愧而低下头来。相反，它还发表了最假仁假义的声明，为其军队所进行的大屠杀辩解。

蒋介石说：“这场风波完全是台湾共产党人挑起的。这些台湾共产党人过去曾经被日本人征召入伍去南洋打过仗。 ”

有一种吹捧陈仪行政长官的宣传材料说：“他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他从大陆招聘的僚属都为人正派、经验丰富，都是不顾巨大的个人牺牲而来的。台湾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忘乎所以，就是因为他过于开明的缘故。 ”

蒋的官僚们可以昧着良心瞎说一气，把掠夺和杀人害命说成是开明政治。当局发动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在大老虎陈仪下台后，从大陆弄来一大批党棍收拾残局。他们为政府歌功颂德，要求大家服从权威——就是官家作威作福，百姓也得逆来顺受。谁要是对贪污腐化现像提出批评，就给谁戴上汉奸、谋求私利、共产党或分裂主义的帽子。这就是那帮封建旧势力所发明的新文化！

蒋政府搞了这些虚仁假义的把戏犹未满足，还用刀在人家伤口里挖肉。它下令学校把四月二十六日定为感恩日，让孩子们对前来戡乱护民的国民党军队表示感恩戴德。还叫小学生每人捐献五元钱，中学生每人捐献十元钱，作为感激的具体表示。这岂不是要孩子们给杀父的仇人送礼吗？这次起义和对起义的残酷镇压给宪兵们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现在特务和党棍可以秘密逮捕台湾一些最有钱的人，给他们安上同起义有牵连的罪名，向他们敲榨钱财，不给的话就把人整死。要是人们太穷，拿不出很多钱来，就让他们集体赎身。据说基隆就有十七个人给了蒋军宪兵十万元钱，才把自己赎出监牢。台湾北部有十三个人被限令在三天以内拿出四千包大米来换取活命。当时大米售价每包台币一万元(折合十美元)，这笔赎金即使按美国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可观的。

为了镇慑人民，宪兵定期公开处决犯人。在起义被镇压很久以后，高雄有两兄弟，一个二十五岁，另一个三十五岁，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大广场上，当着他们家属的面被枪决了。他们的家属是被迫到场观刑的。据台湾人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后全岛共有两万人被打死、打伤或失踪。这个数字恐怕是夸大了。据外国商人和外交官估计。总数应为五千。

这些数字无从核对。但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屠杀这是肯定无疑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无辜被杀的。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屠杀呢？答案只能是，蒋介石政府一味利用恐怖来进行统治。

这种恐怖政策还是起作用的。台湾人几乎完全给吓住了。大多数人都不敢过问政治了。他们更不敢批评政府或批评政府的腐败了。反正是不敢公开批评了。不过私下里还是要议论的。实际上也只能私下里偷偷议论，而且还要极端小心。要是有谁同外国人说了话，就会受到怀疑。因此，我约一位台湾人谈话时，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场；谈完后这位台湾人必须比我先走半小时，以免人家怀疑我们曾经在一起呆过。

我发现大多数台湾人感到束手无策。共产党地区的人民则不同，他们通过多年斗争，已经学会用最简陋的武器进行战斗，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纲领，有了斗争方法。

我问台湾人为什么他们不上山打游击，他们摇摇头说：“没有武器，没法打啊。 ”这些人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了。

这也难怪，他们还只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毛孩子，不是那帮善于耍权术和搞阴谋诡计的大陆人的对手。国民党用两面三刀的手腕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

一个台湾人对我说，“日本人待我们很坏，但至少我们对自己的处境心里还有个底。我们没有什么自由，但法制还是公正的。法院里秉公审案。日本人是苛刻的主子，但他们不会背后给你一刀。现在我们有警察、宪兵、特务、三青团、国民党和政府，监视我们的机构真是数不胜数啊！

“办事必须行贿，可又不知道钱究竟落到谁的腰包里，但愿能送对路后，把你放出监牢。连我们的警察也没有什么办法。他们无权逮捕作奸犯科的大陆宪兵，无权干预军队。从前我们的警察抓住一个小偷，就由政府出钱把他解送到首府开庭审判。现在警察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费用能不能报销，所以干脆就把小偷放走。结果，小偷和警察很快就合伙干起来了。

“我们还有什么指望？还能依靠谁啊！这么多人压迫我们，我们有冤无处诉，只好仰天号哭。 ”

这是遭受巨大苦难的人民绝望的心声。然而台湾岛上所发生的悲惨事件也有其革命的意义。因为在这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就像是在实验室里显微镜底下做试验似的，验证了、也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进程。

蒋介石政府在台湾做了那么多坏事，使得各地的中国人都看到，无需共产党来摧毁这个国家，中国的封建官僚已经做了赤色分子干不了的事。台湾岛上的情况不容怀疑地证明，正是蒋政权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驱使它掠夺本国国民，这完全是不以它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打破这种体制，就不可能进行改革。一切危及统治机构利益的抗议、批评和反抗都只能招来镇压、暴行和屠杀。

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所进行的这次试验，对于辽阔的中国大陆不会没有影响的。有许多中国人原先持骑墙观望的态度，妄想在互相斗争的两种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现在他们断定这场内战并不是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而是人民与独裁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台湾惨案以后，有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急剧左倾，离开蒋介石，倒向共产党。

台湾事件对于全世界也是一个教训：这个小岛上的情况无情地证明——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再也不存在什么世外桃源了。高戈安、伦敦和梅尔威尔等人的作品里所曾经讴歌的其他一些海岛乐园，也像台湾一样不复存在了。昔日这些世外桃源已经成了将军、司令、政客和强盗的天下。

最后，对于极力想把中国独裁者的一切麻烦全都归咎于罗斯福总统和俄国人的那些美国人来说，台湾是最好的回答。这个小小的海岛，在蒋介石接管前，本来好端端的，只不过受到轻微的战争破坏。蒋接管了几个月，它就几乎成了一座监狱，乐园变成了鬼岛。

第五十四节知识分子的觉醒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的原动力是农民起义。不过，虽然农民支持与否是内战的决定因素，它还不足以使共产党战胜蒋介石。共产党要打赢战争，取得天下，还必须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商人和军队抛弃国民党政权。否则，整个革命就可能蜕变成单纯的农民起义，等到进攻城市的时候就会垮台。

共产党要找到联系蒋管区人民的桥梁是很因难的。国民党地区具有政治敏感的人大都对共产党不怀好感。在战争初期，共产党没有找到几个知识分子同盟军。工程师、作家、医生、教授和学生对农村运动漠不关心。在解放区的学校、农村和政治集会上都非常缺乏演说家、宣传鼓动员和“领袖人物”。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表示爱好“革命” ,但是他们起先并不拥护共产党，甚至还不屑理睬它。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为埋葬蒋介石准备好了棺材，但正是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起来造反，才在蒋介石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颗钉子。

经济大崩溃、蒋家宪兵和特务到处实行恐怖，这些重大的因素促使知识分子确信蒋介石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因此他们感到走投无路。即使如此，要不是他们从共产党的纲领里看到一线希望、一条活路、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的话，他们也是不会积极转向共产党的。共产党向自己地区以外的中国人民宣传这个纲领，做得很成功。其实，他们进行宣传的手段和工具极不充分，却收到如此巨大的效果。战争初起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虽然很有办法，但人数极少。在蒋管区的工人中间几乎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所出的小册子和刊物发行数非常少。国民党完全控制了上海、北平、重庆、汉口、广州等大城市的报刊。

然而，共产党的纲领最后还是把起决定作用的一小部分群众争取过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共产党提出的反内战、反压迫、反独裁、反美国干涉等口号符合蒋管区人民的迫切要求，从而开辟了各种可供他们利用的革命渠道。但是，如果以为共产党只是在宣传上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那是一种十分肤浅的错误看法。共产党并不是那样一种煽动家或江湖骗子。共产党很明确，一切都从他们想要争取的人们的需要、希望和经验出发。事实上，上述那些口号无一不是蒋管区的反政府分子先提出来的。共产党把人民的这些要求接了过去。这也是他们比蒋介石高明的地方。共产党倾听人民的意见，向人民学习，蒋介石则充耳不闻，对情况毫不了解。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和平问题了。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要对发动内战负责，这是只有撰写官方白皮书的人才会感兴趣的一个学术性问题。但是，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重要的是各方对和平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对中国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已经决心要夺取国家政权，决心要最终推翻蒋介石，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宣称他们要牺牲和平或不惜一切去推翻蒋介石，只是到了内战接近结束的后期他们才用有限的方式表明这一点。他们在这方面非常讲策略。在整个内战期间，共产党从来不对和平运动进行镇压，而是有意加以扶植，就像三年后苏联也扶植和平运动一样。蒋政府却在国民党右翼的压力之下采取了恰恰相反的方针，因此也就毁了自己。

共产党是“匪”，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消灭”，这就是蒋介石所奉行的路线。蒲立特先生后来正是附和了这条路线。由于蒋介石本行这一路线，犯下了绝大的战略错误，对本国人民的和平要求进行镇压，同知识分子和左翼大学教授公开冲突。这些教授受到学生的广泛拥护，而在文化不发达的中国社会里，学生又向来是政治上最敏感的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当时昆明学生为要求和平，举行示威。警察竟向他们扔手榴弹，造成学生死四人，伤十四人。这只是更大规模斗争的序幕。昆明惨案发生两个半月后，在重庆和平谈判期间，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有好几百名国民党打手捣毁了大会主席台，打伤了群众组织的五十多位领导人。乔治·马歇尔来到中国，使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结果也迫使蒋政权更加公开地与本国人民为敌。一九四六年三月，群众列队游行欢迎由美国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停战小组，国民党军队竟驱散游行群众，抓走了四十名为首的人。据说其中的两名教员被活埋，八名男女学生被扔进附近的河里淹死，其余的人被投入监狱。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驻防徐州的部队，开枪打死十二名徐州中学学生，伤二十七名。该校教务主任身中七弹，当即毙命。有三百多名学生跪在机枪前面恳求饶命——这些机枪可能就是由正在进行调处的美国供应的。

一九四六年内，国民党几乎一直是在大搞恐怖，以镇压和平要求。呼吁和平的社会名流受到国民党特务毒打。昆明有两位教授，在反内战集会上讲话，会后即遭暗杀。民主同盟的北平委员会委员被绑架拷打。

国民党用这种手段把全国人民的和平要求镇压了下去。如果以为这种镇压毫无效果，那也不对。在知识分子接连被杀、学生接连被捕以后，和平运动转入了半地下状态。但是，对和平运动的打击必然会引起反击。对知识分子的屠杀不仅使渴望和平的人民感到震惊，而且也使社会上有政治敏感的分子彻底看情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要是他能很快就结束战争，这些镇压也许会被人遗忘。但是战争旷日持久，山河残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和平的知名人士惨遭杀害，就使人们格外感到无法容忍。

政府发动内战的时候，曾经保证在三个月内结束战争。到一九四六年底，人们都已经看出，恐怕三年也结束不了。大家知道，没有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是无力进行战争的。人们开始私下议论反对美国武器、美国顾问和美国陆海军士兵进入中国。年底前两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平强奸了一位中国姑娘，这一事件使反美情绪公开猛烈爆发。中国人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在全国各地几乎同时爆发。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就是这样在风暴雨往、雷电交加的情况下过去的。民众的激愤情绪骤然爆发，政府并不是完全漠然置之。但它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许干涉中国”，这已经成为和平运动新的动员口号。这个新的口号具有爱国的性质，政府不敢正面反对。然而它也并不就此罢休。一九四七年春，蒋的宪兵以种种借口在北平抓了两千人，在青岛和广州也抓了三千人。

这种办法使人民沉默了一些时候。但是，反蒋活动的低潮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多不过几星期。同以前一样，在反对蒋介石的队伍里，冲在最前面的是学生。一九四七年学生同独裁者之间公开爆发战斗，中心问题主要倒不是和平，而是学校里的个人自由。

为了理解这场中国大学校园里的战争，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陈立夫其人。他是国民党的头头兼教育部长。陈看起来是位好好先生，脸色红润，表情阴郁，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势。他曾经在美国匹兹堡矿业学院学过短时期的西方科学，但是等到蒋介石一上台，他很快就把所学的西方思想忘个精光，成为专制君主的传统思想体系——儒家学说的主要鼓吹者。同时，他也极力宣扬他独家创立的“唯生主义”。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理论，一开始就提出中国人先于“爱因期坦发现四度空间”这样一个莫明其妙的说法，接着涉及知识的全部领域，提到原子和氢核子的电解分析、生命原理、动物、植物和矿物界，真、善、美，人类的六个时期和政治演进的六个阶段——酋长制度、封建制度、君主制度、民主制度、政党专政制度和最后的“全民政治”。

陈立夫把这一套陈年古董的说教灌输给中国学生，还写过几本书籍，鼓吹他从希特勒那里搬来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在学校里，稍带自由色彩的书籍均在查禁之列。学生偷看这种书籍，一旦给人发现往往既要挨打。陈的特务或蒋家青年团打手身带手枪，以学生身份混在校园里。

到一九四七年春，学生们的神经受尽折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全中国的大学校园都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了。“五四”是中国学生运动纪念日。学生们原来只打算一般地纪念一下这个日子，搞些游行反对削减伙食费，反对报纸反对精神迫害和集体开除。许多人料到政府可能会反对游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蒋竟然会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下毒手，因为像上海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当时还有许多外国见证人在呢。学生们的神经固然紧张，官僚们的神经也一样紧张。他们一见群众运动就受不了，所以下令对游行群众进行镇压。就在首都南京，就在外交使团的跟前，竟然用刺刀和铁棍来袭击学生，连女学生也和男学生一样不能幸免。学生们无不义愤填膺。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大学纷纷罢课。这又招致警察对校园的袭击。

西方人恐怕很难想像这些袭击的情景。要作一个合适的比较的话，美国人需要想像一下，凌晨三点钟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正在宿舍里酣睡之际，全副武装的纽约市警察加上几十名民主党(即执政党的特务)，突然闯进校园，杀死几名学生，还逮捕了一大批，以“叛国”、“共产党”或者干脆就以“危险分子”的罪嫌，不经审判关入监狱。这在中国是常事。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警察袭击上海法学院，杀死一名女生，抓走十一名学生。类似事件很快就在上海、南京等地发生，到五月二十四日已有一百五十名学生被捕。四天后，一千名蒋介石的宪兵强行进入暨南大学，抓走七十一名学生，打伤一百多人。五月三十日，两千多名军警包围了上海市中心的交通大学。六月一日，在被称为中国芝加哥的汉口，军队用火箭炮和机枪攻打国立武汉大学，抓走五名教授和三十多名学生。全校学生集合起来，保护被抓的师生，军队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三人，打伤五十多人。在蒋的抗战首都重庆，女子师范有八十四名女生被捕，全市有三百多名学生被投入监狱。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日，两周之内，被捕的师生单是有名有姓可查的就有九百二十三人，据信共有一千多人被打死或打伤。

滥捕滥杀青年学生的事件，使全国知识界义愤填膺，群情鼎沸。政府当局对学生家长说，他们的孩子给共产党引入歧途了。家长们不相信这一套。政府不顾一切地想要使学生和家长安分守己，取缔一切自由倾向，因此，继大规模逮捕之后又大批开除师生。一九四七年内就开除了好几千名大学生和二百三十名教授和讲师。由于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它采取了这些极端措施以后仍不放心，又在各班级里安插特务监视可疑的学生。其目的当然是确保各大学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完全保持正统。

北洋大学的一名学生给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信说：“特务学生夜间检查宿舍，腰里插着手枪。谁都可能因为不恭维他们或者同他们有仇而被捕。我们开会讨论技术问题，也受到特务学生的严密监视。谁要发牢骚，被特务一汇报就上了黑名单。”

本来想对学校实行思想统制，结果事与愿违。在学校以及拘留被捕学生的“感化”营里，宪兵、特务和三青团都不断攻击中共，肆意渲染它的罪恶。这样大肆宣传的结果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身受恐怖统治之苦的学生心想，为什么那些如此可恶的家伙偏偏要当着他们攻击共产党呢？为什么亲手打过他们的人却偏偏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共产党的野蛮？为什么恰恰就是那些思想最开明的老师，那些在三青团用棍棒行凶时挺身保护他们的老师被骂为共产党？为什么那些年过三十、身穿大褂、腰插手枪、横行霸道的“学生”，会突然之间跳出来，硬说一个经常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生是共产党？在此期间，国民党推行了一种新的、其实也是很陈旧的战略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这种战略终于使它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分道扬镳。

在统治集团的字典里，群众行动、学生游行、抗议压迫、要求减税，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自由的凄厉呼声、企图免受剥削的各种尝试—一言以蔽之，一切进步的思想和行动——都成了中共或“八路”的同义词。学生们不免要问：难道这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吗？蒋介石迫使人民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以至自己内心的希望都同共产党的口号联系起来。如果你老是把一个人说成是共产党，久而久之，很可能最后他自己也会说；“莫非我就是个共产党吧。”如果你觉得这种事情很荒唐的话，那么今天在美国也可以看到达种现象，只是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而己。非美活动委员会一类机构极力企图在我们的学校里实行思想和政治统制，迫使人们要么跪倒在地，哭哭啼啼地表示忠诚，要么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这样一来就与共产党划等号，而其实他们可能根本不信仰共产主义。

在美国，这种情况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正在很快地朝这个方向发展。就在我写本书的时候，有消息说俄克拉何马州议会已经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全州所有的教师和所有州立大学的学生宣誓效忠美国，“作为就业和参加本单位各种活动的条件。”纽约州议会也在讨论一项法案，其中规定“凡是参加共产党，或在查询时拒绝说明自已是否为共产党员，或同意共产党的学说，或支持并同情共产党事业的人，均不得担任教授或在本州学校系统中任职。”尽管美国公民自由同盟、纽约教师联合会、美国劳工党等组织反对，但是有一些强大的势力支持这种法案，例如，赫斯特报系既要求全国都通过这种法案，以保护我们的学校免受共产党的影响，因为，据说学校是共产党首先进行渗透的地方。

人们往往看到，受到这种法案损害的一般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人们的思想自由。姑且不谈这一点，姑且不管这种法案将把我们的学校搞成舆论一律，毫无生气，也姑且不管它对自由的全面威胁，只根据中国的经验也可以断定，这些条规并不能保护学校免受共产党的影响，却只能为共产党制造盟友。

首先，禁果反而总是更诱人，对于青年说来尤其如此。你越禁止共产主义进入学校，人们就越觉得偷偷阅读共产党的小册子是一种了不起的探险，而不是枯燥的学习。其次，当局不让共产党的学说在公开论坛上同民主学说互相比个高低，人们自然会认为当局对民主的优越性原来毫无信心。第三，这种法案需要有一套机构来执行，这就必然会造成一个拥有半独裁权力的特权集团，在学校里就会出现监视活动的文化特务，而这一切又会造成其本身的对立面。第四，让一个特权集团自行裁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不是共产主义，那些敢作敢为、独立思考的师生往往不服，不接受学校当局对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这又会招致新的镇压，造成新的反对派。最后，所有这些法案都为共产党同自由派人士提供了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结果不是行不通就是压制了自由。这样搞下去，必然导致独裁——法西斯的、共产党的、美国式的、或者不管是哪种牌号的独裁。

在中国，政府当局企图在反共基础上实行思想统制，这种做法促成了蒋介石的失败。蒋政权把凡是要求自由民主的人都当作共产党，这种态度使它必然会干出一系列的暴行，结果连许多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加入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行列。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这种暴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靠近缅甸边境、远离内战战场的昆明，政府当局出动了两千多名军警，并不是为了去驱散一支示威游行队伍，而是去袭击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的校园。军警带着手枪、步枪、机枪、刺刀和水龙带，打死五名学生，打伤一百多人，被捕学生据报道共达一千二百人之多。其中三百人被关进集中营，受到了严格的思想审查。有七百人被投入监狱，受到严刑拷打。有一个名叫吴绶琴的女学生受了五次电刑，以致神经错乱。一位怀孕的女教员被折磨得流了产。学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两碗饭，一杯盐水。还在半夜里把他们拖出牢房，强迫他们跪在碎石上。然后专职看守在他们头顶上挥舞闪亮的刺刀，朝天开枪，逼他们供认是共产党。有三十多名被捕的人遭到活埋。所有的人都没有经过法庭审判。

一九四八年八月，蒋政权在日益不满的公众舆论面前气急败坏，又怕又恨，好像觉得对中国青年的迫害折磨还不够狠似的，又下令设立特刑庭提审被国民党特务所检举的学生。全国各地有一千名学生被拘捕。国民党当局的目的显然是要在秋季开学以前彻底清洗校园，以杜绝下一学年发生学潮的可能。

设立特刑庭的法律根据就是那个“戡乱时期危害民国治罪条例”。国民党利用其本身就成问题的一项法律，设特刑庭来对付中国人民，这就使法律和宪法在人民心目中丧失了尊严。而当某些有名望的自由主义人士和教育家假借法律为政府迫害学生开脱时，效果就更糟糕了。在美国的现实生活里，华盛顿大学最近发生的事件与此多少有些类似，该校当局迫使教授们出席法庭接受对自己政治信仰的审讯。

说也奇怪，在政治上维护正统的那些知名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并没有给政府增添资本，反而为它的衰亡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许多学生和教授渐渐认识到，在现有的体制下根本没有希望实行民主改革，而必须公开起来反对蒋的独裁制度。很多人现在已经这样干了。学生们团结起来保护那些可能被捕的同学。在北平，有许多教授串连起来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政府在各大学蓄意制造事件。

知识分子日益公开反对政府。《密勒氏评论报》编辑部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这个刊物是当时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极少舆论工具之一。北洋大学的一个学生问道：“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能发生这种事情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发人深省。安徽芜湖一个学生的来信极悲愤地说：“半年以前，我还有兴趣去读对政府的批评……现在这种批评也跟政府一样对我毫无意义了。谁还相信国民党，谁就是白痴。”

从幻想完全破灭再前进一步，就是起来造反了。许多学生不想再在蒋介石统治底下生活了。几乎所有将被逮捕的人都逃奔解放区，这些知识分子便为农民提供了领导骨干。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比任何社会学调查都更雄辩地说明了力量对比的消长。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学生已对旧政权失去希望，正转向新政权寻找出路。这些事实也暴露了蒋政权各种手法的卑鄙本质。如同一个魔术师凭空变出兔子来一样，中国的秘密警察硬是从本来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制造出共产党来。

在搞垮国民党和壮大共产党力量方面，学生所起的作用恐怕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在蒋管区的受难人民中，实际上唯有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呼声。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国民党地区投奔解放区，为共产党人数不多的队伍提供了十分需要的知识分子骨干。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数万学生从国民党地区跑到延安学习。其中很多人在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以前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干部和行政干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加紧进行迫害的时候，学生继续大批逃亡。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宣布黑名单以后，据说有一千七百名学生逃出蒋管区。同年十月，华中地区的开封被攻克后，又有四千五百名学生投奔共产党。这种大规模逃亡，造成了两个地区学生之间的一种统一战线。

在国民党地区，新的学生领袖接替了投奔解放区的学生领袖，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地下联系，有的接着也踏上了同样的道路。就这样，在蒋的政权机器旁边又有一套新的机构发展起来，形成了一种地下的国中之国。

这些事件包含着一个革命的教训，那就是说，不可能单靠策略来制止一场革命。在这一方面，战争和革命都一样。策略必须服从于战略，战略又必须服从于政治。如果颠倒了，就非失败不可。而蒋介石除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以外，根本没有什么政策。因此，他让一切都服从于他的策略，那就是反共。他的特务机关把什么办法都使上了——杀人、镇压、特刑庭——可是无论用哪一种办法，都救不了他。

在那些日子里，在上层，在华丽的政府衙门里，蒋介石的教育部、党部和特务机关狼狈为奸，设法对付学生。同时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学生和小商人、民族工业家以及城市工人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半公开的联盟。有人注意到，在学生举行游行时，一些商人跑到学生中间，把钱塞到他们的手里，小声说：“干吧！我们支持你们。”

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就这样在蒋介石军警的刺刀下面拉起手来。

经济大崩溃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不满，这是促使蒋管区的知识分子、商人和民族工业家结成联盟的首要因素。内战期间，蒋管区城市里的粮食供应日益紧张。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难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拥入上海，结果是，街头巷尾弃尸累累。这对蒋政权是无声的控诉，揭露它完全无能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报纸不顾严厉的新闻检查，开始报道由经济问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惨剧。《密勒氏评论报》读者来信专栏，简直成了人们倾吐苦水的“哭墙”。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在分崩离析，工厂工人和人力车夫无心干活，沦为盗匪。工厂的企业管理开始瓦解。在蒋介石统治下，财产权显得不牢靠了。利润下降，风险日增，民族工业家受到蒋的官僚资本排挤而纷纷破产。同时由于所谓的国有化和惊人的通货膨胀，其他人也逐渐失去了搞生产的劲头。

通货膨胀的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滥印钞票使外汇行市大幅度上涨，美元的比价由三千元上涨到三十万元，后来又上涨到空前的六百万元。形势恶化到了可怕的地步，蒋的钞票贬值到同给死人烧化的纸钱相差无几了。广东有一家大造纸厂，买进八百箱票面一百元至二千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使钱不当钱用，这个现像简直把大家吓昏了。物价自然是直线上涨，几乎无法计算。在离内战战场将近一千英里的华南地区，米价在几天内从每担一千八百万元涨到三千六百万元。据报纸估计一粒大米要值十五元，一根火柴要值两百元。但是谁还都不愿以此为根据进行买卖。更糟糕的是，政府用小票给公教人员发放工资，但中央银行、邮局、铁路局和税务局全都拒收这种钞票。这简直是直接掠夺中产阶级。然而蒋的官僚还有更大的打算。由于下面怨声载道，蒋介石恐慌万分，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又发行一种新的金元券，规定三百万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同时它以逮捕和抄家相要挟，迫使人民把自己的金银、墨西哥鹰洋和所有外币全都交给中央银行。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像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 ”

本来发行“金元券”是为了挽救已经丧失信用的政府通货，结果却反而搞得更不可收拾。生产陷于停顿。物价只稳定了短短几天，然后又开始上涨，一如过去。政府想用经济法令来稳住物价，可是苦斗中的商人十分明白，不管用什么办法，物价也稳定不长，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以此进行反抗。人们到处抢购，见什么就买什么。上海的有钱人，为了出脱金元券，开始把最大的钻石、最贵的手表、最上等的碧玉和其它东西抢购一空。在北平，人力车夫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部没有了。据报道，广州的家庭主妇宁愿买蛇吃，也不愿留着金元券过夜，怕第三天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中国人民对政府已经丧失信心。对于他们来说，由这样一个政府的资产作保证的新钞票只是一堆废纸而己。

蒋介石拼命想挽回民心，防止发生暴乱，就派他在俄国留过学的长子蒋经国到上海去当经济独裁者，并特地为他配备了军队和警察。小蒋召集亲信密商后，决定采取打击中产阶级以争取城市贫民支持的方针。他的策略是照搬希特勒夺取政权时所用的那一套。小蒋善于蛊惑人心的那一套，是他那位比较刻板的父亲所望尘莫及的。他呼吁上海人民实行所谓“社会革命”纲领。

这位太子爷派特务和军队到上海各家商店，以逮捕相要挟，迫使商人按硬性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商人的脑袋被手枪顶着，没有办法，只好屈服。上海人乘此机会疯狂地抢购，把毫无价值的钞票换成有价值的商品。店员和店主忙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使劲劝顾客别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他们还是白费唇舌。顾客们哪管什么式样、尺寸，什么东西都买，而且马上就要。有一个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员吃了一惊，问他是不是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

上海商店的货架被抢购一空。许多商人在几天之内就倾家荡产。蒋介石试图用蛊惑人心的政治手法解决经济问题，这反而使大家都看出，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商人的屈服长了蒋介石的威风，使他由惊慌失措变为一意孤行，决定要蛮干下去。中产阶级的油水已经榨干，现在该轮到上层阶级了。小蒋横了一条心，不计后果，向银行家和上海滩的地方势力开刀，这些人曾是他父亲的最坚决的支持者，蒋介石就是靠了这些人的帮助才上台统治了二十年。

为了使他的新法西斯主义纲领获得人们的支持，小蒋接连查抄有钱人的财产。货栈、店铺、市场、车辆、船只和飞机全部是他手下警察打劫的对象。抢走了人家的资产以后，小蒋又进而逮捕资本家本人。他先拿一个二流投机商王春杰开刀，把他枪毙了，杀鸡给猴看，威逼其他人乖乖交出钱来。

接着小蒋逮捕了申新纱厂、永安面粉厂和浙江系的银行钱庄老板。这些全都是他父亲的金融机器基本组成部分。小蒋以惊人的速度打掉了他父亲经济基础的支柱。

换句话说，一个垂死的政权已经到了它生命史中的关键时刻，这时旧社会的头面人物为自己安排好了自杀。可叹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倒往往会变得富有艺术意味起来。蒋最后的一个支柱偏偏要由他自己的儿子来削弱，这真可谓是他的恶报啊。而偏偏这个儿子又曾经在苏联留过学，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小蒋行动的高潮就像是庸俗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九二七年，上海有名的私贩鸦片大王杜月笙派出五千名地痞流氓从公共租界进攻华界的工人，才使蒋介石得以上台。现在小蒋竟整了他父亲的恩人，把这个鸦片大王的儿子抓起来了。

在打击上海的上层阶级以后，蒋介石政权苟延残喘，只拖了几十个星期。对上海的社会中上层实行恐怖政策，倒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却同推行这一政策的原意完全相反。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剧了。人们到处谈论“枪决经济犯”和掠夺有钱人。很明显，人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是蒋的支持者，如果要想保住自己，也得把蒋搞掉，除此以外是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的。到一九四八年秋，蒋已经把自己原先经济基础的支柱毁掉了许多。他能指靠的只剩下内地的少数地主和彻底依赖美国了。随着蒋的势力范围越缩越小，处于半无领导状态的群众，也越聚越紧，不断吐露着愤怒、绝望和反抗的情绪。

对于几十万人说来，切身的问题不再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独裁的问题了。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国立北京大学八十二名教授宣布罢教，说他们的月薪只够维持自己几天的生活。两天后，清华、南开和北洋大学都举行了罢课、罢教。北平的十六所市立中学和二百三十四所小学也相继响应。从十一月十三日起，汉口地区的二十八所高等院校和中学以及昆明、青岛、南京、上海、成都、长沙等城市成千上万名教授、学生都加入了罢课浪潮。西方意义上的教育陷于停顿。教师们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去借钱买粮。学生们替清寒的教授去排队买米。

开始有教员自杀。厦门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女教授服了毒，说她养不活她的孩子。国立广西大学的杜苏教授，因为付不起医院费用而跳楼自杀。汉民中学有一位教员自缢身死，因为有人看见他在路边卖自己的衣服，就怀疑他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不光教员，军官也有自杀的。骆英超少将从船上跳水自杀，遗书中说，“余从军三十载，身为少将，仍无法养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饿死”云云。

麻木不仁和绝望情绪急剧扩展。与此同时，人们的怒火也不断高涨。上海的群众冲米店、饭馆、食品杂货店和煤球铺。警察抓走了数十名闹事者，但是后来又只得把他们释放，因为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有甚者，已经有警察在暴民冲进米店时，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一个警察对记者说：“我干嘛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呢。”从这个警察所说的话里，可以听出旧社会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社会制度的武装保卫者竟然准备跟老百姓一块儿干，这就充分说明政府的权力正在崩溃。国民党人没有能力收拾局面，这一点已经暴露无遗。因此他们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党内四分五烈，派系斗争十分剧烈。人们寄希望于出现奇迹，或者是美国进行干涉。

但是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不再相信奇迹了。他们唾弃国民党政权了。如果以为中国人民大多数都起来造统治者的反了，那是错误的。情况根本不是这个样儿。但是，在全体人民当中，确实已经有起决定作用的少数人，也就是多数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人，为了搞掉蒋介石，愿意忍受各种牺牲，承担巨大的风险。

促使许多人改变政治态度的，是蒋管区急剧恶化的生活条件，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共产党地区安定的生活条件。共产党采取开明的经济政策，他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私有财产，这就打消了许多中国实业界人士的恐惧心理，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共产党统治下生存下去，而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在蒋介石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共产党优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一事，使得国民党的司令官们在为蒋卖命之前不免三思。不少人还幻想，降顺共产党后，仍然可以通过在敌人阵营内部耍弄政治权术而重新得势起来。逃奔解放区的学生捎回消息说，他们已经成了“新社会”里的光荣领袖人物。在蒋管区，许多在旧社会里混不下去的人，现在开始看到了一条出路。不少中国人原来只是消极反对蒋介石，现在已经变为直接支持共产党。

商人们搞起了一支木船队，从上海和香港载运汽油、煤油、轮胎、汽车零件、化学药品和其他物品，驶往沿海的共产党地区。刘伯承将军的部队横渡黄河进入华中的时候，商人们立即开始穿越前线，运送布匹，给他的士兵做上了制服。这种贸易之所以兴起，一方面是由于蒋家官员的贪污受贿，另一方面是要做生意得有门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中国人想要搞掉他们的独裁统治者，并且把共产党看作唯一的希望。过去蒋介石能够不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送到解放区人民的手里，但是现在这种贸易虽然在他的鼻子尖底下进行，他却根本没有办法制止。运往共产党地区的货物，有些是经过蒋介石自己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批准的。木船满载运给共产党的物资，平安无事地在拱卫上海的吴淞要塞的大炮跟前驶过，船主用金条买通了吴淞口和长江上的海军巡逻艇。更妙的是，船上装的货都在蒋的政府银行保了险。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身上带着违禁的金条，大摇大摆，走在上海街头，他们往往持有蒋介石特务机关发给的特别通行证。许多特务对他们的独裁统治者已萌异志。

在全国各地，人民的不满情绪渐渐转化为坚定的革命情绪。蒋所推行的恐怖政策，很快就得到了报应。知识分子和学生，受到压迫、迫害、拷打和杀害，空前迅速地觉醒起来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在讲台上历数“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有人出版墙报，赞扬毛泽东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反政府的浪潮从北平的大学校园扩展到各省，从城市发展到农村。虽坚决的是华南的农民，而他们离内战地区将近一千英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广东省曾是国民党革命的发祥地。现在，那里的农民游击队从国民党官员手里夺取了整个、整个的县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地的草莽英雄带领穷人起来战斗，自行割据小块的地盘。但是蒋政府对这些凶兆置之不顾，地主仍旧当权，农民继续造反。

中国社会的一些头面人物看出大势不妙，蒋的统治机器犹如大厦之将倾，大家纷纷同它脱离干系。四川军阀停止把大米运住长江下游。曾任蒋介石行辕主任的李济深将军，避居香港，在那里搞起了一个国民党反对派组织，号召全国起来造蒋的反。南洋华侨停止汇款回国。美国的一些华侨领袖撤消了对蒋介石的支持。尽管蒋企图力挽狂澜，结果却只是枉费心机。他的特务机关给所有反政府的人都扣上共产党的帽子，这也无济于事。蒋原先依靠的支柱全都垮了，他的军队也开始崩溃。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农民出身，共产党所搞的土地改革，在瓦解他们的士气方面一直起着重大的作用。现在，后方的知识分子起来反对政府，使得将领们也都意志消沉，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到了造反的边缘。

整天在恐怖中生活的中国人民，怒火满腔，奋不顾身地起来斗争，步步进逼，终于使他们的独裁统治者陷入重围。

第十三章蒋家王朝的覆灭

第五十五节军事崩溃

人心向背的急剧改变，乃是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最直接原因。但是，人民转而拥护共产党，还不足以确保在短期内就能推翻蒋介石。因为共产党不单是开展推翻中国旧社会的革命，而且也在进行打败蒋介石军队的战争。其所使用的策略是革命和战争策略两者的结合。进行战争一般是用军事手段克敌制胜。进行革命则通常是用政治手段把大部分敌人争取过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和革命的艺术作出的贡献，主要是把政治和战争这两种斗争形式空前密切地结合起来使用，简直把两者完全融为一体了。

但是，革命并不受战争的战略方针支配，而战争的策略却要由革命的战略方针决定。当中国内战和中国革命发展到最紧要阶段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在一定关头由军队情绪的转变所决定的。中国的革命战争最初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始的，当然就更其如此了。内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而共产党的军队却装备很差，简直没有可能取胜。要不是后来大批蒋军起义，倒向革命，共军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整师整师的蒋军倒向共产党，这不是偶然的事变，也不单纯是中共鼓动之功。它是一种漫长的逐步变化过程的结果，这种过程就像发酵一样，在军队内部发生作用，使军心起了变化。

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最突出地表现为官兵对立，因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大大激发了农民出身的士兵对本身处境的不满情绪。然而到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前线作战部队的将官们也都风纪败坏、内心动摇。由于经济情况一团糟，特务横行，加上最高当局指挥无方，犯了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各级军官普遍厌战。南京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前方部队也出现了同样激烈的内部倾轧。内阁频频改组，使将领们无所适从。最后，由于蒋介石完全投靠美国，镇压反美示威，由于美国在中国驻军，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海军基地，由于蒋介石同美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一切不仅使中国的知识界群情鼎沸，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且也使军队内部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一切伤害了军官们的民族自尊心，并为共产党提供了反蒋宣传的材料。

如果把所有的蒋军部队都说成是一模一样，那就不对了。各种部队的情况还是大不相同的。旧军阀和杂牌军的将领在前线搞着各式各样的阴谋勾当，而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则严厉镇压对于“领袖”的任何批评。在不同部队之间，甚至在同一部队内部，常有这种各持截然不同态度的情况。然而官兵的政治态度都朝一个方向发展——大家都希望无论如何别再打仗了。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战争中打败蒋介石的军队。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懂得中国国内斗争的奥秘。这一任务早在一九四八年年中，在满洲、华北和华中的三大决定性战役开始以前，就已经由革命完成了一半。余留的一半任务是：策动蒋军士兵从不满到公开举行起义或至少拒绝作战，同时在实战中歼灭负隅顽抗的蒋军。

要争取士兵支持革命事业，传统的作法是发动大罢工，游行示威，上街闹事，进行街垒战。这些做法能使革命分子与军心动摇的部队直接接触，使士兵受到革命情绪的感染。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这种活动有可能导致起义和夺取国家政权。至少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就是这样进入高潮的。然而作为一场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却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是通过在首都举行起义推翻国家最高政权，而是通过战场上的武装斗争获得最后胜利的。在军事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有其特点，它不单通过作战，而且还通过策动蒋军内部起义而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由于共产党在城市中力量十分薄弱，缺乏强大的工人组织，因此中共不可能通过发动大罢工来触发蒋军士兵起义。其实，他们直接接触蒋军的最好办法是在战场上对阵。共产党主要是通过打仗中的接触来策动国民党的官兵起义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内战的一大奇观。

为了打败共产党，蒋必须向他们进攻，但是每次进攻却都使他的士兵受到八路军战士革命精神的感染。看来八路军的第一个缺口是在“基督将军”冯玉祥旧部一类的杂牌军中间打开的。当时冯已经来到美国，并公开宣布反蒋。倒并不是说，杂牌军一定比蒋的嫡系部队更革命。相反，杂牌军旧习气较重，保守色彩较浓。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所引起的变化使他们感受更深。此外，杂牌军老是被东调西遣，受到蒋记特务的监视，装备又比蒋的嫡系部队差。因此他们心怀不满，愿意同共军媾和。

一九四八年九月，冯玉祥旧部第九十四军军长吴化文将军起义，致使山东省省会济南迅即易手。尤为惊人的是，美国军方人士十分赏识的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将军被共军俘虏后，竟立即在电台上发表讲话，号召山东蒋军残部在阵前起义，集体投诚，至少不要顽抗，并相机放下武器。与此同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下的三个师长在太原城下不战而降。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起义完全是策反的结果；然而，在整个辽阔的中国战场上所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清楚地表明，蒋军最后溃败不仅是共军策反的结果，而且是蒋军在革命的影响下分崩离析的结果。在这方面，满洲的情形是很好的例子。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满洲的国民党部队退入城市，据说是奉命困守，以待杜威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倾全力援助蒋介石。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几个星期之前，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带着他们的重型美式装备退守长春市区，林彪将军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小部队包围了该市。于是共产党就有了极好的机会用各种方式进行革命宣传以瓦解蒋军。

解放军的每个班都成立“敌工组”，研究对阵的国民党部队中所存在的各种思想顾虑，然后制订宣传提纲，开始“喊话战”。

喊话的声音越过无人地带：“蒋军弟兄们！放下你们的武器吧！你们本来就并不想当兵扛枪的。能说你们是自愿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吗？不，你们是被用绳子捆着抓去的壮丁。到我们这边来吧！你们要回家的话，我们就送你们回去。你们还可以参加我们的队伍，像我们一样为解放自己的家乡而战斗。”

喊话招来了一阵密集的射击。但是这种喊话的内容却是枪炮所无法抵挡的炽热的革命宣传，它很好地阐述了共产党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很快，前线某些阵地的国民党士兵就不再打枪了。后来有一个名叫唐国华的士兵带领全班七人跑到解放军那边去。这下可把国民党的指挥官吓坏了，他们对下属说，这些叛逃的士兵已经被共产党缴械活埋了。但是这种欺骗宣传很快就露了马脚。因为这个姓唐的班长本人不久就从相隔只有七十五码的解放军阵地上向这边喊话，呼吁他的老战友跟着他投奔新中国。叛逃的人起先屈指可数，后来越来越多，汇成了一股源源不断的人流。

国民党想了一些办法进行反击。它在长春市内到处搜罗妓女和军官太大，把她们送到前沿阵地去唱黄色歌曲，想引诱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跑过来找她们。解放军通过喊话回答说：“蒋军弟兄们，你们那些当官的连你们都骗不了，又怎么可能骗得了我们呢？”

双方部队不久就互相写起信来。国民党方面的一个班在信里写道，他们的班长得了病，正在长春市内休养，等他一回来，全班马上就起义过来。还有一个班在信里写道：“谢谢你们送来的烙饼，可我们是南方人，爱吃大米饭。我们也听不懂你们的口音。请找个南方人给我们喊话吧。”

解放军还把传单装在宣传弹里面发射到蒋军阵地上去，甚至还在河上把宣传小船顺水放到市内去。在市内房屋的墙上，甚至在蒋军的碉堡上，都出现了张贴的或用白灰浆刷写的标语。这说明满洲人民也在参加斗争，表明了他们的人心所向。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一万三千名官兵——占被围在长春的蒋军总数十分之一以上——偷偷跑到共军方面去了。其中有十六名上校和二百八十二名少尉以上的军官。他们全都带着枪，有的甚至带着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且大都掉转枪口向他们原先所属的部队开火了。

在长春发生的这些戏剧性事件意味深长。它们揭示了革命如何在中国军队内部逐步发展，中国的全部历史早已为这种革命打下了基础。满洲地区的蒋军士兵已经不愿意再在旧中国生活下去了。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就投奔了保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解放军。军心的这种变化是蒋介石在军事上崩溃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各地的情况大同小异。甚至连某些国民党将领们也不想打下去了。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开封、济南、烟台、临沂等地几乎未经战斗就相继落人共军手中。蒋在一夜之间就丢了三十万军队，其中包括第九十三军、第六十军和第七十军。这些部队的司令官一个也没有遵照委员长的命令杀身成仁。有五十来名将官起义、投降或乖乖当了俘虏，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短短两个月内就有十八个整师、九个旅和十五个团被歼。这些部队伤亡甚微，往往都是扯起白旗投降。

蒋介石的末日来临了。共军看到国民党士兵受到革命的影响，便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神速进击。在满洲地区，正当长春的国民党士兵纷纷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投诚的时候，解放军的主力已在南满一带集结，切断了辽西走廊。蒋军将领原先指望在局势危急时可以取道辽西走廊逃进关内。

现在局势确很危急，蒋介石亲自飞来满洲督战。大势本已不妙，中国的这位独裁者最后却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国民党的主要运输和供应基地锦州。蒋命令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驰援，以解锦州之围。但是，廖兵团刚开出沈阳不远，锦州便告失守，防守该城的十二万蒋军全军覆没。

蒋气急败坏，电令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突围与沈阳地区的蒋军会合。这是他早该在一年以前采取的行动。现在为时已晚。第六十军的军长并未执行他的命令，而是率军起义，调转枪口对准第七军。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长春。

与此同时，廖耀湘兵团开出了坚固设防的沈阳，正走在路上。这正是共军施展其围城打援拿手好戏的时机。解放军从南北两面风驰电掣地夹击廖兵团，几乎把该兵团的十二个师全部围歼。十月三十日沈阳失守。几天后，内蒙地区通往华北的门户热河省会承德也告失守。

就在沈阳失守几天以后，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杜威州长的落选使蒋寄托于美国的最后一点希望落空，蒋本人跟着也完蛋了。

一旦全面胜利在望，共产党行事毫不迟疑。满洲地区的解放军并没有坐等好几个星期，修复铁路，筹办军需，而是立即徒步行军，南下进关。各路纵队以每天行军五、六十英里的速度，二十天挺进八百英里，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抵达北平附近的铁路枢纽丰台。这支部队的出现，使曾经统治内蒙地区多年、被认为是中国优秀将领之一的傅作义将军从睡梦中惊醒，他原以为共军离他还远着呢。虽然只有解放军的少数先头部队，傅却惊慌失措，急忙把自己的部队撤进北平城内，并开始同共产党进行谈判，争取从“战犯”名单中删去他自己的名字。

这时，林彪的部队源源进关，同来自山西、山东和河北的共产党部队会师。在短短几天内，华北最大的港口天津就落入来自满洲的头戴大皮帽的解放军战士手中。古都北平也迅即易手。蒋介石早先不肯退出东北，结果却落得个不单丢了满洲，而且还把整个华北地区都赔上了。

可是，在八百英里以南的地方，更加严重的灾难正在等待着中国的独裁者。共军的铁锤和智囊陈毅将军和独眼龙刘伯承将军已在华中部署就绪，即将对长江流域的蒋政权根基发动进攻，直捣国都南京。

一九四八年，中国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其深度和广度是共产党和蒋介石双方都未充分预见到的。看来共产党当时严重地低估了蒋军士气崩溃的程度。蒋管区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军官和政府低级官员常常比共产党更左。共产党还在谈论战争要打五年，而大批蒋军却已准备举行起义以立即结束战争。共产党虽然并未预见蒋会如此迅速垮台，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对于局势要比国民党政府看得清楚得多。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得以因势利导，而国民党的头头却在形势面前目瞪口呆、一筹莫展。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蒋对战争的精神领导无方。当时，共产党采取类似邱吉尔的办法，除了“血、汗、泪”以外，不向人民乱许愿。可是蒋却向他的追随者许愿，保证迅速获胜。一九四六年召开国民大会的时候，他向全国宣称将在三个月以内实现和平。一年以后，他把这个限期延长到六个月。到了一九四八年四月，蒋政权濒临破产的局面已经昭然若揭，有些观察家已预言，蒋政府将在半年内垮台，可是蒋却宣称：“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中华民国决不会垮台，六个月不会垮，六年不会垮，六十年也不会垮！ ”他在一次总结军事形势时宣称，将在三至六个月内剿灭华中全境的共军。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中国的独裁者已经完全同周围现实脱离接触，而陷入主观臆想之中。但是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多少也是为了骗人。由于华北和满洲地区的将领纷纷叛离，蒋不能不看到灾难就要临头。他从满洲回来后立即召开会议，以图“绝处求生”。据说沈阳失守后，蒋就吐过血，接着又几次吐血。后来吴化文将军倒戈，致使济南失守，据说蒋介石于惊恐震怒之中，冲着他的部下喊道：“让这些家伙都叛变吧！ ”蒋再也不相信他的高级将领了。就像希特勒最后只相信他的党卫军一样，蒋企图把前线的烂摊子都推给同他有嫌隙的将领，而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抽回来。他把华北的指挥权交给傅作义将军，把华中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将军，而打算把他的嫡系部队撤到长江以南，可惜为时已晚。

蒋的这些部署并非出于军事上的深谋远虑，而只是为了在日暮途穷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里保住自己的权力。这时，内阁一个接着一个提出辞呈，谁也不敢在他的政府里当行政院长了。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等将军极力想逼蒋介石下野。就是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人物为了夺取反蒋的旗帜，替自己留条后路，也都纷纷参与这种阴谋活动。

但是这个中国独裁者却拒不下台。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余一生宗旨，凡事必坚持到成功。”蒋介石还安抚他的部下说：“虽有东北之失，但关内其他地区之政治、军事、经济根基均毫无动摇。比诸共匪，我方实力仍占优势。”

这纯属欺人之谈。蒋的根基已经崩溃，他的优势不复存在。然而满洲和华北还离得太远，单是那边发生的情况尚不足以使蒋介石彻底垮台。必须在离他的老巢南京更近的地方再施以打击。这个任务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由共军将领刘伯承和陈毅完成的，地点是南京以北一百八十英里的徐州周围。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来说是灾难性的。

徐州位于横亘东西的陇海铁路和纵贯南北的津浦铁路的交叉点，它也许是现代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城市。它位于华北平原的南线，扼中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要冲。如果有一支部队由南而北攻占徐州，也许并不足以决定战局，因为还必须拿下整个华北平原，才能统一全中国。但是如果有一支部队由北而南攻克徐州，并将守军就地歼灭，就会使战局急转直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徐州失守就会使南京、上海和汉口门户洞开。共军正是由北而南攻克徐州的。

徐州一带的地形非常平坦，但是在它南面的首都南京附近分布着许多大小河流和低矮的丘陵，直到长江边上。由于地势平坦，徐州地区是进行运动战的一个理想战场。如果让部队驻守城镇据点和铁路沿线，进行消极防御，就无异坐待敌军实行各个击破，自取灭亡。可是蒋介石却正是这样干的。在战术上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在战略上蒋还犯了更为严重的错误。当徐州以北的山东省失守，刘伯承将军已在徐州西、南两侧开始行动时，蒋本应把部队后撤至长江沿岸地区集中，这样既可掩护主力撤过长江退往南方，也可以从南方调来援军渡过长江向北挺进，以求扭转战局。然而，蒋却重犯当年希特勒所犯的错误。当年德国的独裁者在莱茵河西岸背水而战，现在蒋在长江以北背水而战，致使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被围歼。

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徐州在中国战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早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他们就对笔者说，中国的战局将取决于徐州战役的结果。一九四七年一月，笔者曾预言蒋如不立即改变计划，就将在徐州一败涂地。但是我对这一地区战局的报导发到美国国内后，又是只字未登。我现在讲这些，并不是想炫耀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预言家，而只是为了说明，美国国内的反共思潮当时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胆小怕事的编辑甚至连关于形势的冷静客观的报导部不敢刊登。这种驼鸟式的态度，当然只能最后导致灭亡。蒋介石就是这样自取灭亡的。

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大军防守徐州，包括第二、第十二、第十三和第十六兵团。其中以邱清泉将军指挥的、由美国训练和装备起来的第二兵团战斗力最强。当时蒋认为，共军陈毅部将从西北方面向徐州发动攻击，因此他令第二兵团集中防守这一方向。

但是陈毅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线。他从北、东两面向黄伯韬将军指挥的战斗力较差的第七兵团发动突袭。第七兵团里有两个军是“基督将军”冯玉样的旧部，他们不战而降，致使黄伯韬兵团全线崩溃。这两个军的投降，使陈毅将军得以势如破竹地前进。他迅速分兵两路：一路包围第七兵团残部，终于歼灭了这个已经丧失战斗力的兵团，另一路插入被围的第七兵团和徐州市内的蒋军第十三兵团之间。陈毅首战告捷的时候，蒋调集去防守徐州的四十万大军中已有十八万人伤亡、投降或溃散。

此时蒋介石又插了一手，结果又像在满洲一样，把本来已经混乱的局面弄得更加不可收拾。他当撤不撤，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想要翻本，又下新的赔注，结果输得更惨。

眼看第七兵团处境危急，蒋把实力未受损失的第二兵团调离徐州西北防地，东驰解围。第二兵团勉强开拔后行动迟缓，尚未赶到，待援的第七兵团已被全歼。可是第二兵团调离徐州以西防地后，独眼龙刘伯承指挥的中原解放军乘虚而入，并且迅速占领了徐州以南五十英里的宿县。

刘以一部分兵力对付蒋的第十二兵团。第十二兵团原来并不是防守徐州的部队，它是在局势吃紧时从汉口开来增援徐州守军的。这个兵团拥有十二万人，行军途中遭到刘伯承部队的截击，在宿县以西二十英里处陷入重围，抵抗一阵后终于在十二月七日被歼。

刘以部分兵力进行这些战斗的同时，他的其他一些部队又同从东面开来的陈毅的部队会合。两支大军在徐州以南合围，切断了该地区同南京的联系。可以说共军实际上是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而蒋介石却乖乖地把大批部队源源送进罗网，有去无回。其实这些部队大都也并不想回去。

可是蒋介石非要他们突围回去不可，否则南京政府就完蛋了。蒋命令他们投入罗网以后，又命令他们突围，撤回长江一带保卫南京，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驻防徐州城内的蒋军尚未同解放军对过阵，他们不愿冒险出城——因为陈毅和刘伯承正在那里严阵以待。蒋只是在完全停止空投徐州守军赖以活命的物资供应后，才得以迫使他们遵命突围。

蒋军刚撤离徐州向南突围，陈毅立即挥军迎击，把蒋军拦腰截为数段，打得他们狼狈不堪，乱作一团，在徐州西南五十英里处再次陷入重围。第十三兵团随即全军覆没，所属部队全部投降。

事情已经很清楚，不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徐州地区已被彻底断送，而且调集徐州的大军也已全军覆没，连一支部队也拉不出来去保卫首都南京或别的地方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包围战，其结局使蒋介石在其控制地区几乎无可用之兵，断绝了他在军事上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希望，甚至可以说敲响了他的丧钟。

第五十六节蒋介石其人

国民党军队溃败，共军进抵长江北岸，使首都南京的形势大变。蒋介石显然非下台不可了。自从一九三二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可以逼他下台的机会。甚至当年拥他上台的亲信、故旧，也同上海的商人串通一气，要把这个独裁者赶出南京。在深入探讨形势之前，我们可以先来再次打量一下这位在战争和革命风暴中一直统治中国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物。

有不少观察家认为，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兵连祸结、国势日衰，全要归咎于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史迪威将军曾在抗日战争中一度担任蒋的参谋长，因此有极好的机会观察蒋介石的工作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根治中国各种弊病的唯一良策就是除掉蒋介石。后来到了内战期间，人们又一再反复提出这种观点，尽管具体说法略有不同。许多观察家，特别是外国人，甚至干脆把中共的胜利归因于蒋介石的愚蠢和刚愎自用。

笔者不敢苟同这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把中国社会大变动说成是蒋介石的个性所引起的，就犹如说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在于某个罗马皇帝治国无方一样荒唐。亿万人陷入内战，农民斗地主、兄弟阋墙、夫妻反目，这一切不可能是由一个人的错误造成的。当然，如果抗日战争结束时不是蒋介石当政，中国的政局就会另是一番景象，内战可能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某些事件发生的顺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中国的革命无疑决不是由蒋介石的个性引起的，即使换一个叫其他名字的独裁者，也仍然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以为中国共产党人赢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中国独裁者的无能。我们不能孤立地说某人聪明或愚蠢，而必须联系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来看。如果一个农民能在并不肥沃的土地上把庄稼种好，那他就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如果要他去操作一台复杂的机器，他就可能显得像是一个十足的白痴。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是天才，在莫斯科战役中就成了蠢才。同样，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举行反革命政变、黄袍加身的时候，简直被誉为大智大慧的人。到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际，蒋一败再败，却像是一个进退失据的狂人。

造成中国内战和革命的各种因素是超越个人性质的，促使共产党上台的各种因素也同样是超越个人性质的。其中有一个因素即是专制独裁制度。这种制度本身的性质就决定它是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不是蒋介石的个性决定专制独裁制度的性质，而是专制独裁制度的性质造成了蒋介石。而且，这种专制独裁制度本身的性质是由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这一更根本的因素所决定的。

中国社会的两重性造成了本国地主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工商资产阶级两位一体的统治。作为独裁者，蒋介石体现了这两大统治集团的联合。国民党和军队从属于这两大统治集团，但也有爬到他们头上去的时候。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经常相互斗争。同样，蒋介石个性中的买办因素和地主因素也经常相互斗争。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既有民族自卑感，也有排外情绪。同样，蒋尽管依赖洋人，却也憎恨洋人。中国的地主阶级是一个垂死的统治阶级，它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不远，尽管表面上还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怕得要死。同样，蒋介石内心也虚弱得很，却硬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为自己壮胆。

国民党内的买办势力压倒了封建势力，所以在蒋介石的性格中，买办性也占了上风。买办的基本特点，一是依赖洋人，二是没有骨气。蒋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买办一样，尽管并非毫无摆脱外国老板而自立的幻想，但是一到摊牌的时候，却很少能同他们作斗争。他只是在日、俄、美、英之间纵横捭阖，先事一大国，再事另一大国。买办不像一般的资本家那样搞生产，而是买空卖空，全凭耍手腕。蒋也是如此。他为人狡诈、凶狠、毒辣，不惜重金收买别人，以达目的。买办总是在地主和洋商之间周旋，以求左右逢源，财运亨通。他永远也不能自立，也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个性可言。这也就是蒋的处世之道，他总是设法在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之间周旋。蒋既不能一心维护中国的旧派势力，也不能一心支持中国的新派力量，因此他就既得不到洋人的欢心，也得不到中国旧派人士的欢心。

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使蒋的买办性复杂化了。蒋虽是个专制寡头，但骨子里却还是一个中世纪的氏族首领。他为人要比旧式军阀精明，但在政治上却仍然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他通过地主豪绅的代理人——村痞、狗腿子、打手等等统治农村，通过地痞流氓、青红帮统治城市。蒋既是封建暴君、买办资本家、恶霸地主、秘密帮会的把兄弟，又是政党领袖；既是一个过渡社会的产物，又是它的无冕之王。他的哲学、个性、思想以至日常行动都是由此决定的。

蒋介石的形像有点忧郁，也有点滑稽，总是充满了矛盾，时而带有悲剧色彩。构成悲剧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自由意志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蒋的悲剧在于他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企图通过封建主义实行资本主义，通过儒家学说实行基督教义，通过专制独裁实行民主，通过沙文主义实行民族主义。到头来，徒然造成一团混乱——既造成了中国国内的混乱，也造成了他自己思想的混乱。

蒋生于上海附近的浙江省，据说他自称是一个中国古代帝王的后裔。这位中国独裁者眼睛总是向后看或者向上看。因此他必然不会去注意跟前的普通农民，更不会注意到这些纯朴的农民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因此，直到他已经被农民的怒潮冲倒的时候，还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自己打倒的。

在伦理方面和政治方面，蒋都以儒家为标榜。但是此人究竟有无原则，实在令人怀疑。哈罗德·艾萨克斯在《亚洲无和平》一书说得好：蒋“一切从自我出发，借各家思想为其所用……他采用过共产主义思想，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思想，基督教思想以及欧洲法西斯主义思想。”蒋接受基督教的某些信条，却不接受它的基本思想。他不懂得善行和怜悯，更不懂得人权和人类的平等。他既皈依基督，又祭祀鬼神，他口头也讲民主，却又奉行儒家的“王道”学说。他笃信孝道，鼓吹忠君孝悌这一套。而且他俨然是一个君主。

蒋介石施政之道，取法于汉代专制君主的那一套——在官僚等级制度基础上一人独揽大权。君权是由于君主及其祖先拥有“德”这种神力。“仁、义、礼、智、信 ” 可使国运亨通。蒋介石袭用“风行草偃”这句古语。但不知怎的，他的风越吹，人民就越是朝相反的方向倒去。

蒋介石搬用古代巫医发明的这套哲理，来医治已经病人膏肓的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未能奏效，就归咎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农民是因为“不孝”才造反，知识分子是因为“不义”才批评他，将领是因为“不忠”才倒向共产党。也就是说只有他蒋介石自己才是品德高尚的完人。这就必然使中国人民反而感到蒋自己才是寡廉鲜耻的小人，使这位高贵者为卑贱者所唾弃。

崇拜蒋介石的人曾把他比作拿破仑。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这两个人都是通过搞政变上台，而且都是调转枪口反对革命的，但是那位法国皇帝是天才的军事家、干练的组织家和有创新精神的行政家。至于这位中国独裁者，战略上他一窍不通，组织上他毫无章法，行政上更是一塌糊涂。拿破仑是资产阶级的化身，他用法国大革命的炮火轰倒了欧洲的封建主义。蒋介石却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也从来没有同本国的封建残余进行过斗争。拿破仑是威震异邦的伟大征服者，蒋则是拜倒在洋人脚下的顺从奴才。况且，像蒋这样一个昏庸的党棍，同曾经把《拿破仑法典》赋予欧洲的那位伟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也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希特勒，因为他性情暴戾，而且总是板着脸，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蒋在洋人面前摆出一副莫测高深，心平气和的脸孔。可是对待自己的部下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像泼妇一样地叫骂、摔茶杯、拍桌子。希待勒也如此。这两位独裁者有一点倒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因不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任何人。但是希特勒还有一定的风度和一定的创造性。而蒋则既没有什么风度，也没有什么创造性。比起蒋介石来，希特勒的吸引力要强得多。希持勒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尽管构思怪涎，总还包含一点激情，包含一点近乎高尚的东西。而蒋则至少在公众场合从未说过任何激动人心的话。希特勒激励了战败的德国人民受伤的心灵，可是蒋除了使人感到恐惧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甚至他的最热忱的支持者——都没有激起真正深刻的感情。希特勒是宗教狂，虔诚地相信天赋予己的使命。而蒋是一个思想混乱的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但却没有这位意大利人的明确思想和高明策略。希特勒是一个穷凶极恶的魔鬼，而蒋却不过是一个既无能耐又想当圣贤的“领袖”。

蒋不仅反复无常，而且背信弃义。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留下他一命，而蒋却恩将仇报，把这位不疑有他、飞到南京的少帅拘禁起来。蒋一则怕张成为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二则出于嫉妒，因为事实证明张比他更了解其部下军官的政治情绪。

也许蒋本人并不残忍凶狠。但他叫别人替他干坏事，以避免直接承担责任。他也很少惩办那些以他的名义杀人的凶手。他上台伊始就唆使流氓屠杀上海工人，并把这些流氓的头子当作其政权的一根支柱。国民党报纸竟把这个青红帮头子称为“著名慈善家”。在蒋的统治末期，国民党军队屠杀了台湾人民，蒋不去惩办进行屠杀的军人，反而谴责受到屠杀的岛上居民。据说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时，他倒伤心得掉了眼泪，尽管戴的手下部是些专用刀斧、毒药和手枪杀人的家伙。蒋可以为杀人刽子手之死哭泣，而对教授们的惨遭谋杀无动于衷。这样一个统治者真是比最无知、最爱动手杀人的庄稼汉还要可怕。庄稼汉是出于义愤或是出于深仇大恨去杀人的。而蒋指使别人行凶，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宣讲耶稣和孔子的圣训，既到卫理会教堂做祷告，又向祖宗牌位顶礼膜拜。蒋同时乞灵于封建地主的神主和西方列强的上帝，这恰恰是蒋介石政权的物质基础所具有的双重性在精神方面的反映。

人们不能不感到，蒋介石反复无常的性情后面隐藏着一种极度的恐惧。他十分虚荣、神经过敏，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患有小人得志时所常犯的神经极度过敏症，只有同平庸无能之辈呆在一起才感到心安理得。在他当政的二十年中，只有算卦的、看相的、土巫师说他的好话，却没有一位稍有名望的中国作家赞扬过他。蒋介石才疏智浅，却故意装腔作势。像宋子文、史迪威将军一类的优秀人才，不肯对他低三下四、奴颜卑声，唯命是从。只在危难之际他才起用有头脑、有个性的人物。

蒋介石越是内心感到自卑，便越是妄自尊大，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他往往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发淫威。一九四四年，蒋介石由史迪威将军陪同参加了军官学校的毕业典礼。史迪威将军说话尖酸刻薄，对事观察入微，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中国的统治者在那些未来的卫国勇士面前的举动；

“蒋光头登上主席台时，乐队指挥数数说一——二——三。蒋光头勃然大怒，命令停止奏乐，厉声大骂指挥说：‘要么数到一就开始奏乐，要么数到三再开始。不准在数二时开始。’后来有一位讲演者从裤兜里掏出讲稿，蒋光头为此又暴跳如雷，冲着他厉声训斥说，在外国，裤兜里只能放手帕不能放文件。应该把文件放在上衣的下面口袋里，如果是密件，必须放在上面的口袋里。后来有人在掌握大会程序上出了一点差错，蒋光头就疯也似地尖叫说该把这个人枪毙……”

不可想象美国的总统会当着西点军校毕业生来这么一番表演。可是，蒲立特先生却吹捧蒋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说他的形象甚至比当代的任何美国人都要高大。我们认为，决不能把蒋称作什么政治家，除非政治家一词的含义变成公众生活中卑鄙无耻现像的同义词。史迪威称蒋为“光头”、“小瘪三”、“酋长”、“那个大小子”、“老滑头”、“响尾蛇”。我们认为这些绰号远比蒲立特的话更接近于蒋的真实形象。

蒋并非政治家而是一个专制统治者，不管是仁慈的还是不仁慈的。他具有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全部特征。此人精通政治权术，讲起策略来专会投机取巧。治理国家他毫无章法，指挥作战他是十足蠢才。

他是通过搞阴谋诡计、叛卖、讹诈、恐怖以及宣扬孔孟之道上台的。一九二六年他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部搞政变，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他屠杀上海工人，窃得全国政权。他靠一系列不露声色的阴谋和虚张声势的讨伐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他诱骗“基督将军”冯玉祥投到他的阵营以后，把他的部队全部挖走；把军阀韩复榘骗到火车上开会就枪毙了他，说服张学良将军不去打侵占其满洲老家的日本人，而去打主张抗日的共产党。

中国的这位独裁统治者在这方面确实是颇为在行的。蒋上台后，能用挑动各种对立势力互相斗争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让右派同左派斗，反动派同自由派斗，小军阀同共产党斗，特务同学生斗，秘密警察同商人斗，党部同政府斗，宋子文同孔祥熙斗，陈纳德将军同史迪威将军斗，美国同俄国斗。

拍桌子跺脚，破口大骂，威胁恫吓，用圣贤之言攻破对方的计策，用鬼蜮手段取胜，通过收买铲除异己——蒋介石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不停地搞阴谋、耍诡计——他相信这种办法灵得很，因为他懂得人的贪婪、软弱和怯懦。这一手确是厉害，在他所生活的乱世里，这位道貌岸然的东方君主就凭这一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称霸了近四分之一世纪。

蒋凭着这一手，在他发迹初期的小规模战争中所向披靡，制服了各个军阀：在这些战争中施展计谋比实际作战更为重要。但是现在时代变了，这一手突然失灵了，对付不了人民战争和革命。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和革命，就像一根千钧棒一样，正向蒋介石的脑门猛击过来。在革命的人民战争中，群众的情绪决定一切。正是蒋所不能理解的这种群众情绪把他推翻了。

究竟是历史迫使蒋介石搞专制主义，还是他自己要走这条路，这个问题最好由哲学家来回答。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专制独裁的逻辑本身使他不可能预见到反对他的凶险的力量正在农村中勃然兴起。

谁也不对蒋介石讲真话。谁也不敢讲。如果有人同他争论，蒋就会暴跳如雷。他听不得半句逆耳的话，所以大家都对他报喜不报忧。他的一个亲信说：“对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外国记者对蒋的采访向来搞不好，因为政府的译员在他面前吓得不敢把记者所提的问题原原本本照译出来。小官儿在他面前都吓得直发抖。由他主持的会议，无人敢抗争，也无人敢提出问题。他举行的宴会冷冰冰的，尽是些陈词滥调，正像史迪威所描述的那样人人正襟危坐、恭聆这位皇上的纶音。

蒋介石对待他的政府官员就像一位贵夫人对待自己家里的奴婢一样。有时由于舆论的压力或者由于美国人表示不满，他不得不搞一点内阁改组。但是正如白修德和雅各比所揭露的，蒋介石改组内阁 “简直就像美国儿童玩抢椅子的游戏一样，一发信号大家就互相抢座位 ”。老是那么几个人参加游戏，老是那么几张椅子，难得有圈外人参加。

蒋从不相信任何人，自以为一贯正确。他下过成千上万道命令，下级都对之唯唯诺诺，但是这位委员长却并不怎么了解人们究竟是怎样执行他的命令的。他似乎从来不明白，用一个地主指挥全村事情那样的办法来指挥全国范围的事务是不行的。等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差不多直到他下台为止他始终执迷不悟，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主宰一切的上帝。

蒋介石呆在离前线两千英里的后方，向部队的指挥官们下了无数道命令，叫他们采取根本不符合当地情况的行动。他曾对史迪威说：“我接连几天睡不着觉，揣测他们(将领们)可能会干什么蠢事。然后我就发出命令，叫他们不要去做这些蠢事……这就是指挥他们的秘诀……你得想象出他们可能犯的各种错误，然后告诫他们别那么干。”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使师长们不按照实际需要办事，而是一味迎合他的旨意办事。

上面讲的情况可能会使人以为蒋有控制他部下的无限权力。其实即使最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别人、左右局势。列夫·托尔斯泰很懂得这一点，他说：“同其他人最牢固、最持久、最累赘也是最经常的关系就是所谓支配别人的权力，其实这意味着对别人最大的依赖。”这些话简直像是针对蒋介石说的。他完全依赖别人，即使在他的全盛时期，这位中国独裁者也不得不在农村的家族势力与城市的买办势力之间搞平衡。由于他在两方面都有敌人，他就努力在军内和党内，特别是在秘密警察中建立一个效忠于他个人的独立体系。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牢牢控制局面。但是，随着他开始走下坡路，他的统治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甚至完全不管用了。原先的社会组织者背弃了他，他进一步成为孤家寡人，众叛亲离之势渐成，险像环生。中国的独裁者把握不住局势的发展。这时专制体制本身成了极大的障碍。蒋介石周围都是马屁精和密探，对于他的官僚等级机构内部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人随时向他汇报。但是，当斗争的范围扩大，变成像抗日战争那样的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或是像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起义时，由于手下的人谎报军情，把他蒙在鼓里，加之他素来疑神疑鬼，偏听偏信，就搞得自己更加孤立，更无从准确地预见事态的发展，而像一个盲人失去了引路狗一样到处瞎撞。

在抗日战争初期，蒋的顾问们说，只要他坚持在淞沪抗战，西方列强就会出面进行干预。于是他就没有把部队集中在内地，以充分利用后方辽阔的优越条件。相反，他把七十八个师的兵力部署在日本海军炮火威力所及的沿海地区，结果使他的精锐部队被歼，自己也不得不逃到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重庆。内战初起时，国民党内的右翼宣称他们可以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蒋于是撕毁了马歇尔主持达成的停战协定，贸然发动了进攻，因为他没有准确的情报。一位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将军认为最好还是撤出满洲，但蒋的特务进谗说，此人正同美国人密谋取蒋而代之。于是蒋偏下令死守满洲，直到部队全被歼灭方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的空军报称在徐州获得大捷，于是蒋就死守徐州，共军乘机攻击他的后方，终于包围并基本歼灭了他的两个兵团，直接威胁首都南京。国民党头目说，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和平，这完全是共产党策划的阴谋，因此蒋便听任军警驱散游行队伍，殴打学生，而不加制止。他的秘密警察说，写文章抗议通货膨胀的教授是共产党，于是蒋就下令逮捕这些教授。外国记者报道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岛上开枪打死打伤了手无寸铁的银行家、律师、教员、学生和农民，这位委员长竟斥责记者报道失实，有损中美人民的友谊。

这种狂妄专横的态度，这种除了自己的亲信、特务的报告外其他情报一概不信的态度，这种对震撼中国的激烈社会动荡视而不见的态度，使这位委员长陷入了一种怪诞的思想境界，简直可以说是神经错乱。随着战局日益失利，蒋更加脱离现实环境，遁入自己所虚构出来的世界之中。希腊人说，“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信哉斯言！

蒋虽说是帝王苗裔，可惜生不逢时。史迪威说：“如果是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前，他可能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位领袖。但是在现代情况下，他的不学无术成了一大不利条件。”当事态发展不顺心时，他先是不知所措，接着就恼羞成怒。同米尼弗·奇威一样，蒋为事与愿违而浩叹，而且“因背天逆时而消得人憔悴”。

他想成为一代宗师、宗教领袖、哲学大师，但他没有什么文化。史迪威说，“我们一目了然的事情，他却一窍不通……他不顾常理，只凭自己的直觉办事，借口中国人心理不同而随意掀翻已经证实的规律。”

蒋毫无科学知识，却企图指挥美式配备的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干脆像共产党那样完全按照中国的办法去打仗，结果可能要好得多。因为他不了解外国的文化和外国的心理，他就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办法来对付列强，沿用“以夷制夷”的祖训，企图挑动列强互相争斗，以从中渔利。结果却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列强。

蒋的孤陋寡闻造成了他性格的严重缺陷。他早年曾以勇敢果断著称，但是在抗日战争和剿共战争期间，这一优点已丧失殆尽。在抗日战争中，他要对付一个既无法讹诈或收买，又无法欺负的敌人；在剿共战争中，他要对付普通百姓的大规模造反。在这两次战争中，他都不得不同自己所不熟悉的对手打交道，因而才穷智尽。而且蒋越是意识到自己优柔寡断的危险性，就越加胆怯，变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一九三七年淞沪之役，他不愿后撤，长期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以致遭到惨重损失，断送了他最精锐的部队。一九四七年和四八年间，他一念孤行，在山东地区始则盲目冒进，继而迟疑不前，举棋不定，接着又死守阵地，不进不退，结果闹得他的一些将领愤而投奔共军。

蒋并不是软弱之辈。但是他的坚强性格常常化为固执。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变得刚愎自用，有时不免犯一种毛病：办事凭意气，而不是按照一种信念或大的原则。正是由于他的固执，使他不顾张学良少帅的一再警告，不相信张的东北军再也不愿打共产党了，结果酿成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他被扣押起来。他的愚顽不化使他在一九四二年撤销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让中国远征军取道印度撤出缅甸，致使许多士兵在西藏的穷乡僻壤迷途丧命。他的刚愎自用使他在一九四五年不顾魏德迈将军的劝告而进军满洲。最后，还是由于他盲目地固执己见和疯狂地自以为是，使他不顾手下将领们的一再告诫，不相信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这场战争，结果搞得文官不愿主持政务，武将拒绝挂帅上阵，外国也拒绝继续提供援助。当然也可以把这称之为坚忍不拔。要是那样的话，当年希特勒命令冯·保罗斯死守斯大林格勒，命令伦斯泰德死守诺曼底，命令西线德军死守莱茵河，致使全军覆没、战争失败，不也可以说是坚忍不拔了吗？

闹到最后，蒋介石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也脱离了拥护他的人们。不管将领们要求他下令后撤也好，知识分子请愿要求自由也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也好，司徒雷登大使要他实行开明政策也好，结果全是枉然。到头来，将军被撤职，知识分子被枪毙，学生被殴打，司徒雷登大使则被回敬以孔子遗训一则。

由于虚荣，蒋无法改弦更张。由于“高贵”，他不能同贫贱者接触。由于有“德”，他可以懂得仁、诚、忠，却不懂人民需要宽厚、同情和希望。他号称信奉基督教，却没有什么慈悲心肠。他自称革命，但总是朝后看。他在战场上缺乏勇气，在政治上缺乏创见，在治国方面缺乏公正。他既不能统率大军南征北战，又不能制订宏伟的政治纲领，也不能提倡任何重大改革。总之，蒋脑筋陈腐，完全落伍于时代，根本无法承担肩上的重任。

蒋介石也不是毫无头脑，毫不了解国情，像当年被革命的车轮辗得粉碎的俄国沙皇尼古拉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那样昏庸。蒋介石没有像他们那样受制于悍妻。可是他的夫人宋美龄对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各国驻华外交宫中素有“女委员长”之称。随着蒋的处境日益困难，随着他对美国的依赖日益加深，这种影响也就逐年增长。这对男女“委员长”堪称中西合壁的联姻，绝妙地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结合。这里且来介绍一下宋美龄的情况。

中国的这位第一夫人是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成员，她的兄弟姐妹全都是中国现代史册上的风云人物。父亲是一位基督教徒，托圣经的福发家致富，得以把子女送到美国上学。宋氏兄弟姐妹聪明伶俐，在美国深得西方文化的真传，回国以后几乎立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宋家第一个有作为的是天资聪颖、抱有崇高理想的宋庆龄，她嫁给了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宋美龄后来居上，嫁给了扼杀民国的刽子手蒋介石。宋霭龄嫁给了中国的理财大师孔祥熙博士，孔曾任行政院长，退隐后移居美国。她们的兄弟宋子文成了中国最大的富豪之一，也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他们一家全都活跃于中国政坛，操纵战争和政治好像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同天下所有的家庭一样，宋家成员之间也有分歧。孙夫人是这一家的理想主义者，蒋夫人是个权力狂，孔夫人爱财如命。宋子文集其三姐妹的大成，既是理想主义者，又野心勃勃。

宋美龄有一个方面非常像沙皇尼古拉和法王路易十四的皇后：尽管她与俄后亚历山德拉和法后玛丽·安托万内特不一样，并非在外国出生的，但是在中国人民中间她却总有点显得像一个外国人。她在美国受的教育，完全是美国中上层妇女的派头。二十年前，有一个美国记者刻薄地把她称作“爱打扮的美国女郎”。这固然是夸张，但也有点道理。蒋夫人讲排场，爱出风头。从她身上的穿戴就可以看出她爱摆阔气的心理。她的毛皮大衣多得数不清，还有非常考究的披肩和剪裁十分合身的花衣服。她足蹬脚尖镂空的高跟皮鞋，手提讲究的拎包，耳朵上还挂着钻石耳坠。

雍容华贵的宋美龄还出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访问美国，呼吁立即援华，很有办法地博取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同情。她对那些上了年纪的参议员们大灌迷魂汤，以致当时想先集中全力把欧洲战事了结再说的马歇尔将军向记者惊叹说，蒋夫人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说客。一个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美国记者写道：“她那乌黑的眼珠犹如清澈见底的一汪秋水；皓齿微启，发出美妙的乐章；纤雅的双手犹如夏夜微风中婆娑的荷叶。 ”

宋美龄颇有演戏的本事。在传教士面前她端庄婉静，在摄影记者面前她搔首弄姿。对于耿直爽快的史迪威将军她就开门见山，不绕圈子。她对史迪威将军封官许愿说：“我们要保举你当上将。”有一次，她对史迪成说；“你的吉星高照，很快要晋衔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宋美龄越来越扮演着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外国驻华外交官称她为“王母娘娘”，或者称她“玛丽皇后“。史迪威还给她另外起了个绰号：“白雪公主”。

不过，史迪威还是很佩服宋美龄的。看来这位将军赞叹的是宋美龄这个东方躯体上竟是满脑子西方思想。史迪威曾说；“她是一个很有手腕的聪明女人。她理解西方的观点，懂得外国人的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悲的是，除了他周围一小帮人以外，她对本国人民的心理毫不懂得。西方教育使宋美龄学到一点男人的气质。她曾对史迪威说，她但愿自己生为男子汉。她干脆、泼辣，干劲十足。她像男人一样爱掌权，但在喜欢阿阿谀奉承方面又是女人本色。她极想有所作为。史迪威认为，如果让她当国防部长，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宋美龄长期侨居海外，对外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却不了解本国的国情。她可以学罗斯福夫妇的样子搞炉边恳谈，却学不了罗斯福夫人待人亲切、民主、宽厚的精神，甚至也学不了她自己的姐姐孙中山夫人的品质。由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夫人就同蒋决裂了。宋美龄虽然能在她丈夫同马歇尔将军和罗斯福总统这样高级人士之间担任翻译，却不能在她丈夫和中国人民之间沟通思想。

某些社会心理学家应当注意到，统治中国的这对夫妇的相互结合，同中国的两大统治阶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结合具有共同之处。作为西方贸易的产物，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从来未能割断同中国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还同地主建立了新的联系。同样，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宋美龄也从未能同旧中国彻底决裂，反而还同它的最高代表人物结成夫妇。这两种结合几乎是同时实现的，这一点也不奇怪。一九二七年，中国资产阶级被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蒙住了眼睛，向支持自己的人民群众猛扑过去，背弃了自己的主义，同地主结成了联盟。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人们曾经以为银行家和实业家将同蒋介石决裂。同样，他们也预言宋美龄将在婚后一年以内同蒋介石离婚。但是这两起结合尽管十分勉强，很不稳定，却一直维持到了一九四九年。直到那时，城市的工商资产阶级才同农村的封建势力决裂，宋美龄也才离开蒋介石前往美国。

就像实业家同封建势力闹矛盾一样，宋美龄同蒋介石有时也闹矛盾。这不单是由于性情不合，而且也是由于利害关系和文化修养不同。中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远比地主有见识，同样，宋美龄也远比蒋介石有见识。银行家常向美国人诉说封建将领和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国民党人如何愚蠢，同样宋美龄有时气急败坏地跑到史迪威将军那里说：“我求过他，什么办法都不行，除非干掉他。”

中国的历史性悲剧，在这对统治中国的夫妇的个性上反映了出来。旧中国的崩溃，对普通的农夫农妇都有影响，更不用说蒋介石夫妇了。他们的性格肯定受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两人结合后相互的影响：宋美龄把蒋介石拉向西方和现代，蒋介石则把宋美龄拉向东方和落后。史迪威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有良好的一面。想必这是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中世纪意识克服了一些，使他思想开通一些，倾向西方一些。但是，反过来同样可以说，宋美龄对蒋介石也起了不好的影响。由于各种相互矛盾的历史文化因素在身上起作用的结果，蒋介石的思想本来就已经够混乱的了，宋美龄想改造他，结果只是使他的思想更加混乱不堪。

如果宋美龄是在把蒋介石引上正路，为什么中国人民对她仍毫无好感呢？答案很简单。正当中国人民在为摆脱外国统治而奋斗的时候，宋美龄却学习西方的风俗习惯，甚至还信奉西方的上帝，力求维护其中国第一夫人的地位。她可能是诚心爱国的。但是，人们却看到她同中国社会上封建势力作斗争时，一般总是代表了她的兄弟宋子文和她的姐夫孔祥熙一类同外国资本勾结的实业界人士。她一旦爬上了中国专制统治的顶峰，就不想再下来了。

在蒋介石被迫离开首都南京前几天，宋美龄跑到美国恳求美国总统去拯救她丈夫的政权，因为她已经无法向中国人民求情，他们也肯定是不会听她那一套的。这就是她为挽救土崩瓦解的蒋家王朝所做的最后努力。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究竟是靠谁支持、宋美龄究竟又代表谁的利益。

第五十七节旧中国的末代统治者

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想，那些不愿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国民党领导人，为什么不踢开蒋介石自己搞革命呢？许多中国人也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当时确实有一些国民党的头头想这样干，但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国民党头头中有一些人觉得蒋介石是一堵挡风的墙，可以保护自己争权夺利。另一些人采取滑头的态度听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断发展，自己则乘机大发战争财，同时还想好后路，以备随时逃往国外。更有许多人随波逐流，或是因为感到自身难保而惶惶不可终日。

尽管如此从内战的第二年起，到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的那天为止，许多南京政府官员，以至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未尝不想踢开中国的这位独裁者，实行改革。但这种想法直到内战的最后阶段才付诸行动，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十分软弱无能，同时这也表明打倒蒋介石的力量主要来自下面，而不是统治集团内部。

然而政府内部的矛盾斗争对于事态的发展绝不是毫无影响的。国民党最后终于四分五裂，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爆发了剧烈的派系斗争，这是促使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虽然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因素。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能超过人们预料长期独揽大权的原因之一。蒋奉行分而治之的方针，向来得心应手。在平时，当权力问题仅仅限于究竟由谁来统治国民党的时候，这种策略确实非常管用。但是到了革命高潮时期，当问题扩大为究竟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领导从旧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出来的新社会时，这种办法就有致命的弊病。因为往后一种情况下，分而治之的做法不但分化了国民党内部的倒蒋势力，而且也分化了共产党的敌人。

看来蒋介石一直没有感到使用这一惯伎俩会有什么危险，直到内战末期才算有所觉察。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是在对付一场革命而不是什么阴谋活动。至于谈到他在国民党内部的敌人，其实对于蒋说来，主要的危险倒不是他们会把他抓起来，而是他们会抛弃他，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派如果要除掉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杀死，或者把他劫持和监禁起来。但是尽管对蒋的恶感一直渗透到国民党的最高层，尽管共产党在军事上大胜后公开号召国民党反对派领袖逮捕蒋，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横下一条心密谋加害于这位中国独裁者。美国尽管很想搞掉蒋介石以改造国民党政府，但是肯定从未参与这种密谋。

直接采取这种行动是违背美国传统的。然而却并不违背中国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用这种办法除掉昏君的事例屡见不鲜。最近的例子就是一九三六年劫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因此，如果蒋介石的老同事把他抓起来，并不见得一定会触犯中国的公众舆论。恰恰相反，如果有哪个国民党领导人这样做了，哪怕他本来声名十分狼藉，也可能立即变成民族英雄。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没有任何人有意采取这样的行动。当然其中有许多人是担心，向蒋介石发射的子弹也会击中国民党的心脏，使它断送在共产党手里。这种担心恐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是使国民党官僚不敢瞄准这位独裁者开枪的唯一原因。

最有机会除掉蒋的人就是那些最接近他的人。在这位中国首脑身边管事的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班子、生拼硬凑的大杂烩，其中有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上海的地痞流氓、趋炎附势的野心家、幻想破灭的空想家、党棍、心灰意懒的革命党人、郁郁不得志的自由派、宫廷宦官、打诨插科的小丑、贪官污吏、帮闲文人和心理变态症患者。各国驻华的外交官给国民党集团的领导人起了许多浑名，什么“太监总管”啦，“拉斯普庭”啦，“小马基雅维里老爷”啦，等等，等等。可见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外声名狼藉之一斑。这些人多半是出于谋求私利，因循旧习，或者出于恐惧而追随蒋介石的。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毫无信仰，其实他们根本就无事业可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可以算是闯将。他们在青年时代造了当时各种传统的反。推翻清期皇帝、建立民国、同军阀斗争，这一切他们都参加了。他们曾经精诚团结、情同手足，致力于打倒统治中国达百年之久的西方帝国主义。但是，正如威廉·博莱索所说，等待着一切冒险家的无可名状的悲剧压垮了这些人：他们后来已经不再是闯将了。

蒋介石本是在证券交易所搞投机买卖的经纪人，上海青红帮的把兄弟，搞政变的能手，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言不由衷的专制寡头，沉湎于祈祷和劝人从善的说教。年轻的女基督教徒宋美龄，同当时声名狼藉的军阀头子蒋介石结合后，变成了装腔作势的中产阶级妇女。汪精卫青年时曾谋刺清摄政王，是国民党的卓越领导人，曾任行政院长，后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和权势竟然当了日本人的傀儡头子，在警卫森严的深宅大院里了却残生，成为自己的贪婪和恐惧的牺牲品。宋子文本是个既有胆略、又有才识之士，是少数敢顶撞蒋介石的人之一，又是一个创建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巨擘。在一九二七年的反共大屠杀后，他为良心所责备，曾向文森特·希恩慷慨陈词。可是此人后来却变成了平庸的、神经质的百万富翁。主管党务的陈立夫，年轻时就立志在思想领域有所建树，怀着真正造反者的热情研究西方科学。但是后来他失去了探索的精神，竟沉湎于诵念迂腐的学说。孙科的父亲就是为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奋斗终身的国父孙中山，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建设一个独立国家的伟大事业太艰巨了，最后竟然干脆央求美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陆海军基地。

国民党的领导人先是朝前看，面向未来，后来却朝后看，面向过去；先是探索未知的领域，后来却在已知的领域中苟且偷安；先是热衷于争权夺利，后来却只想保住既得利益，失去了对事物的敏感，日益胆小怕事。这种变化真是不可思议，令人感慨。一些国民党领导人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贪婪，可是他们甚至在这方面也失去了早先的劲头。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内战初期，尽管中国已经快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可是国民党的那些官僚却还为争发国难财而闹得不可开交。

到了内战后期，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本能变成了守业的本能，他们极力想保住既得利益。威廉·博莱索说得好：“当江洋大盗清点赃物时，他们就成为区区的窃贼。”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刻画国民党中国的许多领导人。

在许多国民党领导人的身上，除了贪得无厌以外，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因素：壮志未酬。那些认识孙中山的元老们，当年是怀着革命热情追随蒋介石平定天下的，但他们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心情。他们原先是致力于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志士，结果却变成了寡头统治的拥护者，保卫起旧制度，其实是保卫起自己的权势来了。但是青年时代的理想有时却依然难以忘怀，他们的心灵因此受到煎熬。国民党的领导人患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心病。他们本来矢志打倒军阀，结果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军阀的扈从。他们原本矢志建立民主制度，结果却建立了一个使中国古代帝王相形见拙的专制统治。他们曾经许愿要改善民生，结果却造成民不聊生，比人们所记得的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差。他们原本一心为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奋斗，结果却自己也变得依附于列强。

因此这些人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他们不再有任何信念。其中许多人已不知理想为何物。加上蒋介石的恐怖统治已经使许多官僚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木头人，只能盲目地服从他们的领袖走向毁灭。还有些人道德沦丧，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些人的倒行逆施，无需过细探究，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有位达官的小姐随身带着皮鞭，供抽打黄包车夫用。有个师长把梅毒遗传给了儿子，竟要上海的一位美国医生把儿子弄死。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香港的华人争相出逃，一位官太太把她的几条狗塞进飞机座舱，硬挤掉了几个人的机座。某将军在一九四八年夏诱奸了南京一个小公务员的八岁女儿，使她染上了淋病之后，又对女孩的父亲和邻居进行威胁，扬言如果他们胆敢控告他的话，就要把他们全都抓起来。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为非作歹，就是靠着有这位独裁者在台上。

这种人怎么可能有勇气把他踢开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他们也不可能鼓起多大的勇气来保卫蒋。眼看大势已去，他们的贪婪和恐惧并不一定使他们团结起来，倒往往反而使他们四分五裂。各人都想自找一条活路。

孙中山夫人在二十年以前就与蒋介石决裂，因为他认为蒋背叛了她丈夫的三民主义，直到最后她始终拒绝同蒋打交道，甚至连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发起要求媾和的运动时，她也不屑于参加。她的妹妹蒋夫人则逃奔美国，恳求杜鲁门总统拯救她的丈夫。孔祥熙博士既是孔夫子的后裔，又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以及生财有道的大富豪，他一身兼备三者的智慧、干劲和远见。他也来到美国当阔寓公，并回味他过去担任蒋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时的盛况。翁文灏是一位经济(地质)学家，一九四八年春应召出任行政院长。他先后四、五次提出辞呈，最后宣告他“不问国事“，居家“吟诗填词”。戴季陶是一位国民党“元老”，在香港自杀。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有名的秀才，他致书蒋介石，引用古诗说“油已尽，灯将灭”，随后也自杀了。这是封建主义向中国的专制寡头最后告别时发出的半夜里猫头鹰一样的凄厉叫声。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国民党的元老们下不了狠心去推翻他们的专制寡头。但他们可以离开他远走高飞。由于上层的人们普遍抱着这种态度，无怪乎他们的反蒋活动往往无非就是痛骂几声，挖苦几句和低声诅咒而已。一位部长可以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你等着他再往下说，以为在他面前的是个敢说敢干的革命志士，不想后来他却只是冷冷地一笑了事。

在政府内部的对立面自由派中间也没有出现过铁杆反对派。马歇尔曾经认为，拯救中国的办法是由政府内部的和少数党的自由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执政。但是这种设想不过是一厢情愿。中国的自由派手无寸铁。而在中国，一个没有枪杆子的自由派，就像一条既不会咬人也不会吠叫的看家狗那样毫无用处。问题还在于究竟谁算自由派？根据西方的传统所谓自由派是指尊重别人观点的人。但是，由于有维护专制独裁的儒家传统影响，这种人实在少有，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不管是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内、少数党内或其他地方，统统没有。而且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奋起反蒋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派愿意那么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政府内部肯定没有这样的自由派。在统治阶级内部，想要搞掉蒋介石的大胆批评家为数极少，更多的人只是想“感化”他。在内战期间镇压学生的恐怖浪潮中，有个美国人让一位在政府任职的大学教授来找我，并建议我撰文介绍此人是“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人，是能够拯救中国的优秀人物之一”。经过长谈，我才发现这个所谓能够拯救中国的人物曾经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的代言人晋见蒋介石，把这位独裁寡头吹捧为“伟人”，最后还吟诵了一首歌颂乔治ˑ华盛顿的诗，言下之意是蒋应当像华盛顿一样争取成为亿万人民祟敬的“国父”。

自由派想用吟诗填词的办法来感化这个心肠歹毒的中国独裁者。但是即使把那有抑扬格的五音步诗行译成中文，也不可能感召蒋介石进行改革，更不可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权位。当时确实有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如果我们不打倒蒋介石，我们就会与他一起完蛋。”

那些到外国使馆拜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的白面书生十分醉心于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以避免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这种想法不过反映他们无可奈何的心慌，却从来没有形成为一个具体的阴谋。中国自由派很有才华，可惜却很软弱。反正他们挺愿意把搞掉蒋介石的光荣任务交给老的国民党地方军阀去干，尽管他们一直是十分鄙视这些军阀的。这些地方军阀比较固执，因此也就稍微果断一些。现在他们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最坚决的一派。

我们在本书头几页就已说过，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时候，早已使所有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都不起作用了。可是说也奇怪，正是由于这些人当时不起作用，才使他们后来又得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所以产生这种怪现像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特殊变化。在一九三七年和三八年间，日本人把中国政府逐出沿海地区，使蒋介石失去了中国多半的工厂和外贸收益。其结果是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内地的封建头子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这就使民族工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逐渐削弱，而使“坐轿子”的士绅们权力不断增长，同时也使国民党内的封建因素相应增长。在一两年里国民党内又掀起了一场派系斗争，争夺的目标是中国内地的唯一真正财富——土地和土地的产物以及在这些产物的基础上兴起来的贸易渠道。

在政治上，这场斗争突出地表现在国民党右翼 CC系经济实力的相对上升。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内的买办势力利用自己在政府中占据要津和同美国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接收了沦陷区的大部分敌伪财产，把 CC系排挤在一边。因此 CC系的人需要继续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以加强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成为主张进行反共战争的急先锋。战争使 CC系有机会跟在军队的后面去各地成立党部，通过农民银行和交通银行借助于地主士绅组织农村合作社。同时， CC系的人还利用主管党务工作的职权，接管了许多家报刊，用以攻击它在国民党内的敌人。除此以外，他们还操纵学生掀起反对国民党内的敌对派系和内战期间好几任行政院长的风潮。由于这些争斗，国民党内的中间势力纷纷被吞并，就像小商人被大托拉斯和垄断组织吞并一样。国民党内形成两极日益分化，分为左翼和右翼，有权的和无权的，主张革新的和反对革新的两极。由于官僚势力的压迫，民族银行资本家的力量不断削弱。国民党的领导人都亲西方，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美援管理权的斗争。谁的实力最差，谁就被排挤在外。中国社会上无以为生的人数直线上升，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不断有人因受排挤而无法在党内立足。与此同时，由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军事胜利，再加上蒋家官员的劫掠，使满洲、华北和华中的地方豪绅的经济根基遭到破坏。相比之下，蒋的高级官员却贪污腐化，腰缠万贯，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又进一步增长。这些刚刚倾家荡产的地方豪绅自然就觉得无法再忍耐了。就像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佃户同地主拼命一样，这些国民党的小头头现在也豁出来要同党内的高级领导人拼了。

一方面是党内独裁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党的下层受到剥夺——这种情况为那些一度失势的国民党军阀开创了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谚云：同病者常相怜。那些老军阀长期被蒋剥夺了权力，现在国民党内新的失意政客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同路人。但是，最高层的反蒋运动还有待于蒋介右在党内的夙敌挂帅。

蒋在政治上树敌不少。其中三个比较活跃的人物是白崇禧、何应钦和李宗仁。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都是高级将领，而且先后都曾经反对过蒋的独裁统治。抗日战争结束时，蒋介石用分隔的办法把他们孤立起来。李宗仁将军被抬得高高的，当上了有名无实的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将军去了美国。白崇禧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职务。把三个人这么一分开来，他们自然就无法纠合在一起了。

但是这三位却比蒋介石棋高一着。李宗仁将军在北平联络了北方将领，同时为博得美国的欢心，摆出一副开明姿态，保护知识分子和学生免受蒋家宪兵的迫害。白崇禧设法混到汉口担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要职。何应钦将军在美国时参加了道德重整运动，头头是道地大谈中国需要民主。

三位将军之间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联盟，在中国俗称“白狐狸联盟“，因为他们三人的姓氏白、何、李同一种有仙术的动物“白狐狸”三个汉字谐音而得名。

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这些将军第一次有机会向蒋介石一手包揽党政大权的做法提出挑战。国大代表们乖乖地选举了蒋介石为中国总统；但是紧接着，从满洲和华北各省来的代表们，其中包括银行家、教育工作者和士绅却拥护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同蒋介石内定的人选孙科唱对台戏，因为这些人对蒋的官僚们掠夺他们的家乡，对蒋不愿武装当地民众的做法极为反感。

这样一来，蒋介石和 CC系一手把持国民党的计划不言而喻地受到了威胁，他们怕得要死，所以对李施加了沉重的压力，逼他退出竞选。在投票前夕，蒋的秘密警察登门拜访了那些出头露面支持李宗仁竞选的人，劝他们转而支持孙科。他们对代表们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若不服从就有生命危险。李在这种威胁下退出了竞选。他随即致函国大，对于恐吓代表，不让他们自由行使选举权的作法深表愤慨。这一下会场顿时大乱，有些代表异常激动，一反平时谨小慎微的常态，竟喊出了“打倒大独裁者蒋介石”之类的口号。蒋内定的人选孙科狼狈不堪，也退出了竞选。

蒋和 CC系都感到自己做得过份了。他们企图通过东方式的幕后活动来挽回局面。当时人们传说蒋介石想要仿照美国的做法，由他本人指定副总统。后来他终于改变主意，重新召开国大，举行选举，让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

二十年来，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这是第一次受到挑战，他也是第一次这样吃瘪。但是，尽管国民党的队伍当时发生了分裂，蒋还能在首都南京继续控制局势。等到蒋军在徐州兵败如山倒，共军直逼长江边以后就不行了。这时，除了最死硬的顽固分子以外，所有人的情绪都变了。

当时，要求媾和的压力极为强烈，来自四面八方。上海的商人不愿眼看自己的财产成为中国独裁者垂死挣扎的牺牲品，害怕饥民同败兵合伙打劫，所以就开始同当地守备部队的司令拉关系，收买他们的部队。上海的外侨，特别是美商 (不管美国究竟是采取什么政策)也希望别在上海地区打仗，因此就同人们一起愤愤要求蒋辞职。他们要求媾和，即使让共产党控制政府也在所不惜。那就是说，必须搞掉蒋介石。

可是中国的独裁者决不是人们想要他下台就会下台的，非得有人来把他撵下来不可。要把他撵下来可不容易，因为他手里有秘密警察，还有汤恩伯将军的部队为他效忠。汤是蒋的同乡，蒋把他从前线抽回来担任淞沪杭警备总司令。但是，即使是共军尚未占领的地区，蒋也根本不能完全控制。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在他连遭惨败以后，国民党恐怕也就只有一百万第一线部队来抵挡共军的进攻了。这些部队几乎全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可能集中起来为南京组织有效的军事防御。当时国民党有二三十万兵力集结在上海以西六百英里的长江中游有中国的芝加哥之称的汉口周围，这是最大的一个部队集结。这里的部队有一部分是忠于蒋的，但是却归蒋的宿敌白崇禧将军指挥。

白及其同伙想要除掉蒋，使国民党政权得以苟延残喘。他建议蒋下野。蒋回答说，要等外国进行调停的希望完全破灭，他才引退。白一方面等着蒋走这一步，一方面将南京方面在华中的军队全部冻结。他严密控制长江航运，将部队撤出徐州战场，并派他的前任参谋长去香港，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民主党派拉关系。

白崇禧这么干，其他将领也竞相效尤，中国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恕不从命”。这种情况使得蒋更加“左右为难”：他一方面必须争取同共产党停战以取得喘息机会，另一方面又必须对付自己手下拒不听命的将领。蒋本来一直禁止传出和谈消息，现在却大造和谈空气。与此同时，他拼命设法争取外国的支持，以支撑自己摇摇欲坠的门面。

蒋首先求救于美国。在满洲地区的败局已定后，国民党改组派的孙科博士就敦促美国在据说中国拥有主权的领土上建立陆、海军事基地，接管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并派麦克阿瑟将军到中国主持援蒋事宜。改组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主要依靠的力量。这个主张其实只是当年蒲立特计划的进一步具体化。然而，这种主张竟然出自孙中山先生的儿子之口，确实大大伤害了许多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让蒋介石同裕仁一样屈居麦克阿瑟之下，充当儿皇帝，这种主张也有损于蒋的面子。它成了使蒋政权一蹶不振的一个新因素。

孙科的呼吁发出不久以后，蒋就派自己的夫人前往美国。上海一家报纸报道说，她倒是有几片“橄榄叶”可以奉献给美国领导人；第一是，中国的内河航行权，第二是，把整个台湾让与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是，扩大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权力；第四是，完全由美方人员来管理美援。

孙科博士和蒋夫人提出的这些建议，在美国受到了冷遇，因为美国的决策人看透蒋介石已经实在拿不出什么货色来了。但是，当时美国国内的政局却使蒋的一些亲信幻想美国还是会干预中国内战，挽救他们个人的权位。

据说蒋介石曾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就他是否应当引退的问题征求其驻美代表的意见。这些驻外代表大概不敢得罪他，建议他坚持下去，以待美国国会内部情况的变化。但是中国国内的形势却不等人了。共产党一直注意观察国民党内的动向，这时毅然决定动手了。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共产党广播了四十三名“战犯”的名单。名单上不单有蒋介石、他的夫人、他的几个姻亲、高级政府官员和驻美外交官，而且还包括为媾和和争权而进行活动的省的军政要员。共产党的这个圣诞节礼物，给了吵成一团的国民党领导人当头一棒。白崇禧和湖北省参议会立即向蒋提出实现和平的问题。

这个穷途末路的老独裁者仍然妄想扭转局面。一九四九年元旦，他广播了自己的“和平文告”。这真是一篇现代战争史上少有的奇文，提出了实质上是为争取喘息时间的一个不战不和的方案。蒋介石侈谈国家的独立完整，却不让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撤离中国国土，也不要求美国归还在华的海军基地。同时，国民党政府还着手同苏联订立有关新疆省的一些协定。蒋在文告中要求维护使其政府合法化的法统，并确保他赖以统治中国的军队的“完整性”。总而言之，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根本不现实，共产党是决不可能接受的。

但是这篇文告说明，国民党坚决打到底的决心已经动摇。共产党抓住了这个破绽，猛打猛冲，势如破竹。就在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的当天，共产党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社论标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谴责国民党“反动派 ”的“和平阴谋”，指出美国政府正极力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使革命就此止步”，或迫使它“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社论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旧中国的统治者：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竞选择哪一条呢？”

这些话听起来简直就像列宁本人说话的口气一样，甚至就像马克思或恩格斯说话的口气一样。因为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样，这篇社论的作者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过去那些出于策略考虑的灵活做法和笼络人心的政治宣传，全都给抛到九霄云外。人们原来以为共产党只会成立一个“改良”政府的幻想，也就完全成了泡影。共产党实质上等于是在说：“要么拥护我们，要么反对我们，两条道路由你挑吧！”

国民党的领导人决不愿意结束他们的社会制度而选择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但是他们知道怎么也得牺牲蒋介石了，至少也得作出这样的姿态来。不管蒋介石怎样哀求也无法使国民党团结起来支持他。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他派自己的亲信张群去汉口和长沙，争取华中政治负责人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又呼吁法、英、美、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结果在国内外都碰了壁。

蒋的这些活动不过是因兽犹斗。他已陷入重围，只好四处求助。不管是国民党内的旧友、东山再起的宿敌、美国、以至于苏联，他都一一求助，结果只是白费力气。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把蒋介石同他的老部下分割开来。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蔑视一切外国对中国内战的调停，宣告人民解放军有力量“粉碎和消灭”整个国民党统治机器。但是为了实现和平，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结束战争，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南京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等于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是国民党所无法接受的。但是，毛的声明已经把蒋的求和文告驳得体无完肤。蒋在宣传上已经无地自容，不得不下野。下野当然会危及他的威信。但是为了平息国民党内部日益增长的恐慌情绪和反蒋浪潮，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在长江以南建立防御体系，为了由国民党政府的其他人物出面继续进行和谈，以便在和谈的掩护下加紧争取外国援助，蒋介石觉得自己离开南京不失为良策。

蒋介石是搞这种幕后阴谋勾当的老手。他在毛泽东提出和平条件后，就召集了陈立夫、谷正纲、黄少谷、陶希圣等十来个亲信共商大计。据报道，蒋虽然行将下野，但仍将继续控制和谈。他的亲信将受到国民党秘密警察的保护，中央调查统计局则受权惩办所有不服蒋领导的人。最重要的政治犯将移解华南。

蒋在南京的最后几天，是在秘密警察严密保卫下度过的。可能他是害怕再次遭人劫持。据说，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停泊在长江上的一艘英国赠予国民党的军舰上过夜，万一南京城内出事，他就可以马上开溜。其实并没有出什么事。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蒋介石向李宗仁移交职务以后，登上一架双引擎的美国飞机，离开南京，飞往二百一十英里外的原籍浙江奉化。蒋介石在中国掌权二十二年，只有一两次间断，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蒋下野离京却完全无动于衷。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三年半中，蒋的威望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同样一个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抗日胜利庆祝大会上，曾是受到全场十万群众热烈欢呼的风云人物，如今黯然归里，既没有一个人欢呼也没有一个人掉泪，也许他从此就默默无闻了。

但是蒋介石自己决不会甘心情愿就此默默无闻。他临走时发表了一篇告别文告，闪烁其辞地为自己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在他离开南京后的第二天，有一道发给前线军官的命令传达了蒋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指示，里面把话说得十分明白。命令说：

“总统离京事前作了周密部署，现由李宗仁副总统和孙科行政院长主持政局。当前国际风云多变，我军胜利在握，吾等均系总统及参谋总长门生，理应善自治军 ”云云。

中国的旧势力就是这样竭力维护其下台的领袖。

第五十八节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亿万人民处于持续的动乱之中，真是蔚为奇观。人们放下本业，东征西讨，进行掠夺，互相残杀，有的获胜，有的陷入绝望，有的叛变，有的被出卖。这个时期改变了人们整个生活的道路，甚至可能也改变了亚洲的未来。这种激烈的动荡究竟有什么基本特点呢？

有人很可能会用最笼统的哲学术语回答说，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是方生未死的现象。一方面，新的社会正在诞生；另一方面，旧的制度正在灭亡。

在革命阵营方面，到处都是一片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气像：从农民游击队发展成为正规军队，从农会发展成为地方政府，从信贷合作社发展成为国家银行。在反革命阵营方面，情况正好相反，到处是一片暮气沉沉，衰败破落的景象；正规军队变成了警察部队；堂堂的国家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机关。银行也不成其为银行，剩下的只是密藏于远方海岛的金库。人们感到造成这些变化的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些变化的过程也许可以推迟，却绝不可能予以制止。

但这并不是说，国民党所代表的社会之灭亡和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之诞生都是命中注定的。恰恰相反，中国内战的结局完全是打出来的。但是，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九四九年时，已经把广大群众的力量、理想和热情都发动起来了，汇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任何人想要予以阻挡，就犹如蝗臂当车，只是徒劳。

蒋介石就是一个例子。他下野离开南京后，还拼命笼络正作鸟兽散的部下。由于他仍然控制着国库的钱，他比他的许多政敌能拿出更高的价钱来收买秘密警察和一部分将领。同时，由于他仍然擅长权术，他还能继续分化自己的对手。但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钱笼络大批的人，而且他的分化手段虽然使他在同主要对手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却也使国民党内和军内下层人心涣散，结果使其中大部分人完全丧失了斗志。

蒋介石可能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他在国民党内的政敌决不可就能受的。等到他的党内对手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就可以神气十足地重新上台。在此期间则由他的亲信设法破坏和谈，搞臭那些反对他亲政的人。这真是一条妙计。但是，蒋的亲信给政府内部的改良派拆台，破坏民主与和平运动，实际上也就破坏了国民党及其政府进行战争的能力。他们极力防止亲蒋势力四分五裂，结果只是加剧了国民党系统的全面瓦解。况且，如果说蒋介石竟然还有什么办法保住自己的话，唯一的办法恐怕也就是改行革命的政策；但是蒋介石尽管诡计多端，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明智。

整个一九四九年春季，蒋虽然身在奉化老家韬晦，却一心念念不忘他所离别的国都，继续伸出黑手控制那里的一举一动。报馆编辑批评他在幕后操纵，就被捕入狱；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和平，就在南京的街头遇到毒打以至枪杀；甚至还有人企图绑架代理蒋介石总统职务的李宗仁。

更令人民吃惊的是，在蒋下野后，竟有九十二名在押的汉奸获释出狱，已由中国法庭定罪的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也被送回国。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蒋的法官竟悍然宣告日本谋略家冈村宁次大将无罪，让他搭乘美国轮船返回日本，受麦克阿瑟将军的庇护。冈村宁次毕生研究如何征服中国，历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蒋介石一方面继续镇压本国人民，一方面又释放日本“战犯”，这自然就使他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更加声誉扫地。由此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蒋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发动中国人民起来打败共产党，所以就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力同日本和驻日美军拉关系。

尽管蒋介石仍然企图对国务进行遥控，但是他既已离开首都，他的权威必然受到削弱。国民党内部的裂痕在不断加深。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国民党政府都不成其为政府了。奉化有一个自行“引退”但未宣布辞职的总统，想方设法继续打下去。南京有一个代总统，想方设法要和谈。广州有一个以蒋介石的嫡系人物为首的国民党内阁行政院。台湾岛上还有以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左右手、人称“小委员长”的陈诚以及蒋的长子为首的一伙人。这几个方面各持己见，你骂我好战，我骂你投降。

和谈固然是造成国民党分裂的一个问题，但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中有许多人不过是把和平挂在嘴上，装装门面，以便背地里重新组合力量继续反共，并继续争权夺利。争取获得美援的希望，大大促进了各派系的相互倾轧。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行政院副院长兼外长吴铁城在广州的一次会上对七十六名国民党要人说，“美国国会正在酝酿再向我们提供六亿美元的军援，赠予我二、三亿美元购物资，并另行提供二、三亿美元作为稳定我货币的基金。”

美援有望也促使边远省份的军阀重新组合力量继续抵抗共产党的攻势。在重庆举行的八省联防会议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将军宣称，西南各省将编练五百万人的新部队。这位将军是在吹牛，他哪里能搞起来这样大的力量？恐怕也是希望捞点美援罢了。其实他是受了某些美国军事评论家的怂恿，这些评论家鼓吹扶持中国的地方势力以遏制席卷中国的赤色浪潮。这种主张不过是三十年前就已失败的与此类似的政策之翻版，当时列强曾经支持俄国高尔察克将军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种政策当时就已经证明是下策，现在把它搬到中国来也决不会是什么高招。

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头头们虽然嘴上还痛斥共产党，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再打下去了。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信心。这些人眼看自己快要完蛋，干脆也就不再想什么办法笼络民心、挽救危亡，反而变本加厉地对老百姓进行掠夺。他们干吗还不最后捞一大把呢？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旧中国的统治者恨不得一下子刮地三尺，简直连最起码的门面也顾不得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掠夺。以云南省会昆明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越“驼峰”的美国空运线曾以这里为终点，当地人赚了美国大兵的不少美元。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中央银行运来大批票面五十元的紫色金元券，把市面上所有的外币和金条收购一空。在二十四小时内，黄金和所有商品的价格涨了一倍。第二天，中央银行竟宣布所有的票面五十元的金元券都是伪钞。结果有三万人聚集在中央银行所在的南屏街，要求该行兑换，中央银行关上大门，结果发生了骚乱。省主席卢汉坐着装甲车，率领数百名军警赶到现场，驱散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了一百一十八人。就在中央银行大楼前的马路上，由卢汉主持进行军法审判。当着几千群众的面把被捕的人一一草草过堂就地枪决。枪毙了二十一个人以后，行刑队求情说；“剩下的人看来都是从犯”，卢汉才宣布结束审讯。

在国民党行将覆灭的黑暗日子里，发生了不知多少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当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甚至到了共产党即将向资源丰富、有两亿人口的华南进军的时候，国民党的官僚们仍然不去动员人民群众的巨大潜力来支撑自己的政权，而是竭力把民脂民膏换成便于带出国外的金条和外汇。一九四八年八月后，他们强制人民把外钞兑换成金元券，估计从中搜刮了一亿八千万美元。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为了给国民党的国库筹集资金，单凭一纸命令就从各家商业银行榨取了四千万美金。

这些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呢？去的地方还不少。据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大公报》报道，有八千六百箱的金银财宝和珍贵图书运往美国。总计约达四百万盎司的黄金整箱整柜地运到了台湾岛上，而且已经做好风声一紧便可启运国外的准备。国民党的广东银行通过兑换金元券搞来的五万盎司黄金和五千万元港币都存到了属于英国管辖的保险库——香港。菲律宾也成了国民党银行资本的避难所、国民党美元投资的新天堂，也是逃往国外的国民党头头们搞投机买卖的活动中心。国民党的许多官僚把他们在上海的地产出卖给欧籍犹太难民，讲定在马尼拉付款，用以在当地兴办工厂企业。国民党的头头恳求美国人为中国和国民党的前途下大本钱，可是他们自己却把大批资金转到国外去进行投资，他们究竟还有多少自信，也就可见一斑了。

中国的军阀向来是恋栈到底的，倒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信念，而是为了尽可能长久地鱼肉老百姓，把聚敛的钱财存到租界或外国，日后下台，便可到国外当寓公。国民党的头头同这些军阀差不多，虽然手段要更高明一些。也许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按中国的老习惯办事。

当时国民党人的精神状态并不像十九世纪末叶英国处于衰落时期的世纪末情调，倒是像沙皇俄国和法国波旁王朝覆灭时的世界末日气氛。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干什么都行，都情有可原，救自己要紧——这就是那些人的处世之道。

国民党政权的盛衰，就像是一条总是断断续续地下降的曲线，现在呈现急转直下之势。面临着覆灭威胁的国民党，如果勉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维持下去，其领导人就必须改弦更张，扬弃过时的权术和贪污受贿的行径，到人民中去，与共产党争夺民心。

但是国民党头头们是无可救药的，他们的买办和地主阶级的本性是至死也不变的。他们后期的行动只是作为生活中的实例才有进行研究的价值。他们和以前一样，殴打和枪杀学生，对人民横征暴敛，抓农民当壮丁。这些行动同以往一样，造成了恶果。虽然共军尚未渡过长江，但是在国民党的大后方，忽然到处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小股农民游击队，犹如一个病人周身长满了致命的皮疹一样。各地情况大体一样；农民在当地知识分子领导下起来造地主、狗腿子和军阀的反。直到最后，国民党也还是本性难移，根本不肯触犯乡村的土豪劣绅，所以就只有和他们一起垮台。旧中国的这些盲目的、残暴的、嗜血成性的统治者终于坠入深渊。

在国共停战期间，国民党根本没有好好利用这一难能可贵的间歇。长江北岸的中共却发挥它的聪明才智切实利用了这段时间。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国民党表示不能接受后，毛泽东下令做好渡江南下的全面准备。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周到，而且并不仅限于军事方面。农村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但比以前更讲究策略，不像以前那么残暴了。中共从农村调运粮食到新解放的城市，使市民生活安定了下来。另一方面，为了动员知识分子，共产党在北平和天津号召学生自愿报名，随军南下搞政治工作。由于这些学生刚刚从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下解放出来，由于他们在南方的同学还在继续受国民党的追捕和杀害，北方的学生争相投奔共产党，就像刚刚改宗的信徒争着朝见新的宗教领袖一样，短短几个星期的功夫，北平和天津有一万名大、中学生学习了共产党接管城市的政策，待命南下。

南下的命令不久就颁发了。四月中旬以前，共军在东起海滨、西达川鄂交界的三峡的长江北岸六百英里长一线的各个渡口调集了一百万人民解放军。在江南地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组织起许多农民游击队，配合大军渡江。攻占国民党首都南京的一切准备就绪后，共产党就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中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包括要求：一、国民党必须同意解放军渡江，不得抵抗；二、交出所有战犯，其中包括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要员；三、成立以共产党为主的“联合政府”。

通牒规定国民党人必须限期答复。限期先后两次延长。到四月十七日，共产党宣布，除非李宗仁代总统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四月二十日前屈服，他们就要强渡长江天堑。在四月二十日最后限期前七个小时，国民党拒绝了共产党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立即联名发布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四月二十日晚，毛泽东发布命令几小时后，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三百五十英里的战线上进行了渡江登陆作战。这一段的长江江面，有的地方宽达两英里，水深可以行驶海轮和各种战舰。共产党就凭着木船、舢板和木筏横渡这样的天堑。渡江之后，一切军需包括大炮、弹药、给养和各种供应都得靠这种原始的运输工具运到对岸。而国民党却有海军和空军来阻击共军渡江，表面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对蒋介石有利。

但是解放军渡江几乎未遭任何抵抗。部分由美国装备起来并由美国训练的国民党海军毫无斗志。也是美国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国民党空军，本来可予共军渡江部队以重创，却很少向共军出击。

国民党为长江江防部署了近五十万兵力，但其战斗力却同其人数极不相称。四月二十日晚，长江江防首先在荻港被突破。防守该镇的是国民党第八十师和第八十八师。第八十八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原为蒋的嫡系部队三大主力之一。这两个师都在共军渡江前夕举行起义。四月二十一日，共军在南京与汉口之间的九江登陆。一天后，人民解放军就攻入号称国民党江防最强固的据点江阴要塞区。江阴要塞的大炮不是向人民解放军，而是向国民党的军舰开炮射击，使共军渡江更为方便。各地战局全都一个样，国民党部队不是起义就是投降或溃逃。有的军事分析家曾认为，国民党中央军的战斗力比杂牌军强。渡江之役证明，这种差别已不复存在。革命使他们成了半斤八两一个烂样。

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渡江以后的第一星期中，共军平均每天攻克三座城市。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有三万共军到达南京西南六十英里的芜湖。三天后，他们就兵临国都南京城下。

国民党没有为保卫其首都进行任何战斗。共军大举渡江时，蒋的文武官员爬上美制飞机，狼狈逃往上海。有一位前往送行的外国外交官看到，登上飞机的将军们还随带大批家具，其中竟有一架钢琴。尽管天崩地陷，国民党的头头们仍然本性难移，一心想的就是保住自己的家产。

政府官员从南京溜之大吉，城里的警察也就脱掉身上的制服。他们身为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却根本不想去保卫一个行将死亡的政权。有些人开始上街抢劫。群众对那些逃之夭夭的统治者毫无感情，他们冲进李宗仁代总统的住宅，把东西抢个精光。李代总统留下的管家还给他们帮忙。有些为蒋介石辩护的美国人常说，蒋在中国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因为他振兴了人民的道德。现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其真相如何了。

四月二十四日，陈毅将军和刘伯承将军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兴高采烈地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宣告灭亡。国民党政府已不复存在了。 ”人们群集街头，欢欣鼓舞地观看把国民党统治者赶跑的解放军。战士们穿过人群，高唱着一支支歌曲：

“一心想着老百姓。”

“打倒反动派。”

“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

还有成千上万的战士，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地穿城而过，向南向东追击溃退的蒋军。攻克南京的陈毅将军发布七点命令，宣布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教堂和学校，但要没收属于“蒋匪帮”的官僚资本，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保护外国侨民，包括外交人员，“除非他们从事违法活动或进行颠覆。”

次日清晨六点四十五分，十二名士兵闯入美国大使馆，进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卧室，当时他还睡眼惺忪地躺在床上。这位七十二岁高龄的大使，一生寓居中国，能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士兵同他说话时态度很粗鲁，还指着房间里的陈设说：“这些东西很快就会属于人民。”他们临走时交代使馆的仆役，不准司徒雷登走出使馆的院子。这些纯朴的士兵凭枪杆子为革命打了天下，对人毫不客气。从这件事恐怕就能看出此后东方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南京的易手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这座离海二百三十五英里、位于长江岸边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二十年来一直是中华民国的象征。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就是在这里建都，以此为剿共战争的大本营的，当时共产党还只是孤处华南的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当年的这些游击队发展壮大，今天成了三百万雄师，攻占了蒋的首都，而蒋竟毫无还手之力。这就说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共军从南京飞速前进，直逼上海。上海是西方帝国主义在远东长期经营的基地。这座六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的外国租界，在历次中国内战中从来没有遭受战祸。现在上海只凭一道木栅栏和一些土掩体设防。这些工事简直就像舞台上的布景一样，并非真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贪污舞弊而修筑的。在这些防御工事后面的上海市区，有一万五千名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侨民等待着共军到来，根本不想进行抵抗。二十二年前，这些外国人的前辈曾经让蒋介石的武装流氓穿过外国租界到华界去屠杀拥护共产主义事业的工人。观在，再也不可能如此容易地对付中国共产主义了。

在共军渡江时发生了一个事件，它揭示了这个小国内战的重大意义，比写十几篇政论都更能说明问题。长江是世界最大河流之一，发源于西藏，奔流三千英里，注入东海，下游一千英里可以通航海轮。近百年来，长江下游一直听凭外国军舰游弋，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能够不让它们出入，也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愿意这么干。渡江战役开始时，高傲的英国海军当局不顾中国出现的新局面，悍然命令军舰紫石英号驶离上海运送物资供应给南京英国大使馆。这一行动肯定具有挑衅意味，尽管也许并非故意挑衅。后来国民党和英国当局都宣称，根据英国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条约，紫石英号军舰完全有权在长江航行。但是共军当时正是在为废除这些条约而战。因此，不出所料，有一次共军在同国民党的舰队和对岸的国民党部队作战时，用他们缴获的美制大炮向紫石英号轰击。紫石英号受了重创，在离南京五十英里处搁浅。另一艘英国驱逐舰伴侣号从南京沿长江下驶，也被共军炮火击退。还有两艘英国军舰从上海上驶，这真是不仅狂妄而且愚蠢，这两艘军舰也受到共军炮火痛击，只得掉头而逃。英方共死水兵四十四名，伤八名。

这一事件意义极其重大。三十年以前，只要有英国军舰在长江出现，就足以使中国内战的战局顿时改观。如果在二十年以前发生这样的事件，停泊在中国沿海的所有外国军舰就会纷纷开进长江教训那些不安本份的中国人。各国使节也会严厉要求中国赔礼道歉，外国报刊也会喧嚣鼓噪要求进行报复，报刊编辑会纷纷发表文章，谈论需要维护“法律与秩序”的一番大道理。可惜现在不是一九二九年而是一九四九年了。

横渡长江如同历史上横渡卢比孔河、拉巴哈诺克河或莱茵河等许多江河天险一样，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载入史册。

《纽约先驱论坛报》说：“这个日子很有可能永垂史册，因为在这天，刚刚学会使用缴获的美式装备的中共炮手轻蔑地把英国皇家海军撂到了一边。 ”这一天标志着已经破产的中国旧政权终于被迫承认自己的无能。而那些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这个政权的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挽救这个政权，也不得不承认一支崭新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力量已经取得了统治亿万中国人民的权力。这无疑证明旧秩序已经完蛋。无论是中国的有产阶级也好，大英帝国也好，或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好，都不足以为中国人民开辟一条解决当代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行得通的途径。 ”

其实，这家报纸还可以再补充一句说，这一天也很有可能作为在亚洲敲响帝国主义丧钟的日子而载入史册。解放军横渡长江，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在一百年前欧洲反动势力镇压一八四八年革命，开始向东方对亚洲无情地进行扩张时开始的。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了美国的佩里将军强行打开日本门户、克里米亚战争、印度民族大起义、沙俄向黑龙江流域扩张等一系列事件。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回族起义、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的南北战争和俄国农奴的解放，也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英国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和海南岛，日本强占了朝鲜和台湾，甚至连小小的葡萄牙也从中国割走了澳门。在这个时期里，帝国主义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人民，在中国各大城市里设立租界，根据各种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控制。在这个时期里，西方资本主义先后进行了两次耗资难计其数的世界大战，大伤了自己的元气。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俄国革命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崛起与列强分庭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中国革命，使所有的帝国主义在远东受到一次粉碎性的打击。

解放军横渡长江宣告这个时期永远结束了。炮舰外交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开辟通商口岸、设立租界、租借海军基地、出兵中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切也都一去不复返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就成了帝国主义的天下，这个时期中国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却正在使那样的一个中国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管怎样，中国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这个新时期的情况究竟是好是坏还难以断定，还存在着不少不安定的苗头。但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渡江标志着共产党又开始了极其艰巨的新的征程，再想往回走，是绝不可能了。他们已经着手解放全中国，这也是无法妥协折衷的事。这里面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共产党本来只是些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成了争夺全国政权的力量，现在他们直接面对着剑拔努张的西方列强。渡江标志着他们离开了经营十三年之久、同人民打成一片、不断发展壮大、接连赢得辉煌胜利的北方根据地。他们在北方农村里有根基，而在南方却没有任何根基，必须从头创基立业。真所谓：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望未来，征途仍艰险。

共产党不但冒着巨大的风险，而且还面临着更巨大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面积比欧洲还大的辽阔国土，内有千差万别，外有漫长边界。汉口、广州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着外侨、工人、流氓问题和国际联系，对农村出身的干部提出了可怕的挑战。还有两亿人民有待争取，他们操着二十来种不同的方言。这真是多么漫长而艰巨的征程。共军要去的长江以南地区，地形同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大不相同。这里有江西的丘陵，十五年前共军就是从此地开始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这里有珠江三角洲的水稻田，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就是在此地发祥的。这里有边垂省份云南，此地有尚未开化的彝族部落。这里有郁郁葱葱的四川红土盆地，有大西北的戈壁沙漠，有西藏地区高耸入云的峰峦，有雄伟险峻的长江三峡，还有蜿蜒三千英里的长江天堑。在长城以北沿着陡峭的边界，北方和西方有虎视耽耽的苏联，南方有印度支那和为其帝国前途担心的法国人，往东就是中国海上的英占要塞香港。

尽管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最后一幕可能是漫长而艰巨的，但是它的结局简直不可能有什么疑问。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不可能予以制止了。当然，国民党军队还可能会在这里或那里进行抵抗。中国南方的大地主，可能会继承当年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的衣钵，编练由乡绅领导的游击队。蒋的特务组织还可能在各个角落建立反共基地。美国甚至还可能再把亿万美元投入中国这个无底洞。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国民党已经无法挽救了。真是“油已尽，灯将灭”。

在这段时期里，这个孔夫子的祖国正在经历一次剧烈的动荡。四千年以来，中国人民一直是向祖先坟墓磕头膜拜，寻求过去生活的答案。但是现在不同了。自从中国的巫医和暴君窒息了人民的思想以来，中国人民几乎还是第一次挺起胸膛，探索未来问题的答案了。不管究竟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人反正已经唤起亿万人民心中的个性意识，由此而迸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无情地横扫一切残余的东方中世纪式的野蛮现象，以及西方帝国主义伪装文明的野蛮现象。究竟代之而起的是否又是一种新的野蛮制度呢？这还有待历史来做出结论。

只有四种情况可能会制止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第一种情况是，在中国南部和西部出现一股同蒋介石完全脱离关系的新力量，自己也搞一套土改，领导人也同共产党人一样革命。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制止中国共产主义的第二种可能办法是通过苏联的干预。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同样也是微乎其微的。第三种可能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反共的内乱。这种情况也不大可能发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想像，国民党军队在华南被逼到无路可走，有可能会退入印度和缅甸，争取法国和英国的援助，并且通过它们争取美国的援助。如果这样，国民党的老家伙说不定还会想在东南亚建立反共堡垒呢。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但是除非美国设法恢复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旧体制，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居然也卷进去的话，这只能更加尖锐地突出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昔日中国内地的小股游击队本来只是一群亡命之徒，现在已成为争霸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演员。从日本到印尼的东方各国都有同中国差不多一样的农民，这些人由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领导，是一种不祥之兆。政治家对他们可能恐惧，也可能疑惑，商人可能想同他们做买卖，哲学家见了他们会战栗。但是，不管人们对他们有什么看法，或者打算对他们怎么办，都不可能使他们就此消失，也不可能因此而抹煞他们的重要性。你看，他们一个个朝气蓬勃，精神抖擞，血气方刚，手中紧握着武器，眼里充满了仇恨，口中高唱着战歌，行进在亚洲大地上。在一个古老的世界、一个正在崩溃的世界中，他们是一支新生的力量，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第十四章中国前景展望

第五十九节权力

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因人而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改良主义；托洛茨基派把它叫做斯大林主义；有些美国自由派人士称之为底层的民主运动；蒋介石则斥之为匪乱。

中国共产主义包含了上述各种特点，但又远远不止于此。由于中国共产主义导致了世界历史上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一，因此必须称之为革命。的确，这场革命同俄国革命有某些基本不同之处。它是在“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进行的。它主张推翻封建主义，建立一种温和形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尽管后者是它的最终目标。

直到不久前，对中国共产主义最主要和最热情的支持来自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事实上，整个内战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农村同国民党控制的城市之间的战争。最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所有其它特征——上层政变、生产资料国有制、土地收归国有、苏维埃以至于契卡 ,到目前在中国革命中并不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批评者和赞扬者都以这些不同为理由声称，中国共产党所搞的只是一场改良运动。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场运动，推翻了现存的所有制，把统治阶级赶下台，变更赋税制度，破坏原有的文化、宗教结构，唤起千百万人民中极强烈的感情，并在一个大陆的范围内引起社会巨变，毫无疑义只能称之为革命。

我们也许需要再过二十五年才能真正看清这场革命的性质。不过我们目前还是可以试图归纳一下它的主要目标和主要结果。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同其它任何政治事件的必然性一样，不存在于任何意识形态之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之中。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其基本事实是产生了一种自称代表人民的新权力。由于新权力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现在还不能加以深入分析。但是我们必须对新权力的性质作一番观察，因为它同现存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中国对财产、自由、宗教以至于对美国、苏联和世界各国的态度。

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党人在中国获取的权力，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其它政治革命的历史。贝特兰·德朱维内尔最近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论权力》，从中我们可以获益非浅。他指出：英国、法国和俄国革命发生之前，当政的是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革命的风暴平息之后，克伦威尔、拿破伦和斯大林取而代之。换句话说，软弱的权力都被强大的权力所取代。

这一无可争辩的发展进程使德·茹弗耐勒等人得出结论，革命的任务不是推广自由，而是强化权力。革命的循环总是以一个虚弱权力的垮台开始，而以一个更专制的权力的确立而告终。

中国历史在多方面证实了这一论点。据我所知，中国只出现过两次真正伟大的政治社会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孔夫子的时代开始的，约四百年后，随着古代分封制的消灭和第一个实行官僚控制的帝国之建立而结束。这一政治制度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基本没有改变。此后西方国家打开了清帝国的大门，推动了中国第二次伟大的革命。其主要特征总的趋势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并在推毁旧社会的各种权力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集中的权力。公元前二五一年第一个帝国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要求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民族理想的胜利。这一理想看来将在公元一九四九年随着革命的成功再次获胜。由此可见，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理想至今不衰。

现代中国革命有两项基本宗旨：推翻封建主义，并把中国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不管统治者是满族人还是西方帝国主义。但是这两项宗旨无非是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总进程中不同的侧面。回顾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连绵的战争和持续不断的革命进程中，权力并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满族统治者的真正权力是如此之小，他们无法抵御西方的侵略，无法控制中国的封建士绅阶级，甚至无法打破家族势力的壁垒，结果像婚姻、行使地方司法权等许多本来属于现代政府职权范国内的事务仍然被家族势力紧紧控制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军阀们立即凭惜武力开始重新建立权力。经过十六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党招伏或制服了大多数省份的军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来有的强大国家机器。但是，国民党人一直未能建立一个主权国家，这是因为他们从未彻底粉碎农村的封建势力，而是同其妥协；从未彻底与西方帝国主义决裂，而是依附于后者。

农村大部分地区仍然被习惯势力统治着；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继续在死人的专制下生活(敬祖)。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国民党政权的虚弱本质。国民党资产阶级从未能使其统治合法化。它未能建立议会，因此，就无法使其政府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事实上，国家政权无能已极，在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年间，蒋介石既未能消灭匪患，也未能给国家带来哪怕是一年的和平。

由于蒋介石同封建残余势力及帝国主义妥协并结成同盟，他就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百年来使中国社会解体的那些基本矛盾，从而为新的权力的兴起敞开了大门。蒋介石止步不前，共产党人却接着干下去。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巨大无比的权力，下一步就要摧毁亚细亚式的封建主义和驱逐西方帝国主义。

总结以上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革命导致了权力的增强。以民主的名义开始的辛亥革命在统一国家的口号下打倒了军阀，但又产生了蒋委员长。当前这场革命在“人民”的旗帜下打倒了“领袖”蒋介石，而出现了“救星”毛泽东。

就这样权力从皇帝手中落到军阀手中，从军阀手中落到独裁者手中，最后到了大救星手里。每转一次手，权力就变得越强大。

一、这种权力的膨胀从何而来？

它显然不是由于任何工业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也不是像一位作者最近在《生活》杂志上所说的那样，来源于一种与亚洲格格不入的西方学说。说得简单一点也说得难听一点，这种权力是盗窃来的。中国革命从该国古老的社会结构中窃取了力量，并利用这些力量获得权力。西方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以及旧权威的力量。旧权威即家庭、地主、佛教、儒家官职制度以及古老而顽强的中国传统。古老的家族结构的壁垒崩溃了。挣脱家族桎梏的人们涌进了城市、工厂，涌进了军队，成为权力的工具。辛亥革命加速了这一进程。旧的社会秩序虽然还没有破坏殆尽，但已无法恢复。因此共产党即将真正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和政治的权力中心。

必须深刻理解这一进程的必然性，因为它说明了蒋介石为什么垮台，也说明了中国的封建主义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浪潮淹没之后，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第一次在那里建立稳定的社会的原因。把中国从封建主义和西方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权力。而建立这一权力的唯一办法是打破封建的枷锁，把从中解放出来的人民组织起来。这正是共产党人所做，而蒋介石所没有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虽然仇视西方，但从未摆脱西方，并总是依赖于外国的枪炮的道理。从心理学角度看来，蒋害怕本国人民甚于害怕外国人。

毋庸置疑，蒋介石政权是暴虐的。蒋介石本人是否是暴君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总之，蒋政权不是依据法律和正义行使其权力。他不能在全国都同样有效地行使其权力。他的专制权力还因为其政权的低效能而受到削弱。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之所以被推翻并不是由于他推行了暴政，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权力十分虚弱，使他无法阻止中间一层的统治势力或他自身的统治机构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结果使得古老的社会枷锁更加沉重不堪。正因为如此，他成了人民的敌人。归根结底，蒋介石的权力从来没有能够独立存在，而是始终建立在一个行将崩溃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上。共产党向旧的社会金字塔的残余发起进攻，蒋介石就倒台了，因为他的统治根基已经在他脚下腐坏了。

国民党所曾行使的权力同共产党现在掌握的权力，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所不同。权力对许多国民党政客来说是摇钱树，办法是把田赋包给地主，将工商业置于他们的支持者或他们自己手中。对共产党来说，权力意味着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不是发财。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主要是利用权力来提供各种服务。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效地赢得了人心，因此在中国获得了胜利。蒋介石脱离人民，不能激励他们作出重大牺牲。共产党把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筋骨”，因此能够创造惊人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源泉，而国民党却找不到可以摄取养料的土壤，所以它的权力逐渐枯竭死亡。

共产党把高贵者拉下马，使卑贱者站起来。他们把妇女从男人、孩子从父亲、佃户从地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过问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他们打开了蒋介石不得其门而入的新天地，而正是从这个新天地里他们获得了建立自己的权力所需要的干部和资源。

共产党以受地主压榨的农民和受官僚、帝国主义者控制的民族资本家的同盟者的身份出现。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富有理想，赤诚爱国，很得人心。但他们也不断利用腐朽的封建制度崩溃的形势来增强自己的权力。可见，同马克思主义学说正相反，中国革命并没有削弱国家的权力，而是通过摧毁阻碍它发展的社会结构来强化这种权力。

这种权力的增强是否将造福于中国人民？这不是一个马上就能够回答的问题。要合理安排人类的生活，必须靠权力。权力本身并不是什么罪恶；只有对权力失去控制时，它才成为一件坏事。可以说，共产党权力的增长，到目前 (且不去考虑将来)来说对中国人民是一件巨大的好事。它保护人民免受社会暴政，它定乱图治，使那些本来会饿死的人得到活命。

二、为了理解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另一特征，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革命这座火山。

任何革命爆发时使人印像最深刻的就是人们突然迸发出来的烈火一般的激情。这种炽热的感情的爆发往往使中产阶级的哲学家们为之战栗。激情往往揭示革命的源泉，任何个人在其生命的紧急关头如何行动，也就反映了一国人民在革命中将如何行动。在革命高潮中，社会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使它能够认清自己。由于人们渴望摆脱灾难的命运，因此，当他们的生活状况下降到最低点时，他们很自然就要感情冲动，置理智于不顾。

激情能够给革命带来思想所无法带来的巨大活力。思想使人们各各有别。激情则造成人人平等。它把国王和平民，地主和农奴，男人和女人置于平等的地位。激情摈弃哲学家所提出的贵族式的道德准则，否定统治阶级所灌输的思想模式，摆脱传统的锁链。激情能在一段时间内使一切人都成为平等，因此就创造了革命得以发展的条件。

强烈的求生欲望是人类最大的激情，当中国社会秩序陷于崩溃，统治阶级的苛政逼得人民走投无路时，人民这种求生的欲望表现在政治上便是强烈要求实现平等。此种平等要求，与其说是政治宣传煽动起来的，倒不如说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为了活命，迫切需要分享生产成果所致。当人们因为没有东西吃而面临死亡时，一部分人比大家多占有东西，那是不道德的事情。在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对物质平等的强烈要求往往带上宗教感情的色彩。

甚至地主士绅对这种要求平等的感情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很快开始感到自己的行为不符合道德准则。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的两极，起先由于战争动乱而分道扬镳，过了一段时间后势必相互接近。思想、习惯以及财产方面的区别，都被革命烈火烧化了。

德朱维内尔在《论权力》一书中指出，对平等的渴求必然与追求权力的欲望结合起来，因为二者都必须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才能前进。这就是中国在过去五十年中所发生的情况，特别在过去四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人民要求摧毁旧的社会秩序的情绪如此激烈，以至于把不久前还阻碍他们获得权力的许多旧的制度、习惯和信仰统统破除了。

共产党把成为蒋介石统治的羁绊的许多旧社会绳索斩断了，因而获得了国民党从未有过的绝对权力。毫无疑问，这种权力的本质是平等的。没有理由认为共产党在目前不代表人民。他们并不像美国人所理解的那样，作为选举所产生的代表来代表人民，而是通过反映人民的要求即“人民的意志”来代表人民。毛泽东明确地承认这一点。他曾经对一个外国记者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宗教”。

具体事例可能会更好地说明共产党权力的源泉。本书曾提到过一个叫做金花的妇女。她同我谈话时，一提到过去同她丈夫在一起的生活，总忍不住失声哭泣。在这种情况下，她总是说：“我一想到过去受的罪，就忘不了共产党救我的恩情。”过去，中国妇女在生活中受到严重挫折时，总是痛哭一场，甚至投河自尽。但是现在，她要求平等，祈求出现一个代表所有妇女的神。这个神往往正是共产党。

农民经常告诉我，“八路军就像我们的亲爹娘一样。”共产党则反过来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人民是我们的爹娘。 ”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性质了。当你把一种力量看作是亲爹娘时，你便承认这种力量是生活中的唯一权威。你就要使自己的希望、行动和思想部结合于这种自称代表人民意志的力量所制定的道德准则。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声称来源于群众的权力，往往会变成不仅是平等主义的，不仅是全社会的，而且是无所不包的。

三、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还不像俄国那样绝对。中国革命尚未扫除一切障碍，它还没有使所有的公民都成为一个阶级。不平等的现像依然存在，所以权力仍受到限制。但社会分化程度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厉害。从这一观点来看，中国的新政权将无须打破像美国政权所面临的那样多的障碍。

中国新政权实行所谓“新民主主义”，它将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尚未触动年幼的资本主义。地主已被打倒，但土地私有制并没有废除。蒋记大员们的官僚资本已被没收，但仍允许民族工商业者保持他们的财产。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并没有为讨好城市工人而把他们的工资提得过高；在私人工厂里资方对生产有最后决定权。

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方式本身对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的情绪有所限制，同时对要求搞极权主义的情绪也有所限制。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进程较慢，涉及地区较广，采取比较分散的方式。克伦威尔、拿破仑和列宁是在对伦敦、巴黎和彼得堡的中央政权进行突然打击后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并非在孤立的中心地区搞突然政变而夺取政权，而是经过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逐步取得政权的。这就使他们凡事能从长计议，以巩固其政权。于是过激的情绪有机会冷却下来，无须为了确保政治控制而采取过多的镇压措施，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无须建立搞恐怖镇压的机构。

中国革命的这种缓慢发展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结果。共产党人并未开创革命，而是深入发展了太平天国造反者所开始并由孙中山先生所扩大的运动。因此，当他们接管国家政权时，夺取权力的一些最重大的社会障碍，多半已被他们的前人所清除了。这意味着他们无需为那些仍然受到广泛尊敬的社会传统的被摧毁而承担罪责或蒙受耻辱。例如，儒教是中国最大的精神力量，它早在共产党出现之前已受到西方的沉重打击。佛教也是如此，在过去五十年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华北地区，它已经严重地衰落。至于基督教，除了在有限的几个地区外，它在中国人民生活中并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足以使其成为受到猛烈攻击或需要加以保护的目标。因此，中国的情况同东欧完全不一样。在东欧，共产党执政后不得不向天主教会发起进攻，因为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控制着学校，享有巨大的精神权威，势力还很大。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无需去攻打许多资本主义的坚固阵地。大的私人企业早已被国民党官僚所接管，所剩无几，不等共产党去消灭，不会有很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受打击，也不会有很多资产阶级分子与共产党对抗。但是共产党很可能对外国“帝国主义者”进行心理上的攻击，课以重税，以至于将他们驱逐出中国，或强迫他们向“人民”低头。

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理论从未在中国扎下深根，因此共产党也不会从这方面遭到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反抗。除了农民小私有者之外，也没有任何强大的中产阶级足以阻拦共产党执政。总而言之，目前并不存在任何强大的社会的或精神的力量足以对抗共产党的统治。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共产党也没有继承大量物质财富以资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

中国革命的目标比欧洲历次大革命要低得多。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民对平等的向往，但他们却从未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向人民许诺彻底平等。他们没有像俄国革命那样，许诺消灭阶级。他们也从未用美好的乌托邦远景去引诱中国人民。列宁在夺取了彼得堡后说，“我们现在将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占领了中国古都北平以后却谦虚地说：“我们必须学习。”

共产党没有随便许下宏愿，因此，他们可以比较从容不迫地巩固自己的政权。无疑，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将不得不同其它一些集团共同领导国家。几年前，毛泽东曾用下面这段话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尽管这些话描绘了一幅民主的图景，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共产党将要在中国建立独家统治。他们打算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但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个联合政府将反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内目标，这一理论承认阶级之间合作的必要性。但是非共产党集团不大可能十分强烈地反对共产党在国内实行土地改革、温和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在国际上同苏联联盟的基本纲领。

共产党表示，他们准备建立某种形式的议会，以使其权力得到承认。本书付印时，这样一个机构可能已经建立起来了。可以断言，它将比国民党的任何类似机构更能广泛地代表中国公众。但是，任何观察家都自然会问：国家权力将转移到新的议会手里呢，还是像目前这样，仍由共产党的群众组织所掌握？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有组织的机构，如银行、大学、教会当局、地主、商人等等少得可怜，任何议会都可能只成为革命政权的附庸，而不代表各种社会力量。如果中国只建立一个“反映人民意志”的一院制议会，而不另外建立一个代表各阶层的经济社会利益的机构，那么，共产党对国家的统治将趋于专制化。于是将出现这样的危险：他们将只凭“人民”的名义掌权，而不受法院或地区性利益的制约，因而可能发展成为暴政。新中国能否避免这种危险呢？这部分地取决于来年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代议制的国家体制。

四、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妇女得到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物质照顾，所以参加了革命。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

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来自群众，并为群众服务的崭新的国家机器。共产党人表示要运用其权力为老百姓谋幸福。人们完全相信他们这样说是真诚的。但是，同样有理由相信，这一国家机器可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成为不受任何控制的力量。换言之，可能产生新的特权阶层，产生高踞于中国人民头上的经理集团。

历次革命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出现一个领导人把过去的所有同僚都贬低到从属地位，或者把他们消灭掉。一百五十年前的法国，二十年前的俄国．十五年前的德国以至于昨天蒋介石的中国都发生过这种事情。明天在共产党中国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中国革命发展违度比较慢，而且，共产党并非通过政变夺取政权这些都有助于防止在这方面搞出太过火的行动。

然而胜利在望的共产党人开始出现走向神权政治的趋势。如前面所述，毛泽东经常被称为人民的“救星”。这个词西方人听起来有一种宗教和不民主的气味。一个人被尊祟为天上的星宿，那他就成了尘世间的人们高不可攀的人物了。不过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同西方人想法不同。

共产党的权力来源于一种社会驱动力，不过它也具有一种唯我的性质。这种唯我主义肯定是有意识采取的。党竭力在公众的心目中使自己成为民主与自由的化身。共产党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毛泽东之歌》强调了这个主题：

你是光明的象征

你是胜利的旗帜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光荣的生活在你的年代

学着你的榜样

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就本身来说，这种自我爱慕无可指摘。统治者需要对自己的正确性抱有自信心，并相信自己的德行。但危险的是，不受民主程序制约的统治者可能将其个人对社会的观点随心所欲地加以发挥。他们可能误把自己看成上帝，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梦想，而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最后悍然实行暴政。中国共产党人和群众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并确切地了解人民的要求，所以到目前他仍还能够避开这种陷阱。他们依靠经验，而不是逻辑推理。因此，尽管他们犯了许多小错误，却没有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他们的错误从来没有发展成为僵化的教条。到现在为止共产党无论在理论或实际上都是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像他们这种白手起家取得的权力，不这样做断然是不能胜利的。

正在形成的权力同已经存在的权力毕竟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已经征服了大半个中国，他们的态度似乎处于变化之中。过去蒋介石掌权的时候，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共产党掌权，他们的权力却受到很小的限制。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社会的利益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稍微重大的事情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处理。毛泽东一再著文批判那些仍然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他没有表示放弃权力的意思。要是他有这种表示的话，他就不成其为他那种类型的领袖了。

推翻蒋介石的力量并不是共产主义。但是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党几乎意味着一切。党是建设一个革命的社会(包括其道德观念)的工具。唯有对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利的行为，才是值得称道的。例如，毛在一本论文艺的小册子中，批驳了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的提法。他认为，只有对革命有益的文艺才是好的文艺。这条标准适用于一切事物。毛的教诲是：“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这与罗耀拉的“采用别人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共产党为民主人士和学生鼓掌喝采，高唱言论自由，要求取消暴政。现在，他们仍然高喊这些口号。不过自由只能给“人民”，不能给“反动派”。任何反对国家专政的人。都十分可能被戴上反动派的帽子。这种危险十分明显，无庸赘述。

共产党将来也可能会像国民党一样被权力所腐蚀。如果共产党只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轻视具体经验；只依靠才智，而不去接触实际，只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那就有可能犯比蒋介石更严重得多的错误。中国革命的权力并不是靠一种笼统的哲学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许多革命者分头努力奋斗，解决具体问题得来的。如果中国共产党现在忘掉这一点，试图一下子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这是远非人类智力所能及的)，如果他们依赖一般原则，不顾具体情况，那么他们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专制者，酿成历史大错。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有很强的保全自己的本能，无意使自己成为任何教条祭坛上的牺牲品。如果他们要想这样做的话，大概就得把目前的领导人毛泽东搞掉。毛泽东多年前就曾说过：“教条主义连牛粪都不如。”

五、一个奋力摆脱其权力所受束缚的统治集团，一般是不会长期容忍任何异己势力存在的。我们自己国内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如：劳工的权力被塔夫脱—哈特莱法所限制；许多学校禁止讲授马克思主义；借口安全而取缔自由；人成了各种权力集团争夺控制国家的政治斗争中的玩物，等等。

很多迹象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任何异己势力都不是持很友好态度的。不错，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在地方参议会中实行“三三制”而有意限制自己权力的革命集团之一。但这种政策有些像魔术师玩弄的花招，因为在共产党地区内，真正的权力并不屈于选举出来的议会或政府，而属于革命本身的机构，即群众团体。这些团体，如青年团、妇女会、农民协会等等，表面上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都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执行其政策。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群众组织就是共产党的傀儡——按美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那样。这些群众组织的革命职能在于提供一种手段，或创造一种气氛，使新政权能够扎根、成长。如果这些组织不能满足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要求，那么它们根本就不能存在下去。所以，可以说这些组织执行的是共产党的政策，但共产党也满足了这些组织的要求。

我在共产党地区时，那里有四大权力机构，党、军队、政府和救国会。救国会管理群众组织。干部们经常说：“政府有理，救国会有权。”据我视察，这种说法颇为可信。也许可以把救国会称之为革命的主要机构。

救国会主持土地改革，并发动各村农民建立起农民协会。农民协会一般都控制在斗争地主的积极的农民手中。他们构成共产党权力金字塔的底座。他们当然与共产党休戚相关。但是，既然在农村中反对蒋介石斗争的象征是八路军，而不是党，因此如果从军队中发生分裂，很多农民显然可能追随军队，而不是党的领导人。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作为一种形象是极为重要的。

我在解放区时，村一级并没有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最低一级的干部在区里工作，这是县的下一级行政区划。区里四权鼎立，四位干部分管党、政、自卫队和救国会，每人各有其垂直的指挥系统，通过县受地区党、政、军、救国会领导。

在这样的体制中，共产党的干部并不是一切都说了算。地方党的干部不能向当地民兵领导人发号施令。原因很简单，民兵队长有武装的农民做后盾。他也不能随意支使救国会领导人，后者在土改中得到了各农民协会的支持。

党和政府代表之间的磨擦经常发生，而且几乎在每一级都存在。这是共产党人对我直认不讳的。在个别情况下，由于这类磨擦以及生活单调，有的干部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但是党与非党组织之间的磨擦从未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党和政府一般都支持各自的干部。但双方都很明智，不去袒护显然错了的干部。

农民是内战中的决定因素。但他们是否会服从中央政权，却值得杯疑。知识分子将成为新中国的掌权人物。对这种前景，人们不可等闲视之。在中国，一个人只要识书断字，那么，根据传统及其所受的训练，他就享有特权，高人一等，也就要摆读书人的架子，墨守陈规。在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靠背诵儒家经书而获得功名，因此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很可能会迷信新的教条。他们可能像过去的读书人对待经书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上顶礼膜拜的神物，束缚自己的思想，同时以此为武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老一辈共产党人以及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人，大部分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久经锻炼，因此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危险。可是大批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缺乏那种宽宏的气量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们满脑子教条，比共产党本身还要更“马克思主义”，他们硬搬条条，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他们嘴上也说要联系群众，实际上看不起农民，丝毫不关心农民的生活。我不想一概否定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承认，中国革命对那些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知识分子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民主影响。但是对那些新近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则另当别论。

中共对这种性质的危险并非毫无觉察，他们一再警告青年干部不要“心胸狭隘”，因为那样就会把许多进步青年吓跑，就会脱离群众。中共正在大力争取中国青年的支持。国民党正是由于失去青年的支持，所以才失败的。共产党不打算犯同样的错误。

他们取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而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使其政权获得较广泛的民主基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己通过决议，反对“关门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中共打算运用青年团这个有力工具扩大对中国的控制。青年团在其各项决议中明确指出，它的基本纲领是“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青年团应动员青年参军及支援工农业生产。青年团员应该积极协助政府改革学校教育并普及群众教育。他们除了参加国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之外，也应参加“国际青年反帝的民主和平运动”。这样，青年团不仅是共产党国内政策的工具，而且也是它的对外政策的工具。

毫无疑义，共产党将获得中国绝大多数男女青年的拥护。他们不像国民党那样去镇压和控制学生，而是把青年人的精力引导到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的轨道上去。共产党富于理想主义的号召力，正投合中国青年为社会服务的愿望。青年人对共产党的满腔热忱可能会在一两年之内冷却下来。不过到那时共产党也许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构。

青年运动的重心在一九四九年从农村转到了城市，转到大工厂和人口稠密的城镇。这是适应中共路线上的转变，即：革命的成败不再取决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取决于党能否胜任管理大城市的复杂工作。

共产党在城市中可能会碰到很多难题。但是应当记住，他们是真诚而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主要优点之一是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在北平举行的一次庆祝集会上，一位共产党人士在演讲中承认党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他接着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很多观察家曾预言中共将失败，但由于中共这种承认自己缺乏知识、虚心学习的精神，它倒是有可能获得成功。中共接管了北平和天津这两座各有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以后，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像搞民意测验那样，挨家挨户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征求意见。干部们像以前在农村时所做的那样，了解市民的疾苦，让他们介绍邻居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了解了面临的因难，也搜集到关于“人民敌人”的一些情报。

可以肯定，共产党在大城市中将遇到经验丰富、力量强大的敌人。例如，上海就有很多秘密会社。许多流氓地痞和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会企图破坏共产党的统治。还有更阴险的敌人——城市本身，相对共产党员或非党干部产生腐蚀性影响。有些农村干部经不起北平、天津这类繁华都市的各种诱惑，已经开始堕落。很多坏事是背着党干的。但中共一旦发现这类问题，就在党报上公开谴责犯错误的党员，告诚他们要警惕这类诱惑。

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让犯错误的人坦白交代。坦白会和诉苦会等等，都从农村传入了城市。不过，这一套对比较富于世故的城市居民似乎不大有效。据天津传出来的消息说，市民对于企图改造他们的共产党采取了“口是心非”的态度。斯梯尔说：“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得先挫败腐化的风气，以免使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受到破坏。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面临着一场同多少世纪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作斗争的硬仗。”

六、中国共产党有力量推翻蒋介石。但是它是否有能力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它是否能够成为全国的唯一权力中心？许多中立观察家认为不能。他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此浩大，过去蒋介石没能解决，共产党同样也解决不了。他们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人民将发动另一场革命，推翻共产党。

无可否认，革命力量夺取政权后不久又被反革命的车轮所推翻的事，在历史上发生过多起。但是，严酷的内乱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一种力量在粉碎旧的统治阶级并且将旧的社会权威破坏无遗之后，通常能够牢牢控制国家政权，使之不易被击破。共产党的权力富于扩张性。它总是通过不断剪除异己势力而发展壮大，但是它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巩固其政权。它必须逐步前进，否则就有被其本身的过火行动毁灭的危险。目前，共产党还不得不同其他势力分享部分社会权力和国家政权。妨碍共产党对中国实行全面控制并在相当时间内使其掌权地位不稳的原因，可分述如下：

(一)共产党是在争取独立、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旗帜下，而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打败蒋介石的。如果共产党现在改变策略，企图全部控制革命运动，它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就必然要受到严重损害。投入反蒋斗争的人绝大部分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们还未被置于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因此，共产党必须采取缓进方针。

(二)在共产党二十年的历史中，它第一次不得不负责养活原来由蒋政府供养的城市。因此，解放区的农民必须拿出比以前给共产党还要多的粮食。由于城市无法向农民提供充足的工业品作为交换，土地改革的好处可能成为画饼，农民也可能产生不满情绪。共产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张可能会加深农民的不满。

(三)中国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因此中国共产党所能得到的无产阶级的支持，要比欧洲共产党少得多。共产党没有许愿大幅度提高城市工人的工资，它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进行谈话说服，消除对社会而不是经济上的不满等等办法，来争取工人的支持。

(四)因为城市工人为数极少，共产党不得不争取那些传统上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但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蒋介石、国民党能否借助于它而复辟，那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城市无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确实使其他势力大有活动的余地。

(五)中国幅员辽阔，交通落后，地方观念根深蒂固。这将迫使共产党同地方势力打交道并同他们妥协，中央集权的统治不仅缓慢，而且会遇到重重困难，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征服内蒙和西北的伊斯兰武装集团，以巩固边陲。要做到达一点，单凭军事手段是不够的。共产党不可能单靠军队来平定混乱的中国大陆。它必须使用政治和社会的手段，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这样，共产党为达到其目的，就完全有必要同其他力量结成同盟。这又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者将有活动的余地。

(六)共产党没有完全控制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间，这支军队叫做红军。它在政治上是清一色的。其后，在抗日战争以来的十年中，大量爱国分子涌入军内，这使它的阶级性质发生了变化。内战重起后，这支军队又发生了变化。现在部队里有无数前蒋介石的士兵。这样，这支军队更能代表全国，但同时它也使共产党遇到了一个如何保持对这支军队的控制问题。曾经发生过国民党军官向人民军队投降后又反水的情况。二十年前，最初的中国红军是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后一部分军官起义组成的。同样的事情可能还要发生，不过这一次正好反过来。这种可能性虽小，但还是存在的。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共产党目前不会太急、太露骨地推行一党专政。目前，他们大概仍然主张搞联合政府。

(七)传统的敌人仍然存在，战争和革命又造成新的敌人。他们可能会从事阴谋暗杀，制造地方叛乱，组织土匪，进行破坏。但是中国人民要求和平与安定的强烈愿望可能会阻止这种活动的发展。

(八)国民党海空军仍然能够封锁中国海岸，阻止西方船只进入共产党港口。从长远观点来看，国民党海军和空军可能会失去大陆上的一切基地，像明朝遗民一样，退到台湾或者海南岛上。但是对中国海岸的封锁，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导致国际纠纷，推迟外国对新政权的承认。

(九)共产党缺乏受过训练的人才，将不利于其建国事业。但共产党仍可以使用国民党原有的技术人员。所以这个问题不会对其权力造成严重影响。

(十)中国处于美苏之间一个政治足球的地位，使中共同国内其他势力之间的关系处于很尴尬的境地。来自国外的压力可能会迫使中共在国内采取不得人心的政策。不过新中国政府同美国的关系继续处于困难中时，可能会得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支持和协助。美国过去对中国事务的干涉，也可能被中共利用来激发国内的团结。

(十一)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任何企图治理中国的新政权的名声。人们原以为革命似乎能够满足大家多年来的梦想，现在可能感到失望。共产党的权力之所以能存在，主要是由于它能够为人民谋利益，现在可能受到影响了。然而，革命并不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共产党可以把罪责推给别人。

(十二)最后，共产党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但是现在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共产党要求个人权利服从社会权利。它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大体上，这些就是不利于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的一些因素。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民不久将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另一次革命呢？那倒不一定。认为中国将发生另一次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看法。

它主要产生于这样一种判断：共产党将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将造成群众生活痛苦，从而引起一场新的群众暴动。但是同一般人的理解正相反，经济混乱并不是爆发革命的唯一原因。生活条件恶化的确对于革命有很大的诱发作用，但其本身并不足以造成一种社会制度被推翻，否则，贫苦的群众岂不将不断举行暴动。在中国，只是到了相当多的群众开始认清国民党政权并不能使他们脱离苦海时，经济上的痛苦才变得无法忍受。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才给他们指出了一条生路，使他们获得了新生的希望。而且，今天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像共产党那样提出一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人民从他们的历史性困境中解救出来。美国干涉主义者的唯一纲领是“消灭共产党”，让美国军方和美国经济学家管理中国。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对之寄予任何希望。更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许多人加入共产党以后，甘愿经受了他们前所未闻的各种艰难困苦。他们之所以不造反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深信苦痛是暂时的，而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神圣目标，他们甘心情愿经受千辛万苦。

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使人认为，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新的革命。首先，很少有人在一代里发动两次大革命。战争已使中国人民元气大伤。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精力，甚至于他们的生命本身都几乎耗尽了；要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来反对已有的革命，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心理上对他们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其次，共产党已通过其土地改革纲领消灭了发生这类革命的主要基础——至少在长江以北是这样；而且看来中国不大可能出现其他势力在长江以南领导实施这种纲领。第三，有人说，共产党是通过发动游击战争夺取政权的，因此也可以通过游击战争把它推翻。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游击战争，是因为西方及日本资本主义先后对中国渗透的总的后果造成了农村的破产。农村破产的基本原因被消除之后，虽然还可能发生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不会产生广泛的人民战争。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首先必须有极为迫切的个人原因和果断、有魄力的领导人。在反对共产党的营垒中，这两者都不存在。在中国，只有在下面这种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广泛的反共游击战争，要就是在一部分严密保护的地区实行反土改，要就是共产党实行蛮横的土地集体化而引起农民的反对。这种条件不大可能会在近期内产生。但以后也可能产生。关键在于共产党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

七、中国共产党单靠权力是无法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的。如果人民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任何社会都会四分五裂。必须有一种共同的感情，有一套得到普遍承认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否则，社会秩序就会瓦解，发生大混乱。

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两千年中保持稳定，并不是因为北京的皇帝拥有强大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而是因为逐渐形成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制度和精神生活方式，完美地适应了中国的特殊需要。共同的信仰是保持社会团结的最强有力的因素。风俗习惯，儒家伦理，祖先崇拜，孝顺父母——一句话，人们共同遵循一种公认的生活方式，才使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尽管中国多次受到入侵，一个王朝被另一个王朝所推翻，都没有能够破坏这种团结。中国从未接触过更优越的文化，她本身的风俗习惯仍然占统治地位，并保持了秩序。

西方用较优越的文化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后，传统的风俗习惯和儒家生活方式丧失了它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宗法社会的行为准则不再适用于进入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一下子脱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突然进入了新的环境之中。他们茫然不知所措。

在这种情况下，新社会的创立者有责任制定一套能够重新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但是没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军阀们企图只凭借武力来恢复中国的秩序。他们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结果只是更加扩大了中国的四分五裂，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孙中山和国民党试图用西方的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理论把中国团结起来。但这些理论比旧的信仰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它们不是产生于任何道德基础之上，只是一般性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行动准则。

不仅如此，由于这些理论是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搬过来的，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道德观念。在年轻的美洲大陆上，这种道德观念倒成为促使人们团结起来的一种极好的精神粘合剂，因为根据这种道德观可以把土著居民消灭掉，所有的移民都可以迅速发财致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私人土地所有者，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亿人口，已经存在等级社会的古老国家中，这种道德观沉重地压抑了社会的下层人民，只对那些生来就有权势的受过教育的人有利。后来，国民党领导人开始垄断年轻的资本主义企业以谋私利，事实证明这种自由企业的哲学根本无法使中国人民形成共同的感情，因为它使社会底层的贫民激增，同时又把一批骄横不可一世的官僚抬到了统治者的地位。一方面，强者可以凭借着自由企业制度任意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它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限制了自由。所以自由企业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国民党内官僚资本集团的腐化，破坏了社会契约。整个社会从上烂到了底。由于没有共同的利益可保护，人们之间的共同感情已荡然无存，结果，中国更陷于精神上四分五裂的状态。

国民党内的封建派为了阻止分裂，提出恢复古老的风俗习惯，恢复儒家伦理，依复古代传统。但是农民已经进了工厂，乡绅已经变成了大城市的投机商，地主已经成为工厂主。他们怎么可能在新形势下仍然袭用过去的老套子？显然不能。结果是社会的分裂更加扩大。

蒋介石于是乞灵于纯粹的权力，把服从国家规定为正确的行为准则。他反复强调一个“忠”字：士兵穿的背心上印着忠字，军官的升降取决于其忠诚程度；部长的任免视其忠诚程度而定，还叫平民百姓要忠于祖先，忠于国家，忠于中国的生活方式。

但是单讲一个“忠”字，并不能在社会上造成共同感情。当一个国家强调忠诚高于一切时，它就已经快接近崩溃了。因为人民开始认识到，统治者除了要求他们服从其权力之外，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为了使人民对他保持忠诚，蒋介石不得不强化高压统治的手段。他不断制定层出不穷的条例。随着条例的增加，又得大量增设人员加以执行。他通过了各种反颠覆法令，在学校里设置思想警察，设立特刑庭，大量增加国家警察、党务警察和特务。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原因是，虽然他指望通过这些法令控制中国，但它们全都是根据对社会的一种错误而有害的概念制定出来的；所有这些法令都是赤裸裸反社会的，都只能使社会陷于更严重的混乱和分裂。

蒋介石政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丧失了“德”，违背了道德规范，没有能够建立一种人民可以遵循的生活准则。共产党是在国民党失德而覆灭的废墟上兴起的。

共产党现在能否完成过去一百年来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使中国社会重新成为一体？这不取决于它能从俄国得到多少援助或者不能从美国得到援助。归根结蒂，这取决于它是否能使中国人民产生共同的信仰。它在革命干部中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现在它必须把干部中的这种同心同德之情灌输到全体人民之中。它必须在中国恢复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相互信任感，否则它也要失败。

八、许多人已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宗教性的一面。无可否认，中国共产主义的确也有一种近似宗教的号召力。我不打算在这里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它十分复杂，涉及到儒学、佛学、基督教、祖先崇拜、恋母变态心理、巫术、泛灵论、幻术，以及各种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所以，我将仅就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内容及其同权力的关系作一概要的叙述。

每一种宗教都以不同的方式把生与再生作为它的主题。先知在艰难时世中出现的时候，人们强烈地渴望重新生活，忘掉过去的罪恶和困苦。这种再生的愿望是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进展的强大推动力。这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毫无共同之处。蒋的“新生活运动”只注意一些表面文章，如应把衣服扣子都扣上，不在街上吐痰，等等。而再生比“新生活运动”深刻得多，并接触到人们内心的隐秘感情。

“翻身”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口号。按字面讲，翻身是“把身子翻过来”的意思。但有时翻身被译成“站立起来”。把这个词用于政治时，它指的是推翻地主制度，推翻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但是翻身的含义并不局限于此。它具有明确、自觉的目的——使中国人民得到新的道德准则。把这个词用于个人时，它的含意是：使你的思想，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良心都来个大翻个。当然，这种伦理观念的哲学是一种改造的哲学，但它的深度远远超过改造的哲学，因为它还包含再生的思想。

地主必须把自己的思想翻个个儿。这样，他不仅将不再剥削佃户的劳动成果，他自己也不再是地主，而通过脱胎换骨改造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丈夫必须停止殴打妻子，这不光是为了他妻子的缘故，他自己也从此成为一个新人。“破鞋” (或妓女)必须加以改造，使其重新成为正常的女子，找一个丈夫，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翻身的另一个侧面是人人都渴望恢复青春。当社会在政治上重新觉醒的时刻，整个民族都会产生重度自己童年的愿望。被遗忘的风俗、舞蹈、歌曲和传统，在这时又会重新出现。所以，中国人民十分喜爱复活了的秧歌舞。在华北和华中的乡村、城市的街道中，人们经常排起长队，尽情扭起有节奏的秧歌舞。共产党用这种办法满足了人民希望再次无拘无束地跳舞、欢笑的愿望。

由于合唱和集体舞体现了同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精神，往往为以“人民 ”为基础的革命政权提供良好的宣传阵地。歌唱和舞蹈一直就是建立共产党政权、以及在群众中培育团结精神的工具。由于它们揭示了共产党之所以吸引群众的阶级实质，我们在下面摘引几首歌的歌词：

反动派，剥削人，千刀万剐不解恨。

不顾百姓死与活，一心只想搞独裁。

大地主、大军阀、大买办、大家族，

一起干坏事，害得我们穷人活受罪。

另一首秧歌的歌词是：

爹娘没钱送我上学堂，

人家读书又认字，可我还是当文盲。

咱们要读书，要活命，要自由。

大家一道上学去，上学去。

集体学习好处多。

再生的愿望和拯救灵魂的愿望是紧密相连的。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号召力。其一是：“你注定要完蛋，但还有一条出路。”通过阶级斗争拯救全人类—这就是革命的召唤。但是中共在同老百姓打交道时很少用“阶级斗争”这个词。对老百姓的召唤要更简单、更直截了当得多，是这样说的：“你们正在挨饿，要自己拯救自己。团结起来，和我们一块儿干”。

要拯救灵魂必须通过“自赎”才能实现。“破鞋”应当抑制情欲；知识分子应当克服名利观念；地主应当根除贪欲；农民应当力戒懒惰；干部应该时时刻刻消除“教条主义作风”。

拯救灵魂之路并非坦途。但是有引路人在——那就是人民军队和共产党。一首标题为“你是灯塔”的歌曲很好地点出了这个主题。党就是这样反复地向人民灌输说，党就是他们的领路人。对于社会上的坏分子，共产党许诺他们可以通过悔改获得拯救。虐待妻子的丈夫、剥削佃户的地主、压迫老百姓的国民党以至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都应该悔过自新。

叫人反省并不是共产党最先发明的。国民党也使用过这种办法。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原始的国家里，由国家进行强力制裁的手段是有限的，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压力才能使人民服从，与当局合作。反省就是使人民认识到某些作法在新秩序下是错误的。这样一来，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就应当低头下跪，承认全部罪行。显然，共产党想用这种办法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部树立—个无形的监督者，用新的生活方式指导自己的行动。

公开忏悔是共产党使人民服从统治所使用的另一种办法。但是使用的手段不是那么纯马克思主义的，而更带有中国的色彩。在西方，人们私下向牧师，或直接向上帝忏悔，但是在中国，由于人民本身被奉为上帝，这种活动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这样，坦白会成了人们忏悔对社会所犯罪行的场所。我在后面将评论这种坦白对人身自由造成的威胁。但是，这里应指出，当高利贷者在全村大会上跪下，承认他是靠榨取别人血汗养肥了自己；当男人承认虐待了老婆，村里的恶棍承认自己威逼妇女同他发生不正当关系；小偷承认从邻居地里偷了西瓜时，人们认识到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正在形成。这种意识一旦掌握了群众，新道德标准就势不可挡地建立起来。剥削别人以牟取私利，成了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过。许多村庄强烈地受到了新道德观的影响，不仅地主没有了，连小偷也随之而消失了。在共产党地区你可以看到整个整个村庄夜不闭户。

诉苦会同坦白会正相反。人们在会上并不忏悔自己的罪过，而是倾诉自己的痛苦。诉苦会使人们产生同病相怜的心理。因为当人们互相倾诉自己的苦难时，他们认识到彼此在生活中有着共同的悲惨遭遇。这会使人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产生共同的感情，获得力量和希望。

斗争会也是形成公众舆论、建立道德准则的有力武器。佃户斗争地主，妻子斗争丈夫，农民斗争窃贼，各人斗争自己身上的坏思想，各类斗争会的主要意图就是当众羞辱被斗对像。在法律还没有享有绝对权威的落后社会中，风俗习惯是神圣的。一旦风俗习惯被打破后，人们无法预料其他人将如何行事，因而丧失了对社会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通过当众羞辱违反传统的人以维护共同的感情。爱斯基摩人处罚违反公共秩序者的方法是围着他跳舞、唱歌，用冷嘲热讽的办法折磨他。共产党中国农村中的集会上也采用与此类似的办法。企图以自己老婆的肉体引诱佃户或土改干部的富农，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这种惩罚在西方早已不用了，现在只用来惩罚儿童。但是在中国农村，采取当众羞辱和嘲笑的办法，对于建立道德标准，恢复社会的团结还是有作用的。但斗争会对自由也构成威胁。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改造中国社会，还要改造中国的人民。它像戴奥真尼斯一样，提灯夜游，揭露社会上不公正的事情，救济穷人，惩戒作坏事的人(或者拯救其灵魂)。它无疑是想把每一个中国人都改造成为有道德的好人。当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这种办法行之有效，而且深受老百姓欢迎，其人数之多超过了你的想象。

在共产党地区的人民中，特别是青年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友爱的气氛。这在人人都为了金钱而勾心斗角的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存在的。在农村中，妇女会和农民协会使农民有机会在一起共同处理问题，这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共同感情。城市的工厂中也是如此，工人们破天荒第一遭可以在自己中间讨论共同的问题，并同资方讨论问题。知识分子也正在经历一场思想改造。很多人是真诚进行改造的。但毫无疑问，也有很多人只是把自己的信仰掩盖起来，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实行自己的信念。至于其他老百姓，很多人对这种没完没了的说教和宣传感到厌烦。

一般来说，共产党正在试图通过把社会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办法来统一中国。你要是表现你的个性，你就会脱离群众。因此，你就得作自我检查，接受小组批判，承认错误。你应当为社会，而不是为自己工作。

共产党不断宣传那些很少有人能够应用于具体环境的大道理。他们不厌其烦地制定了人们应当遵守的种种规定。蒋介石制定的条例只是造成混乱。共产党的规定不仅要求忠于国家，而且也要求为社会服务，所以带来了安定。

通过以上对共产党权力的道德内容所作的粗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因为中国的其他各种势力——地主、豪绅、士大夫阶级、军阀、金融家、政治官僚，等等——的所作所为 (即使他们个人正直诚实)，破坏了社会的安定，才使共产党成为今天中国唯一真正的道德力量。

二十世纪中国的统治者没有任何得到普遍承认的精神权威，使他们能够制定新的道德行为准则。中国也没有一个受到普遍信奉的上帝，因此无法利用这个上帝来重申永恒的真理或订出新的信条。敬祖、孝顺之类的基本生活准则，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已经过时了。政府当局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把所有的经济负担都推到社会中最弱的成员身上，这使得皇帝、权贵都信奉的中国著名的“德政”理论也失去了力量。贵族和族长们丢下百姓不管，只顾自己发财。人们对社会的以及精神的权威产生了怀疑，他们也本能地对道德信条产生了怀疑。因此，德治在人们心目中的无上权威也消失了。

高深的宗教也没能给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树立任何切合实际的道德准则。

从印度传入、并作为下层阶级的宗教而征服了中国的佛教，早就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神力量。后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命运更糟糕。

基督教的学说在十九世纪中叶点燃了下层阶级的太平天国革命，本来是大有机会征服中国的。但是当西方的冒险家同中国贵族和异族满洲人一道镇压太平军之后，基督教逐渐失去了下层阶级的特征。后来，基督教变成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成了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之流的信条。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根本不能成为人民的宗教。

上帝不为凡人的事业服务就不能保持其至尊地位。在苦难深重、动乱四起，战祸不断、疾病流行的时代，先知可以使失去信徒的上帝重新复活，让他来到人间，怒斥不义，拯救百姓，把骑在穷人头上的压迫者打翻在地。这样，他们使上帝成为穷人的代言人，并使人民确信正义最终必将获胜。在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别的先知。

中国的劳苦大众早已把他们自己的神仙打倒在地，外国人的上帝对他们的渴望和要求又毫无反应。帝国主义使中国走向崩溃，基督教既没有带来社会正义，又没能使人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苦大众转向与上述两者对立的共产主义，也就毫不奇怪了。

因此，共产党目前成为中国世俗的以及精神上的统治者。他们用切合实际的希望取代了对上苍渺茫的幻想，用对人类理想的献身精神代替了对上帝的信仰。人民至上成为今天的偶像，社会主义成为未来的天堂。

第六十节财产

《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可以归为一句话：‘消灭私有财产。’”在苏联，这是俄国人的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但中国共产党人却没有采取这样的作法。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制订的土地法大纲完全根据实际经验明确规定：

1．不论年纪大小，地主或佃户、国民党或共产党，人人都应平均分配土地。

2．分得的财产即为个人所有，可以自由经营、自由买卖，并可在特殊情况下加以出租。

老布尔什维克猛烈攻击私有财产的作法，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之间有很大不同。俄国人不容个人任何选择，要么放弃土地，要么被轰走。而中国共产党人同今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样，并不要求立即废除私有财产。在他们的心目中，私有财产仍是万恶之源。但他们无意把它彻底消灭——至少现在还不想这样做。他们打算同它妥协，容忍它的存在。他们完全不反对私人持有土地。实际上，他们的态度正相反。他们目前的政策是让农民获得土地，发家致富。

共产党在它的土地法中对私有财产作了让步，但并没有对地主作任何让步。土地法明确规定地主阶级必须消灭，不容分说。地主要就是屈服，要就是被消灭掉；他被剥夺了过去享有的一切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共产党人认为，消灭了地主阶级，也就废除了最残酷的封建剥削形式。他们对这种封建剥削是极为痛恨的。然而他们并不强烈谴责资本主义。

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必须消灭中产阶级”的理论。原先这种理论不仅适用于生产资料，也适用于分配手段。

中国共产党人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也几乎盲目地信奉这种理论。二十年前按这种理论行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现在这种理论已被抛弃了。为了肃清它在共产党新老干部思想中的影响，毛泽东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特意对中产阶级作出了照顾和让步。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保障工商企业的优惠地位。党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政策，曾在一段时间内明令减轻工商企业税。

在经济上很少对私有财产加以限制。事实上正相反。商人、煤矿主、火柴厂经理一类人，至少在国内战争期间都被看成是幸运儿。

共产党采取这种温和的政策决不是出于对私有财产神圣的信仰。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推行的政策还不能使人民得到彻底解放。贫穷还不可能从地球上消失，经济上的不平等将继续存在。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以及共产党自己进行二十年土地改革的经验，使他们不得不同私有财产这个魔鬼暂时妥协。这两者使共产党人懂得还是慢慢来为妙。他们不在乎被别人叫做土匪或改良派。他们看待一切事物都是从当前任务的需要出发的。

就其政治形态而言，中国共产主义乃是夺取、保持以及扩大国家政权的工具。对毛泽东来说，反蒋战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取群众的拥护，尽可能少树敌。

毛认为平均分配土地是争取群众支持的最好办法。他认为，只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到十，但拥有全部土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地主富农才反对这个纲领。由此，他得出结论，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将参加上地改革和统一战线。我个人认为毛的估计有点过高。但毛就是这样看的，并且向党说明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估计制定他的策略的。

毛提出了两项基本原则：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毛知道佃农是他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因此，他想让贫农团成为分配土地的权力机构。可是，他认为中农才是决定性因素。他指出，必须对中农作出让步。如果中农反对平均分配土地，则应允许他们保持比一般农民稍多一点的土地。

在这方面，毛常常不得不对在土地改革中搞得过头的农民和头脑发热的干部加以限制。

毛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指出：“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行为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因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建立反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 ”

毛不但要防止他的基层干部脱离中农，还要对那些混进党内、认为废除封建主义就是杀地主的痞子进行斗争。

毛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地主。 ”

这种警告是很必要的。许多干部根据“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对农民的暴力行为不加阻止。还有些干部认为杀人是正当的，而不制止乱杀现像。有些干部私下对我说：“这种暴力行为是对土地改革的歪曲。”一方面，毛必须制止土地改革中的暴力行为(在写作本书时已经制止了)；同时，他还得大力推行平等政策——这种政策在土地改革初期并不是总能贯彻的。有些地方，地主富农所保留的土地远远超过一般农民的标准。毛认为这种让步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他宣布不应重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间执行的“不给地主土地，只给富农坏地”的“极左政策”。

“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

“只可惩办那些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

“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

克制和谨慎行事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策略原则。

他警告说：“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

“分浮财和分土地，均必须在环境比较安定和绝大多数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否则就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

以上谈的是土地改革和夺取政权的斗争。至于土地改革是否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分配土地本身并不能在中国产生健全的农业经济。它既不能创造出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也无法消除过剩的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过去的国民党农业专家和今天的外国专家都引用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来证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纲领是完全多余的。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土地改革并不只是土地问题，还涉及同地主经济紧密相联的整个社会制度。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有的人就会活活饿死，农民就会被任意残杀，妇女就会像牲口一样被买卖。蒋介石的支持者还说，土地改革拆散了大庄园，在经济上是倒退的。但资本主义式农业在中国少得可怜——在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的华北则肯定不存在。况且，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把大农场分成小农场，而是通过集体劳动使小农场合并成大农场。

共产党目前对私有财产采取这样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不实行土地国有化。你把一个共产党员叫到角落里，对他说你认为把庄园拆散不能解决中国对农业现代化也就是大农业的基本需要，他会告诉你：“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农民摆脱地主的剥削，得以活命。农民得到土地以后，认识到他是社会中的一员，人人平等，因此，他开始认识到实行民主的必要性。然后，正如我们目前已经在老解放区实行的那样，我们将引导农民实行互助耕作。这样，农民就会逐渐认识到还是大农业好，他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同他能过上好日子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农民自己逐渐会创造合作的形式，我们且注意看他们。也许需要十年才能完成全中国的土地改革，再过十年才能实行互助耕作。到那以后，才能谈集体化。土地国有化也许不一定对中国有利。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实行土地国有化。俄国把农民变成了国家的佃户。目前我们不需要任何佃户。”

我在共产党地区游历时，除了少数地痞和一些头脑发热的地方干部非法向从事工商业的地主征税以外，我没有见到从根本上违反共产党关于私人财产政策的现像。可以肯定，共产党没有试图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商业国有化或土地集体化。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

一九四七年圣诞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一篇报告中，对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作了一番展望。他在讲话中描绘了未来中国社会的大概轮廓。我现在不加评论，转述如下：

毛认为，革命有三大经济任务：

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二、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三、保护民族工商业。

毛指出，“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同外国帝国主义密切地结合着，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所以，革命所要消灭的对像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

由于中国还很落后，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中国的农业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分散的、个体的。然而，由于已经从封建制度下解放了出来，它将被引向集体化的方面。因为这种原因，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危险，而是可取的。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消灭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锚误，是绝对不许重复的。

工人的劳动条件不应过高；不得征收过高的所得税；土改中不应侵犯工商业者，不得重复所谓“以劳动者福利为目标”的近视的政策。

总起来说，新社会的经济构成是：

国营经济，

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

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必须实行发展生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何其他的政策都是害死人的，错误的。

以上就是毛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大概设想。

更具体地说，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包括钢铁工业在内的所有重工业，包括生产军火和化学品的所有国防工业，以及所有机器和资本货物的制造业都将完全由国家经营。但是，私人资本可以在轻工业中获得不受限制的发展。已经邀请国民党工商企业家在解放区投资。各地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向他们提供了特别的便利条件。

到目前为止，在共产党新占领的大城市中仍允许私人银行和钱庄继续营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将继续允许它们营业。

十分明显，共产党的贸易政策是基于下述两条原则：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贸易由国家管制。共产党办的杂志《中国文摘》说；“对外贸实行管制的目的是只进口对经济建设必要和有用的物资，禁止进口对国内工业有害的非必需品。”就理论上来说，这同蒋介石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一样的。但共产党认为，南京的贸易政策只不过是由“四大家族”实行垄断，并为倾销美国货物大开方便之门。只有官僚资本才从这种政策中获利，而私人企业却被挤垮，整个国家的经济遭到扼杀。共产党声称，他们的新政府将实行国营贸易以获取外汇，但同时将保证私人出口商的利益。蒋介石政权从未成功的执行过这一政策，这是它脱离中国实业界人士的原因之一。国民党已经失败了，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否能成功，我们且拭目以待。

第六十一节自由

为了估计一下中国共产党统治下自由的前途如何，我们应首先回顾一下共产党兴起之前中国有什么自由制度。

假如将自由理解为一个人可以不屈从别人的意志，可以在他的行动不损害社会生活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那么，我们就会立即发现，直到不久前，中国的自由制度同我们西方的任何自由制度都截然不同。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社会秩序是依靠庞大的地方和中央机构以及一整套复杂的法律来维持的。只要不触及这些法律，我们便享有自由。

在中国社会中，直到不久以前，个人意志并不是由任何国家权力或政治法律来协调的。相反，人们的行为受到一整套复杂的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的支配。人们的公民权受习俗的约束而不是受政府法令的节制。保护人民免受政府侵害的，是社会风俗和孟子制定的最高准则，而不是宪法。根据这种最高准则，人民有权反抗丧失天命的统治者。同日常生活的准则一样，自由的范围也有明确的规定。孝顺父母，崇敬祖先。从小接受儒家道德的熏陶，普遍尊敬才子和老者，严格的礼仪，世界上最讲究的礼节，所有这一切对人们的行为作了规范。当人们违反公认的准则时，他们通常不是受到国家的处罚，而是受到公众舆论的压力。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压力足以迫使一个人离开他的村子。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并不是由阶级，而是由家庭地位所决定的。人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在著名的五常之中有着明文的规定(五常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亲属关系有明确的名份，附有强制性的义务和权利。这种制度的好处是每人都知道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确切地位，因此也就知道别人如何行事。

在个人家庭的圈子外，凡是最有能力维护家庭者，即拥有最多亲属的，自然享有最大的自由。一个人的兄弟、姑表兄弟和叔伯越多(他们可以保护他，或为他报仇)，他享有的自由就越多。人们受了欺负，便召来家里人和亲戚围攻仇家，这在今天中国的一些地方还是司空见惯的。人们到衙门打官司时，一个人能叫来的“兄弟”数目多少，往往决定官司的输赢。可见打官司也取决于家庭的势力。

在中国，保护自我利益的另一个办法是做到“朝中有人”。所以，人们都竭力至少让一个子弟去读书，通过科举考试后，得到一官半职，不仅能光宗耀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保障家庭免于过艰辛的生活。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追求功名著称。他们总是觉得，与其要求别人保护自己免受政府的伤害，还不如自己设法在政府里找个保险的差使。

中国的贵族阶层一向是软弱的，因此，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甚至中国的哲学家也更关心社会道德关系，而不是个人自由。只讲实用的儒学十分重视礼仪，它的目标不是解放个人，而是维护社会。附带说一句，儒家学说具有两重性，它不仅维护国家权力，而且也对其有所限制。

虽然中国存在国家专制主义，但不同社会集团的权利和义务几乎相同，因此，中国几乎到今天仍能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很少有人拥有巨大的财富，主要原因之一是，父亲把财产分给所有的儿子，而不是只传给一个儿子。因为没有显著的不平等，人们的利益和义务几乎相同，社会因此得以保持稳定。通过每隔几个世纪来一次改朝换代的方式进行调整，重新分配一部分土地。

西方势力伸入中国后，特别剧烈地震动了这种自由制度。人们迫不及待地接受西方的自由观念，而不考虑这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对于中产阶级农民出身的军阀来说，自由远不如政治权力有吸引力。

如果说新的统治者未能使他们的自由观念适应旧有习俗体系，那么旧有的权势力量也表现得不负责任。从前，农村中的尊长者不仅拥有权力，而且还得承担与他们地位相应的责任。这些人很快变成了地主，不思尽责任，而只顾从佃户身上榨取地租，放高利贷，只想增加田产。村贵们变成了工厂主和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他们招工人当作仅仅是劳工契约中的卒子。士绅阶层的子弟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英文，然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回国后成了买办、官僚、银行经理，把他们在国外学来的西方自由观念搬到中国。他们打着自由企业和个人权利的招牌，到处横征暴敛，抢夺人们的金银钱财，甚至从人们的口中把食物夺走。一句话，这些人生吞活剥自由的概念，却毫不考虑其所带来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再享有几乎平等的权利，因此，古老的社会习俗所传下来的个人主观权利便无法再保持下去了。人们再也不知道别人将如何行事。从此以后，大部分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反对个人自由的理论，因为他仍逐渐认识到，这种理论只不过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后，当权者变得更加贪婪，更加不顾人民死活。于是中国人民决心打倒个人权利，而代之以社会权利——即“平民”主义。就这样，人民大众，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抛弃在西方受到称颂、并且直到不久前他们自己还信奉的自由概念。

只有懂得这种历史背景，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自由的态度。当共产党人说他们不给反动派以言论、集会和请愿的自由时，他们的意思是要镇压军阀和其他反社会分子，正如过去不孝敬父母者因破坏了社会和谐而要受到惩罚一样。当他们申斥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发表长江内有水雷的“谣言”时，他们是在使用政权的力量反对个人权利。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以便成为南下大军中的政治干部。实际上，他们正在步他们为了“当官”而学习四书五经的先辈的后尘。这表明他们不仅希望进行精神上的冒险，并且也希望行使权威，而绝不说明他们想要摆脱权威。

中国就这样突然背离了通往个人自由的道路。如果个人权利受压制一事激怒了国民党领导人，那他们只能怪自己。因为正是他们的贪欲和暴虐才使多数老百姓陷于绝境，以致情愿放弃个人主现权利，以求在那些能够保证他们安全的人们保护下得到安生。

我们美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作出更大的努力，使自由成为我们文明的基石。但是，也许我们自己独特的历史使我们无法理解外界争取自由斗争的实质。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未经开发的国度内开创基业的，我们把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自由企业原则作为我国的根本理论，即使这样，我们如果不毁灭这里先我们而存在的文明，也就无法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及相应的自由制度。为了实现我们的自由和利己主义理想，我们不得不剥夺印第安人的自由，而且还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这种建立新社会的方法，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国的的人都无法采用了。十分明显，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中，利己主义哲学的泛滥只能导致全面的社会大灾难。

中国人口过多，生活水平是世界所有大国中最低的，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任何政府所能给予人民的最宝贵的自由，不是言论、选举或集会的自由，而是生存的自由。

很明显，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给解放区人民的最大恩典是使他们免于饥饿。土地改革并没有使农民摆脱贫困，但至少使贫困平等化。只要村里有粮食，人人就不会饿死。这种经济上的公平是通过和地主豪绅进行殊死斗争赢来的。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使贫困无地的农民获得了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感情——希望。有粮食可吃，这同自由、即个人主观权利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受地主和高利贷者压迫的农民，经常被强迫放弃土地和妻子，陷入饥饿之中。不挨饿是一种个人权利，但它并不是客观保证。旱灾和水灾还可能带来灾荒，人们还将挨饿。但这并不是因为某个掌握经济权势的人把他们从土地上超走，或抢走了他们的存粮，而是因为村里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当然，土地集体化运动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很多中国人大概是为了在经济上获得保障，而不是为了自由才站到共产党一边的。但是，只有通过反对旧的统治阶级才能获得保障，因此．争取保障的愿望变成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情况在游击区尤为突出，在这里人们可以遇到世界上最向往自由的人。抗日战争、内战和土地改革使最富于斗争精神的人得到了权力和地位。在革命的危机中东躲西藏的胆小之辈，则被推到了社会政治阶梯的底层。但也存在一些复杂的情况。许多“蒙昧无知的群氓”并不是为了自由的理想而起来造反的。他们起来造反是因为他们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想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推翻某些权势人物。现在，这些人想保护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在他们眼中，自由已远不如刚造反时那样重要了。

残酷阶级斗争的创伤和悲惨的个人遭遇，使许多人变成铁石心肠。农民是讲究实际的，他们经受了抗日战争的磨难，绝不书生气十足地看待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意味着他们自己能保护自己。他们不想让他们的敌人东山再起。

但是，不论人们是为了自身安全还是为了自由而参加革命，他们都习惯于为了社会理想而不是为了个人原因而一致行动。甚至在无政府主义十分严重的游击区，也始终存在某种集体纪律。人民希望受到保护，希望和平。他们需要粮食甚于个人自由。

所以，很多人对新政权和社会正义抱有无限希望，而绝不像西方人那样寄希望于自由。

近百年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奋斗。在第二个阶段中，人民谋求掌握国家政权，实行民主。在第三个阶段中，人民希望从封建主、个体剥削者和旧的社会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

我无法在这里详细论述这三个阶段，我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都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从人身自由的观点来看，第二个阶段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反对个人受剥削和反对半奴隶制的斗争，总是不可分割地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联结在一起。其原因很简单：封建统治者——地主，高利贷者和地主管家，到现在还是同买办或官府勾结在一起，而买办和官府又同受到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炮舰和军事行动保护的外国势力相勾结。因此，人民一直在争取建设强大的国家机器，以解放自己的祖国。许多人把政权看成是救星，而不是压迫者。

我在本书中已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农民是怎样在共产党的发动下挣脱了封建枷锁的。这里，我只想再强调一下：共产党把妇女从男人，儿子从父亲，农民从高利贷者，佃户从地主，壮丁从征兵官吏手中解放出来；因而确实给中国的贫苦大众带来了许多新的自由。但是这种解放具有双重性。要通过一场革命使贫苦大众获得同其他人平等的权利，就不能不妨碍另一些人的自由。在中国，共产党采取革命手段解放妇女的作法(不同于国民党的温和作法)，不仅限制了男人的意愿，在某些情况下，也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他们的个人自由。自由婚姻打破了父母的包办，违反了孝顺父母的观念。把民族工业家从国民党领导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也就等于打倒了大资本家。一句话，奴隶的自由必须以主子的自由作代价。

革命本来就意味着在解放一个阶级的同时打倒另一个阶级。中国革命已经解放了贫苦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打倒了地主和买办阶级。

危险在于新兴的革命阶级可能不但打倒统治者，而且也打倒其他一切人，到头来也打倒它自己。同任何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未必能完全避免这种危险。在土地改革的最初阶段，地主不仅作为一个阶级被打倒，而且往往在肉体上也被消灭。当狂热情绪席卷农村时，许多无辜的人(不只是地主)被打死。更多的人受到嘲弄、谩骂和侮辱，被剥夺了正常的公民权利。需要乃是任何革命的上帝。这个上帝完全不受共产党的约束，而且往往取代了所有的权力、特权和临时法律。

毛泽东竭力想控制他自己所煽起的旋风，但是他的话经常被风暴的怒吼所淹没。不仅如此，许多党员把夺权斗争看得高于一切，竟直接下达了完全侵犯公认的人的自由权的命令。

我在晋察冀边区读过一份报纸。这家报纸批评某些土改干部在对付地主富农时没有肃清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它举了一个村子的例子，号召大家学习。这个村子不谁地主参加农会，地主没有路条就不准擅自离家，要求村里的儿童嘲弄地主家的孩子，不和他们一道玩耍。这样，使每个人都认识到当地主是莫大的罪过，甚至连子女也得为上一辈犯的罪而受过。

我曾遇到一个干部。他是某城市的市长。他过去曾幻想战争结束后到外交部工作，日夜向任何希望出国的人发放护照。由于蒋介石像斯大林一样只让少数经过挑选的人出国，我的这位朋友竟把这种幻想当作革命胜利将带来的自由的一个最好的像征。可是事实上，一些人甚至不准离开他们的村子。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幻想只不过是一场恶梦。

说句公道话，由于各处的情况并不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能一慨而论。据我所知，在刘伯承领导的地区，干部们竭力保护前地主的权利。但这完全取决于地方干部的善心和党的机构的好意，而并不能充分保障自由。共产党地区所需要而又缺乏的，是对权力的各种约束，一整套法律和新的法庭制度，以及必须对一切由群众作主的作法加以限制。

中国共产党在发动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解除了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使国家摆脱了西方的统治。但他们是否使人民摆脱了国家权力的控制，却很难说。人民将不再受到蒋介石那样的专制暴政的统治，但大概仍要受到权力的约束。

这种结果并不产生于任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革命本身的规律所造成的。原因在于，最穷苦的农民是农村中造反的中坚力量。他们把共产党、或者至少是八路军看成是替他们谋幸福的救星。他们往往使群众组织获得最广泛的权力。这些农民依靠自己所创立的权力，使自己摆脱了旧制度和旧的统治者的桎梏，但他们现在所建立的新制度和新的统治者，其奉行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统治者。

这个统治者不是别人，就是“人民”自己。在今天的共产党中国，人民被认为是掌权者，一切都属于人民，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共产党人明确地公开宣布一切权力归人民；他们还明确地公开宣称他们自己是“人民的儿子”。

由于权力属于人民，人们可能会认为个人自由的前景会得到保障。但发展的趋势却恰恰相反。因为，顾名思义，任何基于普遍意志的权力，最终必然要求个人意志服从于它。这就是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共产党也很得意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使社会权利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支持者犯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把人民的权力同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的错误。但中国共产党自己却很少犯这种错误，他们异常直率。他们对我说人民是他们的“亲骨肉”。这个意思很清楚，他们讲的是他们力量的源泉，而不是什么个人自由。

抗日战争和内战初期，人们在共产党地区享有广泛的个人自由。因此讲人民战争、人民民主、人民政府和人民权力是很有道理的。道理很简单：游击队和游击败府中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分享权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人民实际上参与了建立政权，他们没有理由怀疑代表他们自己的机构。所以，他们在人民意志的旗帜下把一切都归功于他们的政权。八路军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八路军。共产党人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只要权力局限于小范围地区，人民能加以监督，这种说法就是对的。

但是共产党现在已经控制了拥有近两亿人口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说人民有至上权力就不对了。人民可以领导一支农村游击队，可以领导某个村子的土地改革，但他们无法领导整个中国。至上权力意味着发号施令。很清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发号施今。

共产党所用的“人民”一词，常常使西方人感到迷惑不解。过去中国皇帝自称为天子。现在，中国共产党人自称为人民之子．换句话说，人民取代了上帝，共产党取代了皇帝。皇帝秉承天命而统治，共产党受命于人民而统治。在旧中国，人民生活在死人的专制之下。他们必须尊崇祖宗。现在，共产党说，人民就是祖宗，应当尊崇人民。用西方的语言来说，至高无上的皇帝为至高无上的人民历取代。神的意志为人民的意志所取代。

如果一切人的意志都应服从于最高意志，那么个人就应该服从人民，有些情况也确实是如此。在群众大会上，迟到的人有时被罚向大家鞠躬，这叫做“向群众道歉”。这也就是向至上权力低头。毛泽东的许多追随者在宣扬平民权力的时候，所提出的是带有中世纪色彩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宣传“走群众路线”，说人民永远是对的，人民不会做错事。这样，他们就为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因为很明显，如果人民不会犯错误，那么代表人民的权力也同样不会犯错误。

毛泽东一向反对这种理论。但是共产党现在仍大谈“人民”，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个人必须服从全体人民。共产党把人民奉为高于一切的万物之源，于是就制造了一种气氛，使他们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一切都奉献于人民，也就是说，奉献于统治者，奉献于权力本身。

中国革命并不是以西方概念中的个人自由作为基石。你可以检查毛泽东的著作，其中很少谈及个人的权利。他的文章饶有风趣，锋利，分析中肯，却很少谈到个人。

毛泽东历来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他的追随者通常讲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共产党人不大考虑复杂的动机。他们不想引起混乱，他们不想使反对派得到同情。他们提倡为人民服务，要求人人都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

共产党人认为个人主义的哲学是自私的。中国的许多问题就是这种利己主义哲学造成的。人们在谈心会和学习会上不断强调这一点。所使用的方法，可以用南京发电厂职工召开的一次会议来说明。该厂副总工程师、康内尔大学毕业生张蓝柯，在会上作了如下发言：

“我已五十多岁，在国外留过学。年轻人的恭维使我自以为很有学问。有时我也看一些书，但完全是为了个人。现在我的学习目的变了。我认识到只有使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个人才能有前途。正是个人主义之类思想，使得国民党政权内部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成风。 ”

共产党的主要口号——翻身、斗争、悔过自新、改造、整风、咱们是一家人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团结统一，做到同心同德。但这是社会平等，而不是个人自由。

当今中国的领导人都十分强调民主，对自由则含糊其辞。毛写了一本论“新民主主义”的书，但其中很少提到个人。孙中山把民主，而不是自由 (民族自由除外)，列为他的三民主义原则之一。也许中国人错误地认为，西方人的自由来自于国会和议会。但实际上，是对行政和立法权力起约束作用的司法机构使人民得到自由。

所以，即使共产党在农村中实行选举，也很难相信选举本身将保障个人自由。只有当个人受到保障时，不受限制的民主才能同自由并行不悖。在传统上，中国很少有这方面保障。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是把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责拱手交给贤明的统治者。至于建立在社会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的“人民专政”是否能够使中国人民生活得比过去好些，这个问题最好留给历史去回答。不论怎样，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共产党的“平民”主义理论将以完全不同于西方式的方法来解决自由的问题。

蒋管区不存在和平集会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少数几个大城市例外。但即使在这些地方，上述自由也受到限制。而共产党地区则有一定的结社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在农村中极为活跃。这些组织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发表意见，有时还批评农村各方面工作中的问题。

土地改革的章程规定，政府应给予农民及其代表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和检举各级干部，罢免和选举政府和农会组织全部干部的权利。

不幸的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农民并不经常行使这些权利。但也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例子，说明有人敢于对八路军干部行使这种权利。我在河北时曾遇到这么一件事，一位农村民兵拿着村公所的传票步行五十英里来到北方大学，要求把一个在该校担任教授的八路军高级干部交给他，带回村里受法庭审判。尽管教授的同事们表示反对，他还是立刻被交给这位民兵带走了。教授被带到村里，因过去犯的一些错误受到“斗争”。他没有受到处分，但是大受羞辱，最后灰溜溜地回到学校。这类事件使解放区的许多知识分子惧怕农民和他们新获得的民主权利。

言论自由对共产党地区人民中的许多阶层来说是一种崭新的自由。如前所述，华北某些地区的穷苦农民过去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不敢公开指责地主。如果一个农民胆敢顶撞地主，他就会被关到土牢里，被赶出村子，或者被杀掉。现在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穷人可以像任何人一样自由讲话了。

言论自由对华北农村的广大妇女也是一种新鲜事物。她们不再像先前一样，只能低着头坐在桌旁，等别人问话时才能说话。她们现在拥有同男人平等的权利，想出门就可以走出家门，可以自由集会，参与政治，管理本村的事务。

由于有批评政府的自由，于是人们可以大胆提意见，抱怨，发牢骚。但是公开反对共产党的自由似乎是没有的。

共产党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但上海的中共官员公开声明他们不给“反动派”以出版自由。说句公道话，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向来都是军队、政党和政府办的。所以，共产党封闭许多报馆，也无非是做了我们在德国和日本所做的事情而已。上海和天津原来有几家独立报纸。这些报纸曾经不时激发公众舆论，使蒋政府有所顾忌。后来共产党允许这些报纸继续出版，正如他们也允许几家外国人办的报纸继续出版一样。但是共产党对报刊的基本态度，使人们怀疑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报刊批评他们的政权。

尽管共产党内绝非舆论一律，但是党的领导人和主管宣传工作的人员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为革命服务。毛泽东认为文学应该服从政治。解放区的一位著名作家同毛唱反调说政治应服从于文学。有些党员对他很恼火。但仍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发表意见。由于毛一再宣称不可能走“第三条道路”，于是宣传官员就附和他的调子，声称不存在中立的文学。他们说，所谓的中立文学统统是“伪装”的。

尽管共产党利用报刊为政治服务，但至少在内战时期，在整个共产党地区存在着非常广泛的新闻自由。共产党领导人，非党游击队队长和县干部经常对我说，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公开的。我认为除少数情况外，这种说法是完全真实的。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像共产党这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自上而下地搞革命，没有彻底的沟通消息的自由是不行的。为了宣传他们的政策并了解农民的想法，共产党需要这种自由。

本书之所以充满了关于暴力的描写，原因之一是我曾特意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这样做绝不是想要诋毁共产党，而是因为这些材料本身很有价值。当局不仅没有阻止我了解这些情况，相反，大家都尽力帮助我搜集材料。本书关于土地改革的报道，大部分来自于村、县土改干部和农民的介绍，以及我本人的见闻。共产党的各级机构提供的情况甚少，而且缺乏我自己在本书里所介绍的许多细节。为了了解情况，我走村串户，一个一个地找干部谈话。这好像一个学生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每个教室上的课都不一样。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尽管共产党人有二十年的经验，他们也得采用大致与此相同的办法了解土改中的问题。因为这个题目太大，采用别的方法不行。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土地改革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差、错误和不公正的现象 (其中最主要的是采取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态度)，这些错误并没有僵化成教条。新闻自由是任何一场革命的生命线，就这一点来说，中国革命也不例外。

革命时期的新闻自由是一回事，革命以后的新闻自由却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目前正在夺取国家政权，今后在他们的辖区内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传播新闻，特别是国外新闻。

共产党为了恢复社会安定所进行的斗争，必然会赢得任何诚实的观察家的高度同情和尊敬。资本主义文明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使中国人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怎样行事方是正确的。习惯和传统已无法迫使人们遵循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只有使用高压手段才能使人们就范。

蒋介石使用的高压手段是警察和特务。但是，警察和特务的人数不可能多于老百姓，因此他被推翻了。现在共产党正采取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启发、唤起人们社会良知的办法来控制中国人民。某些观察家说，这是使用极权主义的办法来铲除异己，实现大一统。不过，大概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使中国恢复社会安定。

共产党在着手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时，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们不仅需要改造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且必须改变人们的习惯、传统和思想。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随着物质条件的缓慢变化逐渐地改变自己的人生现。过去，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发展缓慢。但是现在历史不容许它继续那样极慢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推翻封建主义，驱逐帝国主义，使国家获得真正而彻底的独立，不得不以极大的力量和宗教般的狂热进攻习惯势力，这就不可避免地殃及个人自由。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道德水准。但他们的美德本身却使人感到害怕。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任何反对他们的基本生活哲学的人都是错误的。他们并不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狂暴之徒。他们从不盛气凌人，嚣张跋扈。他们很少使用暴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但有时也可以见到例外)。他们欢迎批评，在解释他们的纲领时令人难以理解地耐心。他们也不是空想主义者。他们并不指望中国能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一个理想社会。他们讲求实际(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而言)。尽管这样，共产党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历史的需要。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他们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所有的人。这样一来，自由就受到威胁了。

翻身这个口号体现了改造人的哲学。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种高尚的道德原则，竟然会既震慑邪恶，又损害自由。翻身是改造地痞、二流子和鸦片鬼的极有效的手段。无可否认，确实有不少以前的社会渣滓被改造成为有用的人。但另一方面，在那些职业社会改革家的手中，这种改造人的哲学有时竟成了精神压迫的武器。青年学生经常挥舞着翻身的口号干涉别人的自由。

不仅如此，由于要求人人都必须揭发贪污舞弊，检举反动派，改造别人，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监视别人的暗探。这种危险在共产党辖区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这种倾向确实存在。

“斗争”的方法在那些肆无忌惮的干部手中是一种很危险的武器。实际上“斗争”这个词在一些地区具有很不祥的意义。只要一提“斗争”，就足以把反对派吓倒。

中国共产党人很以其“自我批评”的方法而自豪，这不无道理。因为只有不断检查自己，他们才能改正错误，防止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但是“检讨”和“整风会”的目的常常不仅是为了纠正干部对群众的教条主义态度，而且是为了改变同党的政策不一致的个人信念。许多从蒋管区投过来的知识分子私下告诉我，他们开始时很讨厌这些批评会议，但后来逐渐愿意参加这些会，因为这些会议有助于他们改造“世界观”。虽然这种思想统制的方法还未搞得太过份，但它有可能扼杀人们的活跃思想，使人们完全按照党的政策进行思考和活动。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既不存在强大的中产阶级，正确的行为准则又已荡然无存，所有其他集团在道德上都十分无能，又怎么可能不这么办呢？共产党的反对者均无法反驳这一点。

西方毕竟有足足一百年的时间可以给中国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蒋介石也有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这样做。现在轮到共产党来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社会了。

任何关于自由的讨论，毕竟很难得出什么结果，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明确的。很明显，自由同宗教一样，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农民的上帝未必是哲学家的上帝，穷人的自由同资本家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一个肤浅的观察家可以根据中国共产党辖区的自由制度证明任何他所希望的赞成或反对的结论。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已成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或者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一般来说，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辖区的自由存在着两大误解。共产党在自己的地区所消灭的最大自由，就是旧政权直接通过秘密警察、匪帮、宪兵，或者间接通过通货膨胀、巧取豪夺、苛捐杂税、贪污舞弊，来残害人民的自由。

另一方面，一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人民的权利并不一定就是人民的自由。两者也都忘记了，革命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实现自由，而是创建新的权力(连美国革命也是如此)。

两者都不懂得，一场正在进行中的革命和一场已大功告成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最后，两者还忽略了这一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尚未完成，在目前阶段也不可能明确地建立任何自由制度。

考虑到这些因素，并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我们可以重新归纳一下共产党辖区自由的情况。共产党使人民，特别是农民，得到了他们前所没有的下列自由：免受饥饿的自由、武装起来的自由、婚姻自由、选举自由、和平集会及批评政府的部分自由。

共产党保证了除官僚资产以外的私有财产的安全，但他们取消了出租土地的自由(特殊情况除外)。

共产党地区的人民普遍有旅行的自由，不过将来未必有出国旅行的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特别是涉及到社会当局)要比以前广泛得多。但是否会有美国今天的言论自由，则令人怀疑。现在仍有一定的出版自由，但许多报刊都是政权的喉舌。在农村中，人民已经摆脱了封建统治者，基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农民将不再会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被高利贷者吸尽骨髓，或被抓壮丁。丈夫不许打老婆，当官的不许打当兵的，当兵的不许打老百姓。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们都不用担心被军队抢劫。

共产党还没有建立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他们并没有接管所有的工业、商业、农业，并置其于国家(即党和领袖)的管理之下。他们没有消灭私有财产。他们还没有消灭一切差别，从而消除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共产党人不杀俘虏，他们没有押运死刑囚犯的汽车，没有流动法庭，也不在大街上枪决犯人。党尚未建立恐怖制度。党的高级领导人强烈反对暴力行动，虽然并不总是成功的。

共产党没有对政府雇员实行忠诚检查。他们没有地区性的反颠覆法。他们没有设立非华活动委员会。他们没有禁止他们的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成员担任政府职务。他们没有把作家召到特设委员会，要求他们说出自己参加了什么党派。他们有意对大多数从前的反对者采取温和态度。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保证国民党军官在农村中可以分到土地。

从共产党方面来说，他们正在努力建立全面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控制。他们大搞群众性的宣传和教育，在工厂和学校中建立学习小组。这些小组虽然提高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却造成了令人感到压抑的舆论一律。有迹象表明，党最终将对文学、艺术、戏剧和科学采取某种形式的控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党公开对立或者批评党的根本政策的情况是极少有的。允许各党各派的成员进入政府，但不允许“反共分子”进入政府。

可能要进行比蒋介石统治下规模更大的思想灌输运动。已经开始改写历史，尤其是关于美国在东亚活动的历史。

共产党许诺人们可以有信仰自由。但一切迹象表明党打算过问没有改造的人在道德、哲学和心理方面的观念。无论什么时候党总是在忙个不停。它的干部深入生活，接触了蒋政权从不了解的许多方面。由于在中国能读会写的人将成为统治者，因此知识分子就成了灌输道德概念的主要对像。关于改造、悔过、整风和检讨的无休止的谈论，最终可能形成新的正统作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思想方面的压制还极微小。

根据人身保护法人们所应享有的人身自由，由不受国家权力机关控制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以及西方人直到最近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他种种权利是否存在，仍然都是疑问。

中国从不存在象样的独立的法院系统，因此共产党人必须从头搞起。人民法庭在目前通常是附属于政权的机构。斗争会和坦白交代会有时完全成了报私仇的工具。人们有时被迫贬辱自己向“人民”检讨，认罪，而毫无辩解的机会。当前，共产党的法律体现了不断前进的人民的意志以及不断壮大的政权的需要。除非共产党建立独立的法院系统，否则法律就没有任何权威。政府可能仍像蒋介石时代那样继续由人控制，而不是按法律办事，因此个人自由是缺乏保障的。

如果认为共产党中国将会实行与美国相似的自由制度，那就错了。不论中国存在什么样的政府，她的自由制度，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会同美国的制度一样。自由制度不仅同政权形式有关，也与地理环境、传统、习惯、信仰和感情有关。

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一言一行都从个人自由的信仰出发。他们对自由主义毫无兴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十分藐视。他们希望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且看来他们决心要置社会权利于个人权利之上。

全文完

Table of Contents

再译者序

1949年第一版前言

1970年再版序

2003年外文社再版前言

第一章进入红色中国

第一节前言

第二节内战爆发了

第三节一九四七年的中国

第四节搭乘“联总”的便车

第五节进入解放区

第二章穿越大平原

第六节大雪纷飞

第七节吃地主的肉

第八节旅伴

第三章一支军队的创建

第九节中国的一位政治委员

第十节建立根据地

第十一节组织抗战

第十二节杀光，烧光，抢光！

第十三节饥荒，蝗害，破除迷信

第四章一个政府的诞生

第十四节一位教授的自述

第十五节边区的官员

第十六节农村中的民主

第十七节赵树理

第五章边区的社会

第十八节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

第十九节解放区的税制

第二十节月光下的银行

第二十一节鸡毛信，骡车，电话线

第二十二节课堂里的阶级社会

第二十三节他们在进行奴隶劳动吗 ?

第二十四节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吗 ?

第六章革命的前奏

第二十五节中国的内在矛盾

第二十六节土地问题

第七章土地与革命

第二十七节农民说话了

第二十八节奴隶反抗了

第二十九节地主的破坏与农民的反击

第三十节石壁村

第三十一节暗杀投毒美人计

第三十二节土地战争革命

第八章进入游击区

第三十三节在路上

第三十四节三八节

第三十五节女游击队员

第九章人民战争

第三十六节活埋

第三十七节同胞兄弟，两个营垒

第三十八节打击反攻倒算

第三十九节武工队

第四十节地老鼠

第四十一节锄霸

第十章妇女的反抗

第四十二节金花的故事

第四十三节妇女与革命

第十一章内战

第四十四节共产党的战略战术

第四十五节一位起义将军

第四十六节八路军

第四十七节蒋介石军队

第四十八节革命与八路军

第四十九节蒋介石发动进攻

第五十节共产党转入反攻

第十二章独夫单挑人民

第五十一节共和党与蒋介石

第五十二节满洲遭到劫掠

第五十三节失乐园：台湾大屠杀

第五十四节知识分子的觉醒

第十三章蒋家王朝的覆灭

第五十五节军事崩溃

第五十六节蒋介石其人

第五十七节旧中国的末代统治者

第五十八节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十四章中国前景展望

第五十九节权力

第六十节财产

第六十一节自由